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骑图》人物服饰考

胡亦博

摘 要：《番骑图》又名《东丹王出行图》，画面以卷末出现“世传东丹王是也”为名，引起了古今学者的广泛议论。文章采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尝试从人物服饰入手，通过以首服为据的身份分析，衣裳为引的阶层分析，配饰为源的细节分析，考证出画卷中骑者的人物身份，并结合视觉语境下的缨带、马饰、马耳以及卷末文字等图像信息，进一步得出此画并非东丹王本人所绘，画卷中戴着“金冠”的骑者为皇帝或者贵族，与史料记载东丹王形象较为吻合。

关键词：番骑图；
人物服饰；
东丹王

中图分类号：J2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2346（2023）01-0064-10

1    引言

《番骑图》（图1）又名《东丹王出行图》，作者佚名，此图无款，卷末出现“世传东丹王是也”，为画卷内容提供了一条线索。有些学者认为画面中的主人公是东丹王本人，另一种说法便是这幅画是东丹王耶律倍所作的。笔者认为两种说法都有待考证。首先，“世传”二字表示出一种不确定性，极可能为后人所描绘东丹王出行的场景。其次，从绘画風格上看，推断应属唐至北宋间流行的重彩人物流派绘画，与传世的宣和画院所临摹的早期人物画作品风格比较接近，与南宋人物画风格不同，并且南宋画家陈中居临摹过。^[1]最后，现代出版《宋画全集》^[2]中将此画又名《番骑图》，当代学者对于这幅作品中的人物以及绘画风格产生了疑虑。因此，笔者也将此画命名为《番骑图》。

上述问题并没有影响后人对于它的兴趣，反而因画面构图严谨，人物姿态各异，提拔钤印众多，吸引了无数学者的目光，涌现出众多优秀的学术成果，不乏包括对作者身份、个别骑者身份、提拔钤印、图式的考证。王玉亭、刘宪桢以大红缨罩为线索，以服饰纹样为依据，根据文献记载推测出从右往左第三位为东丹王，一行人去参加“小祀”的情景；
根据画面中东丹王的位置顺序，对其余人物身份也做出了初步的判断^[3]。本文将在两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从服饰角度对《番骑图》中的人物身份展开全新的解读。

2    作者与《番骑图》的基本信息

潘诺夫斯基认为艺术作品的第一个层次为“我们所理解的和来自另一个 文化背景的人理解的一样多。所见即所得，这些都发生在前图像学的层面”。^[4]简言之，画面中所见到的就是自己心中所想的。

2.1    《番骑图》的作者情况

《番骑图》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并把作者定于李赞华（耶律倍）的名下。从古至今，不同著作对于李赞华（耶律倍）的艺术成就有如下记载：

（1）脱脱《辽史》^[5]列传第二《宗室》：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

（2）赵佶《宣和画谱》^[6]卷八《番族》：尤好画，多写贵人、酋长。至于袖戈挟弹，牵黄臂苍，服用皆缦胡之缨，鞍勒率皆瓌奇，不作中国衣冠，亦安于所习者也。然议者以谓马尚丰肥，笔乏壮气，其确论欤。今御府所藏十有五：双骑图一，猎骑图一，雪骑图一，番骑图六，人骑图二，千角鹿图一，吉首并驱骑图一，射骑图一，女真猎骑图一。

（3）于安澜《画品丛书》^[7]载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走兽门第三·神品》：东丹王赞华……善画马之权奇者。梁、唐及晋初，凡北边防戍及榷易商人尝得赞华之画，工甚精致，至京师，人多以金帛质之。予于赞善大夫赵公第见赞华画马，骨法劲快，不良不驾，自得穷荒步骤之态。其所短者，设色麓略，人 物短小，此其失也。

（4）郭若虚《图画见闻志》^[8]卷二《纪艺上》：……善画本国人物鞍马，多写贵人酋长，胡服鞍勒，率皆珍华。而马尚丰肥，笔乏壮气。

（5）夏文彦《图绘宝鉴》^[9]卷二《五代》：善画本国人物鞍马，不作中国衣冠，亦安于所习者也。然议者谓马尚丰肥，笔乏壮气。

通过上文可知李赞华（耶律倍）擅长画马和本国的人物，表现马形象丰满，却缺乏豪迈、勇壮的气概。上述历史文献只有《宣和画谱》提到该作品，但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也将这幅作品断定为北宋，而不是李赞华所处的五代。因此，许多学者对这幅画的作者有过存疑，经过整梳发现有下面几种说法：第一，五代番马画家张戡。以马入手，观察“犁鼻”“裂耳”等细节并加以绘画风格，史料、作品旁证得出这幅画的作者与张戡（或他的传派）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0]。第二，鉴于画家对鞍勒和服饰的熟悉程度，推测画家应是出自长期生活在北方上层的宫廷画家之手，很可能是介于金元时期的佚名作品^[11]。

2.2    《番骑图》的画面内容

《番骑图》画面采用北斗式构图，人物造型富有特色，描绘的是骑马出行的场景。6名骑者戴金耳环，穿窄袖圆领衫，长靿靴，佩蹀躞，未出现其他首饰。各自佩戴不同的首服，代表着各自不同身份，服装纹样和图案也有变化。深入分析，神态忧心忡忡，仿佛不是游玩打猎，而是去参加祭祀之类的活动。从左往右依次可见：第一位戴着头冠，身穿团花黄袍的中年男子，面部络腮，表情凝重，面朝前方，手牵着一匹带着大红缨罩的骏马；
他的前面是一名老年妇女，佝偻着背，戴着笠形罗帽，与旁边的“汉官”在交流；
“汉官”皱着眉头，从首服及着装角度看，与其神态不符，值得探究；
再往右看是一位头冠和服饰高贵、手缩在身前的男子，他所骑的马也戴着大红缨罩，可见地位显赫，可能是东丹王本人。再往前两位人物身份看似是“引路人”，穿绿色衣服的男子头戴笠帽，红色的帽檐和帽缘，顶缀绿带，帽内侧缀绳系于颌下与中老年妇女相仿；
而另一位骑在最前面回头的“汉官”，服饰纹样也与之前有较大的变化。

综上所述，此画的构图目的不言而喻，挪用北斗星的构图以突出皇太子的身份，具有继承极权的资格，但缺失一星的七星构图从侧面反衬出政治衰微征兆。^[12]作者佚名，或许是在相同处境下传达出对于东丹王政治衰微而感到同情和怜悯。

3    画中人物服饰解析

第二个层面研究是对图像志中描绘的人物形象通过服饰造型特征、骑者情景分析象征含义。根据卷末“世传东丹王是也”的解读，画卷人物中出现东丹王的形象，而且6位人物的首服在辽代绘画艺术中并不常见，着装的图案纹样也有待研究，是人物解析的重点部分。

3.1    以首服为据的身份分析

首服承载着一个民族悠久的衣冠文化，复杂多变的结构形式使人更想领略古人生活的多姿多彩，同时根据古代的舆服制度来看，首服也是判断人物身份的重要标识。本文在表1中对6名骑者人物首服标了序号，下面将从序号大小顺序逐个进行判断，分析出皮弁、笠形罗帽、方形幞头、鎏金银冠、蕃笠、梁冠6种。根据首服样式分为冠和帽、巾3类，骑者的身份随之揭开。

（1）皮弁。从骑者的首服来看，皮弁样式与委貌冠有所相似，状如覆杯，长七寸，高四寸，前宽后窄，前高后低^[13]（表1序号1），两者对比：皮弁源于汉代，通过白鹿皮缝制而成，皮上有浅毛，所以白色中带有浅黄色；
制法是用鹿皮分片，尖的一端在上，宽的一端在下缝合起来，缝合处缀有一行玉石；
用于帝王朝见诸侯或田猎^[14]。皮弁作为个人身份的象征，即在皮弁上加玉饰，俗规天子用五彩玉；
侯、伯、子、男用三彩玉；
卿大夫用二彩玉；
士一级则不用玉^[15]。《汉志》记载：“除平常戴用以外，在夫子视朝、郊天、巡牲、朝宾、射礼等也戴此冠。”^[16]委貌冠是汉代公卿诸侯大夫行礼之冠，以黑色丝织物制成，行大射礼于辟雍时服之。^[13]461用皂色缯绢为之，有缨系于领下，戴此冠着玄端素裳。^[17]《白虎通》曰：“所谓委貌者，周统十一月为正，万物始萌，冠饰最小，故为委貌，言委曲有貌也。”^[18]基于上述，笔者认为皮弁的可能性更大。虽然两种首服都与出行图的场景符合，但是基于制作方法来看，皮弁相符，并出现了玉饰以及皮上泛黄的浅毛。样式上具有皮弁的特征，流传到契丹进行了改良，可以初步判断出该骑者为士以上的身份。

（2）毡笠。自古以来，辽上京周围盛产高粱、小麦、高粱杆皮和小麦秸，都是编织草帽的好材料^[19]。由此可知，笠形帽通过毛毡和草编制而成，约在帽外右侧缀有两根系带，垂于帽后装饰。番官戴毡笠，上以金花为饰，或用珠玉翠毛。……以黄红色条裹革为带，并饰以金玉、水晶、碧石^[20]。画中人物的神态和首服佩饰传递出一种凄凉的氛围，据此可判断出改画卷描绘的是秋冬或者冬春时节的出行场景。

（3）方顶幞头。王玉亭、刘宪桢对画卷分析认为（表1序号3）为弁^[3]，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待商榷。  从形象上看，它犹如一块梯形“砖石”，头戴“幞头”，身着圆领袍服，是唐代男子最流行的装束^[21]。（图2）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336号墓出土的高簪胡人头像对比，首服、人物表情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判断为胡人身份。根据笔者自绘线描稿可见如意纹，随着考古成果的发掘，观点有待进一步证实。

（4）鎏金银冠。随着辽代经济的持續发展，疆域的不断扩大，与中原及周边联系的紧密，辽人，特别是皇室贵族出现戴金冠的喜好，戴金冠不仅是统治阶级身份的象征，还是一种财富的体现。贵族们的首服以金冠为主，《辽史·礼志》载：“贺生皇子……北南臣僚金冠盛服，合班入。”此中所谓之“金冠”， 即指“鎏金银冠”。^[22]《东京梦华录》^[23]卷六云：“诸国使人，大辽大使顶金冠，后檐尖长，如大莲叶……”张国庆^[22]提出《东京梦华录》中描述的首服为金花毡冠或加金饰的金冠。不过，《辽史》亦云：契丹“臣僚戴毡冠，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毛，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5]906图中并没有出现珠玉，额头后也没有金花用来装饰，所以金花毡冠有待进一步考证，作为金饰的金冠，笔者认为从身份来看可能性较小。其次，头戴毡冠没有看出全是金质，从冠身内侧可见明显的银质。再次，笔者线描稿中出现了鎏金花饰，与辽宁朝阳耿延毅夫妇墓出土的鎏金花饰相似（图3）。综上可知，冠形高耸，后檐如莲叶般卷起，冠体有明显的金色纹饰，具有皇权的象征。（表1序号4）。

《辽史 ·五十六·仪卫志二》记载：“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红带，悬鱼，三山红垂。饰犀玉刀错，络缝乌。小祀，皇帝硬帽……”^[5]906《辽史》还记载了契丹皇帝在大朝时所服之“国服衮冕”为：“实里薛衮冠，络缝红袍，垂饰犀玉带错，络缝靴”^[24]。虽然，实里薛衮冠符合着装红袍，不过图中的红袍不是绛红色，而是有花纹，有别于朝服红袍，没有出现犀玉带，因此排除。可以判断出骑者的身份为处于贵族。

（5）蕃笠。从图像可见，这名骑者的首服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色。据文献记载，宋人周去非曾描述少数民族之笠：“……以竹为身，而冒以鱼毡。其顶尖圆，高起一尺余，而四围颇下垂。视他蕃笠，其制似不佳，然最宜乘马。盖顶高则定而不倾，四乘则风不能扬，他蕃笠所不及也。”^[25]从描述中可判断出为蕃笠（表1序号5），蕃笠作为笠帽的一种，实用性与装饰性兼备。首先，帽顶尖圆四周下垂，不仅起到了防晒的效果，还具备防雨的功能，是出行图中常见的款式。其次，对骑马有好处，骑马时风沙大，可以挡风。再次，红颜色的帽檐和帽缘与绿色的飘带交相辉映，当骑者与马遇到困难的时候，起到一个引人注目的效果。最后，飘带的设计也有功能性，一方面能帮助后面的骑者判断方向，另一方面可以根据飘动的频率大小，确定风力大小。可以判断出骑者的身份是一位“胡官”。

（6）梁冠。骑者将头发盘起，首服略低于发盘，中间通过叉形金属将头发拴住，两边用凤纹进行装饰，发箍后有3个小圆珠，网帻将头发固定起来（表1序号6）。

《辽史·卷五十六·仪卫志二》记载：“三梁冠，加金附蝉九，首施珠翠。”^[5]908先秦及汉代规定：“一梁，下大夫一命所服；
两梁，再命大夫二千石所服；
三梁，三命上大夫公侯所服。”^[26]梁数量的多少是由官员职位决定的，在唐代开始发展成为七梁冠。画面只能看到首服的侧面，为几梁不知，但从珠翠数量可认定为三梁，且在梁上刻有走兽的形象，根据十二章服等服饰制度可知他为武官。

综上，冠帽首服不仅与个人身份地位高低有关，也体现着国家建制、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发展，以冠为首，《淮南子·人间训》云：冠之于人虽“寒不能暖，风不能障，暴不能蔽也”。^[27]可见，古往今来冠给人第一印象，也是区分人物身份的标志，社会价值远远大于实用功能^[27]，但由于辽代处于北方，风沙较大，首服的实用功能也有所体现。画卷中人物年长的骑者，为了出行的需要会选择功能性更强的帽式去弱化自己的身份，将机会留给充满希望的年轻骑者。

3.2    以衣裳为引的阶层分析

从图像看骑者上装窄袖、圆领，符合契丹族服饰特点。笔者将画卷中的骑者分为左一、左二、左三和右一、右二、右三，分别进行描述。

左一骑者戴皮弁时穿白衣，下着素裳，一般执事则上用缁麻衣、下着素裳。^[14]一种非贵族、非品官、非士庶的阶层，影响唐代政治极大的一群人――宦官，他们是依附皇室而存在的，亦著黄衣。^[28]29着装的颜色与首服皮弁相符，进一步推断出骑者身份为卿大夫。对武夫之便服服色，或黑或黄，国家并没有一个严格的限制。但到唐中期以后，尤其安史之乱后，官方一直极力禁止百姓服黑。^[28]34-35

左二和右二两位骑者的服饰为盘裹，是常服的一种，绿衣窄袍，中单多用红绿色^[20]。左三骑者的服饰纹样是唐五代常见的花鸟文锦，与画卷中有一定相似之处（图4、图5），《辽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提 到：“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5]685在服饰方面虽有区分，但又相互借鉴。唐五代的花鸟文锦在辽代进行改良，显得简约大方，分为红花纹和暗花纹，由八朵花瓣构成。将图案中的鸟纹隐藏起来，花纹显得更为夺目。

最右边骑者从首服中初步判断为武官，衣裳里的团花纹样采用了隋代流行的“米”字形与圆环套叠中心八瓣莲花组合的穿枝宝相花纹样。这一纹样中间有八朵初绽的蓓蕾，花朵做平面铺陈，使得宝相花纹的内涵更为丰富，与卷草纹样组合，图案更富吸引力。离心状结构以多元素纹样的组合嫁接而成，形成中心向外层多层次展开的发散式对称结构，以及团窠近圆形且相对独立的花卉纹样^[29]。

右三骑者的服饰华丽，是唯一一位上衣出现花纹图案的骑者。《辽史·卷五十六·仪卫志二》记载：“大 祀……白绫袍，红带，悬鱼，三山红垂。饰犀玉刀错，络缝乌靴。小祀……红克丝龟文袍。”^[5]908朝服……络缝红袍，束有饰的犀玉带，着错络缝靴，即称之为国服。^[20]右边第三位骑者着装为衮服，从着装的团花图案中可见龙凤形象。龙凤题材应属辽代皇族高官的专属图案，常见于契丹贵族墓出土的服饰上，龙的动态一般为盘旋状，形成团龙图案，而凤则大多是飞翔或站立状，且常成对出現。^[30]本画中左龙右凤，凤尾虽被遮挡，但是左龙点睛，根据辽代的服饰制度可以进一步判断出骑者身份是贵族，与东丹王的身份较为吻合。

画卷中4位人物的团花纹样中“团”有将非圆形物体糅合成近似圆形，或将不同形状的纹样凝聚在一起，组合成新的文化的内涵。“圆”不光是指形式上的圆体之美，还包括形式之外的，审美意境上对圆融与圆觉的认可。^[31]它的构成形式体现了中国传统审美对对称、均衡的重视，体现了多样统一的艺术辩证规律，单纯中包含着矛盾、冲突和对立，即单纯中求丰富、对比中求和谐^[32]。

从下装看，都是后开禊，两片相掩而形成的状况，骑马时解开扣子即可。^[19]27与狩猎游牧的习俗分不开，因为他们的活动多于马上进行。在臀后开禊坐在马鞍上，袍服在马的两侧顺人腿搭下，既盖住双腿免受风寒，又不妨碍人在马上的各种动作。这种开禊是专门为骑马的生活习俗而创造的。^[19]27北宋沈括使辽时，曾见过契丹人所穿的靴，他在《熙宁使虏图抄》中道：“子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绔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19]41沈括所见者，即是契丹的长靴。因长靴很高，所以草上的露水打不湿衣裤。这种长靴的穿着场合，当见于野外活动之时。画卷中的鞋靴较高，骑者方便出行，因此为皮靴。

3.3    以佩饰为源的细节分析

画卷中的佩饰斗量车载，笔者以耳饰、蹀躞和佩戴等容易判断骑者身份的佩饰为代表，从画面中细小的节点进一步印证出人物的身份。

（1）耳饰。佩戴耳饰在少数民族地区较为常见。耳环的骑者为（表2序号1～3），耳坠的骑者为（表2序号4～6）。《梁书·诸夷传》称：“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以古贝为干鳗。其王及贵臣……金环贯耳。”^[33]明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卷六：“耳坠，夷狄男子之饰也，晋始用之中国。”^[34]金环作为身份的象征，是辽贵族常见的饰品，晋代开始在北方民族男子中广泛流行，宋代才开始传到中原地区。

（2）蹀躞。宋代《梦溪笔谈》载：“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蹀躞，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蹀躞，如马之鞦根，即今之带銙也。”^[35]蹀躞是出行中比较常见的佩饰，图中出现的金蹀躞较罕见，没有出现任何的纹样，并且涵盖图中较多骑者，且金蹀躞的样式统一，有皇帝奉公赏赐的可能。

（3）佩戴。据《辽史·仪卫志》中记载：辽代官员，文官必须佩戴“手巾、算袋、刀子”等物件，武 官必须佩戴“佩刀、磨石、针简、火石袋”等物件。^［36］说明骑者的佩饰并非偶然，在北宋时期就有着相应的“范本”，（图6）中原与辽代在佩饰上相互吸收借鉴。例如《番骑猎归图》（图7）中番人的佩饰有相似之处，画家赵伯骕为中原人，想必是出于番人的印象和对辽代服饰特点的把握，画出了如此生动活泼的归猎情景。

综上，首服、着装与佩饰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辽代契丹族服饰的特征鲜明，又融入了中原风格的图案，是一种文化交融的表现。

4    画作中视觉语境解析

第三个层面研究是对图像的象征含义和内容进行深度挖掘，结合作者的其他作品进一步分析考证此画背后的更多细节和内容。这里将与骑者身份相关的马作为视觉语境的重要元素。

4.1    初现：消失的缨带

从图可以发现人物序号3是唯一没有缨带系于额下的骑者，是画家的遗漏还是另有含义？笔者认为与骑者的首服有莫大的关联，东坡巾不属于冠，通常冠有缨，与此同时冠和帽在重量和体积大小上起到稳定牢固的作用。消失的缨带这一细节进一步可知为幞头。

4.2    重现：缨罩之谜

缨罩在画中出现了4处，其中红色缨罩3处，蓝色缨罩1处；
拴在辔头上3次，配饰上1处（表3）。王玉亭、刘宪桢认为：“大红缨罩是国王的马才拥有的，谁骑着大红缨罩的马， 谁就是国王。”^[3]由此衬托出骑者的身份和地位。可画卷在穿粉色衣服的骑者佩饰上也出现了大红缨罩，笔者认为是遇到敌人血挡的作用，至于蓝色缨罩有待考证。

4.3    再现：与《骑射图》之呼应

然马尚丰肥，笔乏壮气。今以其言验之，此图为赞华作无疑也。《金华先生文集》卷二十一^[37]。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射骑图》（图8）为耶律倍的名作，载于《名画集真册》中，乃寄居后唐时期所画，故签题“李赞华射骑图”。^[38]《金华先生文集》也从表现手法上对作者身份给予肯定。《射骑图》表现了一契丹武士立于一匹装饰华丽的骏马前，腰挎箭筒，手握弓箭，正在校正箭杆，又似若有所思地做出獵前的准备，神情活灵活现。画中之马头大颈厚，身长肢短，却健硕异常，这些特点集中体现了不畏严寒、吃苦耐劳的蒙古马特点，该画承继了隋唐五代以来的人马画传统，人马造型血肉俱足。^[38]从两幅画中马的造型容易看出，这两幅画都放在李赞华（耶律倍）的名下略有不妥。从表4中可以明显看出，同样出自李赞华（耶律倍）名下的作品，在马耳细节可以发现风格不同，《番骑图》“裂耳”现象明显。以古代文献对于他的艺术风格来看，《骑射图》更为合适，进一步证明《番骑图》的作者佚名。

4.4    静与动的美学特征

6位人物神态各异，人物的面部既有正侧面，也有四分之三侧面，还有五分侧面的，骑者眼神凄凉，或直视、仰视、平视。骏马面部表情丰富，出现了低、仰、平、侧面，与人物相呼应。可见，画家明显在体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从眼神中看出他们处于悲伤的氛围；
马作为画卷的重要部分，对比《虢国夫人游春图》，显得稳重而结实，人与马的动势紧张急迫。阿恩海姆指出：“当某种艺术品被誉为具有简化性时，人们总是指这件作品把丰富的意义和多样化的形式组织在一个统一结构中。”^[39]人物眼神的沟通，既追求丰富、复杂、多样，又追求简洁、规则、秩序，寓多样于统一之中。^[40]服饰色彩纹样的变化，人物多样的表情处理，简洁集中的画面效果，形成有秩序的出行场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

5    结语

基于上述对画卷中人物服饰和作者的考证，《番骑图》并非东丹王本人所绘。画卷中戴着高高“金冠”的骑者为皇帝或者贵族，因此与东丹王的身份匹配。一种可能，或许后代画家并非出自本国，对于辽代契丹族服饰了解有限，有主观臆想的空间；
另一种可能对于东丹王的处境感同身受，但由于未见过本人，对于服饰的描绘确定为辽太祖至辽太宗时期。世传《番骑图》为李赞华（耶律倍）的作品，从历史文献可知皇太子作画名声大噪，而他名下收录的画有限，很多卖家为了提高画卷身价，出现浑水摸鱼的现象，将许多后人的作品归至他的名下。

画面中人物的形象促使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传递出多种不同的解读，仅从服饰角度来判断画卷中的民族归属不一定可靠。在画卷中骑者的服饰搭配讲究，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骑者的身份和地位，首服与衣裳、佩饰相得益彰，反映出少数民族文化受到传统汉文化影响，服饰文化交融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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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Character Clothing in the Picture of Fan Qi

---Heres the legendary King of Dong Dan.

HU Yi-bo

（Academy of fine arts，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750021，China）

Abstract：
The picture of Fan Qi，also known as the picture of King of Dong Dan Travelling，was named as “Heres the legendary King of Dong Dan” at the end of the scroll，which has aroused extensive discussion among scholars of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By adopt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iconography，and starting with the characters clothing，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the character identity of the rider in the picture through the identity analysis based on the headwear，the class analysis based on the clothing，and the detail analysis based on the accessories.And combining with the image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tassel belt，horse ornaments， horse ears and the words at the end of the scroll in the visual context，we can further conclude that this picture was not painted by King of Dong Dan himself.The rider wearing a “golden crown” in the picture is an emperor or an aristocrat，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mage of King of Dong Dan in historical records.

Key words：
picture of Fan Qi;character clothing;King of Dong D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