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气歌》中的互文、宋学与忠义

沈祺人 余若澜

摘 要 往常认为《正气歌》多铺陈议论，但若引入宋学义理解读，则可见其直白鲜明的铺陈之下含藏着丰富的隐喻。正气之正、学圣贤、大丈夫、卿相之不动心四个意象呈现出与孟子、韩愈、石介的多重互文。《正气歌》旨在抒志，非为辨学，此诗取材宋学义理并熔铸意境。文天祥就义的义举与诗文互证，将文才、义理、情志通贯为一，充分彰显了宋代士人学孟子的大丈夫之志。

关键词 《正气歌》 文天祥 互文 宋学 孟子

作者简介：沈祺人，台湾政治大学博士研究生；
余若澜，台湾“中央大学”博士研究生。

①文天祥：《正气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75页。

《正气歌》叩击人心，是由文才、义理、情志三者共同熔铸而成，使文天祥舍生取义的爱国义士形象深入人心。目前对于《正气歌》的解读多从社会历史、个人情志、文字典例入手，认为正气歌多铺陈和议论。实则《正气歌》的内涵不止这些，此文之铺陈描述将文天祥的志气彰显得淋漓尽致，隐藏着深刻悠远的意境，显隐之间耐人寻味。《正气歌》蕴藏着对正气之正、学圣贤、大丈夫、卿相之不动心的多重互文。此互文以宋学对先秦《孟子》论浩然之气的义理开展为基，以宋学义理熔铸意境，行文中不辨理而是以歌抒志。故此铺陈非为辨理，真正意旨当在抒志传情。《正气歌》所表达的忠义之志，与文天祥就义之举互证，其义举为后世典范，《正气歌》亦成经典。文天祥取义成仁的行为并不影响《正气歌》的文学价值，却关乎读者的阅读感受。以互文、宋学、忠义为中心对《正气歌》重新解读，可见此文在文天祥的创作中有代表性，独具文学价值，亦可与近代学术公案——钱锺书《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的讨论互参。

一、正气未亡人未息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①

《正气歌》的写作缘起于一场暴雨，以日常纪事为题材是宋诗的新变；
将孟子正气入题，亦体现宋诗好言义理的特色。《正气歌》创作于至元十八年（1281）夏季，文天祥已被囚两年，是年十二月就义。《指南后录》中《五月十七日大雨歌》《筑房子歌》《正气歌》《七月二日大雨歌》前后相连，为一系列。五月十七日夜，囚室为暴雨所坏，以致“尽室泥泞涂，化为縻烂场。炎蒸迫其上，臭腐薫其傍。恶气所侵薄，疫疠何可当”【文天祥：《五月十七夜大雨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74页。】，之后，狱卒运来粪土修筑：“初运朽壤来，臭秽恨莫追。掩鼻不可近，牛皂鸡于埘”【文天祥：《筑房子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75页。】“粪土不复疑”【文天祥：《筑房子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75页。】。三诗所言恶气相互呼应，“牛皂鸡于埘”亦与《正气歌》“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致。七月二日，又遭豪雨，他说：“起来立泥涂，一笑褰衣裳。遗书宛在架，吾道终未亡”【文天祥：《七月二日大雨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76页。】。

《序》中点出，人能于恶气之中无恙，是因为“有养”，养浩然之气便能“以一敌七”。《正气歌》取材于孟子养气，是宋学的重要议题。程子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
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8，《二程集》，中华书局，2014年，第221页。】，又“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199页。】两宋理学家由此推尊孔孟、树立道统，于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上多有开展，內涵较《孟子》原典更为丰富。文天祥以理学登科，其妻为朱熹再传门人欧阳守道之女，《正气歌》所言之“正气”亦具有鲜明的宋学特色，故以下以主一无适、太极不息论《正气歌》之情感基调。

文天祥在《序》中曰：“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确定了心有正气、不惧外邪的基调。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一敌七”的不患刚健有力，在宋学语境中即有主一无适、闲邪存诚的联想。恶气是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等外在之气，是邪气；
浩然之气在心中，是正气，养内则不惧于外，有正邪之分。且宋儒养气关联《中庸》《易传》“敬”“诚”之说：程颢、程颐主张“主一无适，敬以直内，便有浩然之气”【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5，《二程集》，中华书局，2014年，第143页。】，又主张“闲邪存其诚”。文天祥以敬为工夫，亦承此意。【文天祥：《吴郎中山泉说》，《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254页。】故此不患不惧暗含着正邪、内外的对抗及以道义为核心、以道德价值为根源的内容。

《正气歌》中的“正气”是健动不息的正气，承太极生生不息之意。《正气歌》并非独立的作品，与其他诗文具有内在意象的连贯性。《七月二日大雨歌》曰：“吾道终未亡”，行役途中有“首阳风流落南国，正气未亡人未息”【文天祥：《发吉州》，《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74页。】，“正气未亡”呈现文天祥在困境中的积极自信、刚健奋发。文天祥学问主张以《易》为核心，以乾坤、太极为价值的根源，从道体而论，有天道流行、周流不怠之意象。其书堂名为“道体堂”，被点为状元的《御试策》亦以太极之“不息”破题【文天祥：《御试策一道》，《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42-53页。】，承宋儒发扬道体生生之意。此太极不息、道体流行在宋儒之论中另有温润和粹的方面，《正气歌》“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可以体现这一意思。此句之“和”与“何当同皇风，六气和以平”【文天祥：《赠蜀医钟正甫》，《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6页。】一致，皆为温润和粹的气象。吉川幸次郎解释说：“如果是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时代，这个‘正气就会带着和煦的春光，仿佛百花齐放似的，显露在圣明开朗的朝廷里。”【[日]吉川幸次郎：《元明诗概论》，郑清茂译，联经出版社，2012年，第65页。】所言甚切，实则此“和”是道体流行之和，其生生不息、周流不怠，在宋学中关联于观鸡雏、庭前草不除之自然生意，与春夏秋冬之运行相应，与《礼记·乐记》高低相倾之和、曾子风乎舞雩同为一理境，延续宋儒好以中和气象入诗的传统。

《正气歌序》以心得其正而不惧外邪为基调，此说贯通《孟子》《中庸》《易传》，为宋学特色。其中不患不惧、积极自信的抒发鲜明直白，但内外正邪之辨与生生之意则隐于其间。这一直陈之显明与隐喻之深意犹见于《正气歌》的铺陈与互文，以下详言之。

二、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文天祥：《正气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75页。】

《正气歌》此句本于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也见于董斯张、俞樾、钱锺书的有关论述。《庙碑》言：“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
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96年，第508页。】学界已指出《庙碑》此句式亦有所本，出自《管子·内业》篇：“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
藏于胸中，谓之圣人。”【耿振东：《管子译注》，三联书店，2014年，第242页。】皆言天地正气之气化流行，生成日星河岳，亦可体现于人，此为思想史上的共识，唐宋这种句式不少。【如崔沔《落星石赋》：“元气初变，有形既辟；
禀清明之表者，腾为星辰；
受重浊之资者，降为土石。”崔伯易：“万物之精，上为列星，其在下者，因物而成形。”《黄氏日抄》：“天者阳气之所积……地者阴气之所积……上则为日星……下则为山川。”石介《可嗟贻赵》：“元气大为天地，小为日星，融为川渎，结为山岳。”参见冯志弘：《苏轼的气论、文道观与天人之辨——从〈潮州韩文公庙碑〉出发》，《文与哲》2018年第6期。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华书局，2020年，第131页。】

《正气歌》的开篇似只是描述气化流行的一个常论，实则不止于此，因为《庙碑》的特殊之处在于表彰韩愈，《正气歌》隐含的真正的互文在于与韩愈、孟子的互文。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迎佛骨，韩愈上《谏迎佛骨表》，被贬谪至潮州，才有驱鳄鱼、教化一方之事。潮州百姓为韩愈修韩文公庙，潮州知州王涤重修此庙时请苏轼作此文。韩愈为宋儒所推尊，在于他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道统论，即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传，并提出学孟子为学圣人的正途，而原本学为孔子，亦可由荀子、扬雄、子夏之学而至。宋代儒者已不持性成命定论（汉唐儒者如王充多持此论），周敦颐言圣人可学，以道自任者皆立志学为圣人。“浩然之气”一章堪称宋儒学孔孟、圣贤之工夫论的核心文献。韩愈推尊孟子为正统，主张辟佛，继承孟子辟异端邪说、正人心之意;他不畏惧，直谏于上，道不能行，则至潮州行一方教化。《正气歌》本于《庙碑》，兼具韩愈学孟子、孟子学孔子、承道统、辟异端、正人心、教世人的语境，亦存承继韩愈、学为圣贤之意。故《正气歌》之破题，实是以孟子之正、韩愈之正、天地之正、正邪之正言正气之正。此看似铺陈又隐含深意的写法亦见于《正气歌》本于石介《击蛇笏铭》之处。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文天祥：《正气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75页。】

《正气歌》本于《击蛇笏铭》之处在于太史简、董狐笔、击贼笏三点，在用事上借鉴《击蛇笏铭》，但更为深刻的内涵在于《击蛇笏铭》学圣贤、辟邪说、行正道的语境。《击蛇笏铭》曰：

夫天地间有纯刚至正之气，或钟于物，或钟于人。人有死，物有尽，此气不灭，烈烈然弥亘亿万世而长在。在尧时为指佞草，在鲁为孔子诛少正卯刃，在齐为太史简，在晋为董狐笔，在汉武朝为东方朔戟，在成帝朝为朱云剑，在东汉为张纲轮，在唐为韩愈《论佛骨表》《逐鳄鱼文》，为段太尉击朱泚笏，今為公击蛇笏。【石介：《徂徕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72页。】

此“击蛇笏”，见于《宋史·孔道辅传》。孔道辅佐幕宁州时，因官民以一蛇为神物祭拜供奉，斥此蛇惑民乱俗，“以笏击蛇，碎其首”【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9883页。】。石介此论在孟子辟异端邪说的语境中意在卫正斥邪。石介为宋初推崇孟学之先导，继承发扬韩愈“道统”之说，以孟子为正，主张辟佛老。《击蛇笏铭》的情感基调在于儒者禀天理正道、辟邪说、化民成俗，展现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有强烈的正义感。

言《正气歌》本于《庙碑》《击蛇笏铭》二文，所重不在铺陈之显而在内涵之隐，并非无据，原因有二。其一，《正气歌》本于《庙碑》之文字为时人共识，本于《击蛇笏铭》之典亦是常用典故，而韩愈、孔道辅与石介皆与正气的意象有更深刻的关联。其二，《正气歌》的内容意旨与此二文有别，唯有承道统、学圣贤、秉正气、行仁义之处一以贯之，以下论《正气歌》与二文之同异。

《庙碑》中的韩愈禀天地之正气，是造化的精华，故其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是正气的实体呈现，承继的是天道的正义。《庙碑》主于祭祀，具有承天命的宗教崇高感。《正气歌》更重视人格精神的价值，并不认为正气生化为人，而是正气寓于人的胸中，【《正气歌》的气论与《庙碑》不类，与《管子》更为接近。】具有更强的道德价值和道学家的理气论色彩。其“沛然塞苍冥”之“沛然”，不仅为天地正气充沛不绝之貌，亦出于孟子言舜之性善“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此“沛然”尤为张载所倡，为宋学中的以人合天之论。《正气歌》强调仁人志士顶天立地的人格，所感之盛大不只在天地所赋之盛大，而更强调人能因其所赋而有所作为。故《庙碑》下文为天人之辨，言天不可欺；
而《正气歌》下文所言为人之气节。若将《正气歌》与《击蛇笏铭》相比，则二文虽皆言太史简、董狐笔、击贼笏，但石介意在以正义破邪佞，文天祥仍重在气节，表达取义而不畏死之志。《正气歌》此段正接在“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之后，“时穷节乃见”与“生死安足论”明示这是在困境之中、生死存亡之际个人志节的彰显，是在孟子集义养气、舍生取义的语境中。《正气歌》所面临的不是邪说异端，而是眼前的义利抉择，凸显的是不动心之勇，呈现的是一个“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击蛇笏铭》的铺陈表示事物可以成为正气的表达。《正气歌》此段化用头、血、齿、舌之典，凭此血肉之躯能有万夫不当之勇，形成鲜明对比，彰显出血肉之躯虽脆弱，人却能够因有浩然之气而超越有限之形躯与生死，此“贯日月”是人格精神的充斥爆发，体现出宋诗夺胎换骨的特色。

文学之美，正在于类与非类，相与为类。若文皆同义，则所引发之联想皆同，读者感受皆同，则不美。正因其脉络相贯，维持一大致方向而意旨偏异，才激发读者无尽的想象与神思。《庙碑》《击蛇笏铭》与《正气歌》所铺陈的文字相近，但意旨不同，此文字实质上并非同类，其一贯性呈现在隐而未宣的语境中。《庙碑》《击蛇笏铭》为《正气歌》带来了韩愈、孙道辅、石介之联想展开。《庙碑》所表彰的韩愈，是卫正斥邪、建立道统、推尊孟子、学为圣贤、秉正气而生的形象。《击蛇笏铭》亦言卫正斥邪，禀天地正气，作者石介正气凛然，学宗孔孟，世所共见。如此正统与邪说、正义与邪佞两种正邪意象皆见于《正气歌》，加强了正邪的冲突。《正气歌》罗列十二义士，又以“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作结，学为圣贤的慷慨之志跃然纸上。故三文真正的一贯在于秉正气、学圣贤、行仁义。《正气歌》本《庙碑》《击蛇笏铭》，增添了宋儒承道统、学圣人、正人心、辟佛老之自我期许与志士情怀，从而熔铸了正邪之正、正心之正、正统之正、正义之正、正气之正。这两处既是铺陈亦是隐喻，既是议论又是兴发，且以后者为重。

三、生死安足论

《正气歌》的铺陈叙述暗含隐喻互文，亦隐含与孟子所言之大丈夫、卿相之不动心的互文，此二者对于文天祥有特殊意义。

首先是“大丈夫”。《正气歌》中所列义士形象亦可称为大丈夫，文天祥在《壬午》一诗中言：“唯存葵藿心，不改铁石肠。断舌奋常山，抉齿厉睢阳……余子不足言，丈夫何可当。”【文天祥：《壬午》，《文天祥全集》，中國书店，1985年，第381页。】诗中“常山”“睢阳”与《正气歌》“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语出同典。《正气歌》所隐藏的大丈夫意涵同样以此彰显。“葵藿”与“铁石肠”皆喻指其不变的忠义之心，与“浩然之气”章中的“不动心”形成互文。“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是前文十二义士精神挺立、高大伟岸形象的总结，而“生死安足论”更突出文天祥所称赞的于生死之际舍生取义的精神。他一次次吟咏这些人物，隐含着他想要师法古人，同样学大丈夫舍生取义的深意。孟子论浩然之气，列举了北宫黝、孟施舍、曾子、子夏、告子、孟子的六种英勇壮举。北宫黝“不肤挠，不目逃”，无论身体受到怎样的伤害皆能不动心，且无论贵贱，皆能不惧；
孟施舍面对三军即使不能胜，亦能不惧。但是北宫黝和孟施舍是血气之勇，为小勇，道义之勇，方为大勇。孟子并不主张血气之勇，但是勇则能不惧身体之创伤，能不惧三军之众的意象，为文天祥以铺陈十二义士的手法沿袭。十二义士不仅不惧，而且体现出忠义之志，此义即是朱熹所说“不动心在勇，勇在气，气在集义”【朱熹：《朱子语类》（四），中华书局，2018年，第1267页。】，浩然之气成就的是基于道义的不动心之勇。在生死之际舍生取义，英勇无畏，不动心，正与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形成互文。“丈夫”是北人对文天祥的评价，也是文天祥的自我要求。

《指南录》前后序，与其中《纪事》组诗三首，记录了文天祥临危受命出使北营被称为“丈夫”的细节。德祐二年（1276）二月，“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文天祥：《指南录后序》，《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12页。】文天祥在北营已缓元军，却因谄谀之臣贾余庆、吕师孟叔侄等人先降，终至国破。国破时痛斥敌酋与奸佞，展现出忠义气节。文天祥曰：“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以至“大酋为之辞屈而不敢怒，诸酋相顾动色，称为‘丈夫”【文天祥：《纪事》（一），《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15页。】，元将伯颜闻其斥责吕师孟，称其“文丞相心直口快，男子心。”【文天祥：《纪事》（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16页。】故《纪事》（一）云：“北方相顾称男子，似谓江南尚有人”【文天祥：《纪事》（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16页。】，《纪事》（二）又曰：“自分身为齑粉碎，彼中方作丈夫看。”【文天祥：《纪事》（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16页。】北人称其为“丈夫”，应是相比于其他降臣而言，如前丞相陈宜中、贾余庆、吕师孟、弃城的守将等，“江南尚有人”一语在彰显文天祥忠义的同时又显得十分凄凉。文天祥被囚后，《指南后录》犹曰：“只有南冠在，何妨是丈夫。”【文天祥：《自叹三首》，《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82页。】此“南冠”所隐含的身份认同亦于《正气歌》“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中可见。“楚囚”典出自《左传》，叙写钟仪于狱中犹戴南冠。可见，在北庭的威势之下，成为南朝的“丈夫”是文天祥的自我要求。

《正气歌》所隐含的另一个互文是与孟子皆为卿相。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文天祥：《正气歌》，《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75页。】

文天祥以孟子之正气“以一敌七”，此言在艰困中的振作。但其实文天祥所处的环境和身体状况并不佳，在此“沮洳场”中，曾“解衣烘稚虱，匀锁救残须”【文天祥：《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十一），《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88页。】“身生豫让癞，背发范增疽”【文天祥：《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十五），《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388页。】。“分作沟中瘠”，形容在恶劣环境中本来应该委身沟壑，只因为有正气“耿耿在”才能“自辟易”，后文“岂有他缪巧”，是对前文的补充解释。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说，既有“正气”“耿耿在”，又为何“心悲”呢？【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华书局，2020年，第134页。】由宋代道学而观，有正气便能面对生死、困苦而“不动心”，故心悲必不是因为邪气侵袭而有性命之危。心悲正是因为身为丞相、心有正气，却仍不能救国于危难，壮志难酬，文天祥临终言“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文天祥：《纪年录》，《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465页。】，亦是此意，明人杨士奇《文丞相祠重修记》可见有关论述。【杨士奇：《文丞相祠重修记》，《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2页。】

“丞相”，是文天祥的特殊身份。北人劝降、南人生祭，皆与此身份相关。文天祥面对元朝大将伯颜，以“南朝状元宰相自称”。北人不杀文天祥，除了出自对文天祥“丈夫”之志的尊重，更在于文天祥的这一身份是忠臣义士的典范，招降的代表意义极强。故曾以南宋另一状元高官留孟炎劝降，遭到文天祥严厉拒绝。南宋士人心中，文天祥亦是忠义丞相的形象。故文天祥被囚后，迟迟不见死讯，王炎午、王幼孙皆作生祭文称其臣节，以速其死。【参见王幼孙《生祭文丞相信国公文》、王鼎翁《生祭文丞相文》，《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83页，第185-188页。】对于文天祥而言，“丞相”这一身份承载着他的志向、忠义、义务与责任，也正与“浩然之气”章中的孟子形成互文。

“浩然之气”章开篇便是：“夫子加齐之卿相……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论其有浩然之气而不动心，正是加齐之卿相时，文天祥则是临危拜相，为宋之卿相。二人皆有大志，皆居高位，身份形成互文。不仅如此，文天祥和孟子任相位的艰困亦形成互文。孟子任齐相，但齐宣王不行王道，孟子终以“去齐”收场。二人皆有大志，道终皆不能行。孟子此“动心”在宋学中不是因畏惧而动心，而指的是因有所不胜而动心，即为卿相、当大任、得君行道之时，是否有自信坚守道义、堪当此任。孟子曾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文天祥以丞相之身歌正气，更暗含着立志成为孟子这样的卿相的志向。

由以上四例可见，《正气歌》似多铺陈议论，实重隐喻言志。其以正气为题，论天地正气之生化、铺陈十二义士的义举，形式上似宋诗议论辨理。但细观此铺陈，其本于苏、石二文之处虽与二文意旨不同，但于义理也仅是宋儒共识，并非新论。反倒是二文所言之韩愈、孔道辅与石介本人的历史形象，将《正气歌》的内涵牵引至秉正气、行仁义、传道统、学孔孟、卫正斥邪的语境中。《正气歌》所隐含的“大丈夫”与卿相之不动心，呈现出文天祥与孟子的多重互文。以上四例可见，《正气歌》描绘正气为何物、有何功效只是表象，表象之下的层层互文皆可见此为文天祥欲学孟子的情志抒发。值得一提的是，《正气歌》中处处可见与孟子的互文，却未有一字提及孟子。故《正气歌》的写作策略并非是情感上的直陈铺排，而是以互文隐喻志向，似显实隐。

就读者的阅读感受而言，宋以后元、明、清的文学作品，在提及文天祥时多标举《正气歌》所体现的忠义之心、大丈夫之志【如明代杨士奇、柯暹、罗伦、倪岳等人的十數篇记、序，又如清乾隆《文天祥论》等。】，同时亦多表彰宋儒知言养气的工夫与宋三百年养士之功，可知《正气歌》中所隐含的义理、志向皆能为读者感受到。后世的回响又各有侧重，如明人李贤称文天祥“深有得于圣贤之学”【李贤：《宋文信国公祠堂记》，《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5页。】，清人黎元宽称其“可谓集有宋一代理学文章之大成者”【黎元宽：《重刻文山先生文集序》，《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35页。】；
明人杨士奇惜其养浩然之气以任天下大事，却终未达成志向，【杨士奇：《文丞相祠重修记》，《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2页。】王阳明从工夫论的角度指出浩然之气来自克私去偏，不能凭借粗鄙之气以循私欲，【王守仁：《重修文山祠记》，《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93页。】明人孔习教从之。【孔习教：《重修文丞相忠义祠记》，《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04页。】

四、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正气歌》在文学史上的评价与文天祥个人志节关联紧密，这也会招致《正气歌》的文学价值与其文学史地位不符的批评。钱锺书《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为一学术公案，之后的宋诗选集亦有不选《正气歌》者，其原因或与此有关。本文不欲参与选诗标准的讨论，但是由此公案引发了对情志、义理、文学价值三者关系的思考，以下将就文天祥义举与《正气歌》的文学价值进一步讨论。

文天祥于《正气歌》所作之年十二月就义，临刑时衣带上有绝笔《自赞》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自赞》，《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第251页。】文天祥自此作为忠臣义士载入史册，为他写生祭文的两位儒者也能安心写下真正的祭文。其实这并非是文天祥第一次“就死地”，此前亦曾服毒二两、绝食八日。文天祥目睹国破，服毒未亡，于囚途中绝食八日，可能因为知悉有人欲搭救而恢复进食，两次就义均未成。就《指南录》与《指南后录》的诗文看，文天祥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是在等待一个就义的时机，《正气歌》中“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即是此意。

之所以说《正气歌》给人的心灵感受是由文才、义理、志节三者共同熔铸而成，是因为此诗中三者的关系与其他同类诗歌更为紧密。宋学中“浩然之气”一章讨论的本就是人如何能够循理而行，集义是道德修养的重要工夫，道义才是浩然之气的根本。程颢说：“气皆主于义而无不在道”【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二程集》，中华书局，2014年，第11页。】，《正气歌》中“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亦是此意，在肯定正气是天、地、纲常得以支撑建立的同时，指出道义才是真正的价值根源。《正气歌》既以此为题，若文天祥不能真正做出堪称“义举”的行为，此诗便不能合诗中所言之志，于形式上更不符合《诗大序》中的“诗言志”。

尤其当诗歌取材与道德相关时，作者是否以身行道，对读者的阅读感受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作者临阵退缩，他作品的价值必然因此受损。文天祥就义，使其得到较高的历史评价，由此其诗文地位也得到提升，《正气歌》亦是如此。但是《正气歌》的文学地位并非只是因为作者的义举。原因有两个：一是作者就义的史实使读者产生巨大心灵震撼，情志的实现提升了文学价值，而不是片面提升其地位；
二是《正气歌》中的义理与文学意象尤其能够代表文天祥的情志。康德对审美判断力有一段讨论可为借鉴：

以下是值得注意的，即：如果我们对于爱美的人施诡计，插一人造的假花木（看起来像是一自然的花木）于地上，并很技巧地把雕刻的鸟搁在花木的枝上，俨若真鸟栖息于其上，又设这爱美的人已经发觉他是如何受骗了。如是，则他先前于这些事所曾感有的那直接的兴趣现在即刻消失了，虽然或许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兴趣，即“以这些事装饰其房间以备他人之观看”中的浮华虚荣之兴趣，参与进来以代替原有之“直接的兴趣”。【[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牟宗三译，学生书局，1992年，第325页。】

康德此段是对自然美的讨论，与诗歌的人文之美有距离，但是对真假的讨论值得借鉴。就康德而言，審美是反省判断，且是非决定性的，美是个人的感受。曾经信以为真而获得的感受，会因为发现其为虚假而即刻消失。原本直接的兴趣会被形式的兴趣所取代，即当下对美的单纯的向往会转向一种有目的的审视。读者阅读诗歌的感受亦与此相近，并不因其道德高尚、结构精致，就认为诗歌美。诗歌固然有其技巧，但美仍是阅读当下的欣会。一旦读者发现作者抒发的志向与其实际行为相抵牾，其因二者融合而产生的美好感受便消失。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对于其诗歌技巧的欣赏。文天祥就义，与诗歌中的义理、诗歌抒发的志向一致，且因其就义，将诗歌中理想性加以实证，使其被赋予生命和真正合乎道义的厚重。实质上，《正气歌》的阅读感受是文才、义理、情志三者的相互融合，义举的价值在于与诗文的互证，从而彰显独特的文学价值。后世如何以《正气歌》为典故，文天祥和《正气歌》得到何种的历史评价，则是文学史角度的探讨。

近代钱锺书《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为一公案，他致弥松颐、荒井健的信表示，原因在于文字蹈袭前人、无新意、存在逻辑问题。【钱锺书：《容安馆札记》，《钱锺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99页。见于王水照：《〈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第5页所引弥松颐：《“钱学”谈助》（《人民政协报》2005年第235期）；
见于王水照：《〈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第5页所引荒井健《〈围城〉周围之七——钱锺书书信九通》（日本飙风会《飙风》第37号）。】《正气歌》与苏、石二文单就文字结构而言，极为相近，确实因袭了前人。其中逻辑问题，若如王水照、侯长生所言在于“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见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华书局，2020年，第134页。侯长生：《〈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则《正气歌》亦确实存在逻辑问题。因此，诗是文天祥拒不降元之作，而严、嵇二人或有二臣之嫌，与文章整体情调相抵牾。《正气歌》的文学技巧，又并非特别能够彰显宋诗的特点与新变。故《正气歌》是否在文学本位的视角下能够成为宋诗典范是值得商榷的。但是上文的讨论提出了一个解读《正气歌》的新角度，《正气歌》主旨不是铺陈议论，而是基于深厚的宋学背景抒发自己学为圣贤之志，将文才、义理、情志三者融贯互证，最终通过就义将此三者通而为一。《正气歌》的意旨与苏、石二文不同，且因义理系统的关联而使全文意象更具深意、更为悠远，它给人的心灵震撼不在于诗文的形式，而在于崇高道德在此三者中的充分彰显，体现出以义理入诗的独特风格。《正气歌》与文天祥人格精神、人生历程、学问旨趣的高度一致性使其成为文天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以上对正气歌的解读与讨论并不是对《正气歌》在宋代文学中的地位进行维护，也不能回应钱锺书对《正气歌》的真正批评，只是提出认识《正气歌》的新的观察角度。

五、结 论

文天祥《正气歌》以宋学为基，将不同层次、不同意象相互映照，共同熔铸出《正气歌》丰富的内涵，其中义理非意在辨学，而是旨在抒志。在直白的铺陈之下皆暗含学为孟子之志，其中正气之正、学圣贤、大丈夫、卿相之不动心皆存在多重互文。上文将《正气歌》中所隐含的宋学内涵一一列举，宋学义理所带来的意象具有增强情感氛围、明确主体脉络、扩充视域格局、引申无尽联想等作用。《正气歌》中展现的文人志气与义理内容皆有鲜明的宋学特色，其将文才、义理、情志三者熔铸成志士形象，尤能代表文天祥和其他宋代文人的特色。

若仅以文学技巧为评价标准，《正气歌》可能并不能成为宋诗中的典范，但就其将文才、义理、情志三者融贯而言，所带来的精神力量则不可抹杀。《正气歌》对于后世的价值并不在文学史中的体式新变，而是以其文才、义理、情志融贯出的高尚人格精神，作为一种直接的感动能够叩击人心。后人在品味吟咏《正气歌》的时候，若能深入其所在的宋学语境，就更能体会为何文天祥能够如此不畏艰困、矢志不渝。人总会遇到义利抉择的情境，只有坚持本心之正，以道义为行动的根本，才能够真正成为堪担重任的“大丈夫”。《正气歌》作为中华文化精神的凝聚对于当今时代亦有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渠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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