红色高级特工任远被俘后的传奇故事

路福贵

1944年10月17日，在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一场壮烈的杨家铺突围战，我军伤亡惨重，被围的800余人中成功突围的只有120余人。在这场战斗中，掌握着我党重要机密的红色特工任远不幸被俘。被俘后，他与敌人斗智斗勇，以特除特，书写了一段传奇故事。

红色特工站长

任远，原名马嘉善，陕西绥德人，生于1919年10月。1937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月，进入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侦察保卫”专业学习，并被选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干部训练班。

1939年2月，中共中央社会部成立。3月，任远跟随中央社会部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前往华北开展情报工作。

1942年10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1945年扩大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决定成立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中央分局书记聂荣臻和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联名致函冀东特委书记李运昌，介绍任远担任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站长，化名刘杰，联络站的代号是“燕山部队”。

1942年底，23岁的任远带着20名干部和一部电台，在河北省抚宁县和临榆县西北的蚂蚁沟潜伏下来。任远以“冀东军区联络部部长刘杰”的身份活动，与敌伪人员广泛交往，先后策反了伪海阳镇商会会长王兴吾、侯庄乡伪大乡长侯清波、榆关乡伪大乡长杨筱波等8名伪职人员，把他们发展成为我党埋伏在冀东、辽南日伪军政机构中的眼线。很快，任远铺设的情报网以海阳镇为核心遍布冀东、东北，不仅包括秦皇岛、山海关，甚至远及营口、沈阳、新京（长春）。来自各地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蚂蚁沟，由任远将消息甄别分类后，再发送回中央和中央分局。

1944年夏，日军疯狂发动“扫荡”。任远决定把电台从山区转移，藏在敌占区的大“汉奸”——海阳镇伪警察所所长杨守敬家的夹壁墙内，只在夜里收发报时取出。敌人做梦也想不到，八路军的情报站就隐藏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此时，任远领导下的冀东东北情报站迅速打开了局面，不仅与秦皇岛等冀东周边地区建立了直接的情报联系，还向沈阳、哈尔滨等敌人盘踞的中心城市派出几十名情报人员，形成了严密的情报网，并搜集到了“关东军精锐师团大部下南洋”等伪满洲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情报。

一心求死

1944年10月16日，冀东区党委、行署和平滦迁联合县等主要负责人在冀东区委组织部部长周文彬主持下在杨家铺一带召开会议。由于叛徒告密，日军调集重兵，于10月17日向参加会议的机关人员及警卫部队800余人展开围攻。在突围战斗中，任远两臂、胸部四处中弹，昏迷过去。敌人搜索战场时，见任远上半身血肉模糊、鲜血和衣服粘在一起，只搜走了他的手枪和钢笔，没有发现他鲜血浸透的内衣口袋里还有一个小本子，那上面可是详细记录着秘密联络员的姓名、地点、方法等绝密材料，还有无线电台的联络密码。

任远在剧痛中醒来，发现自己被捆在一块门板上，正由日军抓来的4名老乡抬着，向丰润县城走去。他第一时间想到了身上那本秘密的笔记本。他想将它销毁，但由于身负重伤，手指僵硬像木头一样，解不开衣扣。当天夜晚，任远等人被押到左家坞镇一个马厩里。夜深时，他假装呼吸困难，向抬担架的老乡求助帮忙解开了自己上衣两粒扣子。之后，任远趁着没人注意，忍着剧痛，掏出沾满鲜血的笔记本，撕掉有字的页面，放到嘴里嚼烂咽下，用这种既原始又安全的办法保护了情报站的最大机密。

任远将笔记本的销毁后，开始考虑自己该怎么办？他被押进丰润县城监狱后，自称是冀热边区的警卫连长，暂时骗过了日军。但他也很清楚日军必然会进行多方查证。敌人一旦知道了任远的真实身份，就会从他身上深挖情报。为了确保情报和同志们的安全，任远一心求死。

任远英勇赴死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大量喝水。众所周知，人在受重大外伤后不能大量喝水，否则会因为血液稀释后，引起电解质紊乱，最终导致死亡。

可是，任远的反常行为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不仅严格控制了他的饮水，还对他进行了重点审问。任远将计就计，在审问时破口大骂，高喊“打倒日本法西斯”，他一心只想激怒敌人，慷慨就义。但是任远“英勇赴死”的第二次行动，不但没有结束自己的生命，反倒让敌人联想“这是条大鱼”，既不能严刑逼供（因为他不怕死），也不能轻易处决他。

为了不让任远有死的机会，日军安排了一名囚犯照顾任远。当任远看到这名照顾他的新狱友时，眼睛一亮：原来这人叫李永，是党的一名地下交通员，他俩见过面。经过试探，任远确定李永被捕后没有叛变，便重新鼓起了斗志，和李永研究越狱的办法。

然而，这时有一个身影在监狱露面了，假装昏睡的任远用眼角余光一瞟，立即认出那是唐山市新民会会长张铁安！只见张铁安谄媚地对日军说：“太君没错，他叫刘杰，冀东军区联络部部长，我见过他！”他的指证，意味着任远的真实身份已经暴露。

任远悄悄对李永说：“同志，我的身份已经暴露，来不及越狱了。为了避免情报泄露，我命令你把我勒死，今天晚上就动手！”听了任远的话，李永吓了一大跳，连连摆手。任远说：“为了保护组织和同志，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如果不是我双手受伤，本来不必麻烦你的……”任远向李永交代了遗言，又在墙角边抠了“以身殉难”四个字，并交代了如何将现场伪装成自尽的办法来保护李永。李永见任远如此坚决，只得含泪执行他的“命令”，用挂手巾的绳子勒紧任远的脖子，任远陷入了昏迷，手脚开始抽搐。但在关键时刻，李永却实在不忍心再继续，于是任远第三次寻死又没有成功。

30年后，当审查任远的专案组找到李永调查时，李永当场泪流满面：“那么年轻的好党员、好领导，我怎能下得去手？”

以假乱真

任远身份暴露后，日军立即上报日本关东军特务总部。特务总部随即派人前来“探望”。他们首先把任远送到唐山市最好的开滦医院治疗。任远当然明白他们最终目的就是要套出自己脑子里的机密。

任遠想起在延安受训时老师们的教诲，隐蔽工作讲究兵不厌诈，虚实结合，即便被捕也要与敌人斗争到底。在敌人没有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机智地采取假供方法对付敌人。任远经过慎重思考，又做出一个重要决定：用“以特制特”的办法和敌人开展特殊形式的斗争。

于是，任远开始向日军提出从衣服食物到住宿条件的要求，给敌人营造出一种他意志松动的假象。然后，当日军特务队长宫下再一次来到医院劝说任远时，他欲擒故纵地说：“经过几天的考虑，我记得的可以跟你们谈，但能否让你们满意我就不知道了。”宫下一听任远要交代情报，满脸堆笑地说：“大日本帝国不会亏待你的！”敌人表面“平和”，与任远促膝谈心，实际上他们已在任远房中安装了最先进的窃听设备，对任远讲话进行了全部录音。

为了麻痹敌人，任远预先挖了两个坑：“第一，我的关系很多，我只说我记得的。第二，我说完之后，你们能不能找到这些人我不敢保证，因为我被俘的事你们已经公开，他们知道了肯定要转移。”特别是第二条，一石二鸟，既为“以假乱真”提供了保险，又切断了日军借机造谣的妄想。宫下听了点头表示理解。事后才得知，日军正在派飞机撒传单《刘杰告冀东同胞书》，大造谣言。宫下紧急报告日军高层，叫停了一切公开宣传。

任远搜集情报的能力是第一流的，他给敌人编造假情报的能力也是第一流的。他的讲述，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连续讲了两个半小时，“交代”了30多个组织关系，硬生生绘制出一张以假乱真的八路军在冀东和伪满洲国的地下情报网！

这个情报网，既有组织架构信息，又有情报人员真名、假名、代号、住址、派出时间、联络方法、联络人的名字到具体执行的任务，详详细细，一应俱全，简直是百科全书，其内容让人难以置疑。但关于潜伏人员身份、居住地点等关键信息，任远全都做了手脚。

根据任远提供的情报，宫下立即派日军宪兵四处出动，在伪满洲国、冀东等地疯狂地搜捕。从1944年底到1945年初，整整折腾了一个月，得到的结果却让宫下有苦难言——有的情报从名字开始就错了，找来找去查不到人，任远把手一摊：地下党改了名，这不能怪我，只能怪你们公开宣传我参加“中日亲善”；
有的情报，假名是对的，真名是对的，住址是对的，但是联络方法不对，结果宪兵破门而入时，谍报员早已远走高飞；
有的情报，真、假名字是对的，联络方法是对的，但是住址错了，搞了半天查无此人……特别是任远“交代”的几处地址，就是地下党的“预警点”，当日军按照这些地点搜捕时，地下党就会收到信号，按照任远事先制定的“应急程序”早已转移。

宫下气坏了，却又找不到一点漏洞把柄，对任远无可奈何。在任远的精心操作下，此时八路军冀东东北情报网依然正常运转。

铲除伪团长张爱仁

当日军逐渐失去耐性，要求任远必须提供“更多可靠情报”时，他向日军提供了一个“与八路军长期合作”的伪山海关警备团团长张爱仁的“详细资料”。

任远为何第一个“供”出他来？因为张爱仁是一名大汉奸，险些将八路军在冀东地区的最高领导人李运昌送进日军的虎口。1943年3月，张爱仁耍两面派手段，联络李运昌，表示“愿意和八路军合作”。9月，张爱仁派联络员送来一个情报：“我被日军怀疑，想将部队拉到秦皇岛附近的平市庄举行起义，希望八路军给予掩护和接应。”接到消息后，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经过研究，决定由李运昌亲自带领警卫部队，到平市庄接应。同时，第十二团团长曾克林率部向秦皇岛、北戴河佯动，掩护张爱仁所部行动。

9月16日，当李运昌、曾克林带领部队按计划出发后，任远凭借情报人员特有的敏感，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张爱仁虽然约定了起义地点和时间，却没有给出具体的行动路线和联络暗号。起义地点平市庄位于我根据地边缘，距离秦皇岛不过20多里地，日军重兵在侧，一旦出現意外，后果不堪设想！他连忙派出一批侦察员，前往秦皇岛附近的各日军据点侦察敌情。

很快，情报便送了回来。日军在秦皇岛、北戴河、海阳镇等地新部署了大量兵力，对平市庄形成了三路夹击的态势。任远恍然大悟：张爱仁所谓起义，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他跳上马背，飞快向平市庄赶去，立刻向李运昌汇报了情况。李运昌当机立断，马上命令部队转移，同时电令十二团火速撤退。

就在八路军转移2个小时后，1000多名日军便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包围了平市庄。若不是任远及时传出情报，冀东八路军将遭受巨大损失。

事后，我军谍报部门才查清，张爱仁的“假起义”是日军秦皇岛特务机关长武田阴谋策划的，张爱仁还因此受到日军表彰。

任远对宫下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张爱仁自称起义，取得了八路军的信任，答应在平市庄接应。但是，为什么你们大军出动包围平市庄却扑了空？”见宫下竖起了耳朵，任远继续指出：“就是因为他想进一步得到你们的信任，才谎报‘起义，他的计划是经过我们批准的！”宫下听了大吃一惊，将信将疑。

然后，任远条分缕析：“八路军最缺什么？张爱仁既送药品又送无线电器材，还送子弹，他送这么多违禁品都是他主动找我联系的。地点就在侯庄乡大乡长侯清波家中。”宫下连连点头。

任远又进一步提出“人证”说：“张爱仁把他的亲信连长江东，派到冀东军区当‘联络员，这次在杨家铺战斗中为保卫军区首长光荣牺牲，你们知道吗？”宫下听了脸色大变。

真相如何？江东原本是八路军的一名干部。因为张爱仁主动找八路军建立合作关系，任远便派江东到张爱仁部当联络员。张爱仁多次送医药物资都是通过江东联络成功的。但是，江东贪图享乐，张爱仁用高官厚禄引诱江东下水，提拔江东当了“警备团连长”，江东死心塌地当了叛徒。9月16日的“假起义”，从头到尾又是江东参加联络。但是，“假起义”阴谋被任远识破后，任远立即逮捕了江东。杨家铺突围战打响后，任远发现敌情严重，不能带叛徒江东突围，请示冀热边特委社会部部长钟子云同意后，枪毙了江东。可是，在任远提供给宫下的版本中，这个被枪毙的江东，却成了张爱仁的“亲信连长”、八路军的“烈士”，由此反衬张爱仁决心“抗日救国”。

由于任远自己就是策反张爱仁行动的实施者，对于张爱仁的情况知根知底，所以提供的信息严丝合缝、分毫不差，他“义正词严”地表示，愿与张爱仁当面对质。

宫下最终上当了，他把张爱仁逮捕查办，这个汉奸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扳倒日本特务机关长武田

任远“指名交代”的第二个人，就是当初设下毒计妄想消灭八路军冀东部队的驻秦皇岛日本特务机关长武田。任远潜伏在抚宁县蚂蚁沟时就曾了解到，武田曾经收受过当地伪保长杨筱波的30两大烟土，私放了被捕的一名“商人”。而这名商人正是八路军交通员杨炳康。这个情报深藏在任远心中两年，现在有用了。

怎么让这个情报发挥最大作用？

任远在回忆录中说：“我面露几分难色‘尴尬地说：‘有件事该不该讲？宫下安慰说：‘不要有顾虑，刘桑。‘秦皇岛日本宪兵队长武田，跟我们有些生意上的来往，是我们的老主顾了……我这么说是因为日军除了使用军事进攻外，也善用经济封锁，因此绝不容忍同‘匪通商。而武田所封锁的辖区内时有类似事件发生，正好扣在武田的头上。宫下怔了一下！‘真的？敌人上钩了，我又正色地说：‘我们经常用烟土交换药品，这事只有赵濯华、张化东和我3人知晓。因为赵濯华的警卫员，是我们一起从北平调到冀东的，他被俘后，武田队长让其贩卖鸦片，来掩护他的真实目的，因此我们就用这条线与武田队长保持秘密合作。我说完以后，宫下脸色都变了……”

后来，日本宪兵队以“勾结八路、走私烟土、极大地损害了帝国利益”的罪名将武田逮捕，押回日本，判刑10年。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日军特务机关长，被任远巧妙地用“以特制特”手段铲除。

干掉汉奸张铁安

任远第三个“供认”的就是那个指认自己身份的汉奸张铁安。

张铁安当上唐山市新民会会长后，积极为日军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猖狂反共。但是，他又担心八路军找他“算总账”。于是他削尖脑袋和“冀东情报站”建立了“地下关系”，和“冀东联络部部长刘杰”（即任远）见了一面，提供了一些日伪军的情报。但是，任远从唐山市情报站站长张家声口中得知，张铁安并不是真心抗日，他和八路军搭上关系后，仍然继续效忠日军。特别是在任远被俘后，张铁安当面指认了任远的身份。任远被囚禁于唐山市特务部队时，又是张铁安奉宫下之命前来劝降，许以“冀东联络专员”高官和“娶日本老婆”。任远综合分析，认定张铁安就是一名大汉奸。

于是，任远又向宫下“坦诚交代”张铁安是“白皮红心”的八路军情报人员。任远故意把张铁安和他见面的过程说得神乎其神：“张铁安早就有抗日救国思想，是他主动找到我。他是我派到唐山日本组织中的内线。他可以代表我发展情报人员。他不仅向我提供唐山市日军兵力部署，还曾经向我提供华北日军5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兵力部署。”宫下果然深信不疑，“果断”下令将张铁安逮捕枪决。

胜利回归

在多次替日军挖出“卧底”后，任远获得了日军的信任。他不仅走出了监狱，还住进了一处独家小院。

这时，李运昌通过潜伏在唐山市商会的地下关系，打探到任远的消息，用金条买通了宪兵队几个看守，放松了看管。同时让唐山情报站站长张家声和任远见面。

1945年2月18日上午，张家声安排了两个秘密交通员拉着洋车来到开滦煤矿高级职员王新民家门口，王新民随即将假装到王家串门的任远化装成与他一起出门办货的煤矿办事员。两人坐洋车来到唐山市北郊，王新民用假身份证和大洋骗过了盘查的日军。下午4时多，任远安全地回到了刘家营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抗日军民热烈欢迎他回家，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认出了任远，欢呼：“刘杰叔叔回来啦！”

回归后，任远立即向党组织写出详细报告，如实汇报了被俘后的经历。经过层层审查，1946年7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有關负责人刘澜涛、李葆华、许建国、姚依林等经过慎重研究，作出“任的历史是清楚的，工作是执行毛主席工作路线的，政治上尚无原则错误”的结论，并且作出恢复他党籍的决定。后来，任远担任南口军管会副主任、北平市公安局二处副处长，挖出了大量潜伏特务，抓获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组长上校熊先立，智擒“华北游击纵队总司令”张荫梧，为我军顺利接收北平立下功劳。

“文化大革命”期间，任远在北京卫戍区管制的交通部干校内被隔离审查了7年。1974年，中央三办专案组从沈阳原日本关东军总部找到任远的全部档案和秘密录音，内容和任远汇报基本一致，从而证实了任远的清白。1974年，任远被任命为二机部核二院院长，1975年任核二院党委副书记、书记。他又为共和国“两弹一艇”伟业作出了贡献。1979年，党组织对任远最终复查结论，明确指出“任的历史是清楚的，工作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经反复查证，任所领导的地下组织没有受到任何破坏，他被俘后没有叛变投敌和被敌人派回的事实”。1984年，65岁的任远离休。

2019年9月30日，任远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责任编辑：孔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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