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刘伯承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动因探析

唐秋 何永明

基金项目：本文系新疆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新疆高校研究生历史课程突出政治性功能改革研究”（编号：XJDX2021YJG26）阶段性成果

摘要：刘伯承的成长经历表明，其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动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面对封建压迫的现实苦难，青年刘伯承的反封救国爱国主义意识生发逐步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萌芽；
（二）接受新式学堂教育和革命进步思想熏陶，青年刘伯承立志救国的内生动力奠定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根基；
（三）历经从军革命的战争磨炼，青年刘伯承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重新思考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转向的思想契机；
（四）深入学习研究社会主义理论，青年刘伯承对各种革命思潮的反复对比和实践考量决定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崇高信仰的思想转向。

关键词：青年刘伯承；
马克思主义；
信仰；
动因

中图分类号：K261;D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0-0022-04

五四时期既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关键期，也是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信仰和发展道路的重要时期。饱受封建摧残和壓迫的青年刘伯承，在学习、工作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本质，立志要找到改变现存社会的正确道路，其思想也由稚嫩不断走向成熟，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刘伯承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信仰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他的执着追求和献身为国的精神，对新时代立德树人、坚定青年一代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面对封建压迫的现实苦难，刘伯承萌发反封救国的爱国主义意识

鸦片战争使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中国人民从此陷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深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苦不堪言，社会矛盾极其尖锐，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刘伯承便是这劳苦大众中的典型代表。“1892年12月4日，刘伯承诞生在四川省开县浦里区赵家场乡张家坝。”［1］1刘伯承出生在腐朽黑暗的封建王朝日渐衰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的困苦时代。在刘伯承刚满2岁这年，即1894年，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战败而告终。“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屈服于日本军国主义，使得中国看起来是个奄奄一息的巨人。帝国主义列强，一群饿狼一样争先恐后地扑上来，撕裂这个巨人的肢体、吞噬这个巨人的血肉、并且因此而在它们相互间引起了激烈的矛盾和斗争。”［2］满清政府于1895年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揭起了英、美、法、德、俄、日、奥、意等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饱受西方列强和满清政府的剥削压迫，生活苦不堪言。

与封建社会的贫苦家庭一样，刘伯承一家希望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和他通过读书入仕来改换门庭、摆脱贫困。1903年刘伯承随父参加考试，却因被人诬告，父子二人一同被逐出考场。刘伯承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样写道：“五岁入学，家贫苦读，至十岁，文字已通顺，稍长，父偕往考试，因祖父曾业吹鼓手，被密告，登时逐出考场，他在精神上，受极大的刺激。”［3］6封建制度残酷无情的压迫加上考场被逐，刘伯承的内心深受打击，也由此认识到了封建制度腐朽、黑暗和反人民的本质，他不再将改变现存困苦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腐朽黑暗的满清政府上，认识到改变现存困苦生活的根本就在于推翻现存满清政府统治下的封建制度，逐步萌发出“反清灭洋”的救国思想，踏上反封建拯救国家的爱国主义道路。

二、萌生立志救国的内生动力，刘伯承成为一名赤诚的爱国者

刘伯承在他父亲的教诲和影响下，自幼便养成刻苦学习的好习惯。刘伯承5岁进入私塾读书，师从文物精通的任贤书。在任贤书的指导和帮助下，刘伯承不仅学得了基本的文化知识，还习得了一身武术。刘伯承师从任贤书6年，于1904年秋天转到廪生刘华英主办的“汉西书院”就读。刘华英与维新派、洋务派等开明人士接触甚多，因此深受西方先进文化和改良主义等先进思想的影响，是一位具有先进思想的开明人士，也是一位“教育救国”理念的践行者。为了开拓学生们的知识面，刘华英不仅在“汉西书院”开设了语文、数学、理化和地理等科目，他还在授课之余，经常给学生们讲述“外面”精彩的世界，以加深学生们对时事和新思想的了解。“汉西书院”的学习让刘伯承开始了解现代科学知识和时事常识，在学习过程中他深受刘华英忧国忧民的精神和浓厚的爱国情感的影响，萌发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

1905年，清廷下诏废除科举，新式学堂成了青少年求学的新出路，刘伯承也在这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开县高等小学堂。该学堂除开设像国文、修身类的传统课程外，还开设外文、数学、理化、史地、体操等新科目。刘伯承对算术、历史、地理、中国文学和格致等课程都非常感兴趣，但他十分抵触“三纲五常”式理论说教的修身课程，一位刘伯承敬重的老师就听到他愤慨不已地说过：“修身，修身，不是修成吃人的虎狼，便是修成任凭虎狼吞噬的羔羊，这种课程学了又有何用？”［3］9刘伯承在努力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开始接受抨击封建礼教的新思想。新式学堂的大多数教师具有较高的近代文化知识素养，其中留学于日本弘文师范学校的傅让和朱璜等人不仅给学生带来新思想、新观念，而且还秘密传播《鹃声》《革命军》《天演论》《四川》等革命书籍和进步杂志中的先进思想。刘伯承通过阅读这些进步书籍和杂志，逐渐认识到现存社会腐败没落的根本原因和变革旧社会的必要性。

1907年，刘伯承因父亲病重去逝而被迫辍学回家务农，年仅15岁的他就挑起了家中的重担。此时的刘伯承由学生沦落到生活的底层，他切身体会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大众的痛苦和无奈，开始站在新的角度观察社会和人生，立志改变现存社会状态。恰逢此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全国各地开展革命活动。声势巨大、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强烈地震撼着满清政府腐朽黑暗的专治统治。同盟会声势浩大的革命活动让刘伯承看到了希望，他开始认识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改变现存旧社会中的巨大作用，开始将目光投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将其视为埋葬帝制、救国救民的良方。

经由早期学堂的学习和后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的激励，刘伯承在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开始探寻救国救民的新理论和新道路，为不断趋向马克思主义萌发内生动力。

三、历经从军革命的战争磨炼，刘伯承成为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

1911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骤变，激烈动荡的年代。就在这一年清政府将粤汉、川汉等铁路收归“国有”，并将其主权拍卖给帝国主义，这一卖国行为引发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川、鄂、湘、粤四省兴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尤为激烈，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省规模的群众性大起义。此时，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辛亥革命风潮席卷整个神州大地，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在各地风起云涌，广大人民群众聚集起来奋身起义。辛亥革命使刘伯承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逐渐认识到武力的重要作用，于是剪掉辫子从军革命。刘伯承从军的意志异常坚定，面对母亲的担忧和亲友们“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劝告，刘伯承慷慨激昂地说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1］8就这样，青年时代的刘伯承“怀着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改革的思想，投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1］11。刘伯承在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选择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踏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救国的新道路。

刘伯承怀揣着救国救民、渴求真知的愿望，踏上赶考从军的道路，1912年2月以文武各科的优异成绩被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录取。刘伯承在将校学堂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他学业优秀，除学习校内课程外，还广发涉猎古代的兵书，诸如《孙子》《吴子》《司马法》《百战奇略》等著作是他案头必备之书。刘伯承在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每天都会抽出大量时间进行军事操练，有时候为了熟练掌握某些动作和达到军事操练的专业性，他会反复操练几十次甚至上百次。1912年年底刘伯承顺利从将校学堂毕业，并凭借自己优异的成绩和优秀的表现进入熊克武部队当见习生，刘伯承漫长的军旅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反动派夺取。袁世凯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实行个人专断独裁，打击、迫害革命进步势力，这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讨袁呼声响遍全国。1913年7月，孙中山组织力量发动“二次革命”，熊克武等国民党人也在重庆积极响应，8月4日正式组成讨袁军，并在此日拂晓发起讨袁战争。刘伯承率领全排随连队投入寒场坡战斗，取得了寒场坡大捷。但是由于袁世凯部力量的强大和讨袁军战略失误，历时50天的“癸丑讨袁之役”最终失败。刘伯承因在战斗中左脚受伤，返回开县老家休息养伤。养伤期间的刘伯承在听闻原讨袁将士大都集聚上海，且备受孙中山先生关怀的消息以后，看到了反袁大业的光明前景，他于1914年冬天约集军中同事顺江东下，前往上海。经过三峡时，刘伯承知道已经摆脱了反动鹰犬的追捕，面对三峡两岸青山对出，天水一色的景致，不禁抚今追昔，展望前途，写出《出益州》一诗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微服孤行出益州，今春病起强登楼。海潮东去连天涌，江水西来带血流。壮士未埋荒草骨，书生犹剩少年头。手执青锋卫共和，独战饥寒又一秋。”［1］11这短短的56个字，不仅表明了刘伯承的讨袁决心，也表达出以身许国的坚强意志。刘伯承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申江找到了革命组织，和但懋辛、李蔚如、余际唐、卢师谛、吕超、张冲以及王维纲等反袁志士聚到了一起。1914年秋天，刘伯承在但懋辛的引荐下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不仅为革命组织注入了新的血液，也是刘伯承早期革命征途上的重要标志，他已经由一个赤诚的爱国军人发展成为清醒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民主革命思想不断成熟。

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为了实现自己的皇帝梦，于1914年5月废除《临时约法》，炮制了一部所谓的“新约法”，并且在日、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1915年12月12日，公然宣布复辟帝制，自称“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为了推翻袁世凯的新王朝，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军在各省进行武装起义。1915年12月刘伯承和康云程、王旭东等人返回四川后，深入到革命基础深厚的奉节、万县、涪陵等县和乡，联络当地的革命党人、“哥老会”首领和有志之士，策划反袁武装起义。刘伯承在反袁战役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和军事指挥能力，协助张明安整顿编制璧山义勇军、亲临战争前线指挥护国军第四支队大规模地开展游击活动，猛烈攻击敌军的进攻，取得许多胜利。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便怀着忧伤和惧怕而死去。但是袁世凯新王朝的垮台并没有结束北洋军阀的统治，各派军阀在“护法”的旗帜下，又开始了新的混战。在这几年中，刘伯承怀揣着救国救民的初心，先后参加许多战争。这些战争都打着“正义”“救国”的幌子，实则是军阀之间各自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混战，所以不管怎么打，打多少胜仗都不能摆脱旧的困境。刘伯承在隆昌战役中，右大腿不幸受伤，被迫停战修养身体。壮志未酬的刘伯承，目睹军阀混战、人民苦难的悲惨景象，开始检讨过往，探寻新的革命道路。

刘伯承在四川作战10年，经由种种战争的磨炼，他不断成长成熟，不仅军事作战和指挥能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他的思想也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一开始满怀赤诚的富国强兵、救国救民理想到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再到新的考量和探索。刘伯承思想的转变，既是他不断成熟的标志，也是刘伯承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过程中不断趋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

四、铸牢理论探析的思想基石，刘伯承成为一名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3年刘伯承利用在成都治病养伤的时间，一方面认真检讨、反省過往，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道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的面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一个清朝皇帝，但又出现了袁世凯、曹锟、吴佩孚等封建军阀；
另一方面努力阅读、研究各种社会主义著作以探寻新的救国救民之路。就在刘伯承苦闷彷徨的时刻，他遇到时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吴玉章。此时的吴玉章和恽代英、杨闇公等先进人士正以《星期日》为媒介，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吴玉章深知刘伯承是革命事业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每隔几日就会去看望刘伯承，借探望病情的机会，在闲谈之中潜移默化地向刘伯承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以此打开刘伯承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大门。后来，在吴玉章的引荐下，刘伯承认识了早期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杨闇公，他俩相识以后，交往十分密切，从相互切磋、交谈当前国家大事和人民诉求中来了解彼此，并且感情日渐深厚。刘伯承曾经回忆说：“1924年我在成都与闇公同志一起，可以说朝夕不离，论说当时局势。”［4］72杨闇公1924年1月2日在日记中写道：“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见。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4］75

刘伯承通过与杨闇公的交流和切磋，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但他是个“深思断言”的人，为人处世喜欢独立思考，从不随波逐流，他并没有因为吴玉章和杨闇公的宣传、动员而立即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共产党。杨闇公和吴玉章在成立了“中国YC团（中国青年共产党）”①以后，真诚邀请刘伯承加入该组织，但是刘伯承却坦率地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3］41为了找到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和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刘伯承前往犍为县五通桥静养学习，他在广泛阅读各种社会主义理论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各派理论和主义，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1924年吴玉章因战辗转到了五通桥，他给刘伯承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开展革命活动的相关情况。刘伯承和吴玉章协商一致后，于1924年秋末一起前往上海。刘伯承在上海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看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力量，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926年5月，在杨闇公和吴玉章的引荐下，刘伯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组织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刘伯承在深入学习研究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在反复对比和实践考量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实现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转变，是他人生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同时也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结语

刘伯承这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找到改变旧社会、救国救民的真理，经百战而不屈，“遍体弹痕余只眼”而不弃，在革命的磨炼中，在理论的反复学习和对比中，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真理，找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正是因为有像刘伯承这样无私奉献、舍身取义的伟大爱国主义者，他们的革命斗争精神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

注释：

①中国YC团：全称“中国青年共产党”，是1924年1月吴玉章、杨闇公等人在成都秘密成立的一个党组织。YC字母为中国青年共产党创建者领导人的化身符号。所以简称中国YC团。

参考文献：

［1］《刘伯承传》编写组．刘伯承传［Ｍ］.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2］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Ｍ］.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240.

［3］刘備耕.刘伯承的非常之路［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刘伯承.刘伯承回忆录［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唐秋（1994—），女，土家族，四川宣汉人，单位为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近现代史。

何永明（1972—），男，汉族，江苏淮安人，历史学博士，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新疆近现代史及边疆问题。

（责任编辑：张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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