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清上海书写常被认为等同于上海租界书写，但通过细读《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歇浦潮》等晚清民初重要长篇文本则发现，存在感微弱、描写比例较低的华界，事实上是晚清上海叙述的重要构成。租界高度发达的物质景观，是在与毗邻华界触目惊心的比照中呈现出来的；
华界与租界的司法空隙滋生了罄竹难书的罪恶，又往往是在华界空间获得文字惩罚和道德弥补。华界与租界并存的“双城”空间叙述，制造了晚清上海故事的传奇性，也酝酿了上海都市的现代性反思。1914年上海城墙的拆除，使得华租双重空间叙述逐渐淡化，随着上海都市现代性的成熟和第一代上海人的自我认同逐渐形成，作为一种都市小说的“海派叙述”也逐渐诞生。
［关键词］洋场叙事；
租界叙事；
海派文学；
清末民初小说
［基金项目］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清末民初小说中的城乡空间书写与国家形象呈现研究”（19YJC751041）；
河北省教育厅青年基金项目“清末民初幻想类小说中的异质空间书写”（SQ192035）。
［作者简介］汪贻菡（1982-），女，文学博士，唐山师范学院文学系讲师（唐山 063000）。
1893年仲夏的某个深夜，苏州游沪公子谢幼安、杜少牧一行，因本地朋友相邀，前往上海县城内观看盂兰盆节的药协赛灯会，饮至夜间时交三鼓，方由家丁引领、持上海租界与华界间往来通行之“照会”，步行从县城北门返回租界，“此刻城中已路鲜行人……沿途虽有几盏天灯点着，却半明半灭的不甚大亮。灯光下有的是犬，东也一条，西也一条，见有人来摇身乱吠，煞是可恶”；
穿过黑魆魆的城墙后，“一过吊桥，便见地火通明，电灯朗照，真觉别是一个世界”——严防死守数千年的夷夏尊卑，在这由“暗”到“明”的空间反转中，被彻底击溃。该段落出自《海上繁华梦》下集第十回，叙述者并未从中提取过多民族情绪，唯谢幼安等暗自慨叹：“与租界上真有天渊之别”
【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33-834页。】。寓沪多年，亲睹沪北从一片泥滩、三数茅屋的丛墓之墟，发展为盖无其匹的现代都市，该著作者孙家振默认其读者对上海之繁华是了然于心的——果然如此么？
翻开晚清上海故事，对租界与华界【开埠后的晚清上海空间格局复杂而变动不居，大体呈现为“一市三治四界”，华界、（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三个管理机构各自分治，华界又分为南市和闸北等。本文所述华界与租界，对此不做详细区分。】的比较举目可见，然其与“双城”传统类似的叙事学意义却较少被关注，有论者指出：城市的文化身份和形象建构，经常使用类比叙事策略，“双城记”便往往成为城市空间书写和想象的惯有模式；
其中最易进入类比系统的是位置邻近或性质相关（相似或相对）的城市，如唐宋之际的长安与洛阳、两宋的杭州与汴州、明清之交的北京与南京等等【孙逊、葛永海：《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含》，《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对于晚清上海、天津等中国城与租界并存的城市而言，其权力分隔与文化分野等空间差异，时常被赋予文化身份与民族观念的表意功能，由此便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双城”【李永东：《双城模式的旧天津想象》，《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而这两座“城”之间又有着天然的物理隔绝：直至1914年被彻底拆除之前，上海县城的旧城墙始终高矗，城墙内外不仅有鲜明的空间景致之异，其各自独立的行政与司法，更常被用来作为上海滩传奇叙事的重要手段。特殊的政治格局和“双城”地理架构，使上海成为清末民初叙述中最独特的存在——它被反复谴责又被无限向往，它标识着晚清中国道德伦理的洼地，却又常在幻想类小说中作为未来理想中国的模板。讨论晚清上海繁华时，读者皆知指的是上海租界之繁华；
讨论上海堕落时，却往往指向包括租界和华界在内的整个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细究晚清上海叙述内部，那中与西、传统与现代、无序与有序、破败与繁华的巨大差异，事实上正由上海华界和上海租界所分别标识。
一、繁华与破败：互为镜像的华界与租界
每个初次踏入上海的晚清人，都会惊异于租界的繁华和与其毗邻之华界的落后，与《海上繁华梦》类似，几乎所有洋场叙述都会借外省人游沪视角，做一触目惊心又心态复杂的对照。其中路政之别因一目了然故而最为常见：《新上海》（陆士谔，1909）第十二到十八回，雨香领梅伯闲逛，从大马路兜到黄埔滩再进内城，一路逶迤行来：只见黄埔灘边“碧草平铺，软如茵褥，浦江中小轮船、帆船、舢板船往来如织……江心几艘兵舰，三三五五，兀立如山。梅伯不觉心旷神怡”；
然一到十六浦，马路就“不知什么缘故，踏下去总觉着七高八低，不十分平坦”，雨香因向梅伯介绍道：“上海的马路总要算英美两界筑的最好，法界就不及了。南市的路，是我中国人自己筑的，自然比了法界又要逊一筹了”；
进了城门，“见两旁店铺都还整齐，房屋也还轩爽。不过店铺的阑干外，都有小摊摆着，那街道越形得狭了”，因没有捕房干涉，所以南市的水果行货物都摆在街上，把公路几乎占去一大半，梅伯认为：“即此一端，足见中国宽仁，不似欧西苛细”，然而不一会，两人即被担子、轿子和车子挤得进退不得，“想到店铺檐下暂立时，又因设着小摊无从驻足”【陆士谔：《新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6、62、64页。】。《歇浦潮》（朱瘦菊，1916-1921）亦有类似情节，第十二回倪伯和与曾寿伯自新北门步行进城，“见街道狭窄，游人辐凑，两旁小贩，摆着各种地摊，行路时一不经意，便有碰撞之虑，与租界相比，真有天渊之别”【海上说梦人：《歇浦潮》第十二回，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3页。】。由路政延伸开去，老城厢晦暗的灯光、破败的风景、荒凉的市面等等，构成上海华界的基本形象。《海上尘天影》（邹弢，1904）第十回，顾兰生自租界坐马车至新北门后，步行进入内城，顿觉“地方污秽隘窄，与城外有天渊之别，窃笑中国人不能振作”【邹弢：《海上尘天影》，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这个颇有意味的“窃笑”中，叙述者的心态暧昧不明；
一墙之隔的巨大差异，使华界与租界天然拥有了中西对照之功能。1907年上海士绅李维清等编纂《上海乡土志》曰：“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
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异”。作为应清廷号召而编的小学乡土教材，该著对上海华界与租界之别丝毫不加掩饰，乃因编纂者“邑居中外要冲，受激刺尤烈”，故照实写来，以培养学龄儿童“爱国爱乡土之心，激发志气”【李维清编纂，吴健熙标点：《上海乡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8、57页。】。爱国之志的培养有待时日，在此动荡不安的岁月里，租界上海相对整饬的空间秩序却是别具诱惑和吸引力的。
《冷眼观》（王浚卿，1907-1908）第九回述庚子之乱，京师“连日炮声隆隆不绝，焚杀叫喊，以日继夜”，主人公小雅因有洋兵护送，千危万险逃至天津后乘船离岸：“只听岸上各处枪炮的声音，同城内外一片火光，烈烈轰轰，络绎不绝，大约是各国联军业已进城。我们船开行了半点钟，还远远听见男啼女哭，在脑筋中缠绕不去。到出了大沽海口，被那一片汪洋的海水，才将心中眼中一切恐惧渐渐洗涤干净。直至船抵上海，春申浦之繁华再睹，四马路之锦绣依然，百劫余生，惊魂始定”【王浚卿：《冷眼观》第九回，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0-93页。】。《续海上繁华梦》（孙家振，1915-1916）二集第三十回叙革命军武昌起势，南市居民纷纷从城里迁入租界，黄浦江中更有无数船只从外埠搬运到申，一时间谣言四起、市面银根奇紧，租界却“秩序整齐，一点不像有甚大乱将至”；
至上海光复夜，民军起义攻打制造局，南市已经大乱，戚祖怡、肖怀策等兴奋地要去瞧热闹，毕竟“这是千年难得见的”，遂见大马路上人车络绎不绝，巡捕、团练往来巡查，西兵严密驻守，“秩序甚是整齐，一丝不乱。各店铺仍灯火辉煌，交易进出的人一处处门庭如市”；
到得天明以后，上海全境光复，城厢内外“居民、铺户各家亦俱安居乐业，不像隔天有什么战事发生”。擅发议论的叙述者在此并未评论当革命志士出生入死之际，肖怀策等浪荡子却四处吃酒碰和有何不妥，仅淡然一句“我们俱是中国人，不能受中国自己保护，反要托庇外人”外，字里行间反复透露的是对西兵秩序井然、绝无一骑一卒越界骚扰之敬佩。所谓“帝业烟销专制翻，避秦海上有桃源。漫惊烽火连天恶，仍听笙歌匝地喧”【海上漱石生：《续海上繁华梦》，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06-707、710-711、716页。】，相当长时间里作为政治孤岛的租界空间烽烟不起、锋镝不鸣，寓沪者也因此具有了在炮雨槍林之中不管国族兴亡、继续安稳生活的某种可能。半个世纪后，这种可能在张爱玲笔下发展为某种上海市民气质，也即淡漠的国族意识下，对凡俗生活和个体私利的永恒主张。
但这并不意味着，租界就是“文明”的所在。热衷于为时代留下文字实录的晚清叙述者们如实勾勒了租界彻夜通明的灯火下、那晦暗而罪恶的角落：《海上繁华梦》（孙家振，1903、1906）中，人车川流不息的棋盘街转角处，有落魄沦为野鸡的贫妇腆着脸拉住每一个可能的买春者；
深秋八月的丽园“夜花园”外，久等客人不归的车夫蜷缩车上打盹，冻得鼻涕寸把长；
郑家木桥那黑暗崎岖、臭虫满被的小客栈里，苦力们天黑后在这里寄放肉身、积蓄力气，天明后汲汲奔走于码头、工厂和街道，继续兜售唯一的身体资本。《人海潮》（平襟亚，1926-1927）曾录民国年间著名的“大出丧”，两千名乞丐瘪三深夜聚集在静安寺陈公馆附近的草地上，坐卧站躺、以纸为“被”，为一碗粥、两个馒头、八毛小洋钱熬至天明；
当值万家灯火笙歌并奏时候，民和里楼上的大房间内明灯如昼、粉腻脂香，楼底下躲雨的乞丐瑟瑟发抖，挨到马路上冰清水冷，乞丐们便缩在厂棚或工厂厕所里，借着隔壁工厂机器散发的热气取暖（第十五至十六回）；
“五九”国耻日这天，深夜十一点多钟的北四川路上，有中年车夫一边拉着空车一边失声痛哭，原来他拉着爱国学生奔走一天没有分文报酬，前去讨要却被痛骂是“敲竹杠”；
而偶遇这车夫下跪讨钱的沈衣云等人，恰于这国耻日，在虹口六三亭的日本料理店征歌选舞、酒地花天（第四十三回）……在“路有冻死骨”的书写惯性外，租界晦暗面所昭示的道德问题、阶层问题与空间殖民问题皆已彰显，然对其成因的深究与改变，仍须等待新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崛起。与此同时，另一些作品则侧重于上海滩蒸蒸日上的物质文明背后，无可阻止地衰落下去的情感伦理。《海上花列传》（韩邦庆，1892）中，剃头司务吴小大拉着同乡赵朴斋流泪，痛斥儿子吴松桥只用四百铜钱就打发了自己这个老父亲，而身为洋行底层雇员的吴松桥，下班后从头到脚一身新衣，逛堂子、吃大菜、赌博，对没能发财的同乡不拿正眼觑顾（第十三回、第三十回）；
一笠园内，衣食无忧的小戏子琪官、瑶官们，实际毫无人身自由，每日需强颜欢笑侍奉老淫棍齐韵叟和他声色犬马的朋友们，小戏子因此羡慕妓女孙素兰，认为她可以利用好年华挑选自己喜欢的客人相随，却不知三餐皆需自家张罗的孙素兰，一日是门庭若市的青楼名妓，一日遭地痞欺侮毫无还手之力，且无一人一客相帮（第五十-五十二回）。所谓人间地狱、罪恶渊薮，在这座不夜城的灯光无法照射的角落里，乱伦肆意张扬，罪恶公开声张，这样的与阴影并行的繁华，能够持续多久呢？《歇浦潮》中，湖南乡绅倪伯和在比较了张园和城隍庙内园后叹道：“我看上海洋场，以繁华胜，城内以幽雅胜，两两相较，优雅固不如繁华。然而繁华过眼，优雅长留，若将眼光略略放得远些，则城内还可玩赏玩赏。讲到租界上，只足供后人凭吊而已”【海上说梦人：《歇浦潮》，第153页。】。
于是晚清上海叙述的悖论之一在此形成：当租界被单独叙述时，其藏污纳垢、危险堕落是晚清说部众口一词的讨伐对象，更成为晚清中国道德伦理危机的“集中营”；
然每与华界并提，则租界一变而为整洁、安稳、光明、高效的对照空间，并由此烛照出南城华界的肮脏、逼仄、晦暗与无能。而这正与晚清旅行者叙述和社会谴责叙述中所塑造的晚清中国形象一致。于是华界和租界成为彼此的镜像，租界的乖张与堕落是以华界的淳朴和有序为潜在参照的，在空间景致和市政秩序上落后的华界，却牢牢占据着道德伦理的高位：在县城这面古旧圆熟的镜面烛照之下，租界那繁华底下的空虚、以自由为名的堕落，皆无处藏身。陈思和曾论及海派文学的两个传统，其一指向都市文化“繁华与糜烂共存”的现代性图像，其二指向都市文化的阶级分野与人道主义批判【陈思和：《论海派文学的传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1期。】。而在左翼书写崛起前，早有《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歇浦潮》等被整体性忽视的晚清民初的通俗文本，作出过片段的却是有益的尝试。换言之，华界与租界并存又分割的独特空间秩序，事实上蕴含了晚清上海叙事现代性与反思现代性的可能；
而这两种传统正如上海租界与华界，相互渗透、彼此影响，其新旧、雅俗、中西，繁华与糜烂、反抗与颓废等等多重现代性面向【陈思和：《谈谈上海文化、海派文化和上海文学、海派文学——答〈上海文化〉问》，《上海文化》2021年第2期。】，一起制造了上海滩所谓“传奇”。
二、罪恶与惩罚：作为“行动元”的华界与租界
1855年2月，上海道颁布与英法美三国领事商定的《上海华民住居租界内条例》，从法理上认可了自小刀会起义（1853）以来上海华洋混居的既定事实，与此同时新成立的公共租界工部局（1854）也开始了对租界市政事务的全面管理，界内华人虽名义上兼受地方官员和租界管辖，然由于列强的抵制和清廷的不作为，上海地方官员对租界事务的管理权和话语权逐渐被剥夺殆尽；
会审公廨的设立，更是以机构的方式落实了租界的治外法权【1868-1869年间，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相继成立，约定华人间的案件由华人谳员自行讯断，涉及华洋诉讼的案件分两类，华人告洋人者，遵循领事裁判权，由该洋人被告所属国的在华领事法庭审理；
洋人告华人者，则提交会审公廨由中外法官共审。郝立舆：《领事裁判权问题》，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47-66页。】，名义上“华洋互控案件，审断必须两得其平，按约办理，不得各怀意见”【《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郝立舆：《领事裁判权问题》，第50页。】，然华官在租界会审中的影响力极低：“租界之内华官欲提罪犯，必得领事之认可。或有关于国事之公罪，洋人每出为保护，华官法令扞格不通，故租界几为逋逃渊薮”【李维清编纂，吴健熙标点：《上海乡土志》，第84页。】，久之，租界华人对华官的权威逐渐置若罔闻，“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553-554页。】，“犹是中国之民，而已皆奉西国之法，其畏中国官长，不如其畏捕房巡捕也”【《禁台基法穷说》，《字林沪报》1882年10月23日，第1版。转引自侯庆斌：《晚清上海会审公廨谳员群体与租界华洋权势变迁——以陈福勋、葛绳孝和金绍城为例》，《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4期。】。于是乎，租界与华界“共存分治”所造成的“缝隙效应”【熊月之《全球化视野下的百年上海》一文將租界与华界间的制度差异所造成的管理真空概括为“缝隙效应”。收入《上海学术报告（2015-201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15-619页。使上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投机商人、犯罪分子、异见人士等纷至沓来，在社会管理的死角和法律制度的缝隙间游走，创造种种财富奇迹的同时，也犯下罄竹难书之罪恶。
《续海上繁华梦》的主线，是讲述上海本城官宦子弟戚祖怡，如何在密友肖怀策等人的帮闲下纵欲狂欢、奢淫无度，直闹到家破人亡。为讨妓女欢心，戚祖怡公然偷盗家中巨额财产，气死母亲后不闻不问；
还在孝期内连娶两房小妾，因惧族人苛责，故将小公馆都赁在租界僻静处。初集第9回，戚祖怡母亲曾到青楼劝孽子归家，却遭一众妓女嫖客抢白，几将老母亲气到发昏。二集第17回，戚祖怡妻子因家中无钱度日，寻至租界小公馆处，只见那高大的独栋洋房里火炉温暖、地毯无声，空气中幽香扑鼻、一只哈巴小犬肥头胖耳，比照城内老宅之死气沉沉、寒冷入骨、靠典当度日，真有天壤之别——无论是母亲的诰命夫人身份还是少奶奶的明媒正娶身份，在这租界里都不值一提；
而在被姨太太恶毒嘲讽、痛哭转去后，戚祖怡妻子当晚便在老宅内自尽，虽有娘家母舅从扬州赶来，但沪外宗族势力也在此失效，非熟人社会金钱至上的商业逻辑纵容着道德失序行为向违法犯罪无止境地滑落。最终，万贯家财被这不孝子挥霍殆尽，戚祖怡在暴风雨之夜孤独惨死于黄埔江边郑家木桥恶臭的小客栈内。而导致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肖怀策，靠着做掮客吃差价、倒卖地皮房产等诈骗行为起家，聚赌贩毒、纵火骗保，无恶不作，却一步步从城外迁入租界，租起独栋石库门，开起烟土店，演绎了一部拆白党的发迹史。书末，忍无可忍的黄衫客跳出来，欲趁其在浦东聚赌时将其诛杀。一枪未中，肖怀策夺路而逃，沿途却无一个巡捕；
肖怀策因租界内的赌馆被封、故转至浦东华界偏远处，却不料此地巡警无力禁赌、亦无警力制止凶案；
夜色昏黄、草莽荆榛，肖怀策奔至路尽，正是一望无际的黄埔江滩，枪声响处，读者阅读全书时阗塞于胸的愤慨，终随那罪恶生命的结束获得彻底释放（三集第39-40回）。作为晚清上海租界生活的指南式著作，《海上繁华梦》和《续海上繁华梦》对西人治下租界的干净与安全、会审公廨的概不用刑、西人巡捕与洋人律师的不受贿赂等等，皆不加掩饰地表达了认可；
而对那些无法进行法律审判的道德犯罪，叙述者只能强行介入故事，或有好汉拔刀相助，或有黄衫客成人之美，或是借租界外空间尤其是毗邻的华界空间，实施同样无法被法律追责的惩罚。《海上繁华梦》初集、二集主叙苏州公子杜少牧如何被名妓巫楚云和颜如玉反复作弄、千金散尽，幸在谢幼安等一众好友的帮助下幡然醒悟、浪子回头。此后巫楚云被恩客骗走全部身家，流落洋场卖唱乞讨，于春雪后的凌晨冻死在百花里口；
颜如玉则因年老色衰身染恶疾，从名妓沦为野鸡，终至发疯，在南市城隍庙九曲桥上赤身裸体地游街，如此触目惊心的“现世报”，不能不说是叙述者私心施加的文字惩罚。
与此同时，租界的“缝隙效应”有时也会反过来，对那些在华界实施犯罪却逃脱至租界的罪人进行判处。在租界这“国中之国”，工部局与领事馆复刻了本国治安、卫生、交通等市政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而由中西共同参与的会审公廨和巡捕房，尤对赌博诈骗、吸食与私售鸦片、贩卖人口、虐待婢妓等清律执法的薄弱处加以严惩。《续海上繁华梦》曾大费篇章揭露晚清上海滩赌界黑幕，有白氏兄妹从宁波入沪，通过“倒脱靴”之法，害得屈四太太家财倾尽、曲玣之家毁人亡，翌后白氏之妹遭贼人抢劫，怒极眼瞎后遭回禄而亡；
其兄却未能洗心革面，因有案底在身遂再次逃出租界不知所踪。又有流氓周策六伙同“翻戏党”诈骗万余巨款逃回无锡乡下，日久金尽，遂诱拐小户人家女子，以夫妻之名行“仙人跳”之实，返沪后在租界边缘黄浦江边郑家木桥的低等旅馆住下，伺机将姑娘再卖几次，却被故人识破，巡捕蜂拥而至抓捕回去，经审后，周策六被数罪并罚，判定西牢二十年。除此之外，《海上繁华梦》及《续海上繁华梦》所涉诉讼还包括：阿珍背夫改嫁案、雏妓花好好被虐案、邢蕙春聚众赌博淫乱案、浦香孙谋吞庵产案、萧碧山抢劫案、温玉如被侦探构陷诈赃案等等【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民国初年风行的《歇浦潮》《人海潮》等著中，更将继承法、保险法、破产法、出版法乃至著作权法等众多司法案例引入情节，凡此种种，既是对晚清民初上海都市现代性进程的文学实录，亦通过故事向读者普及了法律常识。而对于过惯了恣肆放诞生活的亡命之徒而言，被捕至监狱尚可，倘被罚逐出租界，却是剥夺了他们的谋生发财机会，有人甚至为此铤而走险。《海上花列传》第28回述巡捕房抓赌，众人四散逃跑，大流氓周少和跌断了腿，银行小开吴松桥被拘押，
江南富户李鹤汀被罚巨款；
然风头一过，众人依旧返沪聚集，且换个更大更隐蔽的赌场继续。《海上繁华梦》中，无论是犯下赌博罪的白氏兄妹、犯下诈骗并拐卖妇女罪的周策六，以及无数以“淴浴”之法假装从良、伺机携财潜逃的妓女们，明明已星夜逃往外省，却又一再转回，于是或被捕、或被仇家寻上，终于在此受惩，与其说是生计所迫，不如说是那罪恶的诱惑过于强烈；
而利用华洋两界权力空间的分割和不完备的法律法规
逃避惩罚则更是常态。
在相当长时间里，上海华界与租界的空间并存，却并不意味着两种文化的深度交流。在强势的空间殖民和无限膨胀的欲望刺激中，旧文化里的渣滓与外来文化的糟粕沆瀣一气，罪恶于是层出不穷；
租界貌似整饬的秩序下，暗流涌动着血雨腥风，于是乎民国上海滩一度与情色、乱伦、凶杀等标签捆绑，动荡不安成为上海最突出的空间气质。这种兼具危险与蛊惑的气质，极大地诱惑着异见人士与不同阵营的革命者。《歇浦潮》曾录宋教仁在沪遇刺事件，以此为背景叙述者荡开笔墨，详述“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内部叛徒与袁世凯政府侦探相互勾结，以华界和租界为背景，上演了一场场精彩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暗战。叛徒尤仪芙先是以坐汽车兜风为由，将汉英、国魂、楚雄等骗出租界，意欲将其交给华界侦探，汽车风驰电掣由北向南行至法租界时，国魂警觉，在与车夫争抢方向盘的过程中与电车拦腰相撞，众人趁乱逃回；
一计未成，尤仪芙又生栽赃之法，污蔑国魂等人曾在清江浦抢劫杀人，要求租界协缉此案，人赃并获便可引渡回华界，所幸证据不足，汉英又请来西人律师代为辩护，众人被当堂开释。经此两役，楚雄等精心设计了一场报复，先由汉英对心仪自己很久的尤仪芙展开色诱，又假装无意透露某日在城外某处，一众革命者要与孙中山会面，仪芙信以为真、跟随前去，进屋后便被反杀、肢解、弃尸于华洋两界间新租石库门堂屋的地板下，随后四散潜逃，殆东窗事发，众人皆已不知所踪（第四十九至五十回，第八十九至九十回）。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博弈一波三折又一气呵成，阴谋与诡计共舞、血腥与香艳并存，而整场对决中作为情节关键助推剂的正是华洋两界各自为阵的司法权和执法权。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常在租界外任意捕杀革命党，革命党亦借华界实施对党内叛徒的民间处决，上海滩故事号称“传奇”，某种程度上正是华洋两界共存分治所制造的传奇。在这“一市三治四界”的复杂背景中，中与西、现代与传统、法律与道德间碰撞又互补的奇妙张力，赋予晚清民初上海叙事独特的时空症候；
而对于犯下道德或伦理罪恶之人加以严惩的叙事逻辑，终究也给置身于大变局中的晚清人，一点善恶有报的古老而熟稔的心灵安慰。
三、租界叙事的“返乡”情结——以与华界作为“乡土”
生活在变动不居的上海飞地，对安稳的渴求是中外寓居者共有的。如果说洋人利用殖民特权，通过复制其本国的空间景致与空间秩序、以保持生存经验的连续性和秩序掌控的权威性【李永东：《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98-102页。】，那么寓沪华人则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文字践行与想象性实现，来捍卫那摇摇欲坠的文化自信和空间自尊。许是国家观念与民族主义观念尚未成熟，开埠后最初的半个世纪里，层层推进的空间殖民尚未激起普遍或有效的反殖民叙事；
又或者这一切发生发展得太快——那象征安稳与隔绝的上海城墙外，宽阔的水域被四通八达的马路覆盖，三数茅屋之所崛起高楼，农田阡陌之间建起工厂，呜呜叫的钢筋铁骨的轮船不断拉来绿眼睛的洋人和光闪闪的洋货。人们迟疑而络绎不绝地穿过城墙、涌向租界，感受洋风劲吹：这里的空间景致是按洋人的生活习性和文化偏爱建构的，这里的时间秩序和空间伦理虽让洋人喜闻乐见却让华人处处不自在，而这样的斩断乡土根基、完全以经济金融为中心的异质空间，更是迥异于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传统中国城市——物质的鸿沟可期填平，华洋之隔碍亦可假装不见，但居城者血脉深处对土地的眷念尚未根绝。在种种惊羡、不适和骇怪中，寓沪者渴望回归乡土伦理和东方伦常、渴望重新找回自在，由此，晚清喧嚣的洋场叙事呈现出某种隐晦而独特的、以“返乡”为表征的乡土情结。
旅行者叙事在晚清曾大行其道，借助旅行者的脚步和外来者视角的打量，广袤国土深重的灾难和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一页页展开，而上海租界几乎是所有旅行者必到的——这里是物质繁华和怪现状的集中地，也是开眼界见世面、接触外国“文明”的必经却又必然会离开的非久居之所。一种共识也很快形成：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上海地方，如今乃是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薮，烟花地实乃荆棘场，黄金世界鬼蜮横行，讲究克己复礼的传统伦理，在感官欲望极端放大的租界空间里已然失效，由此滋生了无数幼稚的笑话、无法自拔的沉溺、不可思议的罪孽和引人深思的叹息。罪恶催生罪恶，也召唤救赎。村庄、园林、名山胜水等作为养性修身之所便时常被召唤，然而上海滩没有山水，彻夜通明的路灯黯淡了日月星光，马车电车的呼啸声中亦不可闻犬鸣鸟语。于是返回租界外的华界，往往成为游沪叙事的自然选择。《海上花列传》并非旅行者故事，劝惩主张亦淡薄，然其季节性叙事的结构下，隐藏着合久必分的古老寓言。故事开篇，春日里上海滩连轴的青楼歌舞、丝竹管弦，官人、商人、文人、乡人……从不具名的外地来此，直至七夕齐聚“一笠园”，诗酒风流、烟花绽放；
七夕甫过，故事急转直下：恩客与妓女们鸟尽弓藏，琴瑟和谐下的丑恶被一一撕开，阴谋、诈骗、决裂、死亡。第五十五回后，秋风萧瑟，王莲生、罗子富等候补官员离沪履职，黎篆鸿、齐韵叟、史三等江南贵胄各自归去，陶玉甫、朱淑人等则将与多数本城士绅一样，南市娶妻生子、沪北经营谋事，长三堂子那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种种，不过是人生逆旅中的消遣而已。该著并不强调“返乡”，而所谓“乡”者，在晚清叙事中所指也并不只是故乡或乡村，而是租界外以农耕文明和手工业经济为主的古典城乡空间，是那个伦常尚有效、民風且淳朴、古老而恒定的精神家园。然而，书写返乡的寓沪文人自己，却往往不会选择离开，他们一面对上海充满道德厌恶，一面又不得不厕身其间筹划谋生。与一心向往都市繁华的乡人、农人不同，这些被迫寓沪者的内心始终面朝乡土，然举目十里洋场皆为人工景致，唯有毗邻的华界尚有田园可观，于是有关于“乡土”的想象也就姑且由其承担。
《海上繁华梦》中，谢幼安因见杜少牧沉迷烟花，心下好不担忧，左思右想遂在冷金扇面上点了几笔墨笔山，“画的是幅黄麓台派山水，峰峦层叠，涧水迷茫，山上有一少年骑着一匹马儿，一手执着马鞭，一手却勒住马缰在那里看山下的水”，旁题七言绝句：“万山深处碧峰巅，山下迷茫水拍天。一失足成千古恨，临崖不若猛收鞭”，少牧绝顶通透之人，见了此画果将邪心收起数日，随幼安等去也是园、萃秀堂、曹家渡、水云乡等“清静之地游了几回”【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第67页。】。《续海上繁华梦》里，谢、杜二人再用此法邀请留学生刘药荪同游镇江焦山，借那江中月影、浪花打月之“忽起忽落、忽灭忽明”之景，打出“镜花千朵，容尔看来；
水月一轮，问谁捉得”四句禅锋，七天山水清游之下，药荪大受陶镕，从此气质慢慢地就变化过来了【海上漱石生：《续海上繁华梦》，第288-291页。】；
而谢幼安之所以心生迎娶桂天香之意，也只因在同游龙华寺途中，该妓既不与其打情骂俏，亦未如普通妇人般津津于烧香拜佛，而是侧立船头、徐徐说起春日里此处旱路景致，“若是清明节在二月天气，近龙华一带人家多是种桃为生，到了这个时候，一路上桃翻红浪，柳蘸绿波，流水小桥，闲云野舍，那种天然的画景，真是观之不尽，玩之有余；
若是三月清明，桃花已经开过，那就无甚景致，不过西洋塔影，幽径钟声，可以扑去俗尘，极目澄清，令人心旷神怡，觉得别有风趣的好”【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第90页。】，这一篇吐属优雅的山水谈，瞬间打动谢幼安的超拔之心，暗下决心将其救出风尘。古典文人终究对山水寄寓了太多情感，君子比德的自然美学是剔除不掉的文化本色。惜乎在这人工造就、嚣且尘上的上海滩，求一清凉境以涤尘心尚不可得，却又离不开这华丽绮缛的一切，于是身在租界声色犬马、心在华界洗心涤俗，如此身心分离，即可窥得晚清洋场文人的无奈与自欺，亦可见恪守礼法的意念与被召唤的欲望间的艰难博弈。而这样的博弈并不总是胜利。从小在苏州湖光山色间耳濡目染、饱读诗书的杜少牧，一朝踏入上海青楼就神魂颠倒，虽诤友几次三番提点，又以山水醒其心神，却只能管得几日，一俟回到租界，名妓的迷魂汤灌下去，就骨软筋酥地要与兄长分家，一切礼义廉耻抛却脑后……直至万金挥去、佳人别抱，才终于目瞪口呆认清现实。山水窒欲的清修，终究不敌纸醉金迷来得痛快，而叙述者亦持续不断地鼓噪：对于血气未定的少年人，益以疏法而不益堵法；
这世上不喜赌的或有，不喜嫖的则除非手内无钱或年老无力者，而“失足愈晚，回头愈难。还是少年时使他到处走走，晓得些人情世故的妙。”【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第673页。】这正是晚清洋场叙述备遭诟病之所在：一面以青楼经历大写嫖经，一面称游戏笔墨、警世菩心，却不曾考虑那家无万金者，如何能在欲望未遂的途中及时勘破情关、抽身保全；
亦未能进一步深思，何以圣贤书与山水修行在此租界空间竟全然失效。法律尚且无法扼杀罪恶，却将伦理拯救寄意于山水，《海上繁华梦》所代表的谴责、狭邪与社会小说的主题之单薄与无力可见一斑。
上海开埠后的第一代寓沪者王韬及其墨海书馆的华人同事们，亦曾长久苦痛于以儒生身份佣书西舍，虽系困顿无奈之举，然夷夏大防所引发的身份焦虑无法可解。于是每日公事毕，王韬便经县城北门入内，与诸友衔杯煮茗、问柳寻花、镇日买醉，以暂逃此邦氛浊之场；
更在日记中反复表达归隐耕读之念，“撷蔬栗以供宾客，洁鸡豚以娱慈亲”，怎奈“故乡无田可耕，为可虑耳”【汤志钧、陈正青校订：《王韬日记（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32、162页。】。以传统儒生秉性，所谓渔樵耕读无非是对现实处境的不满，偶然因病返乡的王韬同样也对沪上绮游追念不已【徐茂明：《19世纪中叶江南寒士的“三不朽”与民间生活伦理——以〈王韬日记（增订本）〉为中心》，《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然这根植于文化血脉深处的乡土情结，正是晚清上海对抗西方文明强势侵袭的心理支撑，是在无止境的道德下滑、伦理混乱无形之中，沉默而缓慢积蓄着的觉醒与反抗。与此同时，也正是与租界一墙之隔的兼具伦理和乡土象征意义的华界空间的存在，使得上海叙事并不等同于上海租界叙事。华界之于租界，是一个伦理制衡的隐在空间，也是一个参照系和评价系：是始终在场的不在场者，是金粉世界那晦暗的镶边；
华界的存在反衬租界、凸显租界，它受其影响、被其改变，也在伦理和道德评价的意义上牵制、弥补、反省租界。缺少华界的租界叙述是不完整的和无序的，常会堕入黑幕的深渊。同以青楼故事为主线的《海上繁华梦》和《九尾龟》，后者所欠缺的正是欲望高涨外那缺失的一点制衡；
而讲述华界和租界双重时空体验的上海故事，便同时具有了暗含殖民意味的现代都市气质和强大农耕传统下割舍不去的乡土情结。这情结不独属于北京那座“最高贵的乡土城”，它枝蔓于亭子间作者的寓沪创作中，也将以隐在的方式成为海派都市狂想曲中的最低音；
亦正是这点情结，使得晚清以来的上海叙事在走向海派和左翼叙事的途中，既展示了现代性的诱惑，亦对所谓“都市病”率先进行了反思。
四、拆城之辩与海派文学的发生
修建于晚明时期的上海城墙，兼具了军事防御、防洪、区分城乡和以威严整饬的外在形态震慑凝聚民心等多重文化功能。通过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严整封闭的城市建制与空间规划，既保证了封建权力的高度集中，也使四民各归其位、严格地固限于各自所能活动的空间。然而，随着租界的悍然崛起，“闭其门，塞其途，弇其迹，使民毋由接于淫非之地”【戴望：《诸子集成6：管子校正》，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86页。】的愿望逐渐落空，墙外康庄如砥、车马交驰，有酒筵笙歌、洋货鳞萃，每逢战祸城内居民争相投奔无城之租界，这既不能护城亦不能使四民规范的城墙，将据何标榜“保全地方、以弭隐患”呢？1905年上海乡绅姚文枬、李平书等首倡拆城，呈文曰：“城垣阻碍，商埠难兴，集议公决拆去城垣，修筑马路，使城厢内外荡平坦直，为振兴商埠之基础”【《上海拆城说之复活》，《时报》1912年1月13日，第5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3页。】，一时掀起滔天巨浪，最终为守旧乡绅坚决阻止。尽管水電管网交通等现代市政早已在城内复制，但城墙作为古老中国的文化标志物，依旧以其顽强的存在昭示着对西方文明的拒绝。然而，无论是为生计所迫，还是为见见世面，当普通百姓接触并享受过租界内的生活，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城墙内那个老旧的上海时，则心态已然不同【颜浩：《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页。】。
《海上繁华梦》中，谢幼安等在城内荣公馆处吃酒，恐夜深城门将闭，主人笑道：“上海的城门你怕关了不好开么？只要花了一角洋钱，随便你甚么时候，有多少人俱得进出……你们只管开怀畅饮”；
果然饮至三更，随同相送的家丁一句“荣公馆送客出城”，那守城兵便不再问，啪的一声打开城门，此时守在城门外边、因宵禁不得入城、亦不舍得花钱的大批百姓趁机一窝蜂涌入，而“守门兵绝不拦阻，由着他们直撞横冲”，谢幼安等因质疑：此种门禁设他作甚？ 这城墙既无法阻挡城内人对物质繁华的向往、对城外堕落伦理的屏蔽亦已徒留象征意义。相较于理论启蒙，召唤民众最坚实的力量，始终是经济生活发展的推动和社会风尚的总体变化，而该过程往往是无序而不易规范的、甚至与精英理性背道而驰。
围绕拆城与否，在无数场声嘶力竭、互相听不到、也听不懂的争議中，“折衷派”所提出的通过增辟城门来拓展交通的调停之策最终获准照行；
1911年11月上海光复后，拆城呼声第三次发动，“保城”派亦再次响应，《歇浦潮》第二十回录下此次“保城大会”，对于那些以为城垣一旦拆除，外国人将占据上海全境，甚至会破坏风水使百万生灵葬身黄浦江的一班顽固党，叙述者公然表达了嘲笑和不屑；
却也同时展现了一班浑水摸鱼的投机者，他们原本满脸正气地反对拆城，后听说内城也要转为租界，地价定会飞速攀升，自家便可依此大发地皮财时，“莫不暗中欢喜……没一个人不愿受外国人管辖的”【海上说梦人：《歇浦潮》，第251-253页。】。再一次，“以实用主义的方式”、“中华文明与西方现代性的相撞”达成了平衡【［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赵念国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页。】，姚文枬等曾声嘶力竭主张的拆城声明，均在夷夏之防不可撼动的原则下被反复驳回，其获解决者，却最终归之于“就可发财”。1912年初，新任沪军都督府民政部长李平书再次收到姚文枬等呈请拆除城垣的署文后，立即批复“所见极真，应即照准”【《拆除城垣批示》，《时报》1912年1月13日，第5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增订版）》，第332-333页。】；
1月19日南市市政厅组建拆城机构，1914年冬，拥有360余年历史的上海城墙被彻底拆除，顺原城墙环线新修的环城马路把旧城、城外华界和租界连成一片，褪去等级森然的帝制空间秩序，上海在益发深入和拓展的被殖民中，加速了由封建城市向现代都市的转型。【戴春风：《上海拆城记》，《上海地方史资料》（一），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81-82页。】
然而城墙拆除后，华界市面虽有起色，但士绅们所企盼的全面改观却迟迟未能发生。深陷政局动荡之中的北洋政府，既无暇全面整顿华界市政，更未能阻止英法租界的进一步扩张。1925年，留日归来的郭沫若震惊于租界与华界差异之大，简直是一个“骇人的奇迹”，尽管“上海县城早是拆毁了的，租界和县城也并没有什么栅栏，我们怎么晓得会是走出了租界？怎么晓得会是走进了县城呢？你们走罢！抬着头能看得见一些杂乱的旧式房屋的垃圾堆，埋着头能看得见一些崎岖不平的街路的时候，你们便进了城，便走进了中国地界，便退返了好几个世纪了”；
面对拆城十年依旧未能缩小的市政差距，年轻而愤慨的郭沫若直指管理者重道轻器之偏颇：“我们中国人到底是超然物外的，不怕就守着有比自己好的路政市政在近旁，但总没有采仿的时候。那是值不得采仿的，那是浅薄的物质文明！”【郭沫若：《湖心亭》，《学艺》第7卷第1期，1925年8月。沈文耀选编：《郭沫若文选》，上海：上海时代出版社，1937年，第6页。】在关于路政的漫长博弈背后，执政者对市政公共服务的冷漠，地方士绅意愿与执行效力之间的断裂，底层百姓对西方物质文明的企羡和对文化文明的无视等等均一目了然。也因此城墙拆除后的上海，在一体化现代都市建设过程中，最初是以单向度的方式呈现这“一体化”的，譬如由华界向租界单向迁徙的进一步扩大。原本为城墙所区隔的华界与租界的巨大贫富分化，如今正在上海各处大规模复制：那法租界的豪华公馆旁与洋人做邻居的大抵是中国的达官贵人；
那石库门亭子间的逼仄屋檐下，更新增了无数怀抱热血的底层文人，他们或从内地乡镇来，或自海外留学归来，袋里无钱心头多梦，自诩新青年，多数时候喜欢在街头漫游、驻足、凝视，反思这首个现代都市空间里，触目惊心的阶层之异和无处不在的空间殖民。这当然不只是新青年一代国族意识的迭代与觉醒，同时伴随了城墙拆除后上海都市空间的现代性正趋于完成。而昭示着现代上海之成熟的，许是上海人的自我认同以及作为都市人的“上海人”形象的出现。
个体对空间的认同感是无法用数字准确标识起始的，但比较《海上繁华梦》与《歇浦潮》这两部分别于晚清和民初热销的社会谴责小说会发现，同为上海籍作家描写上海，朱瘦菊之作中已罕见对物质繁华的指南式罗列，也不再采用游沪者视角和旅行者叙事构架，而是尝试将叙述视点固定在药房经理钱如海、官银行监督赵伯宣、前清旧臣倪俊人、魏如锦以及南城乡绅汪晰子、陈浩然等人之间，因钱如海之姊嫁与旧绅陈浩然，又与外甥陈光裕同时看上老北门的小寡妇邵氏，华洋两界的故事因此交织。虽依旧采用了章回体这种拖着辫子的旧文学样式，但酒瓶里已然装了新酒，其最突出者便是以钱如海为代表的早期上海市民形象的塑造：他们生长于斯、不事稼穑，与本城士绅通婚，所从事的行业囊括了金融（银行与保险）、医药（西式医院与药店）、法律（律师与私家侦探）、教育（各类学校）、文娱（剧团）、零售与加工制造（各类店铺与工厂）等。日常消遣也不再限于四马路“三楼”（青楼、酒楼、茶楼）娱乐，卡尔登、汇中、楼外楼、新新舞台等兼餐饮、住宿、游乐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消费场所开始频繁出现；
又有汪晰子这类本地绅董，一心想要升官发财却被时代堵绝仕进之路，因此在那“旧学维持会”里搜罗了一干胸怀郁勃不平之气的寒士才子、末路狂生，不为吟诗作赋而是结党鱼肉乡里，在各种革命阵营和政治派系间狐媚猿攀、狗苟蝇营。全著一百回故事中，钱如海、汪晰子等本地绅商的日常生活占据大半；
男女情爱故事既非主线、亦不再限于青楼女子和嫖客，而是在主人公的小家庭内部，与各自的妻妾儿女、亲友仆从之间展开。文中处处挥霍与放纵，所导向的不再是见过世面的满足，而是欲望驰骋过度的空虚。由于日常活动空间的差异，商人钱如海与士绅汪晰子在书中并无直接交集，其共同点是对上海本埠人身份的默认，且无论生计如何，二人从未想过“离开”或“转去”，归根结底他们也并没有一个地理或精神之乡可供返回，他们越来越像市民，越来越不了解乡村。晚清寓沪者故事中人物时常往返于上海与周边城乡，该著则自始至终将叙述空间控制在上海内部，文中也曾讲述几位离开者。湖南士绅倪伯和，面对租界险恶的世风、浇薄的人情，坚定认为繁华难得持久，优雅才是不二法门，在被相好妓女淴浴卷逃后，伯和叹息一番，淡然返湘。另一位乃是宁波小开吴筱山，因与红钰租小房子亏空下两千多块钱，丢了木器店的生意，被老父拘回宁波后又千辛万苦回到上海，却连红钰的面也没见着，临行前筱山抹着眼泪叹道：“我下遭再不到上海来了。我今儿方知道，上海实是个伤生害命，亡国破家的所在”，就此头也不回地去了。留下红钰的娘姨捏着筱山给的五块钱站在原地发怔，然而听闻这一切的当事人红钰却笑娘姨道：“造化你，不是我唤你出去，你也没得这个好处”，紧接着就去给新相好打电话约起明天的晚饭【海上说梦人：《歇浦潮》，第1129页。】。此处的两个“转去”已不同于前文的“返乡”，与其说是对乡土伦理的回归，不如说是情殇后对失败生活的短暂逃离和对都市文明病的某种回避，也因此蕴藏着“转回”的可能；
而这样不彻底的离开，将在新文学中反复出现。相较于孙家振，朱瘦菊对海上罪恶与繁华的态度要从容得多。他既不执念于让所有恶人都遭受惩罚，亦无城市先居者的傲气，其略显冷漠的客观正是逐渐成型的上海市民气质——见多识广、安之若素。末回述八月初三日黄浦江潮水涨发，马路积水已半尺余深，正在看戏的众人纷纷跑出，各回公馆而去。述者就此收笔，要借这怒潮澎湃的江水，将所述种种恶迹罪状洗涤尽净，然“一百回书今结束，暗潮难遏不胜愁”，无论多少人事沉沦汩没于此，上海都无动于衷——它依旧堕落，也永久繁华。1892年《海上花列传》曾以别具一格的“开放式结尾”踽踽走在时代前列，二十多年后这“了犹未了终以不了了之”的戛然而止，已与上海都市气质融为一体。锚定一座城市的，除了地标，还有城里人、城里事，以及叙述这人与事的方式；
而无论是稳定的上海视点、坦然的市民心态、琐碎的都市日常、灵肉挣扎中织就的情爱伦理，《歇浦潮》等皆昭示着海派的正在形成。
就像那念念于“返乡”的第一代口岸知识分子王韬，于1862年离沪，此后经数十年洋场征逐，并漫游泰西、东渡扶桑，晚年（1884）自香港返回，却并未归园田居，而是寄居沪北淞隐庐，并在此终老。从“隐于野”到“隐于市”，经沧海之旅，抛却返乡初衷的何止王韬呢？半个多世纪过去，在欲海中沉浮、在亂离中谋生的古典文人一点点蜕变。他们不再汲汲奔赴华界，因他们已然知晓：在租界释放欲望的同时，借华界山水求得内心安稳，终究是自欺欺人；
而无论被指认为繁华还是堕落、文明抑或罪恶，只有这安稳是不属于上海的，变动不居才是其空间底色。寓沪日久，他们学会了拥抱变化乃至追逐变化，上海滩每隔数年即有新风潮，文人们亦步亦趋。他们编大报办小报、写剧本拍电影，开“花榜”办“（花国）选举”，甚至发起创建游乐场【晚清上海文人多有报刊传媒经验，《申报》主笔韩邦庆曾自创近代第一份文学期刊《海上奇书》，连载《海上花列传》前28回；
李伯元创《游戏报》首创花榜评选、倡议修建妓女花冢，名噪一时；
孙家振曾主笔《新闻报》《申报》，主创《采风报》《笑林报》《新世界报》《大世界报》等，1912年参与在“新新舞台”顶层开出一片屋顶花园“楼外楼”，还曾开办过戏院、歌舞台、新剧社等；
朱瘦菊曾参与创办电影公司，编辑《电影杂志》、编写剧本、编导影片《前情》《风雨之夜》等。】。从宝善街、四马路再到大马路，他们出报馆而入青楼，隐身在这可“近距离观察洋场文艺圈与市民文化的最佳眺望台”【吕文翠：《现代性与情色乌托邦：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研究》，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以笔录史，在辞章中聊寄最后的文人忧思。凌晨出完报刊清样后，或去相好处小住，或从容漫步于灯光璀璨的不夜城，有时乘电梯登上楼外楼，黄埔滩江风徐徐吹来，西南方向上海旧城所在处，三次革命的炮火正照亮整个夜空。
最终，城墙拆除十余年后，伴随上海特别市的建立【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上海特别市，第一次将上海租界周边的华界地区包括南市、闸北、吴淞、沪西、浦东等归并在同一个行政机构下，进行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并提出“大上海计划”，试图打造一个由中国政府管辖的新上海城，与租界一较长短甚至取而代之。受抗战影响，该计划未能完成。《上海通志》第1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409-410页。】，上海叙述逐渐模糊了华界与租界，拥有了被整体叙述的可能，作为一种小说流派的海派的出场条件也臻于成熟。申江旧事已入海市蜃楼，对开埠之后、海派之前的上海书写进行梳理，可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依托于租界历史的海派文学，其繁荣与糜烂、反抗与颓废、摩登与革命的复杂多元，本源于对华界与租界双重空间症候的提炼与熔铸；
虽然租界气质始终主导着海派的文学表现，但那都市意识中的乡土情结，声色耽溺中的困惑与疏离，兀自安稳享乐的市民意识中，暗流涌动着的阶级意识、民族意识与反殖民意识，都揭示了上海“双城”叙事与海派之间的牵丝扳藤、不可分剥。海派对都市现代性的反思，从来都包裹在对该现代性进程的记录与展示当中；
而这样的不彻底的掺杂着谴责与自得、困惑与沉醉的反思，早已在《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歇浦潮》等晚清民初上海叙事中出现。也正是在自晚清以来从未中断的反思中，上海作为被审视和反思的对象，在喋喋不休的被讲述中，清晰了空间轮廓、明确了叙事症候。城墙坍塌下去，海派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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