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山县水帘洞石窟群的少数民族文化融合浅析

摘要：水帘洞石窟群有较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氐羌贵族、中亚胡人文化对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早期造像的具象展示，题记确定年代，表明人物身份，进一步将整个石窟群的开凿时间向前推进了百年有余。随着南北朝分裂、隋代大一统，皇室笃信佛教。刻于丹霞母岩彩绘中的宏大讲经场景，延续了北周时期的造像传统，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展现了民族融合。从远古时代到封建社会晚期，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区别于中原世俗文化的形态，在早期的社会中以宗教像教的形式，把民族的意识、信念、衣着、图腾崇拜融入水帘洞石窟群造像，与中原进行了长达千年的文化交融。

关键词：水帘洞石窟群；
少数民族；
民族文化

一、水帘洞石窟简介

石窟位于甘肃省武山县榆盘镇钟楼湾村东侧的鲁班峡谷中，地质构造属第三纪红砂岩，为风蚀丹霞地貌，结构致密易雕刻。垂直节理发育的悬崖有利于凸显佛像，氧化环境和矿质元素的差异性，使母岩色彩呈深红，符合当时的宗教信仰、政治伦理、社会风俗需求。水帘洞石窟沿丝绸之路佛教东渐文化带与丹霞地貌分布，跨越了自然人文界限。石窟造像多以丹霞地貌为母岩，在水帘洞石窟群的佛像雕刻上，能够将自然之力与赤意尊崇巧妙融合。石窟群始建于后秦，经北魏、北周、隋、宋、元、明、清历代增建修缮，鼎盛时期达“七寺五台”的规模，存有历代造像160余尊，壁画2 400平方米，窟龛69个，浮雕42幅，碑刻题记27方，文物建筑8座，舍利塔12座，千年古木2棵，无头干尸1具。1958年被甘肃省文物普查考古队发现，2001年被国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被国务院列入申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备选点。

二、少数民族供养人的榜书题记

千佛洞单元第32龛北周原绘一佛二弟子说法图，佛左侧有数身供养人画像，第一身为比丘，第二身为一男供养人，穿红色圆领胡服，题名“大都督姚庆子供养”。

水帘洞单元第11号壁画说法图，主尊右侧第一身为女供养人，说法图下右侧另绘第一身女供养人，有“佛弟子莫折永妃一心供养”的墨书榜题，还有焦氏、梁氏、权氏等供养题名，墨书榜题分别为“比丘尼清/供养佛时”“清信女焦/供养佛时”“佛弟子焦阿帛供养佛时”“佛弟子焦阿祥供养佛时”“侍人……”“佛弟子……供养佛时”“比丘……/供养佛时”“……梁令超供养佛时”“……梁畅供养佛时”“佛弟子梁阿（帛）/供养佛时”“佛弟子梁景延/供养佛时”。由题记可知，此龛及壁由梁、焦两姓家族共同供养。水帘洞石窟第11号壁画主尊的右侧第一身女胁侍榜题为“弟子权之女供养”。

拉梢寺左侧菩萨侧下方阴刻铭文题记：“唯大周明皇帝三年岁次……使持节驻国大将军、陇右大都督，秦渭……十四州诸军事，秦州刺史，蜀国公尉迟炯与……于渭州仙崖敬造释迦牟尼像一躯……”

三、多民族在石窟寺中的沿袭发展

十六国羌人姚苌父子秦州起迹，于长安建立后秦。姚氏对佛教十分重视，高僧鸠摩罗什为国师入长安译经，后秦境内事佛者十室而九，水帘洞石窟群属的秦州佛事更为兴盛。千佛洞的崖面中“大都督姚xx供养”题记再次证明姚氏信仰佛教并参与了石窟群的开凿。探究姚姓大都督的官职延续，可将题记的朝代向前追溯至羌族姚氏后秦年间始凿石窟。

从匈奴的分支后秦羌与“佛弟子莫折永妃一心供养”题记表明莫折羌是西北羌族在混居中发展出的新部落。羌本是西北地区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元和姓纂》中曾有这样的记载：“莫折氏，本羌姓，代居渭州襄城。”后羌被统称为关西羌族或西羌，多西秦显宦，在陇右秦州世代为官。族中莫折大提父子在北魏末年发动秦州大起义被镇压。水帘洞莫折永妃以“永”为封号，取时间和空间延长之意题：“资富能训，惟以永年。”

榜书中言明佛弟子、清信女、比丘（尼）、侍从的焦、梁、权均为当地大姓，且多为军政要员，出自氐羌等少数民族。梁氏是陇西羌的大姓，前秦苻生的皇后为梁氏。苻生欲杀梁氏族人、废后位，引得众羌叛乱，足以见得当时梁氏势力之大。后秦氐族为天水郡望族，出二十姓，即有權姓。世家大族参与开凿石窟，兼以望族供养，掌握政治经济大权，家族势力不可小觑。北朝统治者与普通百姓皆狂热崇尚佛教，秦渭的世族开窟造像就成为必然。

隋唐的吐蕃到元代的藏族，对武山有过阶段性的统治，为此武山的地域文化受到了吐蕃以及藏民族文化的较大影响。元代水帘洞石窟群为最后一次有少数民族大规模进行佛教艺术创作的记录。藏传佛教为元朝国教，雕刻浮塑的藏式覆钵式塔源自印度的窣堵波，这类造型传入西藏，再流传至其他地区。元大德年建造佛塔、施绘壁画，前代作品重施彩绘，大量运用藏教中代表水火的红绿两色，整体画面色彩明快。明清之后的水帘洞石窟群再难见典型的少数民族文化印记。

四、民族融合对于水帘洞石窟群的重大影响

魏晋时期内迁的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佛教传入中国后很快被少数民族政权所接受并受到崇奉。关中陇右在十六国后成为佛法兴盛之地，用于礼佛建功德的石窟寺也不断被开凿出来，活跃于此地的氐羌族政权逐渐淡化了本身的原始信仰，以佛教为主要宗教信仰。水帘洞石窟榜题羌人与汉人一道信奉佛教并做功德。

作为丝绸之路东段南道上的交通要道，水帘洞石窟也是佛教传播的重要见证，北周明帝下诏营造大陟岵、大陟屺二寺，并广度僧尼。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地方显贵纷纷崇信佛教。尉迟迥任秦州总管后于渭州建造拉梢寺摩崖三像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水帘洞石窟群位于渭州境内的峡谷群山中，利用自然崖壁或洞穴进行造像或绘制壁画，侧面反映了尉迟迥的影响力及崇佛的态度，符合当时的造像流行趋势。北周佛教艺术吸收了外来元素。造像特点为佛像衣饰轻薄贴体，明显带有笈多艺术的成分。佛座的动物雕刻形式源于中亚佛教艺术。

军功卓著、发迹武山的元朝“陇右王”汪氏深受元统治者的认可，并与蒙古贵族、地方豪强保持极密切的联姻。为迎合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的思想，汪氏以藏传佛教的信仰为基础，引领水帘洞石窟再次开龛造像的风潮。当时，汪氏绘制藏传佛教密宗壁画，大规模修复造像彩绘，以塔龛的形制开凿覆钵式塔群，并在大德年间重修拉梢寺遮檐，悬挂有铜铃、铜镜等物，并保存了藏传佛教的木版画和藏文墨书。石窟造像在元代得到极大推崇，可窥见当时水帘洞石窟高僧如云、望族朝敬的盛况，覆钵式塔群的数量之多前后各代未可与之比肩。

五、多民族融合的产物

北周到元明的水帘洞石窟群营建，留下众多的佛像，在作品中细节里展示了如造像、服饰、官职、女性、生殖文化、祈福历史等。

除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外，波斯、粟特文化以及古印度佛教造像艺术沿着古丝绸之路持续传入中国，东西方商贸及宗教人员往来频繁。拉梢寺大佛近似正圆形的头光，包含华丽莲花花瓣、折枝藤蔓等，并不见联珠纹样式，最外圈红色饰带和莲花纹却仍未体现明显特点。宋代拉梢寺净土变的画面边框则复原了典型波斯纹样中的白色连珠纹。主尊佛像的“曹衣出水”风格，深受笈多马图拉造像艺术影响，凸显佛像的肌肉线条美感，崇尚自然赋予的肉体，以贴体的衣纹线条感来展示人体的生命和力量，加叠的衣纹和领口处的堆叠使得通肩式大衣更显厚重，并有西北地区男性特有的粗犷体貌特征，符合北周皇室鲜卑族以游牧立族的传统文化。萨尔纳特的造像中完美保存了初期佛陀纪念中的法轮，并在后世加以传承发扬，拉梢寺大佛对此进行了完美复刻。

拉梢寺菩萨白毫上贴有乳钉状的花纹，质地为琉璃，形状与古西亚生产的蜻蜓眼玻璃珠几乎完全一致。典型的蜻蜓眼玻璃珠，为大小不等的扁圆体，以浅蓝、绿色为基色，表面饰以数个白色、浅蓝色的类同心套环，心部位略高于四周，呈凸起状。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便通过斯基泰商人与中国交往。根据蜻蜓眼出土地点自西向东可完整复原一条从古波斯统治中心到长江流域的交通路线，并与丝绸之路交通线高度重合。

石窟群中供养人形象受鲜卑文化影响：男供养人均头戴笼冠，穿圆领紧袖袍服，外衣下摆垂至小腿部，下身内穿紧裹腿部的裤子；
女供养人通常上身着交领宽袖长袍，下身着曳地长裙（长裤），或者橘红色圆领结带长裙，裙带飘于胸前，足穿云头履。数身贵妇供养人像在常规的圆领或“V”领长袍外配搭披风式罩衫。武士戴红或绿色头盔，肩披绿色铠甲，身着红色战袍。权氏供养人无发髻，整体的形象更偏修行居士，作为氐羌的大姓，深受汉文化和佛教文化影响。春秋时期从古羌分离出的氐人从高原迁到河谷川区，魏晋时期在天水、南安郡各民族交错杂处，崇尚青色和绛色。石窟中北周时期和隋代的衣饰多以青绛两色呈现。

水帘洞石窟群所遗留的大都将题名充分说明了北周时设有大都将一职，或是为应对局部战事而临时或阶段性地设置的北周军事制度。北魏太武帝时期到孝文帝迁都之前，以出征将领为都将的制度处于形成阶段，在经常见到以都督诸军事为出征统帅的同时，也有以都将为统帅的事例记载于史册。仅见于记载的两位曾担任过大都将的拓跋思誉和尉元是皇室成员和鲜卑豪族。大都将相对应的是使持节都督南征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大都将兼任一路出征都督并兼大将军，为统率軍队的将领。北周时期形成了都督-帅都督-大都督的出征武官等级序列。

六、结束语

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及相关产物，是厘清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的实物证据。没有一种民族意识或文化会完全独立存在，也没有一种文化会因载体的变化而完全消亡。它只会随着日征月迈、东迁西徙，在人的意识中与其他辉煌的文明交相辉映。中华文明是多民族的结合体，在长久的融合分流中形成了现在的中华文化，每个民族文化都有源可溯。保护完善的民族文化遗迹，反映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是水帘洞石窟群给历史的一份别致的答卷。

作者简介

李祥祥，女，汉族，甘肃天水人，助理馆员，本科，研究方向为石窟寺保护及考古。

参考文献

[1]姚薇元.北朝胡姓考[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330.

[2]吴荭，魏文斌.甘肃佛教石窟考古论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3]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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