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地妇女旅游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范香花　刘沛林　黄静波　蔡溢　王晖

［摘    要］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对当地旅游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涉及旅游发展对地方微观个体的影响，也是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文章以民族旅游地西江苗寨景区为案例研究地，从旅游影响感知视角出发，基于SEM和fsQCA方法，综合分析民族旅游地妇女旅游影响感知对其主观幸福感的线性影响与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生活幸福与人际关系和谐是妇女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维度；
积极影响感知可显著提升妇女主观幸福感水平，消极影响感知对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直接影响为主；
消极影响感知、物质需求满足、身心整体健康对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和不确定性；
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是多因素联动的结果，且存在多种路径可以实现民族旅游地妇女高主观幸福感的形成。研究结果为全面理解旅游发展与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有效提升民族旅游地妇女主观幸福感水平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民族旅游；
妇女主观幸福感；
线性影响；
非线性影響；
西江苗寨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3）07-0113-15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3.07.012

引言

旅游发展使少数民族村寨成为集游览功能和居住功能于一体的多属性文化空间，当地居民原有的生计模式与生活方式被打破，人地关系发生重大转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的民族村寨凭借自身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及优良的生态环境将发展旅游业作为带动经济发展、改善村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因此，重视民族旅游地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高其旅游参与的获得感与主观幸福感，充分发挥旅游业的民生功能是时代赋予旅游的重要使命。已有研究揭示了旅游发展对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其对主观幸福感不同层面产生影响的复杂方式[1]。国内学者们多是通过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方法具体量化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与总体主观幸福感及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关联性，如卢松和李卓妍[2]、张瑞英等[3]、徐荣林等[4]的研究。而国外学者则尝试选取居民感知的部分变量，借助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旅游发展对社区福祉影响的结构模型，如Mihalic和Kuscer[5]、Munanura和Kline[6]、Lindberg等[7]、Lee和Jan[8]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人们厘清旅游发展与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特定视角下旅游发展对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方式。

然而，旅游业是一个高度性别化的行业[9]。在旅游发展实践中，由于性别特质差异、性别刻板印象及性别规范的存在，使得不同性别群体在旅游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存在差异，受到旅游发展影响程度及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感知也有所区别[10-11]。一方面，妇女群体是乡村旅游和民族旅游参与的主角。乡村旅游发展的特点及当地劳动力现状决定了妇女在旅游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2]，特别是在地方特色文化浓厚的民族旅游地，少数民族妇女是民族旅游业发展和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核心力量[13]。另一方面，旅游发展对妇女个体的影响深远。旅游地妇女通过参与旅游业，实现活动空间和社会角色的转变，即由原来的私人领域的家庭主妇转变为公共领域的旅游从业人员，由过去的家庭照料者或务农人员转变为旅游服务工作者或亦旅亦农者。这一转变使得妇女群体真正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拥有更多的家庭话语权，主观幸福感随之提升[14-15]。但也有学者指出，由于深受当地传统文化的影响，妇女参与旅游业后，家庭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提升[16]。妇女的旅游参与活动是其家务劳动的延伸，这使得部分妇女所承担的劳动不减反增，因此，她们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因旅游参与而得到提升[17]。甚至，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当地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横向的社会比较强化了人们的相对剥夺感，使得她们的主观幸福感与旅游发展之前相比，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有所下降[18]。

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内涵丰富、充满张力的概念，个体主观幸福感的生成是个人、社会、经济及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这些众多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一定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具体到旅游场域中，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就更为复杂，某地方一旦成为了旅游目的地，当地居民生活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旅游业的影响——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环境的，并最终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总体质量或主观幸福感[19]。特别是，随着旅游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当地居民对生活的要求和感知也在发生变化，旅游发展对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也是动态变化的[20]。同时，由于主观幸福感受到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得旅游发展对旅游地居民的影响效应呈现出非线性、复杂性等特征[21]。而已有关于旅游发展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多是基于自变量相互独立、单向线性关系和因果对称性的传统多元统计分析，这些研究成果虽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旅游发展的溢出效应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联性，但却无法揭示众多旅游溢出效应相关变量之间多重并发的因果关系及其对总体主观幸福感影响的非对称性，以及高主观幸福感形成的多种等效方案等因果复杂性问题。鉴于旅游发展对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及主观幸福感本身的复杂性特征，需要借助非对称研究方法来探究民族旅游社区妇女旅游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的复杂影响关系。因此，本研究同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详细探讨旅游发展对民族旅游地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其复杂性。

1 理论背景与模型构建

1.1 理论背景

1.1.1    外溢理论

外溢理论（spillover theory）由Wilensky提出，他认为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感知、态度和行为可以在另一个环境中表现出来，反映出个体的技能和经验[22]。在主观幸福感研究中，外溢理论是应用较为广泛的理论之一，认为人们对某一生活领域的满意度或主观幸福感会影响到其它生活领域的满意度或主观幸福感[23]。Diener等区分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主观幸福感外溢过程[24]，目前在主观幸福感研究中应用较多的是自下而上的外溢理论。近年来，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旅游场域中的主观幸福感研究，用来解释旅游体验对旅游者主观幸福感、旅游发展对旅游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在旅游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情境中，旅游发展对社区以及社区居民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对其不同生活领域的满意度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整体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因此，自下而上的外溢理论为理解旅游发展对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过程提供了认知基础。

在旅游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中，Kim等首次将自下而上外溢理论应用到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中，并设定了分别对应于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社会影响、文化影响及环境影响的物质生活主观幸福感、社区生活主观幸福感、情感主观幸福感及健康安全主观幸福感的生活领域组合[25]。郭安禧等运用自下而上外溢理论构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模型，但没有引入不同生活领域满意度这一中介变量[26]。Tokarchuk等将自下而上外溢理论运用到城市旅游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研究表明旅游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通过不同生活领域满意度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27]。根据自下而上外溢理论，旅游发展对物质生活、社区生活、家庭生活、健康安全等具体生活领域的影响会间接影响旅游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旅游发展对社区居民生活领域的影响越积极，所产生的正向影响越大，负向影响越小。

1.1.2    旅游影响感知

感知是人体通过感觉器官对外部世界客观事物的直接反映，它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过程[28]，处于客观世界中的任何个体都存在着潜在的感知本能。旅游影响是与旅游业和游客相关的旅游活动所产生的各种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29]。旅游业是一把双刃剑，对任何一个旅游目的地都有着不同层面的影响，如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和环境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30]。旅游影响感知是指人们对旅游开发引致的利害影响的主观认知[31]。基于人类中心观，旅游影响感知又可以分为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32]。其中，积极旅游影响感知是旅游地居民对于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积极影响的感知，消极旅游影响感知是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的感知。旅游影响感知可以有效预测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当旅游地居民感知到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时，他们就会支持旅游业的发展，反之，则反对旅游业的发展[33]。

1.1.3    生活领域主观幸福感构成

生活质量研究和主观幸福感相关研究通常是基于自下而上外溢理论讨论不同生活领域主观幸福感对总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Kruger等认为，总体生活满意度受到人们对工作生活、家庭生活、休闲生活等满意度的影响[34]；
Prilleltensky等指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生活领域包括人际关系、社区、职业、生理、心理和经济[35]；
Sirgy在研究中检验了包括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休闲生活、文化生活、健康和安全、经济生活、工作生活、感情生活、艺术/文化及精神生活、思想生活、自我、烹饪生活和旅行生活13个生活领域在内的满意度对整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果[36]。在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成果中，Kim等将旅游社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来源领域分为物质生活主观幸福感、社区生活主观幸福感、情感主观幸福感及健康安全主观幸福感[25]；
Tokarchuk等认为，旅游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与健康、工作和生产力、物质幸福、融入当地社区的感觉、个人安全、环境质量、情感幸福以及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等方面有关[27]。

总体来看，学者们关于生活领域维度构成的设定多是关于经济、情感、健康等方面的考虑。费正清曾指出，在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家庭是个体发展和感知的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体幸福的直接来源[37]。因此，家庭生活幸福是个体主观幸福感中最为重要的来源之一。幸福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收入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物质需求的满足是人们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来源之一[38]。社会学者认为，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减轻生活压力，促进主观幸福感的提升[39]。Ghasemi等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可以有效预测主观幸福感[40]。同时，在主观幸福感知评价中，身心健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陈婉婷和张秀梅针对女性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表明，健康是影响女性主观幸福感的核心因素之一，良好的健康状况对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提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41]。因此，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本文的研究情境及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尝试使用家庭生活幸福、物质需求满足、人际关系和谐、身心整体健康4个维度来分别考量民族旅游地妇女的家庭生活、物质生活、社区生活、健康安全等具体生活领域主观幸福感。

1.2 研究假设提出与概念模型构建

1.2.1    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领域主观幸福感

旅游发展影响着目的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对居民生活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42]。Aref的研究显示，情感幸福、社区幸福、收入和就业受旅游业影响最强，健康幸福和安全幸福受旅游业影响最小[43]。实际上，个体对幸福的感知是个体、社会、文化、经济及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4]，而旅游发展会对目的地带来经济、文化、社会及环境等多元影响，因此，许多旅游目的地都在有意识地将旅游发展作为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一种方式。目的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与多种生活领域感知有着密切联系，如良好的健康、更高的收入、更强的社区关系等[45]，这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目的地居民的家庭生活幸福程度、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人际关系的和谐程度及身心的健康程度。特别是景区核心区居民，他们受到旅游业的影响可能更直接更全面更深刻[27]。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1a～H1d：积极影响感知对家庭生活幸福、物质需求满足、人际关系和谐、身心整体健康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a～H2d：消极影响感知对家庭生活幸福、物质需求满足、人际关系和谐、身心整体健康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1.2.2    旅游影响感知与主观幸福感

旅游发展不仅给当地居民带来经济效益、创造就业机会，也能改善当地社区居民的幸福水平和生活质量[46]。整体来看，居民对所在区域旅游发展各方面的感知可能会对其生活满意度和整体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47]，这主要是由于旅游目的地开发的旅游产品（如活动、餐饮设施、户外娱乐设施）可供当地居民享用[48]。此外，旅游业还可以在改善当地社区生活水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增加家庭收入、就业机会、税收收入和经济多样性[49]。Kafashpor等探讨了旅游发展感知对伊朗马什哈德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及生活质量的影响，证实旅游发展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42]。徐荣林等构建了旅游影响感知维度与旅游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结构关系模型，实证分析表明，旅游区域居民的社会影响感知与经济影响感知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4]。因此，对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来讲，他们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感知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阐述，本文提出假设：

H3a：积极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b：消极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2.3    生活领域主观幸福感与主观幸福感

根据自下而上外溢理论，人们对总体生活的满意来自对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如家庭生活、工作、健康等[50]，且不同生活领域对总体生活满意的重要性取决于个体赋予不同生活领域的价值[51]。家庭生活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而言极为重要，特别是对女性群体来讲，家庭是她们生活的中心和重心，女性主观幸福感与家庭生活幸福有重大的关系。人际关系对所有人群的生活满意都有显著影响[52]。人际关系和主观幸福感的关联可以用依恋理论来解释，与他人保持和谐的关系是幸福生活的核心。此外，对物质生活领域的满意导致了更多的生活满意，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最初级的需求是基本需求（如食物、住所）和安全需求，物质需求的满足可显著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Tay和Diener证实了基本需求（如食物和住所）的满足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53]。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4a～H4d：家庭生活幸福、物质需求满足、人际关系和谐、身心整体健康分别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以上假设，得到主观幸福感的线性影响模型（图1）。

1.2.4    前因變量组合与主观幸福感

上述的假设关系表明了从旅游影响感知到主观幸福感的因果关系链。然而，Urry曾指出，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是非线性的、不确定的，所以相同的前因条件可以在特定的情境下对结果变量产生不同的影响[54]。旅游发展对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着不同层面的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的复杂性[55]。同时，由于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受到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得旅游发展对当地居民的影响效应具有非线性、复杂性等特征[21]。可以说，相关前因变量在对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生成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它们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和协同作用，即民族旅游地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多元、复杂的过程，是多因素联动作用的结果。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5：旅游影响感知和生活领域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不同组合方案与高主观幸福感有关联

由此得到主观幸福感的非线性影响模型（图2）。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案例地概况

本文研究案例地西江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麓，区域内现有1400余户共6000多人，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9.95%，是世界第一大极具有观赏价值的苗族村寨，也是进行苗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重要基地[56]。西江苗寨自2008年进入旅游发展快车道，经过10余年的发展，旅游业已经渗透到当地居民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当地的每个村民都与旅游业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据统计，西江苗寨本地居民中直接或间接参与旅游发展和经营的人口比高达99%[56]，而在直接参与旅游业发展的群体中，女性群体远多于男性群体，特别是在手工艺品加工和销售、卫生清洁、民族文化展演、餐饮住宿服务、导游讲解、小吃街经营、民族服饰租赁等工作岗位中，几乎都是以妇女群体为主。

经过多年的旅游发展及当地妇女群体的深度旅游参与，西江苗寨旅游社区的两性分工模式及妇女的家庭权力、家庭地位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两性分工方面，发展旅游以前，西江苗寨的性别分工模式深受经济资源与当地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主要是男主外女主内，家庭中的成员劳动分工及资源分配均由男性家长决定。发展旅游业之后，当地妇女群体通过积极参与旅游发展，不断提高自身经济能力和社交能力，两性平等意识逐渐增强，女性获得了与男性进行家庭分工协商的经济条件和能力，使得两性家庭分工模式发生变化。其中，家务劳动分工由传统的女性承担到两性共同承担，部分家庭甚至出现了男主内、女主外的新型家庭分工模式，将当地妇女群体从繁重的家庭劳动中彻底抽离出来。她们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旅游经营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她们的日常活动空间、经济能力、家庭地位、人际关系等，进而影响她们的生活满意和主观幸福感。

旅游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既是提高游客体验满意度的核心要素，也是提升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关键，对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来讲至关重要。而在西江苗寨景区，妇女群体是当地旅游业发展与经营的主要参与群体，因此，努力提高她们的主观幸福感也就显得异常重要。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从旅游影响感知角度入手分析旅游发展对当地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

2.2 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人口学统计变量，包括年龄、文化程度、个人旅游年收入、家庭年收入；
第二部分为测量量表，包含旅游影响感知、生活领域主观幸福感及主观幸福感量表（表1）。其中，旅游影响感知量表借鉴了Vargas-Sánchez等[57]、Nunkoo和Ramkissoon[58]的研究成果，分为积极影响感知和消极影响感知两个维度，基于西江苗寨景区实际情况，分别添加了“旅游业增加了村民对苗文化的自豪感”和“旅游业使得村民之间的人情味越来越淡”两个测量题项，以更加符合少数民族旅游发展对当地社会的影响现状。生活领域主观幸福感量表则是在陆洛[59]、Lu和Shih[60]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实地访谈资料而形成1，从家庭生活幸福、物质需求满足、人际关系和谐、身心整体健康4个生活领域来测量，其中，“家人都合得来”“老公对我很好”“我的吃穿住行都可以得到满足”“我认识很多人”“我有很多好朋友可以聊天”这些测量题项均是对当地妇女进行访谈时收集到的原话，更加贴合当地妇女的表达习惯和生活感知。主观幸福感量表借鉴了Hommerich和Tiefenbach[61]的研究，综合考虑西江苗寨景区实际情况，添加了“与过去（发展旅游之前）相比，我过着幸福的生活”测试题项来测量当地妇女群体通过纵向比较而感知到的主观幸福感，与第3条测试题项“与别人相比，我过着幸福的生活”的横向对比相呼应，以更加全面地测量当地妇女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2.3 预调研

在进行预调研之前，邀请同行对整个问卷进行审阅，以提高问卷内容表达的清晰度、可读性和内容的有效性，找出可能令被调查者反感的项目，形成初始调查问卷。预调研问卷发放对象为西江苗寨景区的本地妇女，问卷发放区域为西江苗寨内的古街、工艺品街、田园观光区，发放时间为2019年3月16—18日。共发放调查问卷100份，回收问卷98份，其中有效问卷95份。

使用SPSS 22.0分别对积极影响感知、消极影响感知、物质需求满足、家庭生活幸福、人际关系和谐、身心整体健康、主观幸福感等量表进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的整体Cronbachs α分别为0.835、0.820、0.861、0.835、0.843、0.812、0.849，均大于0.7，表明各量表的可靠性与同质信度较好；
从CITC（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值来看，各量表测量题项的CITC值均大于0.5，表示测量题项与变量的相关度较高；
从AID（Cronbachs Alpha if item deleted）值与整体Cronbachs α的比较来看，各测量题项的AID值均低于其Cronbachs α，表示测量题项对量表整体信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总体来看，各测试量表具备良好的信度。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来判断量表的结构效度，主要指标有累积方差贡献率、共同度和因子载荷。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各量表的累积方差贡献率分别为60.30%、65.26%、75.24%、78.55%、76.53%、64.48%、69.18%，均在60%以上，说明提取的公因子能够代表整个测量量表；
共同度反映了由公因子解释原测量题项的有效程度，所有测量题项的共同度均在0.5以上，说明公因子可以有效解释原测试题项；
各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在0.5以上，表示测量题项与公因子的相关度较高。综上，表明问卷中测试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2.4 数据收集

正式调查问卷发放时间为2019年3月21日—4月3日，由于清明节之前这段时间是旅游淡季，调研对象的旅游从业活动没有那么繁忙，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问卷填写工作。为了保证问卷调查的质量，为每个被调查者提供一条小方巾作为答谢。此外，由于当地妇女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所以在问卷发放过程中，对于部分不识字或识字能力有限的女性群体，均由笔者向被调查者转述测试题项。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552份，回收率为92%，删除无效样本78份，最终保留474份有效样本信息。

对调查样本的基本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在年龄特征方面，18～34歲之间的妇女群体最多（38.79%），其次是年龄介于35～44岁之间的妇女群体（32.33%）；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妇女群体最多（41.03%），其次是受教育程度为高中的妇女群体（29.06%）；
在家庭年收入方面，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和家庭年收入介于5万元～10万元之间的家庭所占比例相同（39.15%）；
在个人旅游年收入方面，个人旅游年收入为2万元以下（32.70%）及2万元～4万元之间（35.86%）的妇女群体所占比例最多。这些基本信息的分布特征与当地妇女群体的实际情况大致相符。因此，抽样样本具备较强的代表性。

2.5 SEM与fsQCA方法

本文使用SEM和fsQCA来分析民族旅游地妇女旅游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这两种方法的侧重点不同，依据的原则也不同。SEM是一种关注自变量对因变量净影响的基于变量的技术，它把自变量看成是相互竞争关系来解释因变量的变化，依赖于加法效应、线性和单一性的原理[62]。相反，fsQCA是一种注重组合效果的基于案例的技术。该方法假设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非对称关系，且导致相同结果的多条路径和解决方案是不确定的。综上所述，fsQCA与SEM的区别为：（1）非对称关系，即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被视为非线性关系；
（2）因果复杂性，其中的重点是组合协同效应，而不是净效应；
（3）不确定性，即不同的前因条件组合可能导致相同的结果[63]。

3 数据分析结果

3.1 测量模型评估

3.1.1    信度分析

在统计学意义上，量表的整体Cronbachs α值大于0.7，表示量表可靠性与同质信度较好。当组合信度大于0.7时，表示适合进行探索性研究；
大于0.8时，表示信度较高，适合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64]。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所有潜变量的整体Cronbachs α系数均在0.7以上，组合信度均在0.8以上，说明测量模型的信度水平极佳。

3.1.2    效度分析

效度水平主要是通过考察测量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来判断。判别标准为：标准化载荷为0.50～0.95，且平均提取方差大于0.5时，聚合效度较好。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各测量指标的标准化载荷分布在0.740～0.941，各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AVE）分布在0.640～0.832，这充分表明了各潜变量的聚合效度较好。

区分效度的评判标准有两个，一是当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小于该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的平方根时，表明区分效度较好；
二是当潜变量的指标载荷大于其交叉载荷时，表示区分效度较好。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各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各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的平方根；
同时，各潜变量的指标载荷均大于指标在其他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说明各潜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较好（表2）。

3.2 生活领域主观幸福感的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

构建二阶验证模型，数据分析显示：[χ2/df]值为2.518，大于1、小于3；
RMSEA值为0.057，小于0.08；
其他拟合指标AGFI值为0.934，GFI值为0.958，CFI值为0.981，NFI值为0.969，IFI值为0.981，TLI值为0.975，均大于0.9，说明二阶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此外，测量变量在一阶因子的因子载荷分布为0.839～0.909，家庭生活幸福、物质需求满足、人际关系和谐、身心整体健康4个一阶因子在二阶因子生活领域主观幸福感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768、0.683、0.672、0.582，均大于0.5，说明二阶验证模型的基本适配度良好。4个一阶因子被二阶因子解释的方差分别为58.9%、46.6%、45.5%、33.9%，说明二阶因子生活领域主观幸福感对一阶因子家庭生活幸福、物质需求满足、人际关系和谐、身心整体健康的解释力良好。由此证实生活领域主观幸福感应由家庭生活幸福、物质需求满足、人际关系和谐、身心整体健康4个维度构成。

3.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3.3.1   结构模型评价

对结构模型拟合效果进行评价的指标是适配度（Goodness of fit，GoF），GoF值越大，表示測量模型与结构模型的适配度越高，即结构模型对变量间路径关系的估计能力越强。其中，当GoF值小于0.1时，表示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的适配度较差，当GoF值介于0.1到0.25之间时，表示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的适配度低，当GoF值介于0.25到0.36之间时，表示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的适配度中等，当GoF值大于0.36，则表示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的适配度较高[66]。将各潜变量的共同度值和[R2]值代入GoF值的计算公式，得到GoF值为0.411，大于0.36，表明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3.3.2   假设检验结果分析

由表3中假设检验结果可知，H1a、H1b、H1c、H1d通过检验，即积极影响感知对家庭生活幸福、物质需求满足、人际关系和谐、身心整体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直接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399、0.313、0.291、0.282；
H2a、H2b、H2c、H2d均没有通过检验，即消极影响感知对家庭生活幸福、物质需求满足、人际关系和谐及身心整体健康均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3a、H3b通过检验，即积极影响感知和消极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直接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596、-0.135；
H4a、H4b、H4c、H4d通过检验，即家庭生活幸福、物质需求满足、人际关系和谐及身心整体健康均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直接，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226、0.175、0.233、0.148。

此外，从因变量被解释的变异量来看，旅游影响感知、生活领域主观幸福感联合解释主观幸福感65.2%的变异量，表明结构方程模型的解释力较强。从旅游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来看，积极影响感知既可以直接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也可以通过生活领域主观幸福感对主观幸福感形成间接影响，而消极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仅有直接的负向影响。通过计算可知，对主观幸福感的总影响效应最大的是积极影响感知（0.866），其它依次为人际关系和谐（0.233）、家庭生活幸福（0.226）、物质需求满足（0.175）、消极影响感知（-0.164）、身心整体健康（0.148）。

3.4 fsQCA分析结果

3.4.1    数据校准

fsQCA方法是基于布尔代数进行计算的，要求使用的数据分布在[0， 1]区间内，但通常收集到的原始数据并不符合该条件，因此进行正式分析之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校准。采用Ragin[67]建议的连续赋值方案，首先定义[0， 1]区间的连续模糊集，然后利用线性放缩方法将变量数据转换为模糊集隶属分数。借助fsQCA 3.0软件，分别用0.95表示完全隶属关系，0.05表示完全非隶属关系，0.5表示交叉点。因此，在0.05～0.95范围内，需要从Likert 5点量表中找出3个值，对应于以下3个定性锚点：完全隶属（0.95）、交叉点（0.5）和完全非隶属（0.05）[67]。本文借鉴Nowiński和Haddoud[68]的做法，这也是学术界使用最广泛的临界值取法，分别使用1分（非常不同意），3分（中立）和5分（非常同意）来代表完全非隶属关系（0.05）、交叉点（0.5）和完全隶属（0.95）。

3.4.2    构建真值表

数据校准后，需要构建真值表（truth table）以适合于Quine-McCluskey最小化程序分析（即布尔函数最小化）。真值表用于表示列出与每种组态相关的前因条件和结果条件的逻辑可能组合的数据。根据fsQCA算法，真值表有2k行（k=前因条件的数量），表中每一行表示对应条件的可能组态。为了进一步编辑真值表以筛选这些可能的组态，基于频数和一致性对真值表进行改进，以获得更加简化的真值表，有助于确定有意义的因果组态。使用fsQCA构建结果变量为高主观幸福感的真值表，将用于分析主观幸福感= f（积极影响感知，消极影响感知，家庭生活幸福，物质需求满足，人际关系和谐，身心整体健康）的频数阈值设定为3，捕获了样本中90%的案例，一致性阈值为0.985。

3.4.3    主观幸福感的必要条件分析

学界和业界普遍承认单个变量不能产生想要的结果，因为产生结果的单一充分条件通常不存在，但允许结果发生的单一必要条件是普遍存在的[69]。当必要条件不存在时，结果条件将不会发生，但必要条件发生也不代表结果条件就一定会发生。换句话说，所有必要条件必须是前因条件组态（即促使结果条件发生的充分条件组态）的一部分。同时，fsQCA分析本质上属于充分条件分析，其产生的任何充分条件组态都必须要结合必要条件进行解读。

前因变量是否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取决于前因变量相对于结果变量的一致性程度。根据Schneider和Wagemann[70]的研究建议，如果某一前因条件的一致性超过0.9，那么这个前因条件就可被视为必要条件。对于覆盖度值没有推荐的最小值，但覆盖度值接近0的变量或组合被认为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是可以忽略的[71]。使用fsQCA3.0对高主观幸福感形成的必要条件进行分析，发现家庭生活幸福（0.929）、人际关系和谐（0.915）、身心整体健康（0.916）、积极影响感知（0.935）是高主观幸福感形成的必要条件。

3.4.4    fsQCA分析结果

确定真值表后再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分析，fsQCA软件会提供3种解决方案：简约解决方案、中间解决方案和复杂解决方案，这3种解决方案在复杂程度、启示性和普适性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72]。中间解决方案兼顾了相关理论知识和案例实际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简约解决方案和复杂解决方案的不足，所获得的结果具有较好的普适性和启发性。因此，中间解决方案是数据分析中的重点[73]。

通过对民族旅游地妇女主观幸福感的6个前因变量进行fsQCA分析，构建高主观幸福感的复杂因果模型，得到了高主观幸福感形成的3种前因条件组态。表4显示了总体解决方案和每个单独前因条件组态的一致性和覆盖度。覆蓋度是指解决方案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所有因果关系的情况，分布范围从0到1，覆盖度越高说明对结果的实证解释越好[67]。基于Ragin[67]对于覆盖度（>0.20）和一致性（>0.75）临界值的界定，得到构型模型解决方案的覆盖度为0.811，一致性值为0.978，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水平，足以支持结果条件的发生。

如表4所示，fsQCA分析得到高主观幸福感生成的3个充分性前因条件组态，假设H5得到支持。其中，前因条件组态M1表明，较低的物质需求满足也可能带来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只要存在较高的积极影响感知、家庭生活幸福及人际关系和谐。前因条件组态M2和M3表明要想获得较高主观幸福感，不仅要有较高的积极影响感知、家庭生活幸福及人际关系和谐，还要拥有较高的身心整体健康（前因条件组态M2）或较高的消极影响感知（前因条件组态M3）。

这3个前因条件组态确定了高主观幸福感形成的必要条件是“积极影响感知*家庭生活幸福*人际关系和谐”，即高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是以较高的积极影响感知、家庭生活幸福、人际关系和谐同时存在为前提，这也说明积极影响感知、家庭生活幸福、人际关系和谐这3个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是确定的。此外，在高主观幸福感的形成过程中，物质需求满足、身心整体健康、消极影响感知这3个变量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它们对高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即每一个变量对高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是否产生影响、影响的方向取决于另外两个变量在前因条件组态中的属性（出现与否、表现方向）。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与讨论

（1）家庭生活幸福和人际关系和谐对妇女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SEM分析显示，家庭生活幸福与人际关系和谐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较大；
fsQCA分析也表明家庭生活幸福和人际关系和谐是妇女高主观幸福感产生的必要条件。特别是人际关系和谐对妇女主观幸福感的显著影响，是妇女参与旅游活动之后所发生的重大转变。正如唐雪琼和朱竑的观点，旅游发展使妇女从家庭空间走向社会空间，丰富了妇女群体的情感支持来源，有助于妇女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10]。王丽丽和明庆忠的研究也发现旅游开发后，女性逐渐从家庭的私人领域转向公众领域，随着经济能力和社会资本的大幅提高，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也相应提升，女性获得幸福的能力越来越强[13]。因此，对于旅游场域下的妇女主观幸福感而言，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固然重要，但和谐的外部人际关系，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趣缘关系等，也必不可少。

（2）物质生活满足对妇女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力弱。SEM分析显示，物质生活满足对民族旅游地妇女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力度低于家庭生活幸福和人际关系和谐，这一研究发现可以通过享乐适应理论得到解答。根据享乐适应理论，物质需求满足对民族旅游地妇女主观幸福感影响力偏弱是人们对物质幸福适应的结果。具体来看，在旅游发展之初，西江苗寨景区居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在短时间内得到较大提升，这让他们暂时得到了物质丰裕而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然而，随着对物质丰裕的生活方式的适应，他们的物质主观幸福感逐渐减弱，逐渐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就是享乐适应理论中所说的“时间会冲淡一切”[74]。因此，在旅游场域中，随着当地居民经济收入的不断增加，经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也会呈现出幸福经济学中的“伊斯特林悖论”。

（3）积极影响感知是妇女高主观幸福感形成的核心条件。SEM分析结果显示，积极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还以生活领域主观幸福感为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fsQCA分析结果显示，积极影响感知是妇女高主观幸福感生成的必要条件，且在高主观幸福感生成的3种前因条件组态中均出现，说明积极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正向的、确定的，这与SEM分析结果一致。同时，这一结论也印证了徐林荣等[4]、Suess等[75]关于旅游影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结论，即积极旅游影响感知能够显著提升当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或福祉。然而，宣国富等[76]、Son和Park的研究均发现，女性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消极影响更加敏感，男性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积极影响更加敏感[77]。因此，如何从性别感知差异视角来强化民族旅游地妇女对旅游发展的积极影响感知是提升其主观幸福感的关键。

（4）部分前因条件与妇女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根据fsQCA分析结果，高主观幸福感形成的前因组态中的“消极影响感知”“～物质需求满足”与“身心整体健康”，当任意一个变量出现时，另外两个变量都不会出现，说明这3个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受到另外两个变量属性的影响，这与大部分研究结论不同。就消极影响感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而言，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均证实旅游地居民的消极影响感知越强烈，主观幸福感知越低[42，78]。而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消极影响感知与妇女主观幸福感并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而是随着模型纳入变量的不同，可能呈现出正相关、负相关和无相关关系，即不对称的影响关系。同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民族旅游地不同类别妇女群体的消极影响感知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武文杰等也发现，不同旅游参与方式与参与程度的妇女旅游参与的情感相应也不同，单一参与旅游和次强参与旅游的女性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情绪，而多重参与旅游和未参与旅游的女性则表现出较高的消极情绪，这与本文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12]。

（5）妇女高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是多因素联动作用的结果。SEM分析得到的是在特定因素构成的模型中各前因变量对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净影响效应，为理解各前因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线性影响效应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而fsQCA分析结果显示，高主观幸福感形成的前因条件组态M1、M2、M3均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前因条件组合而成，说明高主观幸福感的产生并非仅有一个前因条件所决定的，而是由多个前因条件共同决定的，即主观幸福感的产生是多种前因条件相互影响、协同作用的结果，有效弥补了SEM分析方法的不足。同时，也证明了张俊和程励所指出的旅游发展对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复杂性特征[21]。因此，在对民族旅游地妇女主观幸福感进行干预时，不能只考虑其中某一个要素，而应该在确保高主观幸福感形成的必要条件实现的前提下，再结合旅游地妇女人口学特征、旅游参与类型及程度、旅游业发展具体情况等，灵活选择切实可行的主观幸福感提升方案。

4.2 研究贡献

在理论层面，本文综合使用SEM和fsQCA方法全面探讨旅游影响感知对民族旅游地妇女主观幸福感的线性影响和非线性影响，从而获得了关于旅游发展与当地妇女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更加全面科学的理解和认识。本文借助于SEM和fsQCA方法，既确定了旅游影响感知、生活领域主观幸福感对民族旅游地妇女主观幸福感的线性影响效应，也明确了不同前因变量在民族旅游地妇女高主观幸福感形成过程中的协同效应，充分揭示了旅游影响感知视角下民族旅游地妇女高主观幸福感形成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科学地认识旅游影响感知变量、生活领域主观幸福感变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情境性、复杂性。

在实践层面，本文基于fsQCA方法得到了3条民族旅游地妇女高主观幸福感的形成路径，更加清晰了在什么条件下民族旅游社区妇女群体可以获得较高的主观幸福感，这为有效提升旅游社区妇女群体主观幸福感、构建和谐旅游社区提供多元化的切实可行的途径。已有研究多是基于传统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就旅游发展与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线性关系进行分析，得到的研究结论是在特定因素构成的模型中相关前因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净影响效应，为理解各前因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线性影响效应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但与现实情境下高主观幸福感形成的复杂性有一定的出入，而本研究探索了不同前因条件相互协同作用下民族旅游地妇女高主观幸福感形成的多元路径，为有效提高民族旅游地妇女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多元化干预路径。

4.3 局限及展望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在研究对象范围方面。由于研究时间和研究经费的限制，仅针对西江苗寨内的本地妇女群体进行了实地调研、访谈及抽样研究，而没有对西江苗寨附近的其他非旅游型村寨的妇女群体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通过对临近区域的非旅游型村寨妇女群体主观幸福感进行横向的对比，获得更加直接和清晰地看出旅游发展对当地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变化的影响。其次，在研究变量纳入方面。尽管简约是理论模型构建的条件之一，但并非是越简约越好。从SEM分析结果来看，本文所构建的旅游影响感知对民族旅游地妇女主观幸福感的线性影响机制模型联合解释主观幸福感65.2%的变异量，说明还有本模型以外的因素影响主观幸福感。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引入旅游参与程度、房屋距离旅游核心区的距离、参与旅游年限等因素，建立更加复杂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模型，以对民族旅游社区妇女主观幸福感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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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Local Womens Perception of Tourism Impa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Ethnic Tourism Areas：
A Case from Xijiang Miao Village of Guizhou Province

FAN Xianghua LIU Peilin HUANG Jingbo CAI Yi WANG Hui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22， China;

2. Rural Revitalization Institute，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22， China; 3. Hunan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and Digital Application，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22， China;

4.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gnan University， Chenzhou 423000， China;

5. Business School，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estination tourism. It involves examining how tourism development impacts individuals at the local level and serves as a crucial scientific issue i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heir environment.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a concept that encompasses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personal，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s， resulting in its rich connotations and complexity. However， most existing studies on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utilize traditional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with independent variables， assuming one-way linear relationships and causal symmetry. These methods fail to capture the multiple concurrent causal relationships among numerous factors and their collective impact on overal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y also overlook the asymmetry of subjective well-beings impact and the complex causal pathways leading to high subjective well-being. To address these limitations， this study focuses on womens groups in minority tourist areas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47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to investigate the topic. The study employ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and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utilizing Smart-PLS 3.0 and fsQCA3.0 softw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the research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linear and non-linear effects of womens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in ethnic tourist destinations on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findings highlight that the happiness of family life and the harmon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re the primary dimensions influencing womens subjective well-being. Positive impact percep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s womens subjective well-being， whereas negative impact perception directly impacts it. Furthermore， there are asymmetry and uncertainty in the impact of negative impact perception， satisfaction of material needs， and physical & mental health on women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formati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the outcome of multiple interconnected factors， and there exist various paths to achieve high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women in ethnic tourism destinations. This study not only confirms the linear effect of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and life happiness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women in ethnic tourism destinations but also sheds light on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different antecedent variables in the formation of womens high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such destinations. It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complexity of womens high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ethnic tourism areas， considering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At a practical level， the study explores multiple paths for the formation of womens high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ethnic tourism destinations under the synergy of different antecedent conditions. It offers various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o effectively enhance women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ethnic tourism destinations.

Keywords：
ethnic tourism;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women; linear influence; nonlinear influence; Xijiang Miao village

[責任编辑：郑    果；
责任校对：王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