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道之用：自然文学之东方学

成旭梅

摘 要 “互文本”教学应包含三个层面的对话：一是阅读者与“作品”的对话；
二是阅读者与“文本”的对话；
三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 这是课堂作为一个特殊的对话场域，以文本为介质所产生的对话关系，也是群文教学目标赖以实现的最重要的对话关系。本文以《赤壁赋》《我与地坛》为例，诠释以“弱者道之用”为特质的东方散文写作范式与文化景观：在互文关系中确证主体：自然或弱“我”；
在互文关系中确认结构形态：对举或对话；
在互文关系中确立物我哲学关系：小我或大化—— 力量的获得。

关键词 互文本 弱我 主体 东方学 写作范式

在互文性理论中，“文本”是一个能量的场域，融汇了创作者和阅读者的共同作用，是一个多向度的空间。据此，“互文本”教学应包含三个层面的对话：一是阅读者与“作品”的对话；
二是阅读者与“文本”的对话；
三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这是课堂作为一个特殊的对话场域，以文本为介质所产生的对话关系，也是群文教学目标赖以实现的最重要的对话关系。

进入21世纪，歐美的自然文学研究成为世界文学研究的热点，以自然作为结构要素的东方散文也由此进入研究者的关注视野，与世界自然文学谱系形成一种空间地域文化上的互文关系。人教版普通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第七单元选择了一组写景抒情散文作为研习示例，其历时性的呈现，为我们提具了以自然作为结构要素的东方散文的写作范式与审美要素。

一、在互文关系中确证主体：自然或弱“我”

1.东方散文与世界自然文学之间的互文关系

欧美的自然文学是“自然本位”的文学，是以土地伦理为旨归、追求生态道德的文学样式。基于此，欧美自然文学的基本建构方式大致为：“自然文学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文明世界走进自然环境那种身体和精神的体验”。

欧美自然文学写作旨归是异趣于以自然作为结构要素的东方散文的。李青松在《自然文学垫高人的精神世界》说：“（欧美）自然文学不是不关注人，而是与人相比，对自然的关注更多一些。”但东方散文就刚好相反，自然在写景抒情类文本中的一个修辞元素，人才是文本表达的主体，人要在自然里看出自己，所以自然才必然存在于书写之中。

比如《我与地坛》：“我常觉得这中间有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比如《赤壁赋》：“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老庄哲学在东方散文与世界自然文学的互文关系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当代自然文学作家苏珊·兹温格称老子的《道德经》充满人生智慧，它教诲人如何贴近土地，过一种平静、简朴、知足的生活。无论将书写主体定位于“自然”抑或“我”，东西方自然文学共同的视角都将人置于与自然相参照的体系中进行思考，“我”是自然关系中的我，是弱化了的“我”，而非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我”。

2.前文本与后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倡一种著名的“催化”作用。他认为，诗人精神是一种催化剂，它能改造经验与文学，消解作者和作品，促成互文性的多元化合反应，最终导致文学创作的非个性化。因此，就个人与传统关系而言，传统是一个同时共存的秩序；
在这秩序中……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

在《我与地坛》里，我们看到与前文本的遥相呼应的关系。

其一，废墟精神。本雅明曾经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之中提及现在都市的文明废墟与精神废墟的特征。本雅明与波德莱尔一起作为“城市的闲逛者”，一起注视着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这个充斥着嘈杂的商品的物质世界，对以现代都市“把人固定在土地上的住房牌号、日渐堕落成商品生产者的专栏作家”发出挽歌式的哀叹。海德格尔亦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城市废墟精神存在的事实：城市没有为思想的孤寂留下空间；
城市哺育了“活跃且时尚的‘窘困”，带来了“毁灭性错误”，“令我们浸入了匿名的‘常人的世界——分散、替换、迷惑”。

与本雅明与海德格尔抽象的废墟不同，东方散文中的“废墟”首先表现为一个实体。比如《我与地坛》中的地坛，《赤壁赋》中的赤壁。但这些实体的废墟的所指又不止于废墟本身，它更类似于巴赫金复调理论中的多声部概念。某种意义上说，地坛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废墟，它是帝都曾经的朝圣地，亦是今日首都的一个公园，但作家却偏重于其“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的废墟特征，这是主观造境的结果。由此我们看到它对于前文本《赤壁赋》的模仿。《赤壁赋》的写作，显然是一种附会。苏轼所游的黄州赤鼻矶，并非赤壁大战处，而苏轼却非将之附会成一个古战场的废墟。由此，废墟精神获得了古今互文的开阔解读空间，它将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藉由废墟，苏轼由人境入水境，由俗境入诗境，由今境入古境，由个人之境入天地之境；
而史铁生亦藉此由都市中的人与人的喧嚣互文关系走向与废墟的互文关系，走向与废墟所经由的时间生命的对话。

3.外文本与内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

如何理解废墟精神在东方书写里的意义？

一是慰藉功能。废墟之废与人生之废之间的互文关系使写作者通感于世界，在时与空的广大里获得一种被包容的宁静，从而获得灵魂的暂得休息。

二是存在意义的审判。“我是谁？”的哲学之问，往往发生于进退失据之时，即史铁生“失魂落魄”、苏轼“哀吾生之须臾”之际。人在一个困局里惶惶不可终日，就会坐立难安，就要去“行为”（区别于“作为”），去探寻。废墟此时给了困境人生一个静态哲学的启示：“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而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所以死是一个不必急于求成的事”。

这动静之间，就有了道家哲学的图式的初景——“弱者道之用”所表达的辩证哲学。

这种东方写作前后文本之间的融通互文更像是一种精神性的策反，是布鲁姆所指的“影响的焦虑”，一种创作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当强力诗人面对前辈伟大传统时，他必须通过进入这个传统来解除它的武装，通过对前文本进行修正、位移和重构，来为自己的创造想象力开辟空间。”相对于苏轼的外文本，史铁生进而形成了自己的内文本，这种对于生命困境的安之若素，是有别于中国传统废墟精神所依凭的“天地人”格局的，它并不开阔，也不宏大，它只是静静地接纳一切不虞之变，这形成了史铁生“命若琴弦”式的写作图景——“无解，本身就是一个解”。

二、在互文关系中确认结构形态：对举或对话

受到自然主义写作的影响，欧美自然文学中，人与自然呈现为对举关系。

自然主义写作在欧美有着相当漫长的传统。在“科学性”作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并成为时尚的特殊历史时期，受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以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形成了自然主義创作方法，他们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而崇尚客观、单纯地描摹自然，并企图以自然规律解释人和人类社会。

有别于欧美自然文学的人与自然的对举关系，在东方散文里，自然与人之间，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关系；
而这种关系的表达，大致是以“对话”的方式呈现的。

《赤壁赋》中的对话形态是二类：一是“我”与虚拟时间的对话；
二是“我”与客的对话。

第一个虚拟时间隐藏在“徘徊于斗牛之间”。名为“赤壁赋”，却并不从赤壁写起，而是从泛景观起笔，这里面包括秋夜、清风、水波、徘徊的满月、横江的白露，勾勒出一个清朗的意境——并不止于此，“徘徊”是个隐秘的信号，它流露着人与自然触碰时所放射出的时间锋芒。

另一个虚拟时间是“诗经”时间与“楚辞”时间。“明月之诗”“窈窕之章”语出《诗经·陈风·月出》，“纵一苇之所如”语出《诗经·卫风·河广》，“桂棹兮兰枻”语出《湘君》，“目眇眇兮愁予”语出《湘夫人》，“望美人兮未来”语出《少司命》——这些个包蕴了丰富象征意味的古今沟通，为平面时间里的写作打开了一个延迤的空间，这个空间不仅拥有了来自久远时间的丰富实证，更和谐地表达了对古知识分子清洁精神与美好理想的继承。

第三个虚拟时间是赤壁之战所附会的那些王者荣耀的故事。“一世之雄，而今安在”的提问，实然就是“我是谁”的弱弱探寻。曹操，一世之雄，他创造了他自己，但却困于另一个一世之雄周瑜，这是一组对话关系；
然后影射到自己，一世之雄的关系是可以转换的，这种不恒在的存在，是否值得追寻与向往？什么才是“我”之根柢价值的恒久明证？这问题提得认真、茫然又沉重。由是引发了“我”与客的对话关系。

与赤壁的对话是发端于自然的对话，与客的对话是关于人事的对话，为何将与自然的对话置于写作的“前景”？中国式写作的符号学不止于能指与所指，更附着了来自诗歌的以景物作兴的传统与蕴藉士人风度的建构方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知识分子的伦理尺度，是在哀而不伤中恰如其分，这是“上善若水”的“人间世”表达式。

对话方式上，《我与地坛》呈现了与前文本《赤壁赋》的清晰的互文关系。

《我与地坛》的对话形态是二类：一是我与地坛历史形态对话，也就是与虚拟时间的对话；
二是我与地坛自然形态的对话。

第一类对话是与地坛四百多年的虚拟时间的对话。“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是在地坛找到“废”之形态上的对应关系。

第二类对话是奔着“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的自然形态去的，奔着“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蚂蚁、瓢虫，还有蝉蜕、露水，总之，“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片刻不息。”以“废”之名相遇的“我”与地坛之间，发生了写作上的“自我净化”。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这样诠释“自我净化”：“诗人此时发现，通过幻想无法改造我们生存的世界，因此要运用隐喻‘从内部攻克外部，他通过转换、替代、位移前文本的影响，从而与前文本彻底脱离，最终达到自身的净化。”据此，史铁生从传统的“物——我”对应的比兴式的写作中抽离出来，形成“新物——新我”之间的互文关系，也即从“废”的静止意义中出走，通过精神的再造，重建了一座“不死地坛”，即体悟到“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

三、在互文关系中确立物我哲学关系：小我或大化——力量的获得

如前所述，东西方自然文学共同的视角都将人置于与自然相参照的体系中进行思考，“我”是自然关系中的我，是“小于一”（布罗茨基）的弱化了的“我”。弱化“我”之存在，在欧美自然文学，是写作策略，也是写作旨归。但对于东方散文来说，却止于策略性的意义。那么，东方自然文学的写作旨归是什么？

为什么《赤壁赋》不是“客”来答“我”，而是“我”去答“客”？为什么《我与地坛》是地坛“剥蚀……浮夸的琉璃，淡褪了……炫耀的朱红，坍圮了……玉砌雕栏”？为什么四百多年里一切的浮华都“荒芜”殆尽的时候，“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在此前后文本中，我们看到一脉相承的“经验主义——超验主义”的进化关系。在东方式写作中，自然诚然是人类经验的教诲者，但更是性灵的启蒙者，人从自然那里看到强有力之实体，更从自然那里得到超越实体的智慧，这是一种在科学主义之外更贴近哲学的写作态度。在这种积极自由的主导下，苏轼之“我”挺立而成为解困之主体，“客”成为一个辅助我解困之客体；
地坛也成为内在之“强我”的镜像，成为无穷动的生命本质，成为不死之灵魂。与此同时，赤壁与地坛的“废墟”特征，退居成为一个符号化的修辞元素，在物我一体的“大化”中助“我”获得“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大力量。

《赤壁赋》与《我与地坛》互文着两个弱者的故事；
但东方自然文学所要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旨趣：“弱者道之用”（老子《道德经》）——屈从，从来不构成强力意志之选项。

[作者通联：浙江温州第二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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