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上海博物馆藏圆明园铜关防记

孔品屏

A bronze official seal （“guanfang” in Chinese） from Yuanmingyuan Imperial Garden was transferred to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it was subsequently collected by Mr. Li Yinxuan， a famous bronzeware collector in Shanghai. After the death of Mr. Li， his wife Mrs. Qiu Hui followed his living will and donated some cultural relics to Shanghai Museum， including this bronze seal inscrib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of “Yuanmingyuan Baoyi San Qi Hujun Kualan Da Guanfang”.

品名：[清]“圆明园包衣三旗护军夸兰大关防”（图1）

材质：青铜

尺寸：纵9.6厘米，横6.2厘米，台高2厘米，通高12厘米

背款：圆明园包衣三旗护军夸兰大关防（满汉对译），礼部造。

侧款（右）：乾隆十六年五月 日。

（左）：乾字八千一百九十二号。

收藏单位：上海博物馆

圆明园，被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誉为“万园之园”“无上之园”。1860年10月6日，它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接着又被八国联军加以破坏和盗抢，园内只留下残垣剩瓦，园中诸多文物从此流落海外。这段历史也成为国人心中无法忘却的辛酸，因而近年园中流失海外文物的出现都会激起国人内心的爱国护国之情。园破后，有一些小物件也流散出来，其中一枚圆明园铜关防辗转流落到了江南，被上海著名青铜器收藏家李荫轩纳入家藏。李荫轩先生过世后，李夫人邱辉女士遵嘱将包括这枚“圆明园包衣三旗护军夸兰大关防”铜印在内的一些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圆明园作为皇家园林，属内务府管辖。圆明园八旗、内务府三旗护军营掌印总统大臣则由王公大臣兼任。据《清史稿·职官志》，除总统大臣外，下有正三品的八旗营总护军参领、三旗营总。同书又记：内务府三旗护军营总统三旗包衣骁骑营、三旗包衣护军营，“三旗包衣护军营统领三人。正三品。参领，初制五品。乾隆三十二年改四品衔。三十六年定三品衔，食俸如故”。“圆明园包衣三旗护军夸兰大关防”就由三旗包衣护军营统领所掌用。

“圆明园包衣三旗护军夸兰大关防”，铜质，直钮，朱文，印面及边款皆有满汉文对译。“包衣”，满语，意为家奴、家臣。“包衣三旗”为清代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包衣隶属于内务府的专称，即内务府三旗。顺治初隶领侍卫内大臣，康熙十三年（1674）改隶内务府总管，三十四年又隶领侍卫内大臣。雍正元年（1723）仍隶内务府总管，终清不变。所属有康熙十六年（1677）所设骁骑营、雍正元年所设护军营、乾隆十三年（1748）所设前锋营，担负着紫禁城的宿卫和各处行宫的扈从任务。“夸兰大”译作“营总”。包衣夸兰大就是清代圆明园内务府三旗护军营中掌管分辖包衣营众的长官。雍正九年（1731）设，执掌关防，额设一人，正四品。乾隆三十七年（1772）定为三品虚衔。由这枚铜关防的款文可知，此印是乾隆十六年（1751）由礼部所造。

清朝临时性机构或办理财经、工程事务之机关多用关防，如各省总督、巡抚、仓场、河道、漕运总督、钦差出使各国大臣及各仓监督、各关监督、各省守巡道、各省织造等官。印用朱红印泥，押用墨色，关防用紫红色水，因此关防又有“紫花大印”之称。据《清史稿·舆服志》，不同等级的关防使用不同的材质、尺寸及文字篆法。其中以铜质、直钮、广三寸、阔一寸九分及满汉双文尚方大篆最为常见。直省总督、巡抚和总管云梯健锐营八旗传事用“银关防”，广三寸二分，宽二寸，直省总督、巡抚文字用“清（满文）、汉尚方大篆”（图2：清代“湖南巡抚关防”），总管用“清、汉文柳叶篆”；
护军统领、参领、协领、云梯健锐营翼长、各处总管关防用“铜”，广三寸，阔一寸九分，用“清、汉文殳篆”。（图3：清代“正黄旗满洲四甲喇参领之关防”）印文书体也是清代官印的等级标志之一，乾隆时期的《乾隆御制三十二体篆书盛京赋》，收录了三十二种不同的篆书书体，官印之中有尚方大篆、柳叶篆（图4：清代“提督广东水师总兵官印”）、钟鼎篆（图5：“钦天监时宪书之印”）、垂露篆（图6：“顺天府满洲儒学印”）、尚方小篆、殳篆、芝英篆、悬针篆、玉箸篆等。其中宗人府、衍圣公、六部、户部盐茶、都察院、行在部院、盛京五部、户部三库军机处、内务府、盛京内务府、翰林院、銮舆卫等高等级机构官印用尚书大篆。圆明园包衣三旗护军属内务府，其统领所用关防的文字篆法采用的是满文和汉文尚书大篆，尺寸形制也与清官印的制度完全相符合。

早期“关防”印见于元代，取“关防严密”之意。《元史·刑法志》载：“诸内外百司有兼设蒙古、回回译史者，每遇行移及勘合文字，标译关防，仍兼用之。”元代关防是一种两合的印章，印体中空，底面印面为八思巴文，印侧两边亦铸印面，一边铸“关防在心”，另一侧或铸“益用平安”等供钤用（图7：“关防在心·益用平安”合符印）。至明代，明太祖为了防止群臣预印空白文凭，采用关防半印，以便拼合验对：“各布政司用使空印纸于各部，查得或钱粮军需段疋有差错收正，却将印纸填写咨呈补卷。事发，太祖怒曰：如此作弊瞒我，此盖部官容得，所以布政司敢将空印填写。尚书与布政司官尽诛之。议用半印勘合行移关防。”（刘辰《国初事迹》）后来关防发展成阔边朱文的长方形印章。据《明史·职官志》载：“总制、总督、巡抚并镇守、公差等官，铜关防，直纽，阔一寸九分五厘，长二寸九分，厚三分，九叠篆文。”《明史·舆服志》载：“文武大臣，有领敕而权重者，或给以铜关防，直纽，广一寸九分五厘，长二寸九分，厚三分，九叠篆文。”（图8：南明“亲军侍卫将军随征四营关防”）除文字篆法之外，清代铜关防形制亦沿袭于明。同书又说：“惟正德时，张永征安化王，用金铸；
嘉靖中，顾鼎臣居守，用牙镂关防，皆特赐也。”特赐金、牙为质的关防在明代不乏其例，《明史·冯琦列传》载：“南京守备中官邢隆请别给关防征税，琦不可，乃以御前牙关防给之。”上海博物馆藏的牙质明万历三十二年御前钦赐钦差内官关防可与之相证。（图：9明“欽差督理三省织务内官关防”）

清代官印在印台上刊刻的楷书释文、铸印机构、铸印时间及其编号四项内容也是由明代沿袭，而略有不同。清代官印印文及铸印机构在印台上施以满、汉（楷书）两种文字刻成（明代只见汉字）；
印台左右两侧则刊刻铸造时间和编号。在官印印侧刊刻文字在北周时期偶有出现，刊凿年号的官印则见于部分隋官印，楷书印文则见凿于部分唐代官印印背。隋唐以后，篆书虽然中兴，但毕竟已经不是日常使用文字，因此识篆者渐少，特别是在边远地区，在印台上刊刻楷书印文成为一种实用的必需，但在这一时期，印台刊刻文字尚未形成定制。直到两宋时期，在官印印背上刊刻制作年号和铸印机构成为定制，并被后世发展延续（图 10：南宋“宜州管下羁縻都黎县印”）。明代印制更为严谨（图11：明代“灵山卫中千户所百户印”），清代官印印台所见的四项内容在这时已成为定制。

散落在民间的内务府用印并不止这枚铜关防，近年在拍卖场上也时不时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因国人对它们饱含特殊的情感，每件圆明园文物的出现，都让人心情激荡。这件铜关防也是如此。

（本文作者为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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