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的异化劳动批判与共产主义构想

摘要：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形式由雇佣劳动向数字劳动变迁，致使劳动与资本对抗性关系在形式和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并体现为四重维度。其一，劳动产品的异化维度：“用户与数据-流量的异化”。其二，劳动过程的异化维度：生产领域与休闲领域的界限消弭。其三，劳动者类本质的异化维度：数字技术、智能算法的监控规训。其四，人与人的异化维度：虚拟身体与数字鸿沟产生。基于此，当代西方左翼指认新的革命主体，构筑政治联盟的共产主义新方案，然而其对马克思相关学说的改造也暴露出诸多弊端。事实上，只有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中才能实现对数字异化劳动的真正扬弃。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
异化劳动；
共产主义

作者简介：韩秋红，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  130024）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新进展研究”（20JZD008）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3.02.001

伴随以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为显要特征的资本主义数字化时代来临，数字劳动取代雇佣劳动正成为资本的牟利途径。数字资本主义，即一种标识着数字、信息、网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入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当代资本主义新样态。在此情形下，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议题，诸如劳动问题、异化问题、剥削问题、无产阶级解放问题，无一例外由于与当下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中重大现实政治格局和实践走势的密切联系，而呈现出新的理论特征、现实形式与未来革命构想。本文将立足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境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形式的变迁、劳动与资本全新对抗关系生成，以及西方左翼接续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对数字劳工“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构想，最终落脚于对马克思无产阶级联合革命的再度确认，明晰唯有立足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真正实现工人主体的意志。

一、从雇佣劳动到数字劳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形式的变迁

“劳动”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也是理解其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乃至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概念。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社会基础与前提条件。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条件下，新型数字劳动已经超越了马克思经典论述中的雇佣劳动。“人类的劳动方式和生存方式也相应发生了质的突破，这就是劳动霸权地位的转变，即从物质性劳动向非物质性的数字劳动的转向。”1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形式变迁的考察应聚焦于从传统雇佣劳动形式向由资本与技术结盟而兴起的数字劳动形式的转向。

1. 劳动主体变革：从雇佣工人到数字劳工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基本经济条件之一，即在法律上拥有人身自由但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通过出卖劳动力维持自身生存。这些劳动者就是雇佣工人。雇佣工人作为劳动的人格化和劳动的代表，其出卖劳动力的过程即劳动与资本的交换过程，是生产劳动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工厂雇佣劳动制是马克思的时代资本吸纳劳动的基本制度安排，表征着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成为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主导性的生产关系，而其他关系只能是这一关系的附庸。唯有雇佣工人作为劳动主体存在，资本才能一方面作为雇佣劳动的条件而预先存在，一方面又在工资与劳动力价值等价交换的“合法外衣”下，再一次最大程度地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里创造的剩余价值。由马克思解密资本对劳动的隐蔽式剥削关系可见：雇佣工人处于资本的对立面，是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劳动的现实主体；
资本通过剥削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实现增殖，这是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劳动的主要形式。

在数字媒介背景下，一种依托并附属于数字信息技术的劳动者——“数字劳工”的出现，促使传统劳动主体发生变革。这种新型劳动主体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完全以数字化平台为载体或中介从事劳动生产活动。根据劳动方式的特殊性，数字劳工的类型区分，主要包括网络社交平台上的内容“产销合一者”、弹性雇佣制度下的网络“写手”、游戏产业链中的廉价“玩工”等。需要阐明的是，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当代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的新型数字劳动仍然有效。比如，数字劳工仍然面临成为商品的命运或者自身的商品化进程，相当多数数字劳工仍需以向信息技术平台出卖劳动力的方式為生，尽管表面上其工作灵活度、自由度很高，但却是以模糊工作与闲暇、办公室与家庭之间界限的方式实现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极度榨取；
再如，数字劳工的无酬化趋势日渐凸显，“无酬劳工”（free labour）产生，他们被稳定的、有保障的生产关系所排斥，这正是印证了资本压低生产成本以牟取更多利润，同时将责任与风险推卸于劳动者而非企业自身的虚伪面目；
还如，从资本开拓世界市场与全球资本积累进程来看，数字劳工的处境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结构性不平等：一方面，世界体系中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的数字劳工沦为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市场提供廉价快消品，巩固了资本流向中心国家和处于产业垄断地位的跨国企业的基本趋势；
另一方面，其自身却面临着弹性雇佣、工作不稳定、收入低下、安全保护缺乏等诸多窘境。总之，对于数字劳工这一劳动主体变革现象及其背后根源的阐释，我们均可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核心理论的思路去探寻。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仍然可以实现对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劳动主体问题的有力穿透。

2. 劳动对象更新：从物质要素到信息、知识资源

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对象是一种纯粹物质性的规定。他将劳动对象分为两类：一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即自然界的天然物质，当其进入生产劳动过程，便构成了人类从事物质生产的基础性条件。或者说，原始自然资源已经由人类劳动引起了物质变换，进入生产过程而成为劳动对象。“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2二是经过人类劳动加工过的劳动对象，也称原料。如开采出来的矿砂、种植出来的小麦。这些经过劳动加工的产品，又可作为冶金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原料。“除采掘工业以外，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原料，即已被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1可见，在雇佣劳动背景下，劳动对象是生产力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维度，是人们征服自然的物质的、现实的能力的体现。

数字劳动条件下，劳动对象发生了深刻变革，人类经验、思想、情感和网上行为等非物质要素成为主要的劳动对象。如罗斯扎克所说：“新的生产力不是少数人手里的资金，而是多数人掌握的信息。”2与劳动对象更新相适应的三种趋势是：首先，以知识、信息为劳动对象的智力劳动者大量出现。由于信息技术产业对物质、能源以及人力资源的大大节约，体力劳动占比下降，蓝领工人越来越少。在信息、知识共享方面，这种“多数人掌握的信息”，一方面使得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企业、企业内部之间的信息共享变得更加便利和平等，且借助区块链的私钥签名、分类推送、过程检查、结果跟踪等功能，有效遏制信息储存、传输中的丢失、泄露、篡改等行为，从而呈示出一个庞大、精准、可追溯的信息共享网络；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条件、个人能力、所处区域与国家、掌握语言的不同，人们享受信息的条件存在巨大差异，表现在不同形式、不同程度上被信息共享所排斥，导致信息社会出现信息垄断、不同人群逐渐陷入相对封闭的拟态环境难以自拔的“信息茧房”问题。其次，企业成为信息生产的真正主力军。企业要实现信息产品所有权的占有，就必须要在信息生产及其周边设备中投入较多资金，并通过信息产品的销售，实现价值补偿并赚取利润。此一利益诉求主要通过企业的网络化组织结构得以实现。再次，信息控制与安全问题为传统的地理国家带来主权问题上的挑战。信息资源的显著特征就是其传播不受地理环境的约束。如果说，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在微观上自由处理信息流动所附属的负面效应并不明显的话，那么信息的跨国界流动可能招致的国家信息主权问题将日渐凸显，这在客观上要求作为利益主体的国家对信息资源配置的妥善处置。

3. 劳动场所更替：从工厂劳动场到整个社会

工厂作为资本主义的内在创造，是劳动剥削和价值发生的场所。18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革命导致机器生产替代手工劳动，也使劳动场所发生变迁——工厂生产替代手工工场，雇佣工人高度密集性大工厂迅速出现。在马克思的时代，作为工人住房的工棚直接附属于资本家的工厂。工人的住所仅是劳动者本人及家属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再生产的功能场所，与作为工厂和企业的策略场所有着严格界限。“住房没有被资本所包围”（鲍德里亚语）。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形发生了巨大变化。

数字资本主义正在重塑新的劳动场所。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工人的住所逐渐向带有标志的时空转变，被投放进普遍化社会空间的直接控制之中——不再表现为劳动能力再生产的场所，而是作为社会关系的直接形式、作为特殊功能的住所（habitat）本身而存在。事实上，不仅工人的住所和工厂、企业之间的界限被消弭，而且雇佣劳动的劳动场所也逐渐由工厂、企业向整个社会扩展。意大利新左翼思潮代表奈格里（Toni Negri）和特隆蒂（Mario Tronti）指出，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出现以来，价值生产已经从组织雇佣劳动空间的工厂扩散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由于资本对无酬劳工的需求，以及对越来越大群体所创造共享成果的占有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性趋势，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工厂。社会中的一切都作为社会工厂的某种功能而存在，工厂统治社会的一切。非稳定的无酬工作、低报酬工作等成为社会工厂工作的主要形式。尼克·戴尔-怀特福德（Nick Dyer-Witheford）认为，社会工作者的兴起导致了“工厂星球”3的出现——作为商品和价值生产场所的工厂无处不在，工厂的界限已经从工厂劳动场扩展到整个社会，商品化已然普遍。在全球商品贸易网络中，伴随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极速进程，全球工厂劳动场的围墙也轰然倒塌。由此可见，价值创造的场所并非静止的、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历史轨迹不断动态变迁并改变其组织形态。

工厂劳动场的普遍社会化趋势带来新的严重后果——一切社会场所中的工厂或工作地点均处于资本主义监控之下。劳动力商品经由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的无处不在，工作地点在工人住所或工厂、企业之间自由切换的非凝态状况，使得数字资本主义能够非常便利地借助信息通信产品，建立起一种监视、服从和不挑战的权威，也使得数字劳工无论何时何地只能如同囚犯、奴隶一般进行劳动。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互联网劳动的监测在发展中国家的鲜血和汗水之上建立起对后者的“超剥削”。据此，可以说互联网用户商品使得一切物品商品化，工厂及其剥削社会化、全球化趋势成为可能。

二、从异化劳动到数字异化劳动：劳动与资本全新对抗关系生成

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异化劳动的观点出发细致分析了劳动者同其劳动产品以及劳动活动本身的关系，深刻论证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体现为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批判。诸多实证研究結果证实，数字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性，而仅是资本主义在新的技术环境中的延续，资本主义也并不会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消解其通过剥削劳动力而实现自我增殖的基本逻辑。

1. 劳动产品的异化维度：“用户与数据-流量的异化”

马克思将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形式揭示为：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社会财富相互独立、相互分离、互为异己、互为对立。“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1，“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2是《手稿》中的经典表述。也就是说，雇佣工人通过劳动创造的劳动产品，转而成为不属于工人、外在于工人而被资本家占有的财产，成为“工人的非现实化”。马克思强调，雇佣工人的异化劳动并非人类一切历史的抽象的普遍现象，而是依从于“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换言之，劳动异化现象是资本主义时代条件下特有的现象，因而反映的是物与物关系背后特定的人与人的关系。

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劳工生产的劳动产品不再体现为物质性实体，而是数据-流量。数字劳动力商品必须首先数据化，才得以在数字空间中流通与交换。用户生产的数据内容以及“数字痕迹”同样被纳入到商品化过程中，其所浏览过的网页、网络消费习惯、消费品位、社交圈子以及其他身份信息，都在大数据算法的加持下被开发为商品。换言之，新媒体平台上用户生产的数据-流量成为了资本家争相俘获的资本，构成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的增长点。由此，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以一种全新的形态表现出来——用户与数据-流量的异化。本来，用户自己生产出来的数据是对自身生命活动的积极确证，但在相关技术软件作用下，不仅成为被数据平台公司各数据库所收集的数据-流量资源，表现为对劳动对象的丧失；
而且，用户必须付费方能浏览网站或进行数据库查询，一切数据创造活动将依从和附庸于数字资本不断增殖以攫取利润的要求，表现为被劳动对象所奴役。用户一方面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源源不断注入的数据化劳动力的商品燃料，另一方面又被迫以牺牲金钱、隐私等为代价来交换媒介平台上自己生产的资源。

2. 劳动过程的异化维度：生产领域与休闲领域的界限消弭

《手稿》中马克思将雇佣劳动者的生活划分为两大部分：其一，为资本家劳动的部分，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这一部分里，雇佣劳动者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因为它并不体现为劳动者本性的一部分，即并非自愿而是强加其上的。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感到痛苦而不是幸福，不是对自己的体力与脑力的自由发挥而是对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其二，脱离劳动过程之外的休闲部分。在此部分，马克思认为劳动者才是具有完整人性的人，他只有在自己的吃、喝、生殖等动物机能运作之时，才感觉到自己的行为是自由的。换言之，在生产领域中，劳动者为维持肉体持存而服膺于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欲望只能是被动、片面、畸形的劳动过程，唯有在休闲领域，才能构建起充分满足生命需要、实现自由发展的生存方式。因此，一旦可以劳动者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岗位。

今天，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已然打碎了生产领域与休闲领域的边界，数字劳工的价值生产表现为杂糅两者的劳动过程。实际上，有关二者边界产生模糊的状况，早在鲍德里亚对二战后消费主义社会的剖析中就曾得到披露。在《消费社会》一书中，鲍德里亚指出，资本对利润的攫取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更向消费领域延伸。或者说，消费领域已经成为生产领域的一部分，构成资本生产与再生产体系中一个重新整合的、扩大了的“新的生产力领域”1。由于消费本身转变成了生产，且劳动场所向整个社会领域的扩张，劳动过程势必也不会单纯地困囿于传统生产领域，而是迅速向包括休闲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其他领域弥散开去。在鲍德里亚看来，生产领域与休闲领域的界限消弭之处，恰恰是现代资本逻辑结构中资本与劳动对抗性关系的新生和强化。我们当下所处的数字时代，更是一个相较消费主义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时代。众多非传统意义上的生产领域，如SOHO（家庭办公室、小型办公室）、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远程会议、电子商务的兴起，既实现了当代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也以其所谓弹性生产的逻辑暗合着资本无穷无尽榨取剩余价值之目的。

3.劳动者类本质的异化维度：数字技术、智能算法的监控规训

馬克思对“人的类本质及其异化”进行了规定和表述。在他看来，人首先是类存在物，类存在物是在与动物相联系与区别的意义上界定的：一方面，人与动物共同具有依赖无机界维持生理机能的类生活；
另一方面，人超越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他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作为自己意志与意识的对象。因此，应然的劳动状态应该是，人的生活于他自身而言就是自己的对象，人的活动应该是能动的、有意识的、自由的活动。但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实然的劳动状态表现为，工人由于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出卖劳动力去劳作以存续自己及家人的生存，原本自由自愿的对象化活动变成了令人厌弃的谋生手段。工人不是作为自己的主人，他无法控制自身，在资本主义庞大的生产体系中无可逃遁。

在工厂和劳动的原则已经扩散到全社会的现代资本主义时代，鲍德里亚断言，类似疯人院、监狱等封闭性、特殊性的他者空间形式，早已在现代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所有毛孔中弥散开来而无处不在，几乎围住了社会的整个空间与时间，包括真实生活的所有时刻，将资本主义的现实统治引向一种想象的物质性。人们生活中的一切事务都被数据中介从而化约成单一指标（成绩绩点、业绩指标、运动步数、睡眠模式等），而“单一指标的最佳化”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运行结构和评判体系。通过物联网、云计算，资本可以随时随地感知、测量和捕获各个数据系统运行的所有信息，实时对劳动者的一切数字化行为进行监控。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说马克思所在的时代，强制性雇佣劳动导致类本质的异化以一种显在的方式呈现出来，那么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类本质的异化实际上是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存在于数字劳动心甘情愿被操控、被剥削的日常生活之中。特雷伯尔·肖尔茨（Trebor Scholz）指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围绕新型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而以一种更加隐蔽的形式展开。2比如，数字“玩工”以玩耍的方式在闲暇时间为资本创造价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劳动、在被资本控制和规训，要想使其自觉组织为具有自为意识的无产阶级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4. 人与人的异化维度：虚拟身体与数字鸿沟产生

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还表现在人与人的异化对抗关系。马克思不满足于像英国经验论者那样集中关注现实个人，还要求从孤立个体上升到系统整体的把握，这使得他进一步关注在劳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人与人的社会交往活动，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基于生产关系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发现，源于劳动和劳动条件分离的私有制以及资本主义的分工体系，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交往转变为以物的因素为中介的间接交往，最终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互为异己、互为对立的关系，这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人与人之间私人利益相互冲突，人们普遍自私自利，以对私利的追逐为个人行动的基本遵循，不仅视他人为异己，而且将他人作为自己谋求私利的工具，导致和谐氛围和友爱精神在整个社会的丧失；
其二，雇佣工人和资本家根本对立，社会不公平现象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对抗关系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社会关系。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表现形式的第四个维度的深入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对人的否定的实质。

在资本主义的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促使着社会结构的变革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更新，而这种改变并不是仅仅具有福音的性质，其对人类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也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对应于马克思提出的两方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更为深重地表现在两重向度上：其一，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之间要实现交往关系必须首先被数据所中介，只有成为数据系统网格中的一个抽象符号才具有社会交往的资格。此时关于传统社会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的探讨已经毫无意义，因为每个现实的个体已经不是作为肉身性而存在，而是作为抽象的、可复制的“虚拟身体”而存在，其身体被数字技术封锁在固定的甚至非现实的场所里，在一个由数字营造出来的环境中，实现与他人之间所谓的交往互动。其二，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反而加剧了新的不公平和贫富分化状况，使资本主义矛盾更加深化。由于数字化带来的数字增殖机会大大增加，加速了占有和使用先进信息技术与否的主体之间的分层化趋势，社会上出现了巨大的“数字鸿沟”。伴随信息社会的来临，那些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很可能非但没有享受到信息技术的好处，反而遭受着新的剥夺。而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数字鸿沟最为明显的国家。

三、异化的扬弃：构想数字共产主义新方案

依据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三重定义，数字共产主义也相应地具有三层含义：一是指数字共产主义观念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在当前数字时代的新发展；
二是指数字共产主义社会，即通过全球性协作组织实现数字共享，数字化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社会化占有的人类社会；
三是指数字共产主义实践，即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为实现数字共产主义愿景而奋斗的实际过程。面对21世纪劳工数据化与数字异化劳动带来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困境，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尝试创构新革命主体并设计数字共产主义的联合方案，在新的理论视域中进一步推进了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是在数字技术时代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崭新探索。需要阐明的是，他们的理论方案尽管有其合理性，但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学说的当代改造也暴露出诸多局限与弊端。事实上，真正对数字异化劳动的扬弃必须返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等才能通达愿景。

1. 左翼学者的数字“新共产主义”构想

以哈特和奈格里、齐泽克、朗西埃为代表的西方激进左翼学者，以“诸众”“被排斥者”“无分之分”重构无产阶级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主体，在此之上提出了“自治联合体”“爆裂式联合体”“共同的共同体”等数字共产主义新构想。

“诸众”与“自治联合体”。早在2000年出版的《帝国》一书中，意大利“工人主义运动”的先行者奈格里及其合作者哈特就已经贡献了一份对数字时代社会中劳资对抗性关系的引人瞩目的解读。在该书中，奈格里和哈特指出，目前并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在面对着完全实现全球化的资本，还有大量沉浸于网络化生产的沟通和情感维度的“非物质劳动”的“诸众”。“诸众”已经适应了万维网、开放源代码原件和盗版音乐带来的刺激，甚至由于对网络的激进潜力的狂热而对信息工作的阴暗、惩罚的现状过快忽略。面对此种情形，奈格里和哈特并不主张资本的控制论统治，而是宣布了其数字颠覆和可取代性。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促使“诸众”以一种共同性来认清自己的处境，以形成“诸众”的“自治联合”，并使“自治联合体”所内蕴的合作合力和劳动创新性有效释放出足以爆破和震碎资本主义操控的巨大力量。

“被排斥者”与“爆裂式联合体”。齐泽克把忠实于现存社会秩序的“被排斥者”（the Excluded）的斗争作为自己政治思想的核心。在他看来，数字技术与数字资本的发展造就了诸多被现行资本主义秩序排斥的人，即“被排斥者”。他们就是那些丧失了工作、居无定所、在法律上和文化上不被承认的人。他从拉康的精神分析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普遍主义的政治理论立场，判定西方左翼当前的任务不是排斥普遍同一的多元主义的游戏，而是找到真正能够代表普遍性的特殊主体。这一特殊主体在他看来就是“被排斥者”，唯有他们才能代表人类自由解放的普遍性要求并为我们指引真正出路。解放的途径就在于组建一种新的联合方式——“爆裂式联合体”，达成自由人与自由人之间基于“恰如其分地追求自我利益”缔结而成的新政治联盟，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暴力性的回应”。

“无分之分”与“共同的共同体”。朗西埃看到由于信息化和全球网络媒体的兴起，资本积累过程与通信交往逐渐密不可分的过程中，“无分之分”（part of no-part）是描述当下无产阶级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概念。在《歧义：政治与哲学》一书中，他这样解释这一新无产阶级主体：“任何不拥有部分的人——古代的穷人、第三阶级、现代无产者——实际上除了作为一无所有者或者是作为整体之外的部分，毫无他途。此外，正是无分之分的存在，这些一无所有的人的全体、共同体才能以一种政治性共同体存在，也就是说，具有根本爭议性而造成的斗争的共同体。”1这句话表明了两层意涵：其一，与实在的、可见的、有资格的部分相区分，“无分之分”指代的是在共同体中无资格行使权力的人，他们在共同体中被“额外地”计算；
其二，在朗西埃看来，这些被排斥的“无分之分”，完全可以自己组建成为一个部分之外的部分，即一种“共同的共同体”，以与自己沦为数字时代资产阶级筛选后的残余物的身份命运展开抗争。

2.左翼数字“新共产主义”构想的贡献与局限

西方左翼学者纷纷接棒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一旦实现了从雇佣生产到数字生产的转变，劳动与资本的对抗性关系将更严峻地显现出来，并激发新政治联盟开展革命的力量。他们推出的诸种当代联合路径为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敞开了新的理论视域，构筑了当前数字时代境况下无产阶级联合革命的学说，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为对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丰富和延展。比如，西方左翼学者注意到在数字资本逻辑加速资本全球化进程的21世纪，由权力与剥削无所不在推导出“反抗也同样无所不在”，从而看到资本与劳动对立的数字异化劳动窘境在当代资本主义更为深重地存在；
奈格里关于“现实的反抗只能是生命政治的反抗”的理论诉求倡导回归一种全方位的社会生活本身，是因为看到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已经打破了马克思那个年代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的清晰界限，为新的时代场域下劳动时间向休闲时间之转变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些西方左翼学者给出的具体方案昭示的一个诱人前景是，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挑战，使“数字鸿沟”逐渐弥合，缩小在财富和知识上的差距以谋求在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发展、共同受益和共同繁荣，这在一定意义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和价值。究其实质，西方左翼学者对于数字共产主义的构想寄希望于技术的发展、知识的进步，这是对于启蒙理性坚信知识与技术进步的秉承，在此信念之上，发挥其突破和改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巨大潜能，最终带来道德的改善、社会的繁荣和人类的幸福。

然而，西方左翼学者对于数字共产主义的新构想也存在种种局限性，其设想的政治解放图景仅仅停留于“解释世界”的美好愿景，而不具有真正“改造世界”的现实作用力，这也体现出对马克思共产主义主张的偏离。其一，在危机根源上，无法认识数字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物质生产关系本身，因而不是在生产所有制关系中去寻找数字异化危机产生的根源。比如，作为一名激进的反列宁主义者，奈格里错误地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相较于列宁时代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彻底改变，他声称随着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列宁时代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及其生产关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再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矛盾是其最终走向灭亡的条件，但在齐泽克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劳资异化关系不仅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障碍，反而在资本主义“把灾难变成新型的进入”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下得到缓释和转移。其二，在革命主体上，认为传统的工人阶级深受数字资本逻辑控制，因而无法成为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比如齐泽克指出，传统工人阶级所具备的那些被工厂雇佣、处于稳定劳资关系、持续受剥削等特征“在今天几乎是一种特权”，他断言当前传统工人阶级就其整体而言呈现没落态势，无法领导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
朗西埃在新政治联盟的革命主体问题上，否认“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及其有组织的活动”1。其三，在解放策略上，西方左翼学者所提供的仅仅体现为内在于现行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权宜观念或道德论证，无法找寻到通达自由人联合体的真正路径。比如，奈格里认为，“诸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联合革命可以在不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没有革命政党领导、缺少工人组织支持的情况下完成；
齐泽克对“被排斥者”的解放要求进行了道德上的优先性论证，但他无从证明，处于数字社会边缘的“被排斥者”的反抗何以能够动摇资本主义的现实根基。

3. 返归数字异化劳动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路径

在今天，数字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不断演变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新的增长点，助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变迁。面对一般数据在整个社会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渗入与中介，倒退回前数字化时代以摆脱数字劳动异化的困境的方式已然不可能。实际上，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兴起之时，给出的态度也并非是站在机器大工业的对立面，主张向前现代文明阶段的倒退，相反，他对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發展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确证。正是在此意义上，法国加速主义思想家雅克·伽马特认为，马克思的最大贡献在于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待与超越资本主义。即是说，对于马克思而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技术，即便今天的数据化、信息化、网络化趋势也不能真正说明异化的来源。

数字异化劳动的根源仍然需要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中去寻找。雇佣工人丧失对生产资料占有而只能受资本家奴役的状况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以一种新的方式存续下来，也就是数字劳工与自己所生产的数据-流量之间的对立关系。这种新的方式、新的表象其背后根源依旧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数据作为资本家及其所操控数据库机构的垄断性私有财产，与它们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疏离化，从根本上说来是为了服务于资本增殖与积累的本性；
不仅如此，人的生命活动、生命轨迹被数据重新中介和架构，必须要附着于数据平台上才变得有意义，这反映出主体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被异化。在这一意义上，“诸众”“被排斥者”“无分之分”及其新共产主义构想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是要受到质疑的，因为他们主观抛弃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斗争策略、组织原则以及20世纪工业时代的解放诉求，将之视作陈旧的、老套的观念，认为只要有新的技术和普遍智力，大同世界就会自动来临。可见，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有关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政治经济学批判仍然是我们洞悉数字异化劳动困境的基点。

基于马克思学说开掘数字共产主义新构想的现实路径。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自动化，马克思将其归结为剩余价值生产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更加先进了，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不管是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还是“无人工厂” ，它们参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本质上依然是以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将原有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而不额外创造新价值。在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仍然可以说，一般数据、流量及其相关分析软件仍是作为不变资本而不创造新的剩余价值，创造剩余价值的仍旧是对应于马克思年代雇佣工人的数字劳工。而消除了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界限的数字劳动及其异化更是以一种极度隐蔽的方式表征，从而使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关系在资本主义数字社会以更为极端的方式呈现。实际上，如若能看到当下数字剥削一方面使得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另一方面也使其自主活动不受有限生产工具和有限交往的约束，那就不难发现，体现为最广泛意义公共性的无产阶级数字共同体的生成具有了潜在可能。在马克思的学说指引下，我们或许应该对未来数字劳工出离于数字劳动异化囚笼、开展未来现实的数字共产主义运动、达成数据共享的真正自由人联合体与无产阶级解放充满希望。在西方左翼学者那里，数字共产主义建立在新技术、新知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础上，但他们却忽略了以下情况：其一，即便技术再先进，也必须依托于大量自然物质资源。而对于物资资源而言，由于能源和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所谓完全依赖于技术革新与突破的“零边际成本社会”愿景是难以实现的。其二，这一美好愿景与现实发生之间的现实性过渡方案仍付之阙如。当代西方左翼思潮习惯于解构而对真实的建构敬而远之。马克思早就提示，资本投资技术升级会导致相对剩余人口的生产，相对贫困也就随之出现。那么，何以实现让那些既得数字化财富的人把他们的财富吐出来，从而实现支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数字共产主义构想？至少在看得到的未来，如果缺少整体性的政治化进程，这种构想将面临落空。事实上，这一现实的数字共产主义运动只有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带领作为支援背景，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责任编辑 付洪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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