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钟声

“新的一天是从声音开始的。”熊育群以这样一句带有象征意味的话开始了《金墟》的叙述。那个司徒氏图书馆的钟声在小说的结尾再次响起：“钟声在潭江两岸震荡，他把它想象成怒放的鲜花，天空于是出现了花海，云彩被赋予了声音。一瞬间，司徒誉明白大钟并不为古镇人而敲，它本无羁绊，无所用心，只依从自然的法则。”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深圳出版社联合出版，2022。本文所引该小说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不变的钟声从日常生活中的世俗嘈杂中跳脱出来，仿佛上升为一种超越具体时空的存在，在这首尾之间，是作为开平市赤坎镇镇长的司徒誉所经历的围绕古镇改造而关联的一系列人事纷扰和记忆回溯。

《金墟》的主线是围绕侨乡赤坎墟（镇）发展文旅、老城改造所展开的叙事，结合由文化创意和土地征收引发出华侨过往的移民迁徙与流动变迁的副线，形成了在实与虚、现在与过去、当下与历史、海内与海外之间的二重奏。历史镌刻在地理上，时间沉积于空间中，由此，《金墟》在乡村振兴的主题之中就具有了深度与广度，而其题材的独特性也体现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地方性和全球性相融合的特质。

一、改造古镇：乡村振兴的中观现实

2018年之后，伴随着国家层面脱贫攻坚行动的阶段性完成（不是结束，因为会有不断的“回头看”与“防返贫”举措），中国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有计划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写作浪潮，前者是回顾、讴歌、赞颂与反思，后者则更带有“与时代同行”的色彩。两者共同的特点都是来自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主题写作”，晚近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2022年7月由中国作协牵头扶持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而在2019年9月广东省作家协会启动的“改革开放再出发”深扎创作活动中，熊育群到江门市委宣传部挂职，《金墟》可以视为这一创作活动和挂职工作的成果，入选了2023年1月公布的第二期“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支持项目。

在执有个人主义或审美自律观念的人来看，“主题写作”似乎让文学工具化了。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我不想置喙，因为认知和立场不同会带来不必要的争论。我想说的是，任何一种创作几乎都无法摆脱先行的构思与选题设置，无论支持者是商人、政府、非营利组织或者个体，都不能构成价值评价的依托，因为写作最终总是要落脚于个人的操作以及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最终形态。所以，我们了解这种背景之后，搁置无意义的观念之争，对文本本身进行探讨即可。

《金墟》这一文本直接的叙事动力无疑是古镇开发及其相关的工作，而选择司徒誉作为线索人物，则巧妙地起到了沟通上下关系、联结历史与现实的功能。从社会角色上来说，一方面，他是赤坎的镇长，在协调政府、企业和镇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另一方面，他又是镇上传承久远的司徒家族的后裔，曾祖父司徒文倡就是20世纪20年代重建赤坎的主事人，近百年后他在新的语境中面临着与曾祖父相似的任务和处境，在追寻古镇历史时，他又起到了联络海内外同胞、贯通百年历史的桥梁作用。就个体身份而言，由于妻子和女儿在美国生活上学，司徒誉还要面对来自是否移民的抉择压力，衔接了当代海内与海外的关系；
同时，他也要经受在工作中遇到的志趣相投的女性徐芷欣的情感考验。当所有的冲突与矛盾聚焦在司徒誉身上，人物就被赋予了丰富性和复杂性。

但是，塑造人物形象并非《金墟》的重心，作者也并没有着力于此。小说更多着眼于“事”，即古镇改造这一个过程性事件。这个事件并非宏观层面的规划大计，也不是微观层面的个体命运变迁，而是中观层面的具体操作程序。司徒誉要面对的是涉及事件的人员、组织和群体：政府机构、投资的企业以及牵涉到切身利益的镇上居民。就一般观察而言，宏观层面的写作往往集中于报告文学，微观层面多见于个人化的创作，《金墟》的叙事调性和叙述方式在这里显示出其自身特色：与其说司徒誉是传统小说意义上的主人公，毋宁说是一个穿线串珠的人物，让涉及基层工作方方面面的人物及其前世今生都呈现出来。因而小说中的人物是群像，线索事件关联的诸多事情头绪繁多，构成了事件群，在人与事的簇集中，赤坎作为金墟的形象显露出来，成为真正的主角。

尽管古镇改造源于海外投资商关忆中的到来这个外因，但显然当地政府早有文旅产业发展的内因需要，因而两者一拍即合。问题就在于，作为执行者的司徒誉要必须处理好三组关系：既要帶投资商考察项目、商兑洽谈，同时要严格遵循上级的政策措施，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还要在具体操作当中妥善处理土地征收以及相应出现的各种常规事务和突发事件，比如房屋征收、测量监督、处理舆情、维稳安保、应对官司、环卫改造……由上述三个方面，小说实际上同时处理了关涉官场、商场、基层治理的多方面内容。基层政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涉及民生与发展的问题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考验执政者的综合素质，同时考验叙事者对现实的总体性把握能力。

略举一例，可见熊育群对基层政府日常了解之一斑。当司徒誉代表镇政府和关忆中代表的中荣公司沟通过意向，工作需要进一步推进落实的时候，司徒誉对关忆中允诺的投资开发并没抱太大希望，也没有汇报给上级，但上级已经通过别的渠道知晓。市委于书记带领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班子来考察，指出因为涉及大面积土地征收，而且城镇征收和农村征收差别很大，所以如何作价、怎样获取足够资金，又怎么处理拆迁户，都是问题。所有人都不确定投资改造这件事最终能否能落实成真，于是于书记说：“上头催得紧，不管怎么样，我们假戏都要真做。这件事情必须保密。回去再开四套班子会议吧。”到了晚上，镇委书记李玉虹跟司徒誉开始研究：“两人不知道如何把握假戏真做。司徒誉的理解就是不抱希望，但事情还要当真的一样来做，主要是对上面要有所交代。关键是这个‘真字怎么理解，既然是假戏，这个‘真就很难真，只能是形式上的‘真。那么如何走形式，又如何让人感觉不是在走形式，拿捏这个度很考验人。”这一段在全书中并不起眼，却很典型地表现了基层官员身处一线，不得不在盘根错节的多方关系中磋商勾兑，在不断变化的处境中折冲樽俎的局面。怎么样才能将“假戏真做”处理得似真实假却又不越过以假乱真的界限，只有有着切身经历和实际经验的作者，才能全方位、整体性地展示历史演进过程中的驳杂面相。

熊育群并没有意向要把《金墟》写成一个官场小说。事实上镇委书记李玉虹同司徒誉在观念上并不一致，甚至颇有倾轧的嫌疑。但那些情节只是一笔带过，叙述避开了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常见官场小说套路，李玉虹也不是重要的角色，小说之所以呈现这一点，是为了突出任何一项实际工作的推进总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阻碍——不仅来自上级压实的责任，或者民众的不理解和出于个人利益的阻挠，还有同侪之间的微妙竞争和观念差异。在处理拆迁的时候，叙述也同样回避了基层民众常见的被压迫与反抗的苦情戏模式，或者着力去挖掘权力的毛细血管和人性的幽暗面这种套路。为了全面展现出中观层面交错杂糅的现实，熊育群不惜牺牲了在具体人物行为和心理上的刻画，只是客观地将事件所牵涉的各种层面呈于目前。所以，《金墟》尽管明确是虚构作品，但是因为它基于现实原型基础上的强烈似真性，“假戏真做”的叙事调性有一种浓郁的非虚构色彩，熊育群对这一点也颇有自觉，在创作谈中明确表达了这种观念。见熊育群：《抹去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长篇小说选刊》2023年第1期。从而具有了可靠的认识价值——它不是要刻绘出一幅风俗画，而更多倾向于以地方志的方式，勾勒出古镇转型中的现实生态与历史轨迹。

当然，任何一个“历史中人”，在其社会角色的共性之外，也同时作为个人体现出认知和情感上的个性。除了线索人物司徒誉，以及与之发生关联的客商、亲友、同事，那些被征收的每栋房屋背后都有主人及其所携带的故事、情感和人际网络，它们构成了小说在经济理性和发展思维运作之下的丰饶人性，共同营建出乡村振兴在沿海侨乡展开的一个侧面。

二、两种现代化：海上丝绸之路的记忆

赤坎是粤中江门市下辖县级市开平的一个镇。江门别称五邑，包含了近现代全球空间重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五个最为知名的侨乡（亦有加上了赤溪的六邑之说），因而被称为“中国侨都”。关于五邑和赤坎的历史文化流变，见张国雄文、李玉祥摄影：《岭南五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张国雄：《赤坎古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赤坎的旅游开发显然离不开作为重要文化资源的华侨文化。尽管江门自元末明初便形成了墟集，居民多为由中原经韶关的珠玑巷南迁而来，广府人与客家人杂陈，兼有疍家人和其他土著居民，但形成现当代文化形象的无疑是自18世纪中叶勃然兴起的海外迁徙和人口流动，以及华侨与原乡互动所构成的侨乡文化。赤坎在历史上经历数次勃兴，用小说中司徒誉的爷爷司徒不徙的话来说：“赤坎墟第一次兴于明代海上走私贸易，第二次兴于关氏牛墟和司徒氏东埠市场，第三次因为华侨，兴于民国十五年的城市建设，三起三落。”司徒誉所亲身参与的这一次则是第四次。这种叠加在土地上的历史，让赤坎的每一幢碉楼几乎都承载着一个马尔克斯式的家族史。赤坎墟的晚近两次勃兴，是《金墟》浓墨重彩的着笔所在。

当代作家评论 2023年第2期

为了推动古镇改造升级的工作，司徒誉和关忆中的官商两方面都需要探询赤坎的历史与文化资源，他们自然而然地将眼光转向了现有古镇的缘起，加上民间文史爱好者导演吴寄和中学老师徐芷欣，由他们的活动，关联起百年前的上一次古镇改造——1926年由司徒文倡主导，海内外同胞合力促成的古镇建构。百年间天翻地覆，凝结积淀在古镇中的历史，随着司徒誉等人的探询也如同埋没在历史之河深处的沉船一样渐次被打捞起来。连带着一起被打捞起来的，还有更为久远的古迹与往事：文天祥的墓、徐氏的反清复明、土客械斗、家族仇杀、余富彦造反……相关的地方名人和风物也一一得以呈现，比如明代心学奠基者陈白沙，近代维新先驱梁启超，中国航空之父冯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碉楼，与海上迁徙和贸易相关的骑龙马村、打铁村、上川岛、樟村、虾村，等等。可以说，《金墟》的叙事原点是古镇改造，但是叙事推进则在于伴随着历史考察所展开的历史遗存和人文往事。司徒誉、徐芷欣等人寻访古迹人文的行动类似于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野外调查，在寻找、探险、揭秘和发现中，一段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记忆在不断的回溯中被拼接成型。

如同英国小说家L.P.哈特利所说：“过去是一个异邦，人们在那里的行为方式全然不同。”L.P.Hartley，The Go-Between，Penguin Classics，2004.p5.该书中文译名《送信人》，姜焕文、严钰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已经过去的历史如果没有被叙述记忆，那么它们终将会沉没于忘川之海。赤坎镇上司徒姓与关姓两大家族的恩怨纠葛和情爱交织，正是在司徒誉的一次次打捞中浮出水面，他和徐芷欣通过实地考察、史籍的记载以及司徒不徙的口述，逐渐还原出赤坎镇第一次现代转型的往事。那是出国归来，任职广东“国民政府”省建设厅的司徒文倡返回家乡建设墟镇的故事，他同样要处理官方、地方豪绅势力以及乱世中的民众不同面向的问题。曾孙和曾祖隔了中间两代人面对似乎同样的历史情境——尽管具体的历史细节不同，但历史的结构是相似的。

两次不同的赤坎改造体现为两种不同的现代性。前者可以说是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中，作为东南沿海、侨乡码头的古镇的第一次现代化，远接由流动迁徙者從大洋彼岸带回来的西式生活方式、建筑服饰、观念形态，近接“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构成了对传统村镇共同体中从具象的街道格局、房屋设施、衣装发型，到抽象的情感形态、伦理观念、价值标准的冲击。“传统”和“现代”之间断裂的冲突带来了改造的艰难，从祠堂与图书馆这样公共空间的修筑，到兴修水利、疏浚河道乃至对豪门家族既得利益的秩序重整，司徒文倡借助侨民的帮助步履维艰地蹒跚前行。后者则是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背景中，对已成文化遗产的古老乡镇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升级。司徒誉所面临的已经不同于他曾祖父时代的外来现代化改造，而转为一种融合了外来现代化，但以我为主、内发的、谋求自我升级的调适。“传统”作为一种可以作用于“现代”的文化资源和精神遗产出现，从而将“传统”与“现代”两者之间的断裂接续起来。

两种现代化理路中，赤坎作为侨乡的地方特色显示出来，即都离不开海内外同根同祖人们的沟通和互动。如果说华侨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赤坎新建的支持，夹杂了建设故土、光宗耀祖的意味，那么在21世纪20年代的赤坎升级中，华侨的态度则还带有重建家园、认祖归宗的意味。建立在历史根源和文化认同之上的乡梓之情，通过小说第7章司徒誉为处理网络谣言造成的华侨信任危机，赴美协调征收事宜时得以体现。司徒誉、徐芷欣、关忆中这些人，其实是过去的他者，他们并不了解自己的祖上的生活以及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赤坎升级改造提供了一个发现和认识历史的契机，让他们得以重新理解祖辈的辛酸与收获、追求与荣耀。在不断加深的认知中，现实与历史、海内与海外被贯通在了一起。所以，在现实主义书写之外，《金墟》也是一部探索之书、记忆之书、寻根问祖之书。

构成理解过去基础的是赓续不绝的血脉，它由久远的历史积淀而来，虽然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传统似乎发生断裂，但从来没有真的断绝，而如同草蛇灰线，只等着一个重新彰显并焕发生机的机会。赤坎的过去、现在及至未来，“尽管它们似乎具有非连续性，实际上，它们却是凸现于一个连续性的背景上。它们被分布在这个背景上，这个背景也的确存在着将它们分割开来的间隔；
它们是交响曲中时时迸发的鼓点……在一种无尽的流动中相互延续”。〔法〕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第9页，肖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于是，赤坎在被书写中就形成一个有机生命体的隐喻，成为一种不可分割的绵延。

司徒誉的家族史、徐芷欣的疍家过往、关忆中的祖辈经历，被发潜阐幽式地发掘出来，不仅昭示出认同中文化根性的意义，同时也彰显了无形文化遗产在当代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的寻根认祖之旅，这个插曲显然是有事实根据的。赖特在澳大利亚被视为“原住民作家”，她的代表作《卡彭塔利亚湾》就是以家乡瓦安伊部落为原型创作的，中国人之所以对她感兴趣，主要源于据说她的曾祖父徐阿保是华人。小说中的谭教授推测徐阿保是疍家人，可能是跟随余富彦到海上的徐氏后人。这些推测没有实证材料坐实，但在小说中通过对赖特的百足山下三圭里村云龙徐公祠之行的描写，以及徐芷欣赠送的针筒，主观上将彼此的认同渗透进了情感表达之中。

司徒誉这些侨乡儿女的祖上远行重洋，在海外谋生，无论是基于18世纪中期的淘金热，还是寻找新的海产捕捞地，都像落地的种子，扎根在随遇而安的土地之上。只是远游的行人总是需要精神上的依托，故乡就是维系身份稳定性的根脉所在。小说中司徒誉的一首诗《致华侨》就表達了这种土地与海、定居与漂泊之间的关系：“土地，季节的故乡/居住着乡愁/大海，流浪的土地/生长了漂泊……乾坤徙若风尘/所有的波浪劈为道路/所有的道路酿成风暴/远行者心怀家的方向/从不迷航”——“家的方向”让远行者不会迷航。

守护文化根性，并不意味着抱残守缺。从一开始那些漂泊者就“散布在世界各地，他们忍辱负重，拼命赚钱，把银子汇寄回乡。他们的人生在今天看来，就是一个全球拼搏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金墟》在本土乡村振兴的正面书写之外，通过记忆的线索同样也书写了一个中国人域外流动的全球化故事。这个全球式的书写颇具时代意味，只有在综合国力提升、中西方交流频繁的语境中才可能产生，与人口、技术和信息的流动息息相关，意味着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对自我和他者的认识、对世界的感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说的结尾部分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情节：侨居美国的司徒誉妻子伍晓蕾本来事业有成，有望申请到绿卡，但她最终放弃了自己和女儿的申请。在情感逻辑中，当然是因为她无法割舍爱情和亲情；
从功利逻辑来说，也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所带来的信息沟通和交通条件让流动性便捷化，且中美差异并没有那么显著了。

华侨、华工和海外移民的题材，在以前更多出自华人华侨或华裔移民之手，比如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Frank Chin）的《甘加丁之路》、谭恩美（Amy Tan）的《喜福会》、邝丽莎（Lisa See）的《在金山》Lisa See，On Gold Mountain：the One-Hundred-Year Odyssey of My Chinese-American Family，Vintage，1996.此书尚无中译本，有中译本的相关作品不再注释说明。《上海女孩》，加拿大华裔作家崔维新（Wayson Choy）的《玉牡丹》、方曼俏（Judy Fong Bates）的《龙记咖啡馆的子夜》、李群英 （Sky Lee）的《残月楼》，它们多集中于身份认同、文化冲突、代际冲突和种族歧视等主题，主要的写作语言是英语。当然，华人社区中的中文写作也一直不绝如缕，但是获得较为广泛传播的无疑是英语写作，其内在实质是一种少数族裔写作。2021年12月4日，我在华侨大学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研究院和文学院主办的“华侨华人文学与中外文明交流——理论创新与文本阐释”学术研讨会上做了题为“主客位与互见性——域外少数族裔理论之于华侨华人文学研究”的主旨发言，对相关文本和理论进行了初步梳理。直到21世纪初年，旅居海外作家相关题材的汉语作品才逐渐多起来，如陈河的《红白黑》、张翎的《金山》、陈谦的《望断南飞燕》、袁劲梅的《老康的哲学》等。晚近几年，中国大陆作者也开始进行全球化的书写了。不同于“留学生文学”或者“海外华文文学”的外部视角，大陆作家以一种内部视角呈现，颇具主客移形换位的意味。晚近的作品，如陈继明的《平安批》聚焦侨汇银信和海内外邮路交通的题材，侧重于东南亚华侨的事迹；
熊育群的《金墟》则填补了北美和大洋洲华侨故事的缺位，让海上丝绸之路的书写格局更加完整。

三、展现遗产：人文与地理的交织

如前所述，现实书写与历史回溯构成了《金墟》的双线交织叙事结构，叙事的真正主角是赤坎，而赤坎在文本中则表现为一个“叠压在时光岩层中的景象”，填充在这个结构当中的具体内容是人文与地理的融合。“没有叙述的经历终将消逝，不曾编码的土地缺少灵魂。”刘大先：《远道书》，第32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9。一个纯物质层面的地方与城镇是空洞与均质的，缺乏自己的个性，某一个空间只有将人文融刻进自身才能获得鲜明的形象和持久的魅力。其中的关键就是记忆与历史，就像司徒誉充满自我反思的心理独白：“记忆失去了对应物，再无参照。记忆附着物没有了，许多记忆将永远消失，再难忆起。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原来是被往事与记忆包裹的，没有这种包裹，他就被连根拔起，从此漂浮。”记忆和历史赋予了地方和空间以厚度，时空与人文交织在一起就成为所谓的文化，外化为物质的和无形的文化遗产。

《金墟》中多次通过叙述者以及人物之口表达出文化的重要性：“新农村建设，文化是魂。文化是有根的，了解并铭记乡村历史非常重要，这是继承和发展地方传统文化的基础。”“一个浸泡了岁月记忆和数代人情感的建筑，它成了后人情感和精神的支柱和寄托，通过自身的经历，他又重新感受和认识了祠堂和图书馆的意义，它们是血源的一个象征，仿佛家族的图腾，即使相隔万水千山，依然能让家族的子孙团结在它的周围。这是一种珍贵的情感，从家族到民族到国家，这是最基础最根本的情感。……赤坎古镇这个项目，华侨文化是它的根和魂，如果没有华侨文化，这就是一个商业项目。而图书馆和祠堂又是华侨文化的灵魂，是項目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没有它们赤坎的故事华侨的故事讲不好。”在官员和商人的发展思路中，顺理成章的逻辑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的价值导向于经济的价值。如果带着胸襟开放的动态眼光而不是固守某种对文化的本质化理解的话，这种思路也无可厚非，毕竟文化是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以文化的主体也就是当下此在的人的生活为旨归和目的。这并非将文化做工具化的理解，因为文化是分层级的，最基础的显然是器物和基本欲望满足层面，高一级的是组织制度和社会风俗层面，最高层次才是观念和价值创造的精神层面。因而，文化是边界流动、核心稳定的，边界即基础层面，核心即精神层面。

赤坎古镇的升级换代牵涉的就是文化遗产的前两个层面，具体表现为建筑（图书馆、碉楼、祠堂、商铺、戏台）等作为物质载体所铭写的生活痕迹、日常生计、娱乐方式和行为态度，以及以习俗仪式（建筑奠基、开业庆典、祭祀仪式、丧葬习俗、婚礼程序）等作为社会载体，所浸润着的世俗情感、家庭伦理、生死观念和人生理念。《金墟》花费了很多章节篇幅嵌入了对相关地方风物的描摹，不厌其烦地对各种风土民俗精雕细刻。比如远行的“金山伯”返乡，如果是衣锦还乡，会有码头的迎接，回家后在堂屋拜祭祖先，挨家挨户送艾糍，在众人围观下打开金山箱分配礼物；
如果已不幸身故，则还有专门的坟地。又如，游子归来回祠堂祭拜，向祖先敬奉饭菜、水果，上香、焚冥币、跪拜的仪式。再如第9章司徒不徙去世，小说巨细无遗地描绘了葬礼的各个环节与细节。所谓“礼失求诸野”，这些可能在大都市生活中已经淡化乃至抛弃了的礼节仪轨，在边陲海岸却古风犹存。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侨乡子弟在漂泊与迁徙的动荡生活中需要抓住某些稳固性的东西，以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定位。

地方文化的特点与地方中人们的生活互为表里，不仅在开平的赤坎小镇与无数村落岛屿中如此，在美国的洛杉矶唐人街、天使岛，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中更是如此。唐人街宗乡社群的亲密关系、海外华人对故乡来人的热情、天使岛监狱中留下的古诗词，无不体现出文化作为认同源泉的持久力量。我曾经在别的地方讨论过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文化看上去并不能带来迅速、直接的收益，却并非没有意义，文化的特性如同缓释胶囊，会在时间的流变中不断地释放出它独有的能量。这种能量对于共同体的凝聚与团结至为重要。即便从最功利的角度来说，文化也具有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潜能，像赤坎古镇的旅游开发，就得益于先辈留下的物质与无形文化遗产。改造升级过程中也许会有对文化的固有形态的转化与变形，从而在原有基础上形成“新民俗”，但那不是“伪民俗”，而是文化因应特定时代环境所做的调适和改变。所谓的“传统”就是在不断的传承与创新中流变和延续，从而生生不息、生生不已。

赤坎古镇百年之间的两次拆建，都属于辞旧迎新、破旧立新、革故鼎新，但是“新”与“旧”之间并没有截然断裂为二分式的存在，而是藕断丝连、交融杂糅在一起，如同历史之河的流淌，难以泾渭分明地进行切割。也就是这种交融和连续，维系了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的稳定性，让历史与现实、海内与海外联系在了一起。

如果我们考察《金墟》对赤坎乡镇各种风土民情不遗余力的展示式写法，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老舍《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作品中对老北京习俗立此存照式的记录。两者都是民俗学式的写作，《金墟》里的当代人物面对隔着时间的过去，也如同老舍在异地面对隔着空间的故乡。但两者的表现又有着不同：老舍是在北京之外对即将逝去的人文景观进行记忆的留存；
刘大先：《八旗心象：旗人文学、情感与社会（1840-1949）》，第313-32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熊育群则是让《金墟》中的人物去搜罗已经逝去的历史碎片，结合现实遗存，来进行人文景象的拼接完型，更倾向于对物质与无形文化遗产的描摹与说明——可以视为一种激活文化遗产的文化展演。在司徒誉等人的历程与足迹中，人文与地理交织的地方古镇得以获得其丰盈的面貌；
而他们的努力也就在于将这个地方的人文通过展示和改造的两方面实践结合，赋予其新的风貌和内涵。

当空间（古镇）、时间（历史与记忆）和文化融汇在行动之中，小说就显示出它在现实主义之上的超越性。变化是它们共同的表现，但是变中也有不变者在，因而小说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对于自身、先辈和古镇命运的思考。司徒誉曾经不止一次地感慨：“人的命运真的难以预测。想到曾爷爷，他觉得他俩命运相似，都是与故乡赤坎墟的命运搅在一起，做事情时遭到诽谤，被人构陷。人的命运是轮回的，还是这本就是人生的常态？古镇也有自己的命运，似乎更加莫测高深。所有人都离它而去了，建造它的人、居住的人和改造它的人，它能再次复活吗？他最焦虑的是古镇项目开张的时候，没有游客怎么办？司徒誉感叹过洋刀仔和司徒俊材的命运，他们的前半生与后半生截然不同，仿佛两种人生。他们的命运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和戏剧性。其实，哪个人哪件事不跟自己时代的命运息息相关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个旧世界被彻底打翻，一个新社会重新建立，时代与每个人的命运如此紧密，在大时代风云里，个人如此渺小，谁都是一粒尘埃。”他意识到这一点，就获得了超越于一时一地一己得失的体悟，将自己投入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与浩瀚无涯的广阔世界之中，成为其中的一环真切地生活。所以，当司徒誉在推进事件的过程中遭遇困难、挫折、挤压甚至诬告的时候，也依然能够尽量放平心态，这显示出一个历史中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所在。

回到小说设定的首尾呼应的结构，自然的钟声如同恒常的存在，它是开始的指示，也是结束的提醒，更是对即将来临的未来的召唤。这种带有集体身份象征和文化地标意义的钟声，在中西方乡土文化的建构中都不是个例。金墟的钟声与欧洲乡村的钟声同样代表着一种感性文化：“这钟声表明了人与世界，与神圣的另一种关系，表明了人存在于时空并感受时空的另一种方式。……钟声构成了一种语言，建立了一种慢慢瓦解的交流系统，它有规律地调节个体之间，生者和死者之间被遗忘的关系方式。它允许人们用各种今天已经消失的形式表达同在的欢腾与喜悦。”〔法〕阿兰·科尔班：《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第6页，王斌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它不动声色地见证着人、事、物的一切变迁，一直到最后，古镇的改造还在进行之中，就如同古镇和历史本身不会终结一样。那个超然于纷扰之外的历史的钟声将整个小说的格调拔高了：历史会有反复，但历史也在更新，一切都在流动，人们只能携带着历史与现实前行。

【作者简介】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薛 冰）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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