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学术与生命的位置

摘  要：吴福辉先生在京派、海派文学研究及现代文学史撰写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确定了吴福辉先生早期学术研究的对象，也形塑了他宏阔通达的文学批评气质。《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开启了吴福辉先生对海派文学的关注，在研究中探寻学术与生命经验融合的方式。《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自序》是他对“多元共生”文学史观的思索与实践结果，文学的地理图景在此浮现。《石斋语痕》等学术随笔融入生命体验与文学趣味，闪烁着文学的光泽。吴福辉先生在思潮翻涌中不断探寻学术与生命的位置，走出了一段开阔而悠长的学术历程。

关键詞：吴福辉;京派文学;海派文学;文学史观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三代”学人的代表之一，吴福辉先生在京派、海派文学研究及现代文学史撰写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选择吴福辉先生较有代表性的三篇学术论文，标识其学术历程的三个关键节点，通过梳理这些如今仍焕发着学术生命力的文章，追寻先生处在不同学术阶段时如何面对挑战，其人生与学术如何形成互动，又如何摆脱学术浪潮的裹挟而独具己见的学者精神。

一、《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研究起点与风格形塑

追溯吴福辉先生的学术历程，《锋利·新鲜·夸张——张天翼讽刺小说的人物及其描写艺术》（《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此文撰写于跟随王瑶先生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期间，由学位论文写作延伸而成。以中国现代讽刺小说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删节版随后在《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发表，题为《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试论“左联”青年作家和京派作家的讽刺艺术》，学位论文全文也收入1991年出版的专著《带着枷锁的笑》中。

这是吴福辉先生第一篇代表性的学术论文，相较同时期发表的《现代病态知识社会的机智讽刺——〈猫〉和钱钟书小说艺术的独特性》（《十月》1981年第5期）、《怎样暴露黑暗——沙汀小说的诗意和喜剧性》（《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两文，此文对“讽刺小说”的讨论有整体感，并及“左联”与“京派”作家，着重论述了张天翼、沙汀与老舍小说中的讽刺艺术。彼时“京派”作家的概念仍处雏形，老舍被置入京派作家序列之中，但这篇文章今日读来仍显现着相当的魅力，行文主观性强，但不乏准确的艺术判断与真知灼见。如对“左联”与“京派”作家讽刺艺术差异的判断：“‘左联青年作家的美好理想只是做为讽刺的‘底气存在，京派却在讽刺小说中直接投进他们的理想之光。”“象‘左联青年作家那样，由军饷、赈米、租债、征兵、保甲、贿选，到买官进爵、特务横行、金融危机等典型事件上构成猛烈的讽刺，在他们是几乎没有的。”在学术观点与叙述中常流露出对统合、提炼作品观念与风格的熟稔，而“左联青年作家丑化人物的勾勒法，是由外往里写”①一类论说则体现了精准的艺术直觉。这是吴福辉先生这一代研究者评论文学的特点，不倚靠理论进行阐释，不借助跨学科视野重审文学，在先生的文学论说中有一种由直觉与感性出发的一空依傍的冲劲，其中大胆的笔触或许仍需商榷，但可以肯定，文字中饱含着对作品的熟稔、自信与热情，显现着宏阔而通达的文学批评气质。

这种气质与风格的形成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潮流相关。“我们都是80年代毕业的。像我、杨义、钱理群、温儒敏、凌宇、赵园以及上海的一些学者——上海还有一些78届的大学生。80年代初毕业的研究生和大学生，构成了当时的青壮年研究力量。80年代怎么评价？拉开点距离来看，我还是很看重‘重写文学史。”②此处“重写文学史”泛称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伊始，为实现文学“现代化”而普遍推行的文学价值重估潮流。这是一种隐秘而透明地贴合在文学上、促使文学推翻上一时段政治评价与定位的思潮，在此意义上，吴福辉先生对施蛰存、钱钟书或“左联”青年作家张天翼、沙汀的重评也受这一思潮影响。学术脉络与思潮并非一位学者需时时竭力抵制的，重要之处在于如何自觉于潮流，明白自身学术研究的位置与其可能性。吴福辉先生的研究源于“重写文学史”大潮，但他的研究顺潮生长，在沿学位论文展开的京派小说及对其他作家的重评与学术研究中，放眼于长时段文学史，在大量作品的比较与联系中对文学进行安放与确认，这也使他的研究在思潮涌动中仍能保持着独立性。

吴福辉先生早期研究风格的形塑有着王瑶先生的影响。一方面是扎实的专业基础训练，如钱理群先生所言：“我们在读研究生阶段，都老老实实地按照王瑶先生的布置，对整个学科的方方面面，几乎所有的作家、文体、流派、思潮……都下了很大功夫。在这个意义上，我和老吴的专业基础是打得扎实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专业知识比较全面，并不限于某个自己所喜爱的作家、文体、流派，由此形成的知识结构，恰恰最适合作文学史的研究。”③在先生此后的工作中，无论研究京派、编选《京派小说选》时对主要作家作品与风格的筛选与界定，还是研究海派文学并进一步拓展到个人文学史书写，都离不开研究生阶段广泛、全面专业阅读的积累。另一方面则是对重要作家的关注：“王瑶先生认为每个研究生应当背靠一个大家——大到什么程度？和现代文学三十年哪一年都沟通，和很多作家都有联系。他认为大作家像一棵树一样，你抱住这个大作家，就把文学史的实体抱住了，其他都是空的。”④王瑶先生引发吴福辉先生对茅盾的关注⑤，从参与编注全集到发表研究论文，对茅盾的研究贯穿了他的学术历程。尤其在海派小说研究中，茅盾对上海的书写，从左翼视野为他勾勒、界定海派小说的风格与边界提供了重要参照。

值得注意的是王瑶先生将大作家形容为“树”的修辞方式，其中凝结着一种生命主义的热情——大作家像树一样根植于文学史的土壤，而抱住大树便是抱住文学史的实体，研究者得以从中不断汲取养分，这是一种自我与研究对象不断产生生命互动和对话的研究态度与方法。在1990年出版的《沙汀传》中，吴福辉先生重走沙汀生活过的四川的深山与城镇，调查、寻觅沙汀在当地留下的痕迹，他将“对话”置入传记中，传记的开头便流露着强烈的生命感：

他最看中的是那扇门，看中堂屋所在的这条能以生命相托的逶迤岭脉。它叫玉洞山……在这里，他以一个现代隐士的身份，在各式各样的舍柴屋，于米柜、木墩和小学生用的作文本的格子间，奇迹般地写下了他的大部分代表作品，使得散布在苦竹庵、刘家沟、秀水镇、永兴乡、邹家抱房、板栗园的那些简陋荒凉的小房，个个如同得了魔力，支撑起他一生中最贫穷时刻的创作大厦。

这时，你站在刘家酱园的后山上不禁陷入沉思，恍惚跨上了一条历史的脊背，听断墙、柴门，和着山林发出飒飒声响，与你耳语：如果沙汀不是生长在这块土地上，或者不幸却是永远滞留在这块土地上，他能成为沙汀吗？假如他走出这里，东出夔门，而忘記重返这块土地，那么，他能够成为今日之沙汀吗？①

吴福辉先生在此抓住了文学的“实体”，撑开了文学研究的空间与历史感，而如“他每一次离开故乡、回到故乡，都完成了生命的一个圈”这样对作家生命轨迹的描绘与判断也生动鲜明。钱理群先生称《沙汀传》“对地方文化的关注，预示了新的研究方向，由此转向了对海派和京派文学、文化、文人的研究”②，这正是沿着硕士阶段的学术训练与积累，以及由《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学位论文生长出的学术视野，今日阅读时，笔者仍不禁感叹其中的真情流露。此外，吴福辉先生此时开始重视社会学、城市史、文化学等文学视野外的史料与方法，如费孝通社会学研究对“乡土中国”的分析，对中国社会结构“乡村、市镇、都会”的三分法等，都构成了他在研究京派以至地域文学时的理论原点，③也意味着学术视野的进一步开拓与发展。

专著《带着枷锁的笑》于1991年出版，收录吴福辉先生20世纪80年代对讽刺小说、茅盾、施蛰存及新感觉派的研究论文，是先生早期研究的集合式著作。王瑶先生在1988年为专著写作的序言中称赞“作者自觉地‘寻找自己，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角度与方法，以开拓自己前进的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④，这是对吴先生作为学者独立工作的态度与成就的肯定。遗憾的是，王瑶先生生前未能看到这部专著的出版。⑤

二、《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文学研究者的位置与生命感

选择《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作为吴福辉先生第二篇代表性作品，是想以此梳理先生的海派研究脉络。就学术史角度而言，1995年出版的专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在海派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但较早发表的《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上海文学》1989年第10期）一文，以及《为海派文学正名》（《文艺报》1989年8月5日）一文，更能代表这段研究的正式开启⑥。正如吴福辉先生所言：“‘京海冲突构造的概念，来源于长期对中国经济文化不平衡性的感受，是自少年时期冷丁离开繁华沪地到了严寒东北市镇就一直隐隐环绕我灵魂的实际生活体验，在强烈接触了京海派文学之后自然提升出来了。它使我终于找到了属于个人的学术领域——一块自己的园地。”①

从标题分析《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一文颇有意味，文章标题可拆分为三个关键词：“大陆文学”“京海冲突”“构造”，指涉着吴福辉先生的学术视野及现实关怀。首先是“大陆文学”，特意将“大陆”标识出来，暗含着先生的世界眼光——在后续著作《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中不难发现先生对海派小说的定位着眼于世界及华语文学范围，他敏锐地意识到当代由于政治形态与文化分野形成的文学差异，因而在讨论“京海冲突”前限定“大陆文学”，也包含着跨越性的连通视野。其次是“京海冲突”，此处的“京海”是文化意义上的对立与冲突，植根于久远的南北文化差别，呈现为吴福辉先生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京、海两地文人论争的重新梳理与阐发，尤其从各自对民族文化重造的角度，着重分析如京派的文化批判与对民族文化追求的姿态等话题。最后，“构造”标识着以“结构”方式理解文化的认识论特征，尤其在对京、海分属大陆与海洋文化，京、海构成的城乡冲突等母题的分析，似乎有着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与“文化热”的踪迹。

对文化构造的分析兴趣内在关联着吴福辉先生一代学人对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隐忧与关切，也关联到一种思潮与范式的转移。此时“京派”概念已然发生了由文学流派、风格到一种“文化”的定位变迁。如研究者所言，20世纪80年代对“京派”的命名“携带的大量审美讯号是对早一时期以政治运动和政治传声筒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形态乃至历史逻辑的有效反动”，先生于1987年撰写《京派小说选》的《序言》一文即循此脉络;但在新的变动中：“京派在‘人性、‘人道主义话语中所获得的那种文学优越性开始被逐渐转移，而重又成为‘民族化/‘西化、‘传统/‘现代化命题中的一个尴尬角色。”②对“京海冲突构造”的分析从文学上升至文化，代表着彼时学界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思索方式。当然，分析吴福辉先生研究所属的思潮，并非否定其对京、海派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而是为其寻找学术史上的位置，识别其学术研究与思潮所形成的互动和关联。

由文学进而对文化构造及其可能性的思考，不是单纯运行于学术思潮的演变，更植根于吴福辉先生的生命体验——正是对海派文学与文化的关注，使他寻找到作为文学研究者的位置与生命感。在1995年《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第一版《后记》中，先生对自己的“位置”也有说明：“我已经不知道我是什么地方人。所以，有的上海本地学者对我的说东道西会时表不安，而我的家人和北方友人，往往对我‘左袒上海文化，或无意中流露出的那点‘优越感不以为然……这也就是我的位置。我的对于上海的特殊的距离。”“随着此书的写作深入，我渐觉稍稍切入海派的肌理，也因而越发为中国现代文明的曲折进程忧虑。”③从个人身份的困惑出发，思索亲身经历的文化现象，这在文学研究中便体现为《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对海派小说的详细分梳。今日看来，这部重要的海派小说研究著作中出彩的部分是对上海文化与文学的细腻品味与捕捉，这一方面得力于吴福辉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形成的判断力与学术风格，另一方面则是源于自身的生命经验：“旧的家族在上海衰微的状态，和我的切身的经验都能契合，所以我觉得茅盾就没有把上海写清楚，他只是写了上海的一部分。再加海派其他作家——把予且加进来，把张爱玲加进来，把苏青加进来，这才像上海。”④

《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作为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一部，提供了关于上海文学与文化极具启发性的研究思路。著作《导言》部分为“海派”正名与定性，吴福辉先生认为“海派的每一个‘恶名都可从负面和正面，从多种角度去审视”，既然“注定无力选择一个健康的非畸形的海派”，就应当正视这种文化的方方面面，将“各种小报和流行书刊搜罗起来阅读”①。不对海派的“洋”“现代”“脂粉气”与“通俗性”预先进行价值判断，而是试图溯回历史现场重新定位，寻觅传统与现代的联系与结合可能，如此的研究视野跨越了新文学的边界，也彰显了一种严肃的学术态度。具体到著作各章，第一章《从四马路到大马路——海派文化的历史变迁》由上海的马路街市写起，在历史资料与文学作品中标识这一海派通俗文化与新文学的发生空间，其中吴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生成了多层次的文化结构，而文学自然异彩纷呈。此章也成为《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开篇《孕育新机》一章的雏形，选择在文学史中由印刷文化带来的文学现代性的发源空间说起，与此时对海派文学与文化的深入研究不无关联。第二章的精彩之处在于分析海派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时，对“海派期刊作为文学的（商品）生产”的重视。通过对报刊的研究，吴福辉先生清晰地呈现了海派新兴与大众文化的双重面相在文学生产与市场中的位置，标明“海派作家本质上是一种报刊作家”②，也提前十余年预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第二卷中的许多篇章。第三章对海派小说文化风貌的分析切中肯綮，《开放姿态》一节十分精彩，提出海派小说既“向‘物质开放，向‘人性开放”③，在纷繁的叙事技巧革新中也包含着诸如“诗的传统”因素，因此把“大众趣味和开放姿态两方面合而为一，对其文体方始构成完整印象”④。第四章包含了《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一文及对20世纪30年代京海论争的梳理辨析，視野开阔，目光敏锐，仍有许多超越时代思潮对当下具有启发性的论断。

在《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一文中吴福辉先生曾言：“京海的文化反差，构成一个长期的文学景观：沿海遭外来冲决的生活秩序紊乱不堪，像是个幻象，变化不定;内地的夕阳西下，反是风光绮丽。这种反差延续至今。”⑤对文学景观与现实境况差异的觉知与体察，或许体现了他逐渐寻找到“让生命附着于文学之上，让文学附着在生命之中”⑥的学术志趣，也形成了研究者的坚实意义感。

三、《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序》：地理图景与文学史观

第三篇文章选择吴福辉先生的个人文学史著作《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序》，这部著作出版于2010年，英译本在2019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在《序》中，先生称这部个人文学史著作的书写带有“实验性”，插图、表格等“都归结到一部含了新观念的，说得大胆一点，是身上可能包孕着一点未来因素的文学史上面去了”⑦。观念的新颖主要体现在对文学史“多元阐释的认知方式与书写方式”上：

将一切与文学作品、作家发生关联的现象，均置于历史“变动”的长河之中。文学作品的发表、出版、传播、接受、演变，得到特别的关注。文学形成的人文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重视。文学中心的变迁，作家的生存条件，他们的迁徙、流动，物质生活方式和写作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的关节点得到尽情展开。社团、流派的叙述，与文学报刊、副刊、丛书等现代出版媒体的联系，紧密结合，更接近文学发生的原生态。经过文学批评而与读者产生碰撞，经过翻译而与世界文学搭桥，经过电影而与同时期艺术相互影响，现代文学的外延像一个个章鱼的触角伸展出去。①

王德威教授指出，在吴福辉先生笔下“文学与其说是一种话语实践，毋宁说是一个充满了文本内外因素的文化生产场域”②。《发展史》精心选择大量图片、梳理报刊资料、制作“文学大事记”，在图表与文字的交汇中，探索着文学史体式所能还原与建构历史的可能性，琐碎、细部的史实形成对有完整结构统摄的文学史观的质疑，呈现“织毛衣”式驳杂多样的文学史图景③。

吴福辉先生对文学史的观念变革一直有着积极的反思与自觉意识，最早可追溯到《提倡个人编写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1期）一文。而在撰写个人文学史著作前，他曾参与集体撰写文学史的工作，如1988年与钱理群、温儒敏两位先生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直至30多年后的今天仍是各大高校中文系专业课教材④。在《三十年》后，先生曾于1997年参与编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史资料（第3卷）》，而对于文学史观念变革观点的提出，要到1999年8月于汉城第19届中国学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当下的意义》，文章提出了“多元共生文学史”⑤的概念，试图通过“多元”消解现存叙述中刻板的划界，强调多种元素的相互渗透。2007年至2008年，吴福辉先生在《文艺争鸣》上先后发表四篇以《现代文学史质疑》为副题的文章，其中《“主流型”的文学史写作是否走到了尽头？——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三》一文，明确倡导“多元合力”的文学史写作，以避免主流文学史因“鲜明、集中、清晰”而必然遮蔽的视界，亦提出“用中国材料阐释中国文学”⑥。《发展史》无疑是对上述一系列文学史观思索与实践的综合，在《序》中，先生也谈及近年五种文学史新见解对成书的影响，他认为近年新见解就“多元共生”的文学史观念已达成共识，是“学术界同步达到某个文学史重写阶段的一个集中体现”⑦。此时，吴福辉先生已然主动地参与和建构这一新的文学史重写思潮。

梳理如此漫长有关文学史写作观念的反思历程，亦是见证吴福辉先生的文学史观如何随阅读材料的增多、看待问题视角的转换而逐渐明确的过程。虽然“多元共生”的观念携带着新世纪思潮的印迹，但具体到文学史的写作中，对“多元”分寸与平衡的掌握体现出先生文学史观的实践成就。钱理群先生将《发展史》的贡献归结为五点：摆脱“‘正史的权威性品格”、摆脱过度的结构化的书写模式、“显示关键时间点对现代文学发展的特殊意义……突出现代文学活动的空间场域的变迁”、“变教科书模式的‘文学史+政治史为‘文学史+文化史”、“展现了特定大时代里的个人生命史，人史，心史”⑧，概括精当准确。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史永远都在重写①，这一浪潮于当代学人的实践中产生着重要作用，在结构式的反复中，学科的合法性、文学的价值被不断确认。对此吴福辉先生亦有反思：“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真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实在情景吗？还是说它们只是一种蒙上灰尘的斑斓历史碎片，有待我们追忆，有待我们于新的历史语境下作新的连接而已。”②“新的连接”关涉方法论的新变，聚焦现代文学研究近四十年的演进，从“重写文学史”到文化诗学、历史化、形式分析与社会史批评等进路，方法浮沉，数代学人或许是以不同侧面形成“新的连接”，探索着“文学”实践的面貌与可能。

《序》在对“多元共生”文学史观的强调外，同样呈现了对地理图景的关切。对文学地理图景的兴趣，源于吴福辉先生1990年代写作《沙汀传》与《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时开始的对具体地理空间的探勘。如李今教授所言：“吴老师已把实地踏查，践行积累成了他的学问功底，或可说成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田野调查。”③《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中，他以大马路与四马路娱乐功能的不同辨别其现代化程度，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的分野在他眼中也与具体的空间息息相关。建构文学史地理图景的意义，并非让读者在视觉上遭遇琳琅满目的地点与景观的冲击，而是试图让发生着文学的空间中的种种事相与情感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浮现。④如王德威教授在英译本《序》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是现代性话语与实践在全国和全球范围中流播的一部分。这种流播是通过‘旅行来实现——既是身体移动意义上的旅行，也是概念、情感和技术变迁意义上的旅行。”“旅行带来文化的穿越交融（transculturation）：各大洲、国族、社会、制度和共同体之间语言、文化和思想上的互动。”⑤此处“旅行”有着多重指涉，既指明现代文学发生空间中存在的肉身迁移，如20世纪30年代“到延安去”、40年代战时的南迁形成的文学活动中心转移，又强调与跨文化流播的关系，这也照亮了吴福辉先生文学史叙述中地理图景所蕴含的丰富面向：在具体的地理空间中，文学的发生与實践远比留在纸张上的作品更为丰富，借由图表与史料对地理图景的建构与书写，文学史得以呈现出理解文学的更丰富的方式。

对“多元共生”的关注与地理图景的呈现并非仅仅为了重返文学的历史与现场，正如姜涛教授所言：“如果‘现场仅仅指向某种抽象、静态的历史客观，‘返回也只是为了释放丰富性和差异性，为既定的文学史图像增添更多的细节或‘花边，那么研究的历史性恰恰有可能被抹擦。能否回到一种动态的具体情境中，而非从后设的认识出发，去把握事件、人物、观念的生成逻辑，去锻造一种在情境中提出问题的能力，或许更是‘返回的本意所在。”⑥在此意义上，文学史像一个斑斓晶莹的球体，它的内核是“文学”，表层是闪烁着不同光彩的侧面，这些侧面形成“多元共生”的关系，但重要的并不是“多元”本身，而是由“多元”抵达“文学”的内核。文学史的球体留给个人实践的空间，它允许我们触碰光泽熠熠的侧面，将它放置到不同语境中把握、观看、理解，由此文学史才能摆脱僵化的危险。这种留给个人实践空间的文学史，或许与吴福辉先生的观点暗合：“给读者留下空白的文学史，是我的一个理想。我只怕空白留得不好，而不想把那些应留的空白堵死，把读者的思路堵死。《编年史》和《发展史》都是这样留空白的文学史，就像擅长留空白的中国画一样。”①

四、尾声：“语痕”中的文学光泽

吴福辉先生学术后期阶段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也即书写了收录在《石斋语痕》与《石斋语痕二集》中的学术散文。这些散文的篇幅较短，但先生将其视为自身的“生命之痕”，也称为“微型的文学史片段”，是他为继续重写文学史付出的努力：“在传统的历史体系和新锐材料之间发现缝隙，于成熟的史见史识和前锋的反思中产生张力，于是会得到些许的启发，日积月累，为未来的文学史写作不经意间准备了各种可能性。这样，面前不起眼的学术散文就是无数小小的酝酿，是起于青 [苹][频]之末的一股清风。”②

其实，《石斋语痕》的学术散文写作不算先生的暮年变法，而是早在学术生涯初期便已形成的风格延续，那些散布在他不同著作中的妙语，经由学术散文的方式得到更为集中的书写。“学者就应该保持他那饱满的书生气，有余暇便写点有知识有学问并有长短句的文字。开初不必当回事，可它自会生长，出苗挺茎抽叶，转眼间长成葱茏草木，有了独立的气候，这便是学术散文了。”③学术散文的形式凸显了吴福辉先生对文学敏锐与准确的感受，如《旧时上海文化地图：“看张读书笔记”》系列文章，从张爱玲作品中对“居住”“城市”“饮食”“衣饰”“娱乐”“婚姻”“菜场”“交通”④等主题的书写谈起，进而触及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文学摘录与笔记式的书写中，生命经验悄然融入，这些“语痕”因此时时闪烁着文学的光泽。

《石斋语痕》不仅提供了文章的趣味与智性，也有着材料的新发现。吴福辉先生曾指出陈寅恪的研究将“新材料的发现和新观点的建立联系在一起”，因此，认为观点的建立离不开材料，“一本20万字的研究生论文，如果全是理论发现，没有什么材料的发现，我就不相信这是一篇很成熟的论文”⑤。在此意义上，《石斋语痕》中的学术随笔同先生参与编写《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时所作文章一般，有细密而新颖的材料，亦以个人的努力参与了现代文学史料与资料补足工作。这些“生命之痕”凝结着吴福辉先生的文学趣味，是他一生“让生命附着于文学之上，让文学附着在生命之中”学术品格的写照，见证了一位学人如何在时代思潮翻涌中寻找学术与生命的位置，将生命融于学术，走出一段开阔、悠长的学术历程。

作者简介：郑祖龙，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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