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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歌》中的互文、宋学与忠义

来源:专题范文 时间:2024-06-13 15:19:01

沈祺人 余若澜

摘 要 往常认为《正气歌》多铺陈议论,但若引入宋学义理解读,则可见其直白鲜明的铺陈之下含藏着丰富的隐喻。正气之正、学圣贤、大丈夫、卿相之不动心四个意象呈现出与孟子、韩愈、石介的多重互文。《正气歌》旨在抒志,非为辨学,此诗取材宋学义理并熔铸意境。文天祥就义的义举与诗文互证,将文才、义理、情志通贯为一,充分彰显了宋代士人学孟子的大丈夫之志。

关键词 《正气歌》 文天祥 互文 宋学 孟子

作者简介:沈祺人,台湾政治大学博士研究生;
余若澜,台湾“中央大学”博士研究生。

①文天祥:《正气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75页。

《正气歌》叩击人心,是由文才、义理、情志三者共同熔铸而成,使文天祥舍生取义的爱国义士形象深入人心。目前对于《正气歌》的解读多从社会历史、个人情志、文字典例入手,认为正气歌多铺陈和议论。实则《正气歌》的内涵不止这些,此文之铺陈描述将文天祥的志气彰显得淋漓尽致,隐藏着深刻悠远的意境,显隐之间耐人寻味。《正气歌》蕴藏着对正气之正、学圣贤、大丈夫、卿相之不动心的多重互文。此互文以宋学对先秦《孟子》论浩然之气的义理开展为基,以宋学义理熔铸意境,行文中不辨理而是以歌抒志。故此铺陈非为辨理,真正意旨当在抒志传情。《正气歌》所表达的忠义之志,与文天祥就义之举互证,其义举为后世典范,《正气歌》亦成经典。文天祥取义成仁的行为并不影响《正气歌》的文学价值,却关乎读者的阅读感受。以互文、宋学、忠义为中心对《正气歌》重新解读,可见此文在文天祥的创作中有代表性,独具文学价值,亦可与近代学术公案——钱锺书《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的讨论互参。

一、正气未亡人未息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①

《正气歌》的写作缘起于一场暴雨,以日常纪事为题材是宋诗的新变;
将孟子正气入题,亦体现宋诗好言义理的特色。《正气歌》创作于至元十八年(1281)夏季,文天祥已被囚两年,是年十二月就义。《指南后录》中《五月十七日大雨歌》《筑房子歌》《正气歌》《七月二日大雨歌》前后相连,为一系列。五月十七日夜,囚室为暴雨所坏,以致“尽室泥泞涂,化为縻烂场。炎蒸迫其上,臭腐薫其傍。恶气所侵薄,疫疠何可当”【文天祥:《五月十七夜大雨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74页。】,之后,狱卒运来粪土修筑:“初运朽壤来,臭秽恨莫追。掩鼻不可近,牛皂鸡于埘”【文天祥:《筑房子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75页。】“粪土不复疑”【文天祥:《筑房子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75页。】。三诗所言恶气相互呼应,“牛皂鸡于埘”亦与《正气歌》“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致。七月二日,又遭豪雨,他说:“起来立泥涂,一笑褰衣裳。遗书宛在架,吾道终未亡”【文天祥:《七月二日大雨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76页。】。

《序》中点出,人能于恶气之中无恙,是因为“有养”,养浩然之气便能“以一敌七”。《正气歌》取材于孟子养气,是宋学的重要议题。程子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
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8,《二程集》,中华书局,2014年,第221页。】,又“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199页。】两宋理学家由此推尊孔孟、树立道统,于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上多有开展,內涵较《孟子》原典更为丰富。文天祥以理学登科,其妻为朱熹再传门人欧阳守道之女,《正气歌》所言之“正气”亦具有鲜明的宋学特色,故以下以主一无适、太极不息论《正气歌》之情感基调。

文天祥在《序》中曰:“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确定了心有正气、不惧外邪的基调。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一敌七”的不患刚健有力,在宋学语境中即有主一无适、闲邪存诚的联想。恶气是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等外在之气,是邪气;
浩然之气在心中,是正气,养内则不惧于外,有正邪之分。且宋儒养气关联《中庸》《易传》“敬”“诚”之说:程颢、程颐主张“主一无适,敬以直内,便有浩然之气”【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5,《二程集》,中华书局,2014年,第143页。】,又主张“闲邪存其诚”。文天祥以敬为工夫,亦承此意。【文天祥:《吴郎中山泉说》,《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254页。】故此不患不惧暗含着正邪、内外的对抗及以道义为核心、以道德价值为根源的内容。

《正气歌》中的“正气”是健动不息的正气,承太极生生不息之意。《正气歌》并非独立的作品,与其他诗文具有内在意象的连贯性。《七月二日大雨歌》曰:“吾道终未亡”,行役途中有“首阳风流落南国,正气未亡人未息”【文天祥:《发吉州》,《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74页。】,“正气未亡”呈现文天祥在困境中的积极自信、刚健奋发。文天祥学问主张以《易》为核心,以乾坤、太极为价值的根源,从道体而论,有天道流行、周流不怠之意象。其书堂名为“道体堂”,被点为状元的《御试策》亦以太极之“不息”破题【文天祥:《御试策一道》,《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42-53页。】,承宋儒发扬道体生生之意。此太极不息、道体流行在宋儒之论中另有温润和粹的方面,《正气歌》“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可以体现这一意思。此句之“和”与“何当同皇风,六气和以平”【文天祥:《赠蜀医钟正甫》,《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6页。】一致,皆为温润和粹的气象。吉川幸次郎解释说:“如果是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时代,这个‘正气就会带着和煦的春光,仿佛百花齐放似的,显露在圣明开朗的朝廷里。”【[日]吉川幸次郎:《元明诗概论》,郑清茂译,联经出版社,2012年,第65页。】所言甚切,实则此“和”是道体流行之和,其生生不息、周流不怠,在宋学中关联于观鸡雏、庭前草不除之自然生意,与春夏秋冬之运行相应,与《礼记·乐记》高低相倾之和、曾子风乎舞雩同为一理境,延续宋儒好以中和气象入诗的传统。

《正气歌序》以心得其正而不惧外邪为基调,此说贯通《孟子》《中庸》《易传》,为宋学特色。其中不患不惧、积极自信的抒发鲜明直白,但内外正邪之辨与生生之意则隐于其间。这一直陈之显明与隐喻之深意犹见于《正气歌》的铺陈与互文,以下详言之。

二、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文天祥:《正气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75页。】

《正气歌》此句本于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也见于董斯张、俞樾、钱锺书的有关论述。《庙碑》言:“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
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96年,第508页。】学界已指出《庙碑》此句式亦有所本,出自《管子·内业》篇:“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
藏于胸中,谓之圣人。”【耿振东:《管子译注》,三联书店,2014年,第242页。】皆言天地正气之气化流行,生成日星河岳,亦可体现于人,此为思想史上的共识,唐宋这种句式不少。【如崔沔《落星石赋》:“元气初变,有形既辟;
禀清明之表者,腾为星辰;
受重浊之资者,降为土石。”崔伯易:“万物之精,上为列星,其在下者,因物而成形。”《黄氏日抄》:“天者阳气之所积……地者阴气之所积……上则为日星……下则为山川。”石介《可嗟贻赵》:“元气大为天地,小为日星,融为川渎,结为山岳。”参见冯志弘:《苏轼的气论、文道观与天人之辨——从〈潮州韩文公庙碑〉出发》,《文与哲》2018年第6期。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华书局,2020年,第131页。】

《正气歌》的开篇似只是描述气化流行的一个常论,实则不止于此,因为《庙碑》的特殊之处在于表彰韩愈,《正气歌》隐含的真正的互文在于与韩愈、孟子的互文。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迎佛骨,韩愈上《谏迎佛骨表》,被贬谪至潮州,才有驱鳄鱼、教化一方之事。潮州百姓为韩愈修韩文公庙,潮州知州王涤重修此庙时请苏轼作此文。韩愈为宋儒所推尊,在于他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道统论,即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传,并提出学孟子为学圣人的正途,而原本学为孔子,亦可由荀子、扬雄、子夏之学而至。宋代儒者已不持性成命定论(汉唐儒者如王充多持此论),周敦颐言圣人可学,以道自任者皆立志学为圣人。“浩然之气”一章堪称宋儒学孔孟、圣贤之工夫论的核心文献。韩愈推尊孟子为正统,主张辟佛,继承孟子辟异端邪说、正人心之意;他不畏惧,直谏于上,道不能行,则至潮州行一方教化。《正气歌》本于《庙碑》,兼具韩愈学孟子、孟子学孔子、承道统、辟异端、正人心、教世人的语境,亦存承继韩愈、学为圣贤之意。故《正气歌》之破题,实是以孟子之正、韩愈之正、天地之正、正邪之正言正气之正。此看似铺陈又隐含深意的写法亦见于《正气歌》本于石介《击蛇笏铭》之处。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文天祥:《正气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75页。】

《正气歌》本于《击蛇笏铭》之处在于太史简、董狐笔、击贼笏三点,在用事上借鉴《击蛇笏铭》,但更为深刻的内涵在于《击蛇笏铭》学圣贤、辟邪说、行正道的语境。《击蛇笏铭》曰:

夫天地间有纯刚至正之气,或钟于物,或钟于人。人有死,物有尽,此气不灭,烈烈然弥亘亿万世而长在。在尧时为指佞草,在鲁为孔子诛少正卯刃,在齐为太史简,在晋为董狐笔,在汉武朝为东方朔戟,在成帝朝为朱云剑,在东汉为张纲轮,在唐为韩愈《论佛骨表》《逐鳄鱼文》,为段太尉击朱泚笏,今為公击蛇笏。【石介:《徂徕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72页。】

此“击蛇笏”,见于《宋史·孔道辅传》。孔道辅佐幕宁州时,因官民以一蛇为神物祭拜供奉,斥此蛇惑民乱俗,“以笏击蛇,碎其首”【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9883页。】。石介此论在孟子辟异端邪说的语境中意在卫正斥邪。石介为宋初推崇孟学之先导,继承发扬韩愈“道统”之说,以孟子为正,主张辟佛老。《击蛇笏铭》的情感基调在于儒者禀天理正道、辟邪说、化民成俗,展现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有强烈的正义感。

言《正气歌》本于《庙碑》《击蛇笏铭》二文,所重不在铺陈之显而在内涵之隐,并非无据,原因有二。其一,《正气歌》本于《庙碑》之文字为时人共识,本于《击蛇笏铭》之典亦是常用典故,而韩愈、孔道辅与石介皆与正气的意象有更深刻的关联。其二,《正气歌》的内容意旨与此二文有别,唯有承道统、学圣贤、秉正气、行仁义之处一以贯之,以下论《正气歌》与二文之同异。

《庙碑》中的韩愈禀天地之正气,是造化的精华,故其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是正气的实体呈现,承继的是天道的正义。《庙碑》主于祭祀,具有承天命的宗教崇高感。《正气歌》更重视人格精神的价值,并不认为正气生化为人,而是正气寓于人的胸中,【《正气歌》的气论与《庙碑》不类,与《管子》更为接近。】具有更强的道德价值和道学家的理气论色彩。其“沛然塞苍冥”之“沛然”,不仅为天地正气充沛不绝之貌,亦出于孟子言舜之性善“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此“沛然”尤为张载所倡,为宋学中的以人合天之论。《正气歌》强调仁人志士顶天立地的人格,所感之盛大不只在天地所赋之盛大,而更强调人能因其所赋而有所作为。故《庙碑》下文为天人之辨,言天不可欺;
而《正气歌》下文所言为人之气节。若将《正气歌》与《击蛇笏铭》相比,则二文虽皆言太史简、董狐笔、击贼笏,但石介意在以正义破邪佞,文天祥仍重在气节,表达取义而不畏死之志。《正气歌》此段正接在“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之后,“时穷节乃见”与“生死安足论”明示这是在困境之中、生死存亡之际个人志节的彰显,是在孟子集义养气、舍生取义的语境中。《正气歌》所面临的不是邪说异端,而是眼前的义利抉择,凸显的是不动心之勇,呈现的是一个“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击蛇笏铭》的铺陈表示事物可以成为正气的表达。《正气歌》此段化用头、血、齿、舌之典,凭此血肉之躯能有万夫不当之勇,形成鲜明对比,彰显出血肉之躯虽脆弱,人却能够因有浩然之气而超越有限之形躯与生死,此“贯日月”是人格精神的充斥爆发,体现出宋诗夺胎换骨的特色。

文学之美,正在于类与非类,相与为类。若文皆同义,则所引发之联想皆同,读者感受皆同,则不美。正因其脉络相贯,维持一大致方向而意旨偏异,才激发读者无尽的想象与神思。《庙碑》《击蛇笏铭》与《正气歌》所铺陈的文字相近,但意旨不同,此文字实质上并非同类,其一贯性呈现在隐而未宣的语境中。《庙碑》《击蛇笏铭》为《正气歌》带来了韩愈、孙道辅、石介之联想展开。《庙碑》所表彰的韩愈,是卫正斥邪、建立道统、推尊孟子、学为圣贤、秉正气而生的形象。《击蛇笏铭》亦言卫正斥邪,禀天地正气,作者石介正气凛然,学宗孔孟,世所共见。如此正统与邪说、正义与邪佞两种正邪意象皆见于《正气歌》,加强了正邪的冲突。《正气歌》罗列十二义士,又以“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作结,学为圣贤的慷慨之志跃然纸上。故三文真正的一贯在于秉正气、学圣贤、行仁义。《正气歌》本《庙碑》《击蛇笏铭》,增添了宋儒承道统、学圣人、正人心、辟佛老之自我期许与志士情怀,从而熔铸了正邪之正、正心之正、正统之正、正义之正、正气之正。这两处既是铺陈亦是隐喻,既是议论又是兴发,且以后者为重。

三、生死安足论

《正气歌》的铺陈叙述暗含隐喻互文,亦隐含与孟子所言之大丈夫、卿相之不动心的互文,此二者对于文天祥有特殊意义。

首先是“大丈夫”。《正气歌》中所列义士形象亦可称为大丈夫,文天祥在《壬午》一诗中言:“唯存葵藿心,不改铁石肠。断舌奋常山,抉齿厉睢阳……余子不足言,丈夫何可当。”【文天祥:《壬午》,《文天祥全集》,中國书店,1985年,第381页。】诗中“常山”“睢阳”与《正气歌》“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语出同典。《正气歌》所隐藏的大丈夫意涵同样以此彰显。“葵藿”与“铁石肠”皆喻指其不变的忠义之心,与“浩然之气”章中的“不动心”形成互文。“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是前文十二义士精神挺立、高大伟岸形象的总结,而“生死安足论”更突出文天祥所称赞的于生死之际舍生取义的精神。他一次次吟咏这些人物,隐含着他想要师法古人,同样学大丈夫舍生取义的深意。孟子论浩然之气,列举了北宫黝、孟施舍、曾子、子夏、告子、孟子的六种英勇壮举。北宫黝“不肤挠,不目逃”,无论身体受到怎样的伤害皆能不动心,且无论贵贱,皆能不惧;
孟施舍面对三军即使不能胜,亦能不惧。但是北宫黝和孟施舍是血气之勇,为小勇,道义之勇,方为大勇。孟子并不主张血气之勇,但是勇则能不惧身体之创伤,能不惧三军之众的意象,为文天祥以铺陈十二义士的手法沿袭。十二义士不仅不惧,而且体现出忠义之志,此义即是朱熹所说“不动心在勇,勇在气,气在集义”【朱熹:《朱子语类》(四),中华书局,2018年,第1267页。】,浩然之气成就的是基于道义的不动心之勇。在生死之际舍生取义,英勇无畏,不动心,正与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形成互文。“丈夫”是北人对文天祥的评价,也是文天祥的自我要求。

《指南录》前后序,与其中《纪事》组诗三首,记录了文天祥临危受命出使北营被称为“丈夫”的细节。德祐二年(1276)二月,“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文天祥:《指南录后序》,《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12页。】文天祥在北营已缓元军,却因谄谀之臣贾余庆、吕师孟叔侄等人先降,终至国破。国破时痛斥敌酋与奸佞,展现出忠义气节。文天祥曰:“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以至“大酋为之辞屈而不敢怒,诸酋相顾动色,称为‘丈夫”【文天祥:《纪事》(一),《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15页。】,元将伯颜闻其斥责吕师孟,称其“文丞相心直口快,男子心。”【文天祥:《纪事》(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16页。】故《纪事》(一)云:“北方相顾称男子,似谓江南尚有人”【文天祥:《纪事》(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16页。】,《纪事》(二)又曰:“自分身为齑粉碎,彼中方作丈夫看。”【文天祥:《纪事》(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16页。】北人称其为“丈夫”,应是相比于其他降臣而言,如前丞相陈宜中、贾余庆、吕师孟、弃城的守将等,“江南尚有人”一语在彰显文天祥忠义的同时又显得十分凄凉。文天祥被囚后,《指南后录》犹曰:“只有南冠在,何妨是丈夫。”【文天祥:《自叹三首》,《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82页。】此“南冠”所隐含的身份认同亦于《正气歌》“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中可见。“楚囚”典出自《左传》,叙写钟仪于狱中犹戴南冠。可见,在北庭的威势之下,成为南朝的“丈夫”是文天祥的自我要求。

《正气歌》所隐含的另一个互文是与孟子皆为卿相。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文天祥:《正气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75页。】

文天祥以孟子之正气“以一敌七”,此言在艰困中的振作。但其实文天祥所处的环境和身体状况并不佳,在此“沮洳场”中,曾“解衣烘稚虱,匀锁救残须”【文天祥:《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十一),《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88页。】“身生豫让癞,背发范增疽”【文天祥:《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十五),《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88页。】。“分作沟中瘠”,形容在恶劣环境中本来应该委身沟壑,只因为有正气“耿耿在”才能“自辟易”,后文“岂有他缪巧”,是对前文的补充解释。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说,既有“正气”“耿耿在”,又为何“心悲”呢?【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华书局,2020年,第134页。】由宋代道学而观,有正气便能面对生死、困苦而“不动心”,故心悲必不是因为邪气侵袭而有性命之危。心悲正是因为身为丞相、心有正气,却仍不能救国于危难,壮志难酬,文天祥临终言“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文天祥:《纪年录》,《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465页。】,亦是此意,明人杨士奇《文丞相祠重修记》可见有关论述。【杨士奇:《文丞相祠重修记》,《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2页。】

“丞相”,是文天祥的特殊身份。北人劝降、南人生祭,皆与此身份相关。文天祥面对元朝大将伯颜,以“南朝状元宰相自称”。北人不杀文天祥,除了出自对文天祥“丈夫”之志的尊重,更在于文天祥的这一身份是忠臣义士的典范,招降的代表意义极强。故曾以南宋另一状元高官留孟炎劝降,遭到文天祥严厉拒绝。南宋士人心中,文天祥亦是忠义丞相的形象。故文天祥被囚后,迟迟不见死讯,王炎午、王幼孙皆作生祭文称其臣节,以速其死。【参见王幼孙《生祭文丞相信国公文》、王鼎翁《生祭文丞相文》,《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83页,第185-188页。】对于文天祥而言,“丞相”这一身份承载着他的志向、忠义、义务与责任,也正与“浩然之气”章中的孟子形成互文。

“浩然之气”章开篇便是:“夫子加齐之卿相……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论其有浩然之气而不动心,正是加齐之卿相时,文天祥则是临危拜相,为宋之卿相。二人皆有大志,皆居高位,身份形成互文。不仅如此,文天祥和孟子任相位的艰困亦形成互文。孟子任齐相,但齐宣王不行王道,孟子终以“去齐”收场。二人皆有大志,道终皆不能行。孟子此“动心”在宋学中不是因畏惧而动心,而指的是因有所不胜而动心,即为卿相、当大任、得君行道之时,是否有自信坚守道义、堪当此任。孟子曾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文天祥以丞相之身歌正气,更暗含着立志成为孟子这样的卿相的志向。

由以上四例可见,《正气歌》似多铺陈议论,实重隐喻言志。其以正气为题,论天地正气之生化、铺陈十二义士的义举,形式上似宋诗议论辨理。但细观此铺陈,其本于苏、石二文之处虽与二文意旨不同,但于义理也仅是宋儒共识,并非新论。反倒是二文所言之韩愈、孔道辅与石介本人的历史形象,将《正气歌》的内涵牵引至秉正气、行仁义、传道统、学孔孟、卫正斥邪的语境中。《正气歌》所隐含的“大丈夫”与卿相之不动心,呈现出文天祥与孟子的多重互文。以上四例可见,《正气歌》描绘正气为何物、有何功效只是表象,表象之下的层层互文皆可见此为文天祥欲学孟子的情志抒发。值得一提的是,《正气歌》中处处可见与孟子的互文,却未有一字提及孟子。故《正气歌》的写作策略并非是情感上的直陈铺排,而是以互文隐喻志向,似显实隐。

就读者的阅读感受而言,宋以后元、明、清的文学作品,在提及文天祥时多标举《正气歌》所体现的忠义之心、大丈夫之志【如明代杨士奇、柯暹、罗伦、倪岳等人的十數篇记、序,又如清乾隆《文天祥论》等。】,同时亦多表彰宋儒知言养气的工夫与宋三百年养士之功,可知《正气歌》中所隐含的义理、志向皆能为读者感受到。后世的回响又各有侧重,如明人李贤称文天祥“深有得于圣贤之学”【李贤:《宋文信国公祠堂记》,《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5页。】,清人黎元宽称其“可谓集有宋一代理学文章之大成者”【黎元宽:《重刻文山先生文集序》,《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35页。】;
明人杨士奇惜其养浩然之气以任天下大事,却终未达成志向,【杨士奇:《文丞相祠重修记》,《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2页。】王阳明从工夫论的角度指出浩然之气来自克私去偏,不能凭借粗鄙之气以循私欲,【王守仁:《重修文山祠记》,《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93页。】明人孔习教从之。【孔习教:《重修文丞相忠义祠记》,《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04页。】

四、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正气歌》在文学史上的评价与文天祥个人志节关联紧密,这也会招致《正气歌》的文学价值与其文学史地位不符的批评。钱锺书《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为一学术公案,之后的宋诗选集亦有不选《正气歌》者,其原因或与此有关。本文不欲参与选诗标准的讨论,但是由此公案引发了对情志、义理、文学价值三者关系的思考,以下将就文天祥义举与《正气歌》的文学价值进一步讨论。

文天祥于《正气歌》所作之年十二月就义,临刑时衣带上有绝笔《自赞》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自赞》,《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251页。】文天祥自此作为忠臣义士载入史册,为他写生祭文的两位儒者也能安心写下真正的祭文。其实这并非是文天祥第一次“就死地”,此前亦曾服毒二两、绝食八日。文天祥目睹国破,服毒未亡,于囚途中绝食八日,可能因为知悉有人欲搭救而恢复进食,两次就义均未成。就《指南录》与《指南后录》的诗文看,文天祥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是在等待一个就义的时机,《正气歌》中“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即是此意。

之所以说《正气歌》给人的心灵感受是由文才、义理、志节三者共同熔铸而成,是因为此诗中三者的关系与其他同类诗歌更为紧密。宋学中“浩然之气”一章讨论的本就是人如何能够循理而行,集义是道德修养的重要工夫,道义才是浩然之气的根本。程颢说:“气皆主于义而无不在道”【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二程集》,中华书局,2014年,第11页。】,《正气歌》中“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亦是此意,在肯定正气是天、地、纲常得以支撑建立的同时,指出道义才是真正的价值根源。《正气歌》既以此为题,若文天祥不能真正做出堪称“义举”的行为,此诗便不能合诗中所言之志,于形式上更不符合《诗大序》中的“诗言志”。

尤其当诗歌取材与道德相关时,作者是否以身行道,对读者的阅读感受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作者临阵退缩,他作品的价值必然因此受损。文天祥就义,使其得到较高的历史评价,由此其诗文地位也得到提升,《正气歌》亦是如此。但是《正气歌》的文学地位并非只是因为作者的义举。原因有两个:一是作者就义的史实使读者产生巨大心灵震撼,情志的实现提升了文学价值,而不是片面提升其地位;
二是《正气歌》中的义理与文学意象尤其能够代表文天祥的情志。康德对审美判断力有一段讨论可为借鉴:

以下是值得注意的,即:如果我们对于爱美的人施诡计,插一人造的假花木(看起来像是一自然的花木)于地上,并很技巧地把雕刻的鸟搁在花木的枝上,俨若真鸟栖息于其上,又设这爱美的人已经发觉他是如何受骗了。如是,则他先前于这些事所曾感有的那直接的兴趣现在即刻消失了,虽然或许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兴趣,即“以这些事装饰其房间以备他人之观看”中的浮华虚荣之兴趣,参与进来以代替原有之“直接的兴趣”。【[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牟宗三译,学生书局,1992年,第325页。】

康德此段是对自然美的讨论,与诗歌的人文之美有距离,但是对真假的讨论值得借鉴。就康德而言,審美是反省判断,且是非决定性的,美是个人的感受。曾经信以为真而获得的感受,会因为发现其为虚假而即刻消失。原本直接的兴趣会被形式的兴趣所取代,即当下对美的单纯的向往会转向一种有目的的审视。读者阅读诗歌的感受亦与此相近,并不因其道德高尚、结构精致,就认为诗歌美。诗歌固然有其技巧,但美仍是阅读当下的欣会。一旦读者发现作者抒发的志向与其实际行为相抵牾,其因二者融合而产生的美好感受便消失。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对于其诗歌技巧的欣赏。文天祥就义,与诗歌中的义理、诗歌抒发的志向一致,且因其就义,将诗歌中理想性加以实证,使其被赋予生命和真正合乎道义的厚重。实质上,《正气歌》的阅读感受是文才、义理、情志三者的相互融合,义举的价值在于与诗文的互证,从而彰显独特的文学价值。后世如何以《正气歌》为典故,文天祥和《正气歌》得到何种的历史评价,则是文学史角度的探讨。

近代钱锺书《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为一公案,他致弥松颐、荒井健的信表示,原因在于文字蹈袭前人、无新意、存在逻辑问题。【钱锺书:《容安馆札记》,《钱锺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99页。见于王水照:《〈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第5页所引弥松颐:《“钱学”谈助》(《人民政协报》2005年第235期);
见于王水照:《〈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第5页所引荒井健《〈围城〉周围之七——钱锺书书信九通》(日本飙风会《飙风》第37号)。】《正气歌》与苏、石二文单就文字结构而言,极为相近,确实因袭了前人。其中逻辑问题,若如王水照、侯长生所言在于“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见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华书局,2020年,第134页。侯长生:《〈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则《正气歌》亦确实存在逻辑问题。因此,诗是文天祥拒不降元之作,而严、嵇二人或有二臣之嫌,与文章整体情调相抵牾。《正气歌》的文学技巧,又并非特别能够彰显宋诗的特点与新变。故《正气歌》是否在文学本位的视角下能够成为宋诗典范是值得商榷的。但是上文的讨论提出了一个解读《正气歌》的新角度,《正气歌》主旨不是铺陈议论,而是基于深厚的宋学背景抒发自己学为圣贤之志,将文才、义理、情志三者融贯互证,最终通过就义将此三者通而为一。《正气歌》的意旨与苏、石二文不同,且因义理系统的关联而使全文意象更具深意、更为悠远,它给人的心灵震撼不在于诗文的形式,而在于崇高道德在此三者中的充分彰显,体现出以义理入诗的独特风格。《正气歌》与文天祥人格精神、人生历程、学问旨趣的高度一致性使其成为文天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以上对正气歌的解读与讨论并不是对《正气歌》在宋代文学中的地位进行维护,也不能回应钱锺书对《正气歌》的真正批评,只是提出认识《正气歌》的新的观察角度。

五、结 论

文天祥《正气歌》以宋学为基,将不同层次、不同意象相互映照,共同熔铸出《正气歌》丰富的内涵,其中义理非意在辨学,而是旨在抒志。在直白的铺陈之下皆暗含学为孟子之志,其中正气之正、学圣贤、大丈夫、卿相之不动心皆存在多重互文。上文将《正气歌》中所隐含的宋学内涵一一列举,宋学义理所带来的意象具有增强情感氛围、明确主体脉络、扩充视域格局、引申无尽联想等作用。《正气歌》中展现的文人志气与义理内容皆有鲜明的宋学特色,其将文才、义理、情志三者熔铸成志士形象,尤能代表文天祥和其他宋代文人的特色。

若仅以文学技巧为评价标准,《正气歌》可能并不能成为宋诗中的典范,但就其将文才、义理、情志三者融贯而言,所带来的精神力量则不可抹杀。《正气歌》对于后世的价值并不在文学史中的体式新变,而是以其文才、义理、情志融贯出的高尚人格精神,作为一种直接的感动能够叩击人心。后人在品味吟咏《正气歌》的时候,若能深入其所在的宋学语境,就更能体会为何文天祥能够如此不畏艰困、矢志不渝。人总会遇到义利抉择的情境,只有坚持本心之正,以道义为行动的根本,才能够真正成为堪担重任的“大丈夫”。《正气歌》作为中华文化精神的凝聚对于当今时代亦有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渠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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