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安置上海知青的人口与经济援助问题研究

【摘 要】1968—1972年，江西大約安置了11.6万名上海知青。这些上海知青大体按照开发山区的原则安置，但其中也有一部分被安置在沿江沿河的平原地带；
既有向人口稀疏地区重点倾斜的情况，也有全面铺开的态势，总体上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事实上，在江西的上海知青人口并非一成不变，受返城滞留不归、升学、招工、婚姻等因素的影响，其数量一直在变化当中。围绕上海知青的安置、巩固、返城等问题，江西与上海进行了诸多互动，其中尤以上海对江西的经济援助最为突出。这些经济援助紧紧围绕上海知青的人口总数、分布等展开，既对江西安置上海知青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加强了沪赣两地的联系。

【关键词】江西；
上海；
知青；
人口；
经济援助

【中图分类号】K27；
D2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2-0058-14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江西便与黑龙江一样，成为当时青年垦荒运动的一面旗帜。1955年，上海动员了98名青年赴江西垦荒，在江西省德安县建起了共青垦殖场，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共青城市。在既有关于江西知青史的研究成果中，有的研究对整个历程有所讨论，也有研究专门讨论了江西知青下乡安置工作，还有研究关注了上海知青在江西的相关活动，等等。总体来看，有关江西知青的研究仍有很大空间。江西早在1955年便开始安置上海青年垦荒，但究竟有多少上海知青在江西安置，目前似仍不甚清楚。例如，有研究认为，1955—1956年，上海有3万余名青年赴江西垦荒。也有文章指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有18万“上海知识青年告别繁华的都市，告别亲爱的父母，来到赣鄱大地，成为那个特定年代里红土地上的新群体”。还有文章援引地方志中的记载，指出江西在1968—1978年共安置上海知青118805人（其中插队106856人、农场11949人）。但据国务院知青办编印的资料显示，1962—1979年，江西省安置上海知青11.8万人，其中插队10.6万人，1979年末在乡人数为0.42万人。上述数据表明，江西安置上海知青的人口总数目前并不是特别清楚，而且，其数量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为此，本文主要依据2019年9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以下简称《上海知青在江西》），对江西安置上海知青的人口总数、分布、变化及江西与上海围绕上海知青所展开的经济援助等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深化对知青史的研究。

一、人口的总数及分布

据前文，1955—1956年参加垦荒的上海青年人数已经比较清楚，但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江西安置上海知青的人口总数争议较大。实际上，总数本身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与统计时间早晚等有直接关系。此外，安置在江西的上海知青主要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安置的、分布情况如何、呈现出怎样的特点，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人口总数再厘定

江西安置上海知青人口总数存在差异与统计时间早晚有直接关系。譬如，在地方志的相关文献中，199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劳动志》显示，1968—1978年江西共安置上海知青118805人；
2003年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的《上海铁路分局志》则显示，1970—1974年江西共安置上海知青11.4万人。总体来看，这些数据与前述国务院知青办的数据大致相当，但统计时限却大有不同。地方志中的统计多为后来的总结数据，而《上海知青在江西》则为江西安置上海知青人口总数的厘定提供了一些过程性数据，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发现因统计时间和口径不同所造成的人口总数差异。譬如，1970年2月，江西省永丰县的统计显示，1969年2月上海市虹口区1030名知青到该县插队落户；
9月，该县的一份材料则又指出，自1969年至今共接收安置虹口区知青2530人。如果统计口径不变，这就说明1970年2—9月永丰县接收安置了上海虹口区知青1500人。这也进一步证明，随着时间推移，江西安置上海知青的总量在一段时间内有一个增长的过程。

1972年12月1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赴江西学习慰问团在《关于学习慰问工作的情况汇报》中指出，自1968年以来，江西先后安置了上海知青近10.3万人（另建设兵团1.3万人）。由此可知，自1968年至1972年12月，江西共安置上海知青11.6万人，这与前述国务院知青办的统计数据11.8万人比较接近，但仍有0.2万人的差距。笔者以为，造成数据出入的主要原因在于统计时间范畴的不同。1973年10月，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划》中提出：“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年，全省城镇知识青年要动员上山下乡的约有五十二万人。加上上海市来我省下乡知识青年十二万人，八年内，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约六十四万人，平均每年约八万人。”其中，1973年便计划安置上海知青2.15万人。不过，后来这个计划并未真正落实。1976年5月28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知青办在一份报告中仍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市先后有11万多名知青来到我省插队落户。根据中央文件精神，1973—1980年上海市还有12万名知青来到江西。此时已是1976年5月，说明这12万名上海知青的安置计划并未推行。显然，1973年之后江西便不再安置上海知青，因此，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江西安置11.8万名上海知青与上述11.6万名之间的差异主要出现在1962—1967年。换言之，1962—1967年江西共安置上海知青0.2万余人。

另一个数据11.6万人究竟是1968年的哪一个月至1972年12月的人数？1968年7月5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四十名知识青年到井冈山插队落户的函》指出：“上海市陆行中学和六十一中学有四十名知识青年多次要求到井冈山落户。经请示领导，同意在你区井冈山拿山公社小通大队插队落户，作为插队试点工作，以便总结经验。”这份函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江西是在1968年7月5日之后才开始规模化安置上海知青插队，而更大规模的安置则要到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最高指示”下发后，因此，也才有前文提及的1969年便安置了3.2万名上海知青。概言之，江西安置11.6万余名上海知青主要集中在1968年7月至1972年12月之间。

（二）人口的分布

如前所述，1968—1972年，江西共安置11.6万名上海知青，其中插队10.3万人、兵团1.3万人。那么，这些人究竟是如何分布的？

江西省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69年3月，1974年撤销。成立之初，江西省生产建设兵团下设2个师23个团、6个独立营。其中，农业团11个、农业独立营2个，工业团12个、工业独立营4个。1971年2月，工业团、营划出兵团建制归所在地、市领导管理。1972年2月，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机构和以恒湖、五星（鲤鱼洲）等农垦企业为基础的8个农业团、2个独立营缩编为1个农建师，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农业建设师”。总体来看，兵团（农建师）以其部队编制的形式集中安置了这1.3万余名上海知青。兵团（农建师）主要沿江西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周边分布，因此，安置在江西兵团（农建师）的上海知青主要分布在鄱阳湖周边。相较于兵团（农建师），插队的上海知青分布则更加分散。

1972年12月1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赴江西学习慰问团在《关于学习慰问工作的情况汇报》中提道：上海在江西插队的知青分布在73个县。而当时江西省辖80个县，接收上海知青插队的县占全省辖县总数的91.25%。这说明江西全省各地几乎都有上海知青插队。与此同时，各县安置上海知青也呈现出相同特点。例如，1970年宜春专区宜春县共安置上海市黄浦区知青1034人，分布在20个公社（全县有22个公社）100多个生产队，“几乎整个县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上海知识青年的足迹”。不过，人数过于分散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1973年7月，《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采取以下四种形式，其中，第一项是插队，要适当集中，建立青年点。这个报告突出了集中二字。但在这之前，1972年12月1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赴江西学习慰问团在向江西省知青办的工作汇报中便提出：宜春县三阳公社从有利于青年学习、劳动生活和再教育工作出发，在调整生产队规模时，要求青年班能不变动尽量不变动；
确实需要调整的也不宜过于分散，一般保持在5人以上。这就说明，在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之前，上海和江西就已经注意到要适当集中安置上海知青，故在分散的基础上，江西安置上海知青也呈现出小集中的特点。总之，上海知青在江西的安置可概言为大分散、小集中。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期间，江西共有宜春、九江、抚州、上饶、吉安（“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名为井冈山）、赣州6个专区（1970年后更名为地区）接收安置了上海知青。这些地区后来变动较大，上海知青的相关资料比较分散，故目前对于上海知青在这些地区的具体分布人数并不清楚。根据《上海知青在江西》及《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以下简称《新方志》）的相关记载，可以对上海知青在江西的插队分布情况有一个大致了解。

说明：《新方志》中对宜春地区安置上海知青的人数有较大出入，其中提道：1973年共有13080名上海知青；
至1978年，宜春地区接收上海知青21000人。但前文便证明1972年之后江西未安置上海知青，故本文取其中更可信的13080人。《上海知青在江西》中并没有明确记录各地区安置上海知青人数，笔者根据其相关记录计算得出人数。而在赣州地区的计算中，发现人数差距较大，取1974年统计最多的人数。总之，因这些数据有一定误差，仅为了解上海知青在江西的插队分布提供一定的参照，具体人数的考证有待进一步开展。

江西的人口分布历来呈现“南疏北密”的特点。结合《新方志》和《上海知青在江西》的人口记载可以发现，九江、宜春、上饶三个北部地区安置上海知青的人数约3.4万人，那么，南部地区则安置了7万余人。上海知青的人口分布恰好与此前江西的人口分布特点相反，这体现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发山区的特征。

二、影响人口變动的几个主要因素

江西安置上海知青的人数多，但变动也较大。以赣州地区为例，1972年7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赴江西学习慰问团赣州分团统计显示，定南县原有上海知青969人，而当时只有700多人在当地。其中原因很多，既有招工、升学等，也有外迁、病退、死亡等。大体而言，人口变动的因素就包括这些，但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区又有所不同。

（一）回城滞留不归

在整个知青上山下乡历程中，回城滞留不归的人数并不在少数。有学者指出，这些长期滞留城市的知青人数在20世纪70年代不断上升，而且还有数据显示仅在1975年这些“黑人黑户”全国就已经达到了几十万了。不过，大多数论及知青回城滞留不归的文字多较模糊，而江西的上海知青则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数据和事例。通过分析也可发现，影响知青人数变动的首要因素就是回城滞留不归。

1970年宜春地区分宜县有2500名上海知青插队落户，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年11月18日已有250人

回沪，其中有的已逗留三四个月不返回农村。宜春素有“赣中粮仓”之称，在江西境内属条件较好的地区之一，其上海知青回城不归比例尚且如此，其他条件较差的地区自会更高。赣州和井冈山属于江西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这两个地方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1974年7月，《上海赴江西学习慰问团赣州分团调查情况汇报》中提道：对该地区13个县82个公社3842名下乡青年统计，从访问时间计算，在队2220人，占61.8%（按现在统计实际数要高于61.8%）；
回沪半年以上的671人，占15.8%；
回沪1年以上的697人，占16.4%；
回沪2年以上的204人，占4.8%；
回沪3年以上的50人，占1.2%。在队人数高的公社达80%以上，低的不到50%。井冈山较赣州的情况更差，其回沪滞留不归的情况更为严重。井冈山地区永丰县原有上海知青2558人，截至1975年2月，该县离开农村的上海知青有732人，其中长期（1年以上）在沪知青600余人（其中因病在沪的200余人）。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况益发突出。

（二）以升学、招工等方式调离下乡地区

以升学、招工等方式调离下乡地区的存在两种主要情况，一种是离开江西，一种是在江西省内流动。1970年上饶地区贵溪县泗沥公社王湾大队共安置上海知青20人，其中男9人、女11人，后由外地转来上海男知青1人，共21人。截至1976年6月，除招工、招生、外迁、病亡外，尚有上海知青13人，其中男6人、女7人。以上述方式离开下乡地区的上海知青人数占上海知青总数的38.1%。上海知青离开下乡地区的方式是多样的，同时必然导致人口变动规模颇大。总体来看，升学、招工等调离下乡地区属于较大范围的流动，同时也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

从招工来看，一开始是严令禁止从下乡知青中招工，但随后政策逐渐放开。例如，1969年江西省给九江地区下达的招工计划中就明确规定不得招收下乡知青，但1971年便将下乡知青纳入招工范畴，只是规定必须劳动锻炼两年以上，名额控制在招工指标的25%—40%以内。这就说明，1971年是知青人口变动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因此，《上海知青在江西》中也记录了当年的大批人口转移材料，其中就包括因家庭、个人等诸多因素需要离开下乡地区的情况。

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在江西的上海知青加快了调离农村的步伐。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教员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其子在插队时的艰难生活及相关情况。1973年

4月25日，毛泽东在给李庆霖的复信中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此后，国家加强了对知青工作的调整。6月22日至8月7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对改进知青工作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会议期间，7月1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便致函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知青办，提出如果家庭确有困难，可由上海发公函调上海知青回沪。1974年7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批转省知青办《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报告》，进一步细化了知青回城程序，提出：“对符合收回城市安排的下乡知青，劳动部门应根据需要和可能有计划地逐步进行安排。”此后，江西知青调离农村人数有一个较大的提升，直至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束。

上表显示的是1974—1979年江西全省知青调离农村的人数，其中招生、招工、提干在总数中的占比分别为10.59%、26.99%、0.11%。因为这个人数是从一个动态的数据中析出的静态百分比，为进一步与上海知青通过上述方式调离下乡地区展开对比，可以结合具体年份的数据进行分析。例如，截至1975年2月在井冈山地区永丰县的上海知青中，升学125人、进厂矿229人、提干3人，占离开农村上海知青总数732人之比为17.08%、31.28%、0.41%。而同时期（1974年）江西的占比分别为46.18%、4.9%、0.24%。又如，截至1976年6月在抚州地区宜黄县神岗公社的上海知青中，升学15人、招工22人，占外迁上海知青总数86人的17.44%、25.58%。而同时期（1975年）江西的占比分别为22.86%、30.35%。

上述数据说明，江西不同地区上海知青调离下乡地区的数量有较大差异，既有高于同期江西全省比例的，也有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就调离的比例来说，上海知青要明显高于江西全省平均水平。仅以上述神岗公社的数据便可以发现这一点，外迁86人而总人数为180人，外迁之比达47.78%。显然，江西全省平均调离农村的比例要远低于此。此外，有一点也需要注意，即在上海知青调离江西农村的情况中，以进厂矿（招工）这一方式调离农村的比例似乎较高。但也有研究发现，截至1972年4月30日，江西省新干、峡江、永丰三县，无论是招工、升学还是参军，上海知青的比例都要远低于本省知青。这就说明，要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既需要进一步扩充史料，也需要有比较研究的视野。

（三）婚姻

随着下乡时间推移，知青年龄渐长，其婚姻问题也提上了日程。如果配偶非上海知青，则会影响到已婚知青的迁移问题。与此同时，知青下一代也逐渐诞生，从而扩充了上海知青的人口规模。同样，这种情形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与江西全省已婚知青所占比例相比，上海插队知青的结婚比例显然要低得多。1974年12月，据上海市赴江西省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在九江地区瑞昌、永修两县的调查发现，两县共有上海知青1757人，已婚知青共48人，占总数的2.7%。上海知青解决婚姻问题，存在诸多现实困难。例如，1976年6月，贵溪县知青调查小组在对该县泗沥公社王湾、赤石生产大队上海知青调查时发现：“在婚姻问题上，不少青年说：‘想也不敢想，他们等待观望，等待中央会议有新的政策规定，顾虑婚后生育，抚养不起子女，生活造成更大困难，也顾虑失去招工、招生的上调机会和失去病退条件。有的男青年年龄已大，当地女知青同等年龄差不多均已结婚，不易找到，上海女知青考虑地方今后生活困难又不愿意。”一方面结婚确实会给下乡上海知青的生产生活等带来一定困难，譬如需要更多口粮、抽时间照顾小孩等，另一方面确也有一些知青顾虑与当地青年结婚后无法离开农村。

回城滞留不归和通过升学、招工等调离下乡地区，主要体现的是知青跨区域的横向流动；
知青婚姻虽也有横向流动，但更多仍是一个“知青”队伍的总量扩充。这些都体现了知青人口的动态变化，也说明下乡知青人口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字。在变与不变的数字之间，知青输出地上海和接收地江西又产生着更多的互动，这既是知青工作的需要，也是当代区域关系尤其是区域经济关系的生动寫照。

三、上海对江西的经济援助

已有论者使用人口推拉理论研究过知青输出地与接收地围绕知青下乡所展开的互动，指出输出地的资源是下乡地点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样，在江西安置上海知青的过程中以及之后，知青输出地上海与接收地江西之间围绕上海知青的接收、安置与巩固做了大量工作。1970年4月22日，抚州专区金溪县各公社“五·七”大军负责人上海护送干部联席会议记录中提道：“上海来的同志和我们去的接待人员在沪、路上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到了这里后，大家一直跟着同学到队，大家深深感到做好上海知识青年的工作，使他们在农村安下心来，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一个很艰巨繁重、复杂的工作。”上海护送干部也在会上提道：“来了几天受教育很深，学生一到，马上召开大队书记、主任会布置任务，公社杨主任很忙，仍放下其它工作，跟我们一起去专抓这一工作，老付同志都累病了。”可见，江西和上海两地均遵照知青下乡的相关政策规定的职责，分工协作，积极开展了相关工作。此外，围绕知青安置和巩固，上海与江西还持续进行了相关经济往来，其中尤以上海对江西的经济援助最为突出。这不但贯穿了安置过程，而且还延续到了后知青时代，成为两地经济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在慰问中不断发现问题

随着大批知青下乡，知青输出地派出慰问团成为知青工作的一部分。例如，1956年2月19日，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率上海市访问团100余人，分赴江西各地慰问赴江西山区垦荒的上海青年。《上海知青在江西》也显示，当上海知青赴江西下乡后不久，上海各知青输出区县便派出工作组赴江西开展调查及慰问工作。1970年8月，上海市黄浦区派出赴宜春县学习宣传小分队，并对该区在宜春插队的知青人数、来源及分布等有一个较为详细的总结。

上海所派出的慰问团，既有以区县为单位的，也有上海市整体的。例如，1972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出赴江西学习慰问团，其中，3—6月上饶分团部分同志到该地区波阳县（即今鄱阳县，下同）16个公社106个大队403个生产队进行了学习慰问。该分团在报告中指出了几个主要问题：一是安置经费管理紊乱，出现了经费被挪用、占用的情况；
二是青年的收入低，生活困难，2411名青年中有36.21%的人全年收入75元以下、个人粮食款还不够；
三是住房问题缺乏长期打算，有些社队认为“青年在农村待不长，房子不造没关系”，有72个班的491人分散住在212处，给青年的集体生活、学习带来了不少困难。总之，绝大多数的下乡青年生活困难，80%左右的人得向家庭要钱。应该说，上饶分团在波阳县慰问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1974年，赣州分团、九江分团等都发现了这些类似问题。其中，赣州分团在慰问汇报中着重强调了住房、收入、粮食等方面的问题；
九江分团也指出上海知青的“生活自给程度太低”、收入普遍不高，既有思想层面的问题，又与青年的“生活水平不高，分值低”有很大关系。不过，这些问题往往又不是知青自身或者安置地所能解决的，这就需要上海提供相应的援助。

（二）上海为江西提供经济援助

知青上山下乡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知青输出地和接收地、知青及其家庭和下乡地区之间持续进行着资源的交流。1962—1979年，中央财政向江西共拨付知青经费27744.4万元，1979年末尚结余1539.5万元。一方面中央财政拨款尚有结余，另一方面下乡知青又面临着生产生活上的诸多困难，这就要求知青输出地提供相应的支援。随着各类调查、慰问工作的开展，尤其是“李庆霖事件”之后，上海为江西提供了大量物资、技术、资金等援助。

1973年3月17日江西省知青办下发《上海支援农机物资的分配通知》，指出：“上海市革委会为配合我们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支援我省知识青年插队地区拖拉机的分配，重点照顾生产队条件较差，特别是下乡青年生活自给有困难的地方和先进下乡青年所在社队，以鼓励先进，有利于做好巩固工作。”

7月，《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指出：“切實解决下乡知识青年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对已经下乡插队生活困难的，国家要给以必要的补助。今后安置经费要适当增加。”同月13日，江西省知青办在通知中指出：“这批拖拉机是上海支援的，生产队要选派上海知青去学习和驾驶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这些援助主要针对上海知青展开。不过，不管是上海还是江西，也并未将这些资源全部分配给上海知青，而是体现了适当照顾上海知青和满足当地需求间的协调。例如，8月6日上海市闸北区致函新干县，提出了一份关于下乡青年上学名单的函，其中既有上海知青也有当地青年。可见，上海为江西提供的支援一方面重点向上海知青倾斜，另一方面也强调要适当照顾当地青年。

1975年7月21日，上海市赴江西学习慰问团政委刘长江在江西省知青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指出：“帮助青年搞小作坊，开展亦农亦工不单纯解决病弱青年的安排和青年生活自给问题，帮助他们扎根农村，创造一定的条件，而且可以把农村社、队二级经济带动起来”；
“我们看到不少地区进行了试点，摸索了一些好的经验，永丰铁锅厂、全南县大庄公社藤椅厂、抚州乐安伞骨厂等等”。这些小作坊、小工厂“规模小，收效快，富有强大生命力，大有发展前途”。据统计，上海为江西、安徽、吉林三省安置上海知青比较集中、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地区，扶持创办了550余个小作坊、小工场，其中江西335个、安徽187个、吉林28个。江西乐安县金竹公社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木资源，在上海油布伞厂帮助下，组织几十名知青创办了一个竹木加工厂，人均年收入250～300元，使20多对青年在那里结婚安了家。

无论是援建小作坊还是其他工农业生产，上海既提供技术设备又提供无息贷款。截至1975年，上海已为江西提供大小拖拉机2625台，柴油机、电动机等农机具和小作坊设备3245套，提供无息贷款175万元，等等。一方面，上海提供援助是为了帮助江西搞好上海知青工作，但另一方面，这些资源在江西的分配又不单单体现在对上海知青的照顾上，也涉及支持江西各地的工农业发展。例如，1974年7月上海支援江西“工农11型”手扶拖拉机900台、“丰收35型”拖拉机80台，江西省知青办决定：“手扶拖拉机按各地安置上海知青的人数分配，丰收35型拖拉机由各地摸清情况，将需要单位报省，由省统一平衡后分配。”10月12日，江西省知青办决定，丰收35型拖拉机“应分配给上海知识青年较多、规模较大的青年场、队和安置上海青年比较集中的社队”。

1974年上海支援江西拖拉机分配曲线图

资料来源：《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中册，金大陆、金光耀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96～497页。

从上图可以发现，无论是“工农11型”手扶拖拉机还是“丰收35型”拖拉机都并未平均分配，而是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总体来看各地区两种类型拖拉机的分配比例大致相当。应该说，江西在分配这些资源时确实考虑到了上海知青的人口分布情况，但同时也照顾了各地的工农业生产需求。譬如，农建师只分配了“丰收35型”这种较大型的拖拉机，且占总数的6.25%，但以其安置上海知青1.3万人计，则占1968—1972年江西安置11.6万名上海知青的11.21%。显然，除考虑人口分布因素外，还需要注意各地的生产生活条件以及这些援助物资对技术、环境等因素的匹配。

然而无息贷款的分配则呈现出另一幅图景。1976年，江西关于上海无息贷款的分配原则是“分给生产条件较差、收入较少、自给程度较低的上海下乡青年比较集中的青年队、场和单位”。换言之，无息贷款主要是照顾条件较差地区的上海知青，因此其分配与拖拉机等设备还不太一样。譬如，井冈山地区相较其他地区条件更为艰苦，因此其在当年收到上海提供的无息贷款最多。同样，因各地内部条件不尽相同，资金分配也呈现出一定差异。譬如，当年赣州地区最多分配上海无息贷款的定南县为3万元，而最少的赣县为0.7万元。

上海为江西提供了大量援助，这让江西各级党政机构感触颇深。1975年3月6日，江西省知青办在给省农业局的函件中提道：“近几年來，上海市为了配合我省做好上海下乡青年的工作，供应了上海青年所在的社、队和知识青年队（场）一大批农业机械……今年供应的数字将不少于去年。”因此，这也造成“有的地方愿意接受上海青年而不愿接受本省青年”。与上海大量援助形成对比的是，江西所能投入的资源则较为有限。1976年6月19日，江西省知青办收到省财政局拟从省级机动财力中安排100万元作为扶助知青点的经费。对此，同月30日省知青办在给中共江西省委的报告中提出：“我们认为，供需悬殊颇大。为此，再报省委，请省委尽可能多地拨出经费，支援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成长壮大。”

（三）后知青时代的经济往来

改革开放后大批上海知青返城，但仍有3万余人留在了江西当地。围绕着这些留下来的上海知青，上海与江西持续互动，上海继续为这些知青提供了相应的援助。尤其是一些地区在知青上山下乡结束后忽视知青工作，给知青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一些困难。例如，1980年4月赣州地区知青办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表示：有的公社在知青场队调走物资、摊销费用等，使知青场队办不下去。这就要求上海和江西进一步做好知青大返城后的相关工作。1981年7月，上海市知青办拨给江西一笔知青就业补助费。江西省知青办决定将这笔款分配各相关地、市用于扶持生产，特别是解决已婚知青的就业问题。随后，各相关地、市及时将这笔经费拨了下去。例如，1981年10月22日，吉安地区知青办下发《关于增拨上海知青就业经费的通知》，指出：每人按1000元计算，分配给各地，由地区知青办从银行直接汇拨给各地，包干使用。这笔就业经费为解决留在江西的上海知青相关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知青遗留问题不断产生，江西各相关地区先后向上级和上海提出相应的支援请求。截至1989年6月，峡江县尚有112名上海知青没有安排工作，另外还有已在该县各企业就业的上海知青171人（这些企业不太景气、工资收入不稳定，上海知青思想波动较大）。6月22日，该县劳动人事局向上海市劳动局提交《关于请求为妥善安置我县上海老知青遗留问题，解决联办扶持技改企业所需资金的报告》，请求上海市劳动局给予帮助，投资40万元。9月20日江西省劳动厅致函上海市劳动局，指出：“我们认为《报告》中提出解决上海下放老知青遗留问题的办法可行，请在资金上予以大力支持。”1990年8月，新干县也提出请求上海扶持无息贷款25万元，用于解决该县新办塑料编织袋厂安置上海知青就业问题。与此同时，还有请求江西省内提供帮扶的计划。例如，1990年8月吉安地区劳动局向江西省劳动厅提出报告，要求解决专项经费6万元。9月25日，江西省劳动厅给吉安地区劳动局批复：“同意拨款五万元给你区就业服务管理局。”

总体来看，仍是上海提供的援助要远多于江西本身的拨款。据统计，1980—1990年上海拨给安徽、黑龙江、吉林、内蒙古、 江西、四川、江苏和浙江等上海知青集中地区的扶持生产资金3965万元，占同期上海城镇青年就业经费的37.8%。尽管此处只是一个总体情况，但从1995年10月16日江西省劳动厅给上海市劳动局《关于上海知青扶持经费使用情况和继续要求扶持知青贷款的函》中亦可见上海对江西的援助力度之大。该函提道：截至1994年，上海共投放资金463万元（包括直接投放的55万元），扶持了36个市县，共解决上海知青或知青子女约450人的就业问题。该函提出：“为了继续做好上海遗留知青的就业安置工作，解决农婚知青的生活困难和就业问题……共需上海扶持资金164万元。”换言之，上海为江西提供相应的援助在1995年仍在继续，且紧紧围绕上海知青的人口分布和再安置来展开。

四、余论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上海便开始陆续向江西输送人口。其中，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江西省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分批从上海接收了９万劳动力约30万人口到江西省九江、上饶、南昌、吉安、抚州等地区18个市县落户，其中抚州地区安置了１万名劳动力，其他４个地区各安置了２万名劳动力。在此过程中，江西也接收安置了大批上海知青。据国务院知青办统计，1962—1979年上海向外地输送知青71.99万人（其中插队39.91万人、国营农场32.08万人）。同时期，江西安置上海知青11.8万人（其中插队10.6万人、国营农场1.2万人），占上海输出知青人口总数的16.39%，其中插队的约占26.56%。除安徽外，江西是上海知青插队安置最多的地区。安徽距离上海近，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便成规模地安置过上海知青。相较而言，江西距离上海更远，面临的问题也更复杂。虽然在这之前江西就安置过上海知青，但回城的也不在少数。1963年11月8日，上海团市委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便明确提道：“一九五五年以来，我们和劳动局等有关部门先后动员组织了二十七批，共计八万九千七百四十六名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支援农业第一线……历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倒流回上海的，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诚然，人口分布本来就有其规律。譬如，江西的上海知青回城滞留不归现象，这就体现了城乡、区域差距所导致的人口返迁。与此同时，前期的人口安置工作也会为后期的相关工作提供可借鉴的经验，这体现在上海知青在江西的人口分布上。

围绕这些上海知青，上海与江西的关系更加紧密，上海也为江西提供了相应的援助，从而对江西各安置地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样，上海知青的上山下乡本身也在一定程度推动了江西的工农业生产以及其他事业的发展。截至1974年7月，赣州地区15个县87个公社4301名上海知青中，担任各级领导成员和管理工作的有695人，占16.2%。其中，参加生产队以上领导班子的有234人，占5.5%；
民办教师217人，占5%；
赤脚医生32人，占0.7%；
会计36人，占0.8%；
保管、广播、拖拉机手等176人，占4.2%。由此可见，大批上海知青在江西的农业、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重要作用。

总之，江西安置上海知青与全国各地知青上山下乡有相似也有不同。就人口问题来看，它们都属于当代人口工作之一部分，在人口的总量、分布等方面呈现出一些共性，譬如向人少地多的山区倾斜，大分散、小集中等等。这些特点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既与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等现实因素有关，也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江西安置上海知青的人口总数相对统一、固定，但由于回城滞留、升学、招工、婚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人口本身处于不断变化中。围绕上海知青的安置、巩固，上海与江西进行了反复的沟通，上海这一人口输出地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援助，从本质上来说仍是知青工作的一部分，体现了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资源配置与再配置。换言之，江西安置上海知青是为上海减负，而上海需要付出的成本就是为江西安置上海知青提供必要的帮助。不过，自始至终，这些工作又都与上海知青在江西的人口总数、分布等呈现出密切的关系。

［易海涛，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

（责任编辑：何飞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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