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数字技术支持与经济发展质量

郑超愚　乌云图　卓娜

摘 要：创新型人力资本是新时代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动力，而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传导不同的作用机理和路径决策。文章从外部性视角构建了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内生的中心—外围理论模型，并引入数字技术，理论与实证分析了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积极作用不仅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还呈现出空间交互性的复杂特征。具体来说，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倒“Ｕ”形“本地－邻地”空间作用。另外，由于数字技术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和溢出效应，因此随着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借助数字技术功能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强。本文基于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在数字技术的调节作用下能够更好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这一重要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
数字技术；
经济发展质量

一、引言

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就是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由此可见，构建创新要素高效集聚机制，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是解决经济结构性矛盾、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根本途径。从理论上探析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机理是当前学术界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而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作为我国创新的原动力，与一般人力资本或不同層次人力资本集聚相比，具有更强的外部性，不仅可以吸引不同层次知识水平的人力资本，也有利于要素组合效率和适用效率的提高（周桂荣和杜卓，2005）。创新型人力资本聚集通过累积的自我强化机制，不仅增强区域技术创新能力，还会吸引更多人才聚集，对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正向影响（王崇锋，2014）。但另一方面，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相对于一般人力资本或不同层次人力资本集聚，在不同区域间的差异更有可能产生“马太效应”（Wei和Zhang，2016），而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的“马太效应”会直接导致区域间差距的扩大（林云和金祥荣，2008）。这种地区创新能力的差异在涓滴效应和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作用下会进一步导致生产要素过度集聚状态，进而引发“拥塞效应”（张红霞等，2022）。这就意味着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程度尤为复杂，其短板与长板之间的差距可能会导致整体效能难以最大化，因此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在这些领域的效果客观上可能存在不确定性。然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2020年“十四五”规划中再次强调数字技术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创新绩效的根本途径，可见数字技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核心技术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与传统技术或人力资本相比，具有更强的知识溢出能力，而外围地区提升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渠道便是核心地区对其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涂心语和严晓玲，2022）。这就意味着数字技术具有提升不同区域间整体效能的功能。因此，实体经济大量应用数字技术的背景下，从空间视角如何科学认识和把握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技术间的内在联系，打破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与溢出中的技术困局，对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是否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产生了积极作用？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是否会因数字技术的外部效应而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效应？这些问题的回答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研究从创新型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数字技术外部效应在其中的作用，与此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类：其一是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
其二是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在第一类文献中，学者们主要考察创新型人力资本对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效应。创新型人力资本通过利用知识积累形成的智慧思维，设计出高效准确的创新方案，有助于推动生产要素的高效组合和技术效率的显著提升（Raszkowski，2015）。创新型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高端生产要素，通过知识溢出、观念转变、集体学习、技术模仿与创新等效应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从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景跃军和刘晓红，2013）。创新型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王帅龙和李豫新，2022）。创新型人力资本通过自主创新建立稳定的技术创新体系，持续促进技术进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后，可能会导致本地区人才竞争过于激烈，部分创新型人力资本溢出，从而增强空间溢出效应（王帅龙等，2022）。另一类文献主要考察数字技术对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数字技术成为通用技术能够提升我国整体生产效率（王开科等，2020），数字技术的普及能够促进社会生产模式和创新变革（任保平和邹起浩，2021），驱动我国传统产业向中高端产业转型升级（张于喆，2018），缓解结构性矛盾（张昕蔚，2019），从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在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过程中，企业管理能力可能通过数字化管理改变人机互动方式，提高管理效率（邓悦，2022），不断为产业创新变革提供新动力，基于数字技术的产业融合有助于提高城市创新能力（韩璐等，2021），增强区域经济发展韧性。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提升信息透明度和时效性，增强信息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使市场竞争环境趋向更加公平。同时，数字经济发展还能够淘汰技术落后和低效率的经济主体，使要素流入到高效率部门，进而加速释放更多产能（陈云贤，2020）。数字技术创新可以增强市场机制作用，缓解资源错配和结构性矛盾，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张鹏，2019）。

现有文献虽然对创新型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质量间进行了研究，但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现有研究基本忽视了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效应；
其次，现有文献还忽视了数字技术在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中的实际应用效果，去探讨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有：第一，在理论方面，本文从外部性视角构建了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内生的中心—外围理论模型，并引入数字技术因素，理论分析了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微观机制，从而打破了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黑箱”，进一步推动了当前相关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弥补了现有研究缺乏理论支撑的不足。第二，本文或许首次从数字技术扩张视角，分别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不仅丰富和拓展了已有研究，还可以更精确地识别因果效应。

二、理论与作用机制分析

由于数字技术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和知识溢出能力，因此随着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借助数字技术功能不仅能推动本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还通过累积释放的知识溢出效应能够带动邻近城市的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在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依次提升有助于增强核心竞争力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因此，如果仅考虑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等因素的作用而忽略数字技术这一表征放大的累积知识溢出效应的调节变量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则所估计的结果很可能產生偏误。因此，考虑到数字技术的外部效应在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与经济发展质量中的调节作用，本文以中心—外围理论为框架，将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数字技术外部性、经济发展质量等因素纳入研究框架，研究这些变量在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调节机制。

（一）基本框架

假定存在N和S两种城市，其中N代表中心城市，S代表外围城市。在厂商同质的假设下，i（i=N，S）城市代表性厂商具有如下形式的生产函数：

考虑数字技术后，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的外部性机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才链和创新链存在良性互动和循环，而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促使更高层次集群式人才链同更高层次集群式创新链能够更加有效地融合发展。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不仅提高了人才链层次和运转效率，还形成了集群式人才链，从而增加了数字技术的需求和扩大了数字技术等创新要素集聚的规模。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解决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某些结构性问题（许恒等，2020）。另外，数字技术等创新要素集聚水平越高的地区，互动带来的外部性越强，技术外溢的效率就越高。数字技术等创新要素的集中通过对知识和数据的整合，产生创新合作网络效应等，进而推动创新型人力资本高效流动和扩大创新型人才的跨区域交流、合作，由此放大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的累积知识溢出效应，提升不同地区间的协同创新水平和创新效率。第二，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互联网平台具有聚合各种人力资本的优势，这种优势将分散的人力资本形成“虚拟集聚”状态，从而大幅度降低人力资本间的匹配成本、选择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知识溢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地理距离的障碍，由此促进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间人力资本的融合发展。第三，数字技术提高了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及其获取的便利性，因此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化的数据通过积累增值的信息传递效应大大降低了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间的信息壁垒。另外，已有研究已证实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可以通过节约数字技术创新成本、构建数字技术创新环境等方式实现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创新的间接推动作用。

三、实证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门限模型对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与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实证分析。由于中国经济惯性的影响，经济发展质量可能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性，即过去值会影响当期的经济发展质量，因此，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引入到模型中。另外，为了说明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在数字技术外部效应作用下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事实，本文直接用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技术扩张指数的交互项来测度调节效应。因此，本文构建如下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并采用GMM方法对其进行估计：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经济发展质量。全要素生产率是最常见的测度经济发展质量的单一指标（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
余泳泽等，2019）。但单一指标法无法全面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科学内涵，在度量经济发展质量上存在一定的局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因此，本文结合五大新发展理念，采用综合指标法，从以下几个层面构建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1）创新发展。使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来衡量创新发展。（2）协调发展。从产业协调和区域协调两方面来衡量协调发展。（3）绿色发展。从污染排放和环境建设两方面来衡量绿色发展。（4）共享发展。从公共服务和发展成果共享两方面来衡量共享发展。（5）开放发展。从货物进出口总额和外商企业投资总额两方面来衡量开放发展。具体评价指标的构建见表1。最后本文使用熵权法合成经济发展质量指标。

3.调节变量

数字技术扩张。本文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质量，主要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水平和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这三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测算中国30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和西藏）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根据主成分分析法得出综合的数字经济指数。

4.控制变量

参考王帅龙等（2022）的研究，本文选取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fdiit、自主创新水平ticit、金融发展水平finit、市场化程度marit、高新技术产业比重tecit及政府规模govit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本文采用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
研发经费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来衡量自主创新水平；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GDP之比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
高新技术产业对科技成果转化有重要影响，进而会影响基于技术进步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本文用各省份历年高技术产业就业人数占本省份总就业人数比重来衡量高新技术产业比重；
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可以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从而产生技术创新效应，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本文选取以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衡量市场化程度；
最后本文用中国各省份历年公共预算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规模。

（三）数据说明

本文所有变量的取值均根据2001-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得出。另外，为了消除各年份价格因素对分析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对于人均GDP、资本形成额等与价格相关的指标均平减为以2001年为基期的可比水平。另外，本文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提高拟合优度，本文除了取平方的变量外，其余的所有指标均进行对数化处理。变量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3。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1.门槛效应检验

以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为门限变量估计模型，相应的参数估计值见表4。在具体回归时分别将控制变量加进去和不加进去两种情况下进行实证检验。其中模型1是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是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4首先给出了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门限值估计结果、95%置信区间及其门限效应检验。其中，门限效应检验结果显示通过自助法获得的p值为0.087，所以认为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限效应。

门限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显著地存在门限效应。从表4中可以看出，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未跨过门限值1.1077时，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弹性系数为1.033，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跨过门限值后，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弹性系数变为-0.847，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我国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的阶段性特征引起的。比如自1999年开始实施的“大学扩招”政策通过新增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为我国后续的经济复苏和增长提供了大量高素质人力资本（方森辉和毛其淋，2021），再加上由于我国东部以及某些省会地区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基础设施，这种优势使得这些地区逐渐转变成创新型人力资本高度集聚地区（Che和Zhang等，2018）。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规模的扩大以及参与思想交流和碰撞的高技能人才的增加，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持续提高了这些地区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效率。然而，在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引起的虹吸效应作用下，大量盲目的创新型人力资本持续流入到这些地区后，造成了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人才积压浪费和结构失调的现象，不仅降低了创新型人力资本的边际效用，甚至也造成了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内耗（赵晨，2020）。由此可见，创新型人力资本的过度集聚已经给区域创新效率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向影响（Zhou等，2018；
郭金龙和王宏伟，2003）。另外，随着我国创新型人力资本“孔雀东南飞”现象的进一步加剧，中西部地区人才流失的困境愈发严重。这就足以说明我国创新型人力资本区域分布不均衡的负向效应已经逐步显现。

2.空间溢出机制检验

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的Wald和LR检验发现，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中，Wald检验值和LR检验值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拒绝了原假设，表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DM）不可以简化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因此本文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对其进行估计（表5）。

Lesage和Pace（2008）等指出采用点估计来检验空间溢出效应是错误的，从而提出了偏微分法，以弥补点估计在测度空间溢出效应方面的不足。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利用偏微分法，将影响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溢出效应）进行估计。在具体回归时分别将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技术的交互项加进去和不加进去两种情况下进行实证检验。其中模型1是没有加入交互项的回归结果，模型2是加入了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具体结果见表6。

从表6的结果可知，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空间自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即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和它具有相似特征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加入空间因素的必要性。

从表6的效应分解结果来看，当不考虑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技术扩张的交互项时，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即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具有显著的倒“Ｕ”形“本地－邻地”空间效应，说明在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水平位于倒“Ｕ”形曲线左侧时，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以岭为伴”的改善效果，而当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跨过峰值拐点落入倒“Ｕ”形曲线右侧时，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呈现出“以邻为壑”的加剧现象。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我国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的空间关联性特征引起的。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东部和某些省会地区通过经济发展和区位优势，形成了创新型人才集聚优势。而创新型人力资本在地理上的相对集中不仅可以加强同业之间的竞争和缩短相互之间沟通的渠道，有利于相互学习、交流和观念创新，而且可以通过示范效应、产业链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带动内陆地区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但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在东部地区以及某些省会地区集聚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涓滴效应和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作用下，在集聚区内会产生“马太效应”。一方面，这种“马太效应”会直接导致区域间差距的扩大。这种地区创新能力差距的持續扩大是不利于区域协同发展的。另一方面，在这种“马太效应”的刺激下，不同地区为了发展本地产业，各企业间以及各产业间产生对要素的过度竞争问题，从而会加剧地方保护、区域壁垒和市场分割，进而会阻碍要素流动和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表6可以看出，当考虑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技术扩张指数的交互项时，对于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影响经济发展质量来说，其所产生的溢出效应的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由于数字技术具有较强的累积知识溢出效应，因此随着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借助数字技术功能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溢出效应越来越强。事实上，数字化背景下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达到一定规模时，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更加突出。这是因为数字技术通过对知识和数据的整合，产生创新合作网络效应等，进而推动创新型人力资本高效流动和扩大创新型人才的跨区域交流、合作，由此放大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的累积知识溢出效应，提升不同地区间的协同创新水平和创新效率。至此，我们验证了命题2。

（二）区域异质性检验

从地区分布看，我国大部分地区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处于第一门限区间内或倒“Ｕ”形曲线的左侧，此时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些地区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迅速，吸引与之配套的产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共同集聚，使得这些地区在2001年和2020年始终处于倒“Ｕ”形结构的前半段。而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等地区处于第二门限区间内，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负向影响处于上升阶段。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着进入第二门限区间或倒“Ｕ”形曲线右侧的趋势，这就说明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仍代表其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方面。具体情况如表7所示。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通过数字技术的调节作用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因此，本文借鉴伍先福（2019）的研究思路，将直接利用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技术扩张的交互项作为门槛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另外，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调节机制主要体现在数字技术扩张的知识溢出效应。因此，本文参考孙久文和罗标强（2016）的方法，构建反映不同地区间数字技术关联度的空间引力模型权重矩阵（Gravity Model）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中模型1是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2是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具体结果见表8。

从结果来看，在变更门槛变量和空间权重矩阵的情况下，空间项系数、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及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几乎没有改变，只是在影响程度上具有差异性。另外，对比两种模型的拟合效果，仍然是空间杜宾模型较优，这表明所构建的模型具有很好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别以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和数字技术扩张为门槛变量和调节变量，实证分析了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门限效应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当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规模小于门槛值时，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但超过门槛值时，就会产生抑制作用。第二，由于数字技术具有较强的累积知识溢出效应，因此随着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借助数字技术功能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溢出效应越来越强。基于上述结论，文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应着力提升和扩大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的速度和规模，加速释放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推动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在“Ｕ”形曲线左侧，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促进作用；
而跨过集聚经济发展的峰值拐点落入“Ｕ”形曲线右侧时，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抑制作用。而且目前大部分省份处于曲线的左侧。对此，各省份要着眼于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的长期效应，为了进一步提高核心竞争优势，应健全创新型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机制，从教育投资、研发投资、财政补贴政策等方面加强对创新型人力资本在城市群空间范围内集聚的扶持力度，逐步消除行业和区域壁垒，从而为创新型人力资本空间集聚提供良好的外部营商环境。

第二，培养融合型技术人才，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由于数字技术存在更强的累积知识溢出效应，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借助数字技术功能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强。当前，以5G、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正重塑全球创新版图，重构全球经济结构。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信息通信技术正推动经济体进行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习近平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已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在数字经济关键软硬件技术方面，如核心元器件、高端芯片和传感器、光刻机、基础软件、数据处理分析、可视化呈现、集成服务能力等，我国还远远落后于发达经济体。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认为，数字经济时代，需更加注重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加强基础研发和原始创新。

第三，培养与本地区经济发展相契合的技术型人才，提升高级人力资本集聚、扩张与地方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匹配性。人力资本作为企业的核心生产要素，随着产业集聚规模的扩大，人力资本也逐渐趋向于集群化的发展态势。另外，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发展必须要与之相对应的技术作为支撑，否则谈不上发展。这就要求创新型人力资本的集聚和扩张必须和本地区的技术结构相匹配。但是从区域经济发展层面来看，目前我国很多地区在培养人力资本方面，存在和经济发展所需的技术水平相脱离的现象。比如很多高校存在盲目招生的现象，不注重人力资本培养和本地区特色产业、支柱产业发展所急需的技术人才之间的匹配。因此，在进一步增强教育资本投入量的同时，应注重培养与本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技术性人才，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校企联合培养机制，培养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提升高级人力资本的市场匹配度。最后，政府可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以及用人缺口制定相应的人才引进政策，瞄准产业升级方向，特别是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只有本地区人才培养计划与支撑本地区产业发展的技术之间相匹配，才能留住人才，从而实现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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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vative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Suppor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lity

Zheng Chaoyu1，Wu Yuntu1 and Zhuo Na2

（1.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bstract：Innovative human capital is the core pow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while innovative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has different mechanisms and path decisions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i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ndogenous center－periphery theoretical model of innovative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and introduces digital technology to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innovative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novative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ot only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but also presents a complex feature of spatial interaction. Specifically， innovative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has an inverted “U” type “local neighborhood” spatial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because digital technology has strong innovation ability and spillover effe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egree of digitalization， innovative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plays an increasingly positive role i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virtue of digital technology functions. Based on the important conclusion that innovative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can bett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innovative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責任编辑 王 毅

郑超愚，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电子邮箱：zhengchaoyu@ruc.edu.cn；
乌云图（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电子邮箱：taiwyt@163.com；
卓娜，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zhuo_na@163.com。本文受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NMGIRT2202）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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