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悬泉置墙壁题记中的医药诏书

马智全

内容摘要：敦煌悬泉置发现的墙壁题记，是书写于房屋墙壁上的公示文书。其中的一组诏令文书，记载了多个药方与朝廷的诏命。壁书没有明确系年，但记载了“大司徒扶阳侯”，可知时代是东汉扶阳侯韩歆任大司徒的建武十三至十五年（37—39）。壁书中的药方，涉及到中风、下泄、风寒、寒热、头痛、胃痹等各种疾病，是汉代医疗水平的体现。壁书的性质是朝廷诏令，要求各地“为民和良药”“省约市药”，反映出朝廷对民众的医疗关怀。

关键词：悬泉置；
墙壁题记；
医药

中图分类号：K87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3）02-0070-05

Medical Edicts Written on the Walls of Xuanquan Outpost in Dunhuang

MA Zhiqua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Lanzhou City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Abstract：A series of wall inscriptions at Xuanquan Outpost in Dunhuang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documents written for public notice that include several imperial edicts which record prescriptions and imperial orders. The wall inscriptions include no definite dates of writing， but based on a record that contains the name “Prime Minister Lord Fuyang”（Dasitu Fuyanghou大司徒扶阳侯），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y were created in the 13th to the 15th years of the Jianwu era（37—39 CE） when Han Xin was acting prime minister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prescriptions listed mention various diseases such as apoplexy， diarrhea， wind chill， excessive cold and heat， headache， and chest obstruction， and present a clear picture of the med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es of the Han Dynasty. The wall inscriptions are imperial edicts by nature， which required officials of different places to “make medicine for the people” and to “save medicine，” and reflect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an dynasty considered it a duty to provide medical care for the people of the kingdom.

Keywords：Xuanquan Outpost; wall inscription; medicine

敦煌悬泉置遗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与安西县交界处。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发掘清理，出土了23000多枚汉简和大量汉代文物。在悬泉置遗址出土文物中，墙壁题记是性质独特的文献形式，特别是国宝级文物《四时月令诏条》，以其精美的书写与丰富的内涵受到学界广泛关注［1］。悬泉置出土墙壁题记数量众多，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一组汉代医药诏书文献，形式独特，内容重要，值得关注。

一 壁书形制与释文

敦煌悬泉置墙壁题记中的医药诏书，1991年出土于悬泉置遗址T516探方。该探方出土壁书残块众多，经编号者共179件，大部分没有字迹，存有字迹者文字风格不尽一致，其中存字较多、内容相关、字迹一致的就是这组医药诏书。

从形制看，医药诏书墨书于墙壁上。墙壁先用草拌泥抹平，上涂以白灰而后书写。壁书外围有黑色粗线条边框，中间有朱色细线纵向界栏，界栏宽度约1.6cm。文字隶书，笔法灵活自然。从壁书残块来看，保存下来的仅是原壁书的左上部分，残断比较严重。整理者将壁书依残块编号，经研究比对，发现释文大致可以分为三组（图1）：

·治中风伤

·治止泄□

·治  91DXT516F{1}：86+94

·治风□洒洒乍寒乍热头□

·治伤寒头痛除热方甘草

·治胃痹□张难□□

大司徒扶阳侯臣

后官为民和良药

自省约市药

制曰下大司

计掾

□□ 91DXT516F{1}：70+76+77+78

□殴泄注

□候痹心痛逆

□食以温酒  91DXT516F{1}：82

第一、二组从格式来看位置大致可以确定，中间或有缺失。第三组位置不易确定，但内容与前两组相关。从字形及内容来看，这三组壁书是同一份诏書的组成部分，只是因壁块断裂而残碎如此。

二 壁书的时代

悬泉置墙壁题记的书写时代与悬泉汉简的纪年大体一致，主要是在西汉中后期到东汉前中期。医药诏书没有年月记载，无法直接得知年代信息，但壁书中的职官人物，却有助于考知大致时代。

壁书出土后支离破碎，整理时发现两个壁块依据断痕、残笔、界栏可以缀合。缀合后可见“大司徒扶阳侯”，这是判断这组壁书时代的重要依据。

大司徒，职官名。《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哀帝元寿二年更名大司徒。”［2］汉代大司徒初设于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又《后汉书志·百官一》：“司徒，公一人……凡国有大疑大事，与太尉同。世祖即位，为大司徒，建武二十七年，去‘大。”［3］东汉光武帝即位，仍設大司徒一职。到了建武二十七年（51），大司徒改为司徒。汉代设大司徒一职，是从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到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

扶阳侯，两汉均曾封置。《汉书·外戚恩泽表》：“扶阳节侯韦贤，以丞相侯，七百一十一户。（本始）三年六月甲辰封，十年薨。神爵元年，共侯玄成嗣，九年，有罪，削一级，为关内侯。永光二年十月丁酉复以丞相侯，六年薨。建昭三年，顷侯宽嗣。元延元年，厘侯育嗣。侯湛嗣，元始中，户千四百二十，王莽败绝。”［2］696可见西汉扶阳侯始封于本始三年六月（前71），时韦贤以丞相获封。神爵元年（前61），韦玄成嗣侯。甘露元年（前53），韦玄成因罪被劾降爵为关内侯。永光二年（前42），韦玄成又以丞相复封扶阳侯。韦贤、韦玄成父子俱以丞相封扶阳侯，显名汉世，不过此时丞相并不叫大司徒，因此与壁书内容不合。韦玄成之后，嗣扶阳侯者韦宽、韦育、韦湛等人无位至三公者，也不是壁书所记的大司徒扶阳侯。

东汉时有大司徒扶阳侯韩歆。《后汉书·侯霸传》：“以沛郡太守韩歆代霸为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阳人，以从攻伐有功，封扶阳侯。好直言，无隐讳，帝每不能容……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司隶校尉鲍永固请不能得，歆及子婴竟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众多不厌，帝乃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3］902依华湛恩《后汉三公年表》考证，东汉建武十三年（37）三月辛未，沛郡太守韩歆为大司徒。十五年（39）正月辛丑，大司徒韩歆免，自杀［4］。扶阳侯韩歆任大司徒的时间是建武十三年至建武十五年（37—39）。

西汉后期、东汉初期任大司徒者，有西汉哀帝时的孔光、马宫，平帝时的平晏，新莽时的王寻、张邯，东汉建武时的邓禹、伏湛、侯霸、韩歆、欧阳歙、戴涉、蔡茂、杜林、玉况等人，而既为大司徒又封扶阳侯者唯韩歆一人。因此，从壁书“大司徒扶阳侯”可知，悬泉置医药诏书的时代，是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韩歆任大司徒扶阳侯的时期，具体时限为从建武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到建武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

三 壁书的医学价值

悬泉壁书医药诏书的格式与内容总体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医方，说明治疗的疾病与所用的医药，其二是诏令，说明诏书奏报下达的过程。

壁书的医方内容从右侧开篇写起，从残存的六行来看，格式均为顶格书写，且有黑色圆点提示符。内容均以“治”字开头，说明所治疗疾病的名称。考察医方的具体内容，可知壁书的医药学价值。

（一）“治中风伤”。中风，指外感风邪的病患。《黄帝内经·素问·风论》：“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
其病各异，其名不同，或内至五脏六腑。”［5］可见风是致病的重要诱因。《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说：“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6］可见中风往往会造成躯体功能失常的后果。中风是汉代常见病症，屡见于汉简文献记载。如肩水金关汉简：“中风手不□”（72EJC：88B［7］），是中风引起手部不适的症状。地湾汉简：“创中风头”（86EDT8：60［8］），是中风引起头部不适的症状。壁书公示治疗中风的方剂，自然具有医学应用价值。

（二）“治止泄□”。“治止泄”是对下泄的治疗。《素问·厥论》说：“少阴厥逆，虚满呕变，下泄清，治主病者。”［5］415下泄是常见病症，从汉简文献看，泄病治疗难度较大。敦煌汉简载“会闻病泄，数日不愈”（敦662）［9］，可见泄病可迁延多日。又居延新简载“病泄注不愈，乙酉加伤寒、头通、潘懑，四节不举，有书”（EPF22：280［10］），可见下泄不癒会引起其他症状。正因如此，“止泄”的治疗就很重要。西北边塞要专备“止泄”的药物，而且是烽燧考核的重点内容。居延新简载“心腹止泄药非物负一算”（EPT50：2［11］），可见止泄药物要常备。敦煌汉简记载了治疗泄病的药方：“治久咳、逆、匈痺、痿痺、止泄、心腹久积伤寒方：人参、茈宛、昌蒲、细辛、姜、桂、蜀椒各一分，乌喙十分，皆合和以。”（敦2012［12］）悬泉壁书医药诏书“治止泄”的方剂内容已残缺，或与敦煌汉简记载相似。

（三）“治风□洒洒乍寒乍热头□”。壁书残缺，影响文意的理解。“治风□”是对风病的治疗。“洒洒”为寒栗貌，《素问·刺疟》：“肾疟者，令人洒洒然，腰脊痛，宛转，大便难。［5］340”张仲景《金匮要略·痓湿暍病脉症第二》：“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6］35”“乍寒乍热”，指忽冷忽热的症状，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卷四《经脉第一上》：“代则乍寒乍热，下热上寒。”［13］“乍寒乍热”是寒热的症状。汉简文献多见“寒炅”的记载，症状当有相近之处。如居延汉简：“第卅一隧卒尚武，四月八日病头寒炅，饮药五齐未愈。”（4.4B）［14］“阳郡宜和里谢寇，乃己酉病头痛寒炅，不能”（49.18）［14］158，汉简记载的“寒炅”，与壁书记载的“乍寒乍热”当相似。通过简文还可以看出“寒炅”往往与“头痛”相连，那么壁书“乍寒乍热头□”中的“头□”很可能是“头痛”。

（四）“治伤［寒］头痛除［热］方”。壁书残断，残字据笔迹和文意补出。“伤寒”，指风寒侵入人体而引发的疾病，常见症状为头痛、项强、畏寒、发热、骨节痠痛、无汗脉紧等。《难经》：“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15］可见伤寒给病人带来的痛苦。汉简对于伤寒多有记载。如“安国里孙昌，即日病伤寒头痛，不能饮食，它如”（EPT59：157［16］），“□伤寒，头、亖支不举，即日加心腹支满，不能饮食”（73EJF3：339+

609+601［17］）。伤寒常与头痛、烦懑、四节不举、不能饮食、心腹支满等症状相伴，是比较常见且发作较重的病症。壁书中的“治伤寒头痛除热方”，是对伤寒及并发症的医治。

（五）“治胃痹□张难”。胃痹是胃部不适的症状，常伴有消化不良。明代秦景明说：“胸痹之症，即胃痹也。胸前满闷，凝结不行，食入即痛，不得下咽，或时作呕，此胸痹之症也。”［18］

上述五个方剂，是诏书开篇以“治”字开头公示的医药方剂，涉及到中风、下泄、寒热、伤寒、头痛、胃痹等多种症状。此外，还有一个壁块残片也是对病症的记载，即“□殴泄注”，是呕吐与下泄的病症。《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厥阴所至为胁痛呕泄。”［5］718“□候痹心痛逆□”，记载了喉痹、心痛等病症。喉痹是喉肿而闭塞的病症。《素问·阴阳别论》：“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5］89《伤寒杂病论·伤风病脉证并治第十一》：“风病，胸中痛，胁支满，膺背肩胛间痛，嗌干，善噫，咽肿，喉痹，脉浮洪而数，此风邪乘心也。［19］”可见喉痹是风病症状。心痛是心脏疼痛症状，《素问·标本病传论》：“夫病传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咳，三日胁支痛，五日闭塞不通，身痛体重；
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5］558可见心痛是比较严重的病症。

悬泉壁书的医药诏书，主体内容是实用医方。据“□方甘草”的记载看，公示时既有医方名又有药物名，这与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武威医简等医方的记载相似，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壁书残缺，药物名仅存甘草、温酒两种，是汉代常见的药物。

四 壁书体现的汉代医疗关怀

悬泉壁书医药诏书的第二部分是朝廷诏令。从形式上看，诏令主体运用了降格书写的格式，并用一条朱色细线横画标示，形式独特。诏令内容又可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大司徒的奏言，其中记载“为民和良药”、“自省药市药”，可见朝廷对民众的医疗关怀；
第二部分是皇帝的制诏，用“制曰”的方式表示皇帝同意大司徒的奏言。“制”字顶格书写，以示对皇帝的尊重，是汉代诏书的常见形式。

“为民和良药”，是指朝廷为民众调和药物，体现了朝廷在药物方面对民众的关怀。汉代设置主管医药的职官：“太医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诸医。药丞、方丞各一人。本注曰：药丞主药。方丞主药方。”［3］3592太医令对医疗事务全面管理，药丞主药物，属于本草事务，方丞主药方，属于方剂事务。从史书记载可以看出，每当地方有疾疫发生，朝廷就会给民众赐予医药以示关怀。《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2］353《后汉书·和帝纪》：“十五年春闰月乙未，诏流民欲还归本而无粮食者，过所实稟之，疾病加致医药；
其不欲还归者，勿强。”［3］191《后汉书·安帝纪》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赐棺木，除田租、口赋。”［3］230这些记载反映出汉朝对疾疫民众或派太医循行医治，或赐予药物治疗，是朝廷对民众的医疗关怀。悬泉壁书记载的“为民和良药”的性质与此相似。

“自省药市药”，是指朝廷要俭省节约以购买药物，是对医药管理的重视。“省约”指俭省节约：“及出击胡，而（李）广行无部伍行陈……莫府省约文书籍事。”［20］“市药”指购买药物。由于药物出产的地域性特点，很多药物需要异地购买，这在汉简文献中多有记载。如肩水金关汉简：“元始六年四月己未朔辛未，张掖居延骑司马实兼行城司马事，移过所县道河津关，遣令史孙政为官市药酒泉郡中，当舍传舍”（73EJT4H：10+61［21］），是居延地区到酒泉郡市药的记载；
“居延都尉遣属……守吏□市药张掖郡中”（73EJD：40A［21］125），是居延屯戍机构到张掖郡市药的记载。悬泉汉简“李立市药长安”（Ⅱ90DXT0113{1}：84［22］），是敦煌地区到长安市药的记载。可见，汉代异地市药是普便现象，悬泉壁书的“自省药市药”反映出朝廷俭约节省而购置药物，是对民众医疗关怀的体现。

如上考证，这封诏书颁发于光武帝建武十三至十五年之间，此时东汉王朝初立，陇蜀已平，光武帝完成统一大业。“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3］63悬泉医药诏书记载的“自省约市药”，反映出光武帝时俭省节约以改善民生，可与史书记载相印证。壁书记载的诏令虽然在史书中没有记载，但诏令体现的关爱民众之意，与光武帝时的政治统治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敦煌悬泉置墙壁题记中的医药诏书，尽管内容残断，但学术内涵丰富。诏书纪年信息亡佚，依据文书中的“大司徒扶阳侯”可知时代是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至十五年。壁书的内容主体是朝廷公示的医药方剂，内容涉及到中风、下泄、风寒、寒热、头痛、胃痹等各种疾病，反映出汉代的医疗状况。诏令由大司徒韩歆上奏，而后以皇帝“制曰”的形式下发，充分体现出朝廷对民众医疗的关怀。目前发现的汉代医药文献不少，但是以墙壁题记公示和以诏令形式下发的形式还是前所未见，具有重要认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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