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潘承厚潘承弼兄弟交游考

【摘要】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古籍影印事业是现代出版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影印工作的具体过程，体现着传统士人向现代转型的内在特征。本文以张元济与苏州潘承厚、潘承弼兄弟的古籍影印合作为中心，依托双方往来书信、日记等文献，梳理和考证了其主要步骤：重叙旧谊、洽谈借印、草拟合同、借印善本、出版报偿，并揭示了双方交游的其他内容。此外，本文还推考了民国年间滂喜斋藏书的面世过程。

【关键词】张元济 潘承厚 潘承弼 滂喜斋 宝山楼 古籍影印

张元济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后，目睹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传统时代的藏书楼难于支撑，藏书纷纷流散，许多孤本秘籍甚至流落海外，在中国绝迹。他为此十分心忧，开始了保存古籍文献的长期事业。这项事业分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以商务印书馆的实力收购古籍，创建涵芬楼；
二是运用当时先进的石印技术，影印古籍善本。他自1911年起就开始古籍影印工作的实践探索，1915年萌生了辑印《四部丛刊》的想法。此后数十年间，先后辑印了《四部丛刊》初编、续编、三编，《百衲本二十四史》和《续古逸丛书》等多种规模浩大的古籍丛书，使我国历史典籍的珍贵版本得以化身万千，为民族文化的传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在这宏大的古籍影印事业中，为了获取影印的底本，与藏书家、藏书机构的合作是基础工作。张元济在《四部丛刊》的计划之初，就确定了立足本馆涵芬楼所藏、广求藏家珍秘的编辑方针，无疑具有远见的。其通过影印出版，既凝聚了传统藏书家之间的感情，也推动了社会各界对保存文化的重视。

张元济在辑印古籍过程中与诸多藏书家的合作，其合作机制值得我们研究。商务与藏书家的合作始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四部丛刊》初编第一次印行时，来自瞿氏收藏的底本就占一半以上。此后又继续提供了大量善本书底本【详参张人凤：《商务印书馆与铁琴铜剑楼的合作——兼述张元济与瞿启甲、瞿熙邦父子的交往》，见张人凤：《张元济研究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199页。】。

苏州潘氏的藏书，在清代中后期久负盛名。自潘奕雋“三松堂”以下，至潘承厚、潘承弼兄弟“宝山楼”，潘氏家族延绵六代藏书，其底蕴之丰厚，为世所重。尤其是潘祖荫滂喜斋所蓄宋元善本颇精，家人又善于护持，自潘祖荫光绪十六年（1890）殁后至民国十八年（1929）正式面世，垂四十年秘不示人。这批藏书，不同于其他旧藏家迫于时局动荡而藏书流散，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滂喜斋藏书自然颇受张元济关注，设法与潘氏家族合作，方能丰富扩充其底本来源。笔者根据现存史料，以张元济与潘氏兄弟的古籍影印合作为中心，考察梳理合作的过程和环节，揭示张元济与旧式藏家的合作模式，并考察张、潘间的交游关系。主要文献材料，是张元济与潘氏兄弟的往来书信，一部分是《张元济全集》书信卷所收，另一部分是近年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所影印。两者为互补关系，后者经张人凤先生标点整理，已编入《张元济全集补编》（待刊）。两部分信札合计36通，张人凤先生已对每封信考订系年，按全集体例以收信人分类，笔者在此基础上按時序编制内容摘要表于附录，并注明其来源，便于正文征引。

一、潘氏兄弟与藏书

潘承厚、承弼兄弟，为潘祖同之孙，父亨穀，承厚为次子，承弼为三子，长子成笏殇，后承厚出嗣成穀，故家谱称承弼为亨榖“长子承嗣子”。潘祖同为潘祖荫堂兄，故潘承厚、承弼兄弟为潘祖荫族侄孙。

潘承厚（1904—1943），字温甫，号博山，又号蘧庵。出身于仕宦之家，“智虑沉敏，洞悉时机”【叶景葵：《吴县潘君博山传》，叶景葵撰，柳和城编：《叶景葵文集》上，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6页。】，在苏州董理家族产业潘万成酱园、协理田业银行，在上海创通惠银号。少学诗词于吴梅，与老辈结社联吟。嗜古成癖，精于鉴定，富于收藏，曾任故宫博物院顾问。编有《明清藏书家尺牍》《明清两代画苑尺牍》等。

潘承弼（1907—2003），字良甫，号景郑【今人多称潘景郑，本文不求统一。】，晚号寄沤。版本目录学家。先后师从吴梅、章太炎学习词曲与经史小学。抗战前任教于太炎文学院，后任合众图书馆干事、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参与了《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工作。编有《陟冈楼丛刊》《元明书翰》《明季忠烈尺牍》等。著有《著砚楼书跋》《寄沤剩稿》《著砚楼读书记》等【据潘裕博撰《潘承弼先生生平》，见潘裕博修：《苏州大阜潘氏族谱》，苏州谦益堂，2019年，第444—447页。】。

潘氏兄弟继承家学，在祖父潘祖同“竹山堂”藏书四万卷基础上，二十余年搜集续藏，藏书增至三十万卷。1929年，潘氏兄弟合力收得宋蜀刻大字本陈师道《后山居士集》，名藏书室为“宝山楼”。潘承厚逝世后，潘景郑署斋号“著砚楼”。

张元济与潘氏兄弟的交游，主要是围绕借印古籍的合作展开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1928年至1934年，借印古籍的集中阶段；
第二阶段，1935—1943年潘承厚逝世前后；
第三阶段，1946年潘景郑参加合众图书馆至1959年张元济逝世。前两阶段交往较密，且合作的成果较为显著，第三阶段张元济步入晚年，交往渐疏。本文着重讨论第一阶段的交往与合作。

二、张、潘的古籍影印合作

从现存史料来看，张元济与潘氏兄弟合作影印的主要内容和步骤大致分为五个：重叙旧谊、洽谈借印、草拟合同、借印善本、出版报偿。这是为梳理之便，其顺序不完全次第展开，交织推进。

（一）重叙旧谊

据现存张元济及潘承弼相关文献，张元济与潘氏曾有“旧谊”——光绪庚寅（1890）“受知”于潘祖荫。张元济在为潘博山撰写的墓志铭中开篇即云：“光绪己丑，余领乡荐，庚寅复试，受知于吴县潘文勤祖荫。文勤为君从祖。余罢官南旋，以通家之谊，获交于君。”【张元济：《潘君博山墓志铭》，《张元济全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14—515页。】又潘景郑《跋张菊生丈遗札》：“菊生张丈为先郑庵叔祖所取士，主商务印书馆，以影印古籍昭启后学，世无第二人。……己巳岁，访书来吾家，重聚旧谊，谦抑待人，不鄙浅陋，引余兄弟为忘年之交。”【潘景郑：《著砚楼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由此可知，张元济受知于潘祖荫，因影印古籍之需，于1929年（己巳）与潘氏兄弟重聚旧谊，开始借印古籍善本的合作。考潘祖荫生平，光绪庚寅即1890年，为潘氏在世最后一年，据拙著《潘祖荫年谱稿》【潘佳：《潘祖荫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54页。】，是年闰二月二十六日，潘祖荫派阅各省乡试复试卷，故张元济称“受知”于潘祖荫【据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卷第29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1890年庚寅光绪十六年条：“是年，赴杭州，庚寅复试。”此据张氏撰墓志铭，其复试时间及地点，可商榷。清道光末定制各省举人须进京复试，定于会试前二月无日。参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道光二十三年定制各省举人一体至京复试，非经复试不许会试。复试期在会试前二月十五日，照例于北京贡院内考试，亦间有于正大光明殿、保和殿者。咸同间因军兴道梗，光绪末年因辛丑条约，京师停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94页）考《潘祖荫日记》，是年“闰二月二十八日戊辰，入直。请安看方。李小研来，并带江南小门生，俱见之一百○九人”（苏州博物馆编：《苏州博物馆藏晚清名人日记稿本丛刊》卷六，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3672页）。因此，张元济当于是年初赴京师，闰二月十五日应复试，二十八日或与江南“门生”一起拜会过潘祖荫。】。张元济与潘氏兄弟洽谈古籍借印，以传统士大夫的情谊作为开端，是颇具风雅和智慧的举措。在接谈之中，引潘氏兄弟为忘年通家之交，其“谦抑”的态度也受到潘氏兄弟的赞许。

（二）洽谈借印

张元济借印最初的洽谈，主要为两点，其一是请潘氏兄弟出面请示祁太夫人允许将秘籍面世，其二是希望潘氏兄弟（以潘承厚为主）同意借印，并谈具体事宜。首先，张元济向潘氏兄弟借书影印，主要就是为了潘祖荫滂喜斋旧藏。当时，潘祖荫房主持家务的长辈就是潘祖荫弟媳、潘祖年继室祁氏。祁氏，潘祖年（潘祖荫弟）继配，上海县籍，广东惠州府同知兆熙女，生于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二月二十八日【据民国《大阜潘氏支谱》（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世系考潘祖年条，及民国时期曹允源所撰《诰授通议大夫盐运使衔刑部云南司郎中加四级潘府君墓志铭》（拓本，国家图书馆藏）。】。祁氏夫人为潘氏兄弟的族叔祖母。潘景郑在回忆中说：“时《四部丛刊》已印成，拟辑续编，知吾家滂喜斋藏笈，有所补苴，爰商诸于叔祖母祁太君悉发藏笈，以备采摭。”因此，张元济往还信札中关于借印滂喜斋藏本，两次提到感谢祁氏的“慨允”。1928年12月29日张致潘博山、景郑信云：“《四库全书》中仅收《孟子传》一种，亦已残阙，涵芬楼亦藏有抄本一部。今见滂喜斋目有宋刊残本二十九卷，不揣冒昧，可否仰求转陈令叔祖母，俯念先儒遗泽久湮，特许影印流通，岂惟寒家感拜大德，抑亦士林咸沐嘉惠。”次年3月15日，张致信潘博山，再次感谢祁太夫人，“令叔祖母大人慨出秘藏，俾以流通，感幸何极”。

而与潘氏兄弟的商谈，史料所见始于1928年12月27日前，与上引潘景郑《跋张菊生丈遗札》的回忆“己巳年（1929）”非常接近。12月27日前潘氏兄弟来沪洽谈，已表示同意借印，张元济已着手草拟合同底稿。“日前枉顾，获聆教益，兼荷赐书，感幸无既。……滂喜斋所藏善本海内罕见，蒙许假印，嘉惠士林，岂惟敝馆之幸！谨拟具契约底稿，别纸录呈，敬祈核示。”

四日之后31日，张元济赴苏回访，展阅滂喜斋藏书，并亲自鉴定是否适合摄影。张元济感谢潘氏兄弟盛礼款待，再次表示对允许借印的感谢，次日（1929年元旦）张氏信：“昨日趋访，畅领教言，既饫盛筵，复窥秘籍，私衷欣感，莫可名言。匆匆返沪，未获多聆训诲，至为怅惘。又蒙以宝车相送，雅意殷拳，真不知何以为谢。……滂喜善本蒙许借印，嘉惠士林，岂惟私感。惜有一二种印本模胡，未能摄影，至为可惜。”这一互访，启动了借印古籍的工作，开始了历时三年的合作。

（三）草拟合同

作为现代出版企业的经营活动，张元济代表商务与潘氏兄弟借印古籍，自然要签订合同。在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到，合同的订立也并非易事。自张、潘首次接洽，张元济就着手草拟合同底稿，请潘氏兄弟斟酌，见上引1928年12月27日函。张元济回访返沪后次日（1929年元旦）致信潘承厚即提出尽快审定合同，“前呈契约底稿，谨候核定，即当遣人诣前祗领”。至1929年3月5日，张元济致信潘承厚，说明合同内容略有增加，寄去请他裁定，“敝馆同人近将前呈借书契约原稿略有增益，别录一纸，属为转陈”。合同正式订立的具体时间待考，目前可知最晚在1934年年初张元济派丁英桂等去苏州正式借印前已定，1月23日张元济致丁英桂书信：“潘氏借书合同稿、往来信件（不止此，择其有关系者）并查书记录，一并呈上，乞察入。后日赴苏可以带去。书单已送公司打印，明日再呈。”【《张元济全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0页。】关于借印古籍的合同书，现存书信中屡有提及“别录一纸”，可惜实物未曾面世，具体条文也没有文献记录。

不过，我们可以参考张元济最早与常熟瞿氏的合作，双方订立的合同现今完好保存。条文有10条，择其与保存、租赁金、赔偿相关要点如下，这些条款是双方博弈的焦点。

第二条 宋元本书、宋元人写本每部在十册以内者，每册赁金贰拾元，在十册以外者，每册赁金拾伍元，明本书、抄本书、校本书每部在十册以内者，每册赁金拾元，在十册以外者，每册赁金伍元；

第五条 发行人应将原书保存，凡封面、副叶、衬纸或夹签等均不令损坏；

第六条 如有损失，赔偿之数照租赁数十倍计算。但全部在二十本以上或最精在四本以下者，应酌量增加至三十倍為止。【张人凤：《商务印书馆与铁琴铜剑楼的合作》引《商务印书馆向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租印善本书合同》，见《张元济研究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四）借印善本

借印合作的核心是借书，借书的关键在于品种目录。从最初的拟借印到计划拟印，再到实际刊印三个阶段涉及的潘氏藏书品种各有不同。由于时间迁延数年，计划的变化与实际刊印差异颇大。

1.拟借书

张元济为此专程赴苏州拜会潘氏兄弟，受到了礼遇，潘氏兄弟出示了滂喜斋旧藏供其挑选。全部目验显然不合适，因此潘承厚在面晤后不久，1929年2月13日前赠予张元济最新“重印”的《滂喜斋藏书记》及潘祖荫年谱，一来是留念，二来是供张氏选择，13日张致信潘“旋又奉到《文勤公年谱》一册、《滂喜斋藏书记》四部，谨领谢谢”。张元济屡次明确提出欲借20种善本，在2月3日致潘承厚信中即附拟借书单【该书目见《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来往信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原在“七月廿九日”信之后，该信为介绍长泽规矩也赴苏访书，并无提及书目，张人凤据第302页“2月3日”信云“另具清单”，又所用笺纸与该日同，改系于此。】：

《司马氏画像》《唐律疏义》《竹友集》《辍耕录》《云斋广记》

右五种已见过，拟求借印。

《通鉴长编》、《国语补音》（顷已买得一部，可不再借）、《楚辞后语》《石徂徕集》《宝晋山林拾遗》

右五种亦已见过，借否尚未定。

《颜氏家训》《张乖崖集》《东观余论》《诸儒鸣道集》《淮海长短句》、《西汉会要》（残本）以上皆宋刻《图绘宝鉴》（元刊）

右七种尚未见过，拟求续借。顷购得《名臣碑传琬琰集》，缺去数卷，当附清单，拟求借补。

《文华英华纂要》（不全）、《归愚集》（不全）以上均宋刻《金史会要》（明刻）

右三种亦未见过，如宜于照相，亦拟借印。

可明确看到张元济提出拟借的种数为20种，在第一批书单中区分了“见”“未见”“拟借”“借否未定”，并标明版本、完成与否等，非常严谨科学。张元济在信中强调：“兹拟更易数种，另附清单，全数约以二十种为限，明知为非分之求，惟雅意既许流通，用敢再呼将伯，倘蒙俯允，感荷无涯。”（1929年3月5日）十日后（3月15日），又致信说：“廿种之请本系约数，宋元倘或不足，拟求配入明本。……拟俟《丛刊》续集目录编定，并于遣人领书之时乘便借观，是否宜于摄影，再行决定。”事隔五年后，潘承厚在信中再次提出20种难以办到：“滂喜藏书未必能有二十种付照，当日已屡屡声明。”（1934年1月26日）可见借印滂喜斋旧藏的数量是长期未解决的一个矛盾。而实际所谓“拟借”“选书”的数量已在20种以上，潘景郑在《跋张菊生丈遗札》中提到“选书约二十余种”。正如张元济所言，开出20种书单后，又多次提出借阅要求，范围远超上述20种之外（详见下表1）。在合作之初，张元济正在筹措编辑其远祖张九成“横浦先生”文集，提出先行借印《张状元孟子解》：“再有恳者……今见滂喜斋目有宋刊残本二十九卷，不揣冒昧，可否仰求转陈令叔祖母……”（1928年12月29日）。此外，向潘承厚借印钱谦益《有学集》：“前承假补牧斋《有学集》初印本五卷，今已印成出书，艺林受惠良厚。拟赠新书两部。”（1930年3月11日）因此，拟借书在上述20种之外还有这两种，这两种为潘承厚藏。

2.拟印未刊书

由于时局的动荡、战争的破坏，商务印书馆遭到巨创，其古籍影印事业在张元济的勉强支持下断续进行。同时，张元济在退休之后全力投入影印事业，数种大型丛书同时操作，其计划与实际印行在不断调整，造成了拟印而未刊的情况。这里所说的拟印，不同于上述的拟借，因拟印是出版计划，拟借是策划意向，前者有当时印刷品为依据，较为正式。张元济向潘氏借印，主要是以“四部丛刊”的名义开展的，当时丛刊初编已经印成。此后商务编印了《四部丛刊续集草目》《四部丛刊续编目录》《四部丛刊三编预约样本》，其范围远大于今日可见的《四部丛刊》全部。柳和城《四部丛刊未刊书目考略》综合上述书目对“拟印未刊”书做了全面研究，据考证，拟印潘氏藏书而未刊的有11种【柳和城：《书里书外——张元济与现代中国出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5—126页。】。又潘景郑在张元济寄赠的《四部丛刊续集草目》封面识语中提到“借印而未成书者”5种，在书目上批注未刊者7种，实际5种借印（详见表1）【柳和城：《潘景郑题识的〈四部丛刊续集草目〉》，《橄榄集——商务印书馆研究及其他》，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26—230页。】。

3.已刊书

根据潘景郑在《四部丛刊续集草目》封面识语“惜所印不及十种”【柳和城：《潘景郑题识的〈四部丛刊续集草目〉》，《橄榄集——商务印书馆研究及其他》，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26—230页。】，又《跋张菊生丈遗札》“选书约二十余种，后续刊印入者，有宋刊《诗本义》、宋刊张九成《孟子传》、宋刊《北周书》、宋刊《唐律疏议》、元刊《辍耕录》、宋刊《张乖崖全集》、宋刊《竹友集》，庄廷鑨《明诗抄》等八种”【潘景郑：《著砚楼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

这8种，实际分在三部丛书中，《北周书》与涵芬楼宋蜀刻本配入《百衲本廿四史》；
《张乖崖全集》、《竹友集》（即《宋本谢幼槃文集》）入《续古逸丛书》；
《诗本义》《孟子传》《唐律疏议》《辍耕录》《明诗抄》入《四部丛刊三编》。又《牧斋有学集》与涵芬楼本配入《四部丛刊初编》（详见表1）。

为免逐项征引，过于繁复，笔者根据上述三类对相关文献做了梳理和汇总，即张元济拟借34种，拟印未刊13种，已刊9种。制表如下：

（五）出版报偿

参考商务与常熟瞿氏的合同，借印古籍涉及的经济款项，主要包括版权费和保险费两项。

第一，版权费根据张氏与瞿氏合同来看，明确了不同类别版本的金额。在张、潘信件中没有看到有关讨论，合同也未传世，其具体标准难以确知。不过，张元济屡次赠送潘氏兄弟新印古籍丛书（预约券）也是价值颇丰的报偿。潘承厚在互访后1929年1月3日即致信张元济，指定以商务所印、拟印白纸本《四部丛刊续集（编）》《百衲本廿四史》《续古逸丛书》各一部为报酬，此时合同尚未订立，潘承厚的要求不可谓低。1月26日，张元济复信应允：“前奉元月三日手书，以敝馆借印滂喜斋藏书，属以白纸《四部丛刊续编》壹部、古本《廿四史》壹部、《续古逸丛书》全集三十四种为酬，当于同月五日肃复寸函，陈明转商主者，计荷察及。……接得复函，谓辱荷盛意，慨假善本，属以上文所举敝馆出版书籍三种为报，何敢有所吝恡。”2月13日，张元济致信潘承厚：“续印《续古逸丛书》十二种预约券一纸，系弟所奉赠，敬祈哂纳。其重印之二十二种，亦已知照敝公司备券即日寄呈，异日即可凭券取书。至古本《廿四史》及《四部丛刊》续集，现均尚未售预约，容俟续奉。所假之书印成之日，各送拾部，以备馈赠亲朋，自为遵办。”也就是说，张元济以私人的名义，感谢潘氏兄弟，先赠送《续古逸丛书》续印预约券，其他要求公司将照办。此外应潘氏要求，借印书印成后各送十部，以书报书，颇为可观。

借印合作中途擱置，至1934年年初再次启动时，1月26日潘博山提出所借《周书》为本人藏品，明确要求以《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作为版权使用的报酬，“《周书》是寒斋藏书，拟得贵馆印行《四库珍本》全书为板权酬报，不知能蒙俯允否？”次日，商务即派人送去预约单一份，据《潘景郑日记》记载，《四库珍本》一部价格近六百，即潘博山一册藏书的版权费，“二十七日星期六。商务客来，预约《四库珍本》存单一纸。又张菊生附函《四库珍本》为图书酬报价近六百元，亦一怯事”【《潘景郑日记》，苏州博物馆编：《苏州博物馆藏晚清名人日记稿本丛刊》卷七，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4352页。】，潘景郑已有愧意。实际上，前几日张元济已赠送潘氏兄弟《四部丛刊续编》预约单及其已刊零种，“一月十八日星期四。得张菊生函，以《四部丛刊续编》定单为赠”，“二十三日星期二。商务书馆客来，《四部丛刊续编》五种”【《潘景郑日记》，苏州博物馆编：《苏州博物馆藏晚清名人日记稿本丛刊》卷七，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4350页。】。

第二，保险金是借印合同的重要条款，从一开始双方存在较大的分歧。1928年12月27日初次洽谈后，张元济回信潘承厚明确告知前此合作借印的保险金标准最贵重的每册两百元：“保险之数，前向他家借书最重者每册以弍百元为率，每种册数甚少者酌量增加。如何之处，敬祈裁酌。”此后双方屡次就标准问题反复磋商。1929年3月5日张元济在信中指出，潘承厚提出的保价过高，以防外间觊觎，劝潘氏斟酌考虑，“至册数、保险之值，本不当有所疑议，惟恐过于昂重，转易生觊觎之渐，故拟仍请酌中核定，容晤时再行协商”。至同年11月5日，张元济以同样的理由，希望潘承厚能够理解，降低保险标准：“至保险价值，如数甚钜，外间传闻恐耸观听。此本为手续问题，我兄明达，统祈鉴察。”9日再次以同样的理由希望潘承厚“明达”“核减”：“保险之数，务祈酌量核减，俾免传播于外，反启觊觎。我兄明达，定蒙鉴詧。”

直至1934年1月初，潘承厚以现有标准不及宋本书的市场价为由仍坚持高标准，并托称其“弟妇”（潘达于）也有同样要求，否则不愿出借：“惟对于保险价值一项，舍弟妇以郑重关系，坚持略为从宽，否则不愿借出。只可比前增加若干，然尚不及近来市上宋本价值也。统希见谅。”最后，张元济只得妥协，复信称：“增加保险价格，自为珍重楹书起见，谨当遵办。”（1934年1月26日）

由此可见，潘承厚在合同订立、合作谈判中颇为强势，自1928年起至1934年，在保险金这一项上始终没有松口，在现存的往来书信中，关于版权费用的商谈相对较少，以货币支付的版权费标准尚不清楚，我们知道潘承厚出借一部宋本《北周书》版权费大约600元。此外还有《四部丛刊续集（编）》《百衲本廿四史》《续古逸丛书》三种丛书为报酬，据当时的商务发行广告，重印本《四部丛刊》640元、《百衲本廿四史》360元、《续古逸丛书》245元，合计1245元。

从潘承厚的策略来看，似是用坚持高保险价、限制出借书数量的方法来迫使张元济给予更多实物报偿。同时，借印已经启动，保险金标准始终没有谈定，使张元济处于被动。最明显的是，前引1934年年初潘承厚信云“保险价值一项……只可比前增加若干”，紧接着就说：“《周书》是寒斋藏书，拟得贵馆印行《四库珍本》全书为板权酬报，不知能蒙俯允否？”突然申明《周书》是自己所藏，不在滂喜斋藏书内，《四库珍本》是临时提出的版权报酬，其卷帙也远大于其他几种，可见要价之高。他更进一步以“滂喜藏书未必能有二十种付照，当日已屡屡声明”对张元济施压。最后又留有余地：“如有合格印行者，侄必当竭力代为征求，以副雅命。”张元济为了从速编印，不得不不断向潘承厚表示感谢，坚持要借20种书，同时以实物相报，不惜以个人贴补来促成合作，其为古籍出版事业所做的努力和决心可见一斑。

三、其他交往

张元济与潘承厚兄弟的交往，主要集中在借印古籍这一过程，此后仍有交往。比较重要的有两项。其一，1940年至1941年，张元济与郑振鐸等人在沪秘密组织文献保存会，为中央图书馆购得大量古籍，潘承厚参与其中，提供书讯、居中议价等，颇显其才干。其二，潘承厚于1943年5月6日逝世，次年潘景郑为请张元济撰写墓志铭，多次书信往还，“前命为令兄撰墓志铭，何时需用？祈先期见示。”（1944年4月20日张元济信）张元济在撰写墓志铭时十分严谨，请潘景郑和顾廷龙一起斟酌修订：“前属为令先兄撰墓志，顷甫脱稿。弟不善作文，万不合用。别纸写上，请吾兄与起潜兄削正，幸勿客气。前附下传略、哀启各一通，补记事略两纸，又蒙属为令弟书扇，并题书面，一并呈上，统乞察收为幸。”（11月6日张元济信）“昨日起潜兄过访，承示前拟令先兄墓志有所纠正，遵当改正即呈。”（11月30日张元济信）潘景郑托顾廷龙转赠润笔，张元济坚辞不受，“承给润资，彼此至好，断不敢受，原封奉璧，务乞收回，即以他物相饷，亦不敢领”（同前信）。而当时的张元济经济上十分窘迫，1943年起“鬻字”补贴家用。潘景郑在这几年，多次代请张元济题字、撰联，在经济上予以一定的帮助。如“联纸及润资均收到。命书旧纸，甚惭芜劣，暴殄天物，悚歉无似。贵友两联亦写就，同时呈上，乞察收为幸”（5月10日张元济信，不署年份，应在1943年后，还有4月29日、5月1日相近内容的信）。

此外，张元济与诸老创办合众图书馆，结识、延聘顾廷龙，是通过潘氏兄弟的介绍；
潘景郑后也任职于合众图书馆，这是古籍影印因缘外的交往。

四、余 论

（一）民国年间滂喜斋藏书的主人

自潘祖荫光绪十六年（1890）逝世后，其收藏由其夫人汪氏护持，汪氏“片纸皆藏，三年毋改”，光绪二十二年（1896）卒于京第。于是潘祖荫之弟潘祖年举家归里，与堂兄潘祖同一房合住，三十年杜门不出，护持旧藏甚严。潘祖年于1925年年初逝世，据墓志铭其子、孙皆早亡，潘祖荫嗣子、孙亦早亡，该房中唯有潘祖年继室祁氏，即上文所及之“祁太夫人”和潘祖荫孙媳潘丁达于及年幼的嗣曾孙辈。故而，张元济借印滂喜斋旧藏，潘承厚兄弟必请于祁太夫人。这在《滂喜斋藏书记》潘承厚重印跋文中也有印证：“族人以承厚知此书源委，属请板于从祖母祁淑人，述其厓略而印行之。……今公后嗣髫，未能论撰先志，厚虽不文，安容缄默！爰昭告于公之灵而述之如此。”【〔清〕潘祖荫撰，佘彦焱标点：《滂喜斋藏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112页。】因此，1925年后主持滂喜斋藏书的是祁太夫人，而潘承厚作为侄孙代理出面。考祁太夫人于1932年11月前逝世，由潘承厚兄弟料理后事，顾廷龙1932年11月8日日记：

景郑来书，赠新得彝器拓片……皆攀古遗物。今以仲午夫人丧事，烦其昆仲料理，而以此相酬，亦可谓隆矣。攀古之物，自仲午捐馆后，湖帆平时择碑志拓本及宋椠之精者往往携去，今自名为四欧堂之四拓皆是也。渠不欲铜器，赠亦却之，盖避人耳目。博山则取铜器拓片，据为己物，以炫于人，善本间亦有久假不归者。其他则海红、济阳（仲午孙妇之母家），尚有祁氏（仲午继配家），徐氏（仲午长婿），皆有所得。一家孤寡，凭人支配，亦堪怜惜。此攀古遗物于甲子以后散失大概也。【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11—12页。】

該段日记客观地记录了“攀古遗物”在潘祖年谢世后，尤其是祁氏谢世后开始星散的历史过程。结合前引潘承厚1934年致张元济信中托称“弟妇”以保险金不足不愿出借滂喜斋藏书，可印证祁氏夫人谢世后，潘祖荫滂喜斋所藏由潘达于继承主持，潘承厚继续代理出面。

（二）滂喜斋藏书的面世

潘祖荫谢世后，因家族在朝中势力衰退，以及清末时局的动荡，汪氏夫人、潘祖年弟努力护持，拒绝了多次外人对丰富收藏的觊觎。自潘祖荫谢世的1890年起，至《藏书记》正式面世的1928年，潘氏家人长达38年密守滂喜斋藏书，实属不易。

滂喜斋藏书历经坎坷，在潘承厚重印《滂喜斋藏书记》跋中有较完整的叙述，大致梳理如下：早在光绪九年（1883）就请叶昌炽初步编目，成《滂喜斋读书记》二卷。潘祖荫夫人汪氏谢世后，其弟祖年奔赴京师，已有家奴纠集书商持目议价，略有散失。潘祖年将潘祖荫所藏尽数南迁【〔清〕潘祖荫撰，佘彦焱标点：《滂喜斋藏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112页。】。潘祖年又请其师叶昌炽修订前稿，于民国甲寅（1914）刻成《滂喜斋藏书记》三卷【王季烈：《滂喜斋藏书记序》，《滂喜斋藏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缪荃孙从刻工处获得一部红印本，按图索骥，登门求阅，引起潘祖年不满，于是封存板片。潘祖年逝世后，陈乃乾据缪荃孙本铅印《藏书记》在序文中对潘祖年的保守颇有微词，于是引起了潘承厚的重印，时在民国戊辰年（1928）。潘承厚在书跋中云：

（陈乃乾本）卷首一序，于文勤后人诬蔑殊甚，吴中士大夫阅之多不平，纷来诘责，曰文勤兄弟后嗣虽稚，然汝族固多人，独无能辨白乎？族人以承厚知此书源委，属请板于从祖母祁淑人，述其厓略而印行之。……呜呼，仲午公秉心冲淡，不求闻达，抱经世之学而不欲以著述自显，独于文勤手泽尤加爱护，虽权贵嗔责，宵小诽谤，有所弗避，其克继兄志为何如哉！……戊辰首夏，侄孙承厚谨跋。【〔清〕潘祖荫撰，佘彦焱标点：《滂喜斋藏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112页。】

结合上文可知，正是1928年，张元济开始向潘氏兄弟商借滂喜斋藏书，并且潘承厚送张元济重印本《滂喜斋藏书记》四部，请他分赠挚友。正如潘景郑在《四部丛刊续集草目》封面识语所说：“吾家滂喜斋所藏，即于是时检付流传。”因此，张元济的借印的机缘，在于潘氏迫于陈乃乾“侵权”而正式公开刷印《滂喜斋藏书记》。

综上所述，张元济与潘承厚潘承弼兄弟围绕古籍影印的合作是现代出版史、商务印书馆史、古籍流通史的一个典型案例。他们的交游，也是传统社会士大夫阶层向现代社会转型、合作推进文化事业的典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元济在古籍影印事业中的智慧、方法和坚韧。同时，也可以看到同样作为乡绅、民族资本家的潘承厚善于经营又支持现代出版事业的复杂性。还能看到著名的滂喜斋藏书是如何在沉寂四十年之后公之于世的曲折过程。潘承厚谢世后，作为前清翰林的张元济应潘景郑之请为其兄撰写墓志铭，又体现了传统士人间的“旧谊”。

附表 张元济与潘承厚、潘承弼往来信件一览【本表依据张人凤先生系年考订编制，来源“上，三328”为“《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书信》，第三册第328页”缩写，“全，三512”为“《张元济全集》，第三册第512页”缩写，类推。】

〔作者潘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后〕

A Study on Zhang Yuanjis Friendship with Pan Chenghou and Pan Chengbi with a Focus on Their Collaboration in Photocopying Ancient Books

Pan Jia

Abstract：The Commercial Press photocopying of ancients texts under Zhang Yuanjis leadership wa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publishing， and the precise process of his photocopying operation embodies the fundamental trai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cholars into modern academic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llaboration in photocopying ancient texts between Zhang Yuanji and Pan Chenghou and Pan Chengbi. The paper relies on correspondence and diaries between Zhang Yuanji and the Suzhou brothers to organize and validate the main steps of their collaboration：
renewing old friendships， negotiating loans to print texts， drafting contracts， borrowing and printing rare books， and publishing rewards， as well as other details o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is article also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from Pangxizhai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Zhang Yuanji， Pan Chenghou， Pan Chengbi， Pangxizhai， Baoshan Tower， photocopying ancient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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