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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艺术史家”的卞孝萱先生

来源:专题范文 时间:2024-06-14 18:19:02

朱天曙

我在南京艺术学院读书时,课余常常去南京大学请教卞孝萱先生。他对六朝至唐、清代至近现代艺术史有深入的研究,通过钩沉辑佚、正误校勘、考证辨伪等方法,为中国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成果,至今仍为学界广泛认同。今年是卞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重读他作为“艺术史家”的著作,真是一瓣心香。

东晋书法,以王羲之、王献之为杰出代表。千百年来,王羲之的《兰亭序》由于大量传拓、临摹,使得此帖形成了特有的生命力,历代著录、研究一直不断。在六朝至唐代的书法史研究中,卞先生对《兰亭序》及其在唐代的传播问题关注尤多。

《兰亭序》墨迹是怎样从佛寺进入唐代宫廷的?唐代有不同的记载。卞先生认为,唐人记载以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所载《兰亭记》最值得注意。他列举了秦观《淮海集》卷三五《书〈兰亭叙〉后》中摭取《兰亭记》,楼钥《攻媿集》卷二《跋汪季路所藏〈修禊序〉》据《兰亭记》吟咏,晁补之《鸡肋集》卷三三《跋兰亭序》据《兰亭记》评论,俞松《兰亭续考》、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辩误·阎立本画萧翼取兰亭书》据《兰亭记》考证的事实,还根据《旧唐书·虞世南传》中的记载,对《兰亭记》中“寻讨此书,知在辩才之所”“后更推究,不离辩才之处”进行解读,指出虞世南向唐太宗提供《兰亭序》在辩才处的信息,房玄龄推荐萧翼去越州执行特殊任务,这是《兰亭序》从佛寺进入宫廷的关键,同时指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所载“唐野史”中关于《兰亭序》故事的荒谬之处。

对于《兰亭序》墨迹从佛寺进入宫廷的过程,唐代之后,不仅文人撰文记录,还有画家作画、戏剧家编剧加以描述。卞先生列举了旧题唐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唐吴侁《萧翼兰亭图》、五代顾德谦《萧翼取兰亭图》、五代支仲元《萧翼赚兰亭》、宋巨然《萧翼赚兰亭图》、宋朱绍宗《萧翼赚兰亭图》、元钱选《萧翼赚兰亭图》、元赵子俊《萧翼赚兰亭图》、明仇英《赚兰亭图》九种画家作品著录,并逐一进行解析。其中,题为阎立本的图中是否为萧翼取《兰亭序》?所画是萧翼已得《兰亭序》之时还是未得之时?是否为阎立本手笔?对于这些前人争论不休的问题,卞先生根据文献记载,指出确为萧翼所取,画于未得《兰亭序》之时,阎立本作画时尚无《兰亭记》一文。唐太宗是用什么手段得到《兰亭序》的?自唐至清,出现各种说法,如“取”“计取”“求”“访求”“购”“密购”“诈”“谲”“诡”“赚”等,卞先生解析各家记载后,认为“赚”字最能说明王羲之《兰亭序》墨迹从佛寺进入宫廷的真相。

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带去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给日本书坛以深刻影响。当时,日本皇室提倡学习王羲之书体,蔚然成风,成为日本书道的主流。卞先生在考察鉴真东渡日本所带物品的清单中发现,鉴真第二次东渡时还没有王羲之、王献之墨迹,在第六次东渡时出现了“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真迹三帖”。鉴真成为“二王”四帖的收藏者,应是第二次东渡之后的事,这四帖从何而来?卞先生通过对《晋书·王羲之》《高僧传·义解一·晋剡沃洲山支遁传》《高僧传·兴福·宋山阴法华山释僧翼传》等文献的考察和分析,指出这一时期在唐代的浙东、浙西一带的寺庙里,可能还秘藏王羲之墨迹。鉴真第二次东渡失败后,曾在明、越、杭、湖、宣州“巡游、开讲、授戒”,越州道树寺僧璿真、天台山国清寺僧法云等人,又是鉴真的弟子,凭着鉴真在佛教界的声望和师徒关系,很可能会将王羲之的墨迹赠送或转让鉴真收藏,这种推测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镇江焦山的《瘗鹤铭》是中国书法史上的著名刻石,历来众说纷纭。宋人黄长睿考其为南朝梁天监十三年(五一四)刻,清人王澍《竹云题跋》中称其“书法虽已剥蚀,然萧疏淡远,固是神仙之迹”。此碑字体宽绰,有古隶锋棱,历来被视为书法史上的大字典范之作。这件著名的刻石究竟什么人刻写?什么时间刻写?碑中刻写了什么内容?有何特点?卞先生对历史上流传的王羲之说、陶弘景说、隋人说、颜真卿说、顾况说、皮日休说、王瓉说进行逐条辨析,纠正各种说法的讹误,提出了个人的新见,这在书法史研究上是一个大的突破。他认为,主张《瘗鹤铭》是王羲之书、陶弘景书的人,既未考虑东晋南朝萧梁无瘗鹤刻铭的风俗,更未考虑王、陶是否爱鹤。《瘗鹤铭》的署名“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人逸少书”“夅山征士、丹杨外仙尉江阴真宰立石”,或言陶弘景,或言王羲之,这里实际上是指五个人,而非一个人,并肯定了清人翁方纲提出的此五人“皆无姓名可考”的说法。他指出,《瘗鹤铭》的产生,从文章内容上看,应在受李观、韩愈瘗砚撰铭之影响而出现了皮日休瘗鹤撰铭之后,在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胜利之后。从纪年和书风上看,应在颜真卿新体风行之后,具体时间为唐代乾符元年(八七四)。《瘗鹤铭》的撰者、书者、立石者是几个普通的修道之人,并没有留下真实姓名。

卞先生关于《瘗鹤铭》的考订,至今仍是《瘗鹤铭》的研究中最让人信服的。从文献著录来看,蔡绦《西清诗话》中论《瘗鹤铭》时提到“自晋迄唐,论书者未尝及之”,董逌《广川书跋》卷六提到“自张怀瓘、张爱宾、徐浩论书,备有古今字法,亦不见录”。也就是说,东晋、萧梁、隋、唐人未有人提及《瘗鹤铭》,经过五代乱世,到北宋这块刻石才大显。这些疑问,更加验证了卞先生考订此碑在唐末出现的正确结论。

在唐代书法史研究中,卞先生从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一书的角度,讨论褚遂良与欧阳询的关系。书法史上的“初唐四家”,虞、褚、薛为唐太宗亲近的一派,而欧阳询为另一派。卞先生认为,从唐初书坛形势以及褚遂良的野心来分析,以诬谤欧阳询为目的的《补江总白猿传》是贞观十二年(六三八)虞世南去世之后,褚遂良正为“侍书”之时,褚氏为巩固其地位,授意手下文人所作的。卞先生又从《隋唐嘉话》《资治通鉴·唐纪十五》《旧唐书·魏徵传》以及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等文献记载中,对褚遂良为人及贞观时期的风气提出了《补江总白猿传》为褚遂良手下文人所作的旁证。这些研究,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唐代书法史、文学史和政治的关系进行辨析,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六朝至唐代书法史研究外,清代艺术史是卞先生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清初王时敏、王鉴、王和王原祁并称“四王”,他们是清代画坛的代表画家,影响深远。其中,王时敏和王原祁是什么关系?历来美术史上的介绍模糊不清。卞先生根據近代学者柳诒徵以王祖畲所辑《太仓太原王氏宗谱》改编的图表和王时敏《王烟客先生集·遗训·自述》的记载,指出柳诒徵所编图表存在的问题:人们会误以为王衡只有二子,王赓虞是王术所生子,未反映出王时敏出嗣又归宗的问题;
也会误以为王时敏只有七子,王撰是王鸣虞所生子,王揆是王赓虞所生子;
还会误以为王原祁是王赓虞的嫡孙。卞先生在柳诒徵所编图表的基础上重新编成新表,澄清了王时敏与王原祁的双重关系:在血统上是祖孙关系,在宗法上是伯祖侄孙关系,解决了清代绘画史上关于“四王”身份的一个重要问题。

卞先生是扬州人,自幼热爱书画篆刻,对“扬州八怪”关注尤多。一九六四年,他综合汪鋆、凌霞、李玉棻、葛嗣浵、黄宾虹、陈衡恪等前人记载的“扬州八怪”姓名,求同存异,首次提出“扬州八怪”有十五人。他比较汪鋆《扬州画苑录》和凌霞《扬州八怪歌》后指出,汪鋆崇尚正宗,排斥异端,其所批评的“怪以八家”是消极的。而凌霞肯定了“八怪”注重天机、天然、天真,主张师造化,是有积极意义的。从中国书画发展史来看,“扬州八怪”注重“诗书画印”的一体化,崇尚个性,风格鲜明,是革新的、进步的艺术流派,促进了文人书画的发展,并对近现代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的书画风格有重要影响。

郑板桥是卞先生清代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他家藏有清代徐兆丰《风月谈余录》一书,其中有《板桥先生印册》为《郑板桥集》所漏收。一九六二年,他发表《谈〈板桥先生印册〉》一文,将此册介绍给世人。一九八0年,他又发表《郑燮〈板桥先生印册〉注》一文,比照册中所载,以印证史,校对了前人记载中的错误。作为诗书画印一体化的践行者,郑板桥诗歌有着广泛的影响。对郑板桥诗歌的研究,卞先生着力从四个方面讨论。其一,《板桥诗钞》与时代的关系;
其二,《板桥诗钞》的人名笺证;
其三,《板桥家书》的辨伪;
其四,《板桥题画》的刻本与墨迹的关系。他不仅重视《板桥诗钞》的版本研究,还对其中所提及的常执恒、王国栋、顾于观、孙兆奎、梅鉴和尚、汪芳藻等二十五人作了笺证,使研究者借助郑氏交游的线索,发掘新材料,对板桥在诗中所提及的人、名、字、生平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以便于了解郑氏交往人物的身份构成,达到“以诗证史”的目的。

郑板桥家世、生平、交游等方面是研究、鉴别其作品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挖掘其中包含的影响着他的艺术风格、思想等方面的因素,可以在研究作品时做印证、校勘,帮助人们深入了解郑板桥作品和人品各方面的关系,亦可以通过其生平新材料或墨迹的研究,纠正前人记载的讹误,使研究的结论更加科学。他二00一年亲赴板桥故乡兴化,仔细阅读了《昭阳郑氏谱》,写成《孤本〈昭阳郑氏谱〉的学术价值》一文,采用了家谱与史书、地方志,板桥诗文与书画互相印证和比较的研究方法,使郑板桥家世的研究得到拓展。一九八二年,又根据公私各方所藏的资料,写成《郑板桥轶事考》一文详加考证,对郑板橋生平中“童年曾寄养于姑母”,“微时曾在兴化竹泓、盐城沙沟设塾授徒”,“在扬州与饶五姑娘结婚”,“中进士后,在扬州卖画,岁获数百金至一千金”,“在潍县倡修城墙,得到绅商支持”,“请郭奶奶到潍县来生儿子”等做详细阐述,使人们对郑板桥的认识更加客观和具体,或通过文献对前人所述不准确处进行辨别,或以新材料补其生平史料之缺。在《郑燮佚诗佚文考释》一文中,对板桥所书《南梁曹贞女诗》和《重修大悲庵碑记》两文进行考论,均为板桥生平研究者所未论及的。

近现代学人的书法艺术也是卞先生经常关注的,曾撰文章介绍近代有书印之长的学人和他们的艺术活动。卞先生年轻时就和黄宾虹先生来往,他们的通信论艺的内容成为近代艺术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在阅读了近代学者、书法家罗振玉的《上虞罗氏枝分谱》后,他了解到罗氏族谱编修的历史情况和编纂情况,写成《从〈上虞罗氏枝分谱〉看罗振玉》一文,对此谱的内容做了具体介绍,指出罗氏并非有家学渊源,而是有“惟学问则操之于己”的信念,不懈追求,渐而成长为一代学者和书法家的。南京大学赵益教授整理的《冬青老人自述》中有《书林漫识》一章,收录了卞先生谈近现代书画家张元济、陈半丁、黄宾虹、齐白石等人及其润格,高二适与《兰亭》论辩,与启功先生的交往,南京“书法四家”等内容,这些书画家和他都有直接往来,谈论的内容风趣而鲜活,是近现代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口述资料。

卞先生的艺术史研究,集中体现了三个特点:一、专通结合,以小见大;
二、文史互证,以艺证史;
三、开拓文献,拨云见日。他的艺术史研究,不囿陈说,时有新见,如吾乡汪中所言,“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卞先生常和我讲扬州学派最大的特色就是“通”,他本人何尝不是如此。

(《通艺——卞孝萱艺术史文集》,凤凰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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