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禹锡、白居易的唱和诗看中后期二人心态之异同

林昕迪

白居易和刘禹锡二人志趣相投，有着真挚的友情，二人此唱彼和近40年，创作成果丰硕，其唱和诗被结集统名为《刘白唱和集》。学界通常将刘白的唱和生涯详细划分为4个阶段：扬州初逢以前；
重入庙堂时期；
三牧上州时期；
晚居洛阳时期。[1]138三牧上州时期作为刘白唱和的中后阶段，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这五年中共创作唱和诗三十余首。这一时期串联了二人的贬谪复归之路与晚居洛阳的生活，也见证了刘白二人心态的多种变化，既体现了个体不同的生活境遇，又呈现出中唐文人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与思想转变时的矛盾彷徨。

一、时光易逝、慨叹生死

彼时的刘禹锡与白居易已年过耳顺，历经宦海浮沉，此时期的不少刘白唱和诗围绕着时间、生命、衰老、死亡等主题，二人互相劝慰抒怀，在你唱我和间倾诉着时间流逝带来的恐慌感与失意感。但二人内在的慨叹缘由实则不同，刘禹锡仕途偃蹇，面对岁月难再的现实感到心酸与无奈，而白居易接连经受亲友逝去的重大打击，对衰老与死亡的恐惧袭上心头。

刘禹锡在“永贞革新”失败后，再未能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一路贬谪至朗州、连州、夔州、和州，漂泊二十余载。大和五年，刘禹锡再次被排挤出朝廷，三牧上州，先后前往苏州、汝州、同州。漫长难熬的贬谪岁月依然没有磨尽刘禹锡的一腔壮志，但岁月难再，年纪的增长意味着实现政治理想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当刘禹锡被任命为苏州刺史时，已年过耳顺，时间流逝带给诗人深深的担忧与惆怅，在他与白居易的多首唱和诗中都有体现。以《和乐天耳顺吟兼寄敦诗》为例：

吟君新什慰蹉跎，屈指同登耳顺科。邓禹功成三纪事，孔融书就八年多。

已经将相谁能尔，抛却丞郎争奈何。独恨长洲数千里，且随鱼鸟泛烟波。[2]304

首联诗人谐谑调侃，耳顺居然也成了登科之目，颔联诗人化用邓禹、孔融的典故，邓禹年少便负盛名，24岁时拜大司徒。孔融的诗文内容深刻，影响深远。刘禹锡反视自身，实则是将自己与二人相对比，因自己年已耳顺但尚未建立一番功业，诗人不禁感到怅惘。颈联的“谁能尔”“抛却”“争奈何”更是接颔联写出了世事无常、宦海沉浮的无奈。尾联告知作者此出洛阳去苏州路途遥遥，诗人以“独”字传达了孑然一身的孤寂，“且”“恨”二字也流露出作者的怅然之情。

反观白居易，六年的贬谪生涯很大程度消减了他的政治热情，从以“兼济”为志到渐渐转向“独善其身”。大和五年，元稹暴卒，白居易唯一的儿子崔儿离世。最亲近的友人、唯一的儿子相继离开，随着时间推移，白居易前所未有地感受到死亡带来的恐惧以及独行于世的孤寂，便将这种深深的感伤向他远方的挚友——刘禹锡倾诉。白居易在给友人的《初丧崔儿报微之晦叔》一诗中，字里行间充斥着悲痛之情，“泪先垂”“不哭儿”，[3]438仿佛真的能望见诗人的眼泪滴落在纸上，诗人一边哀叹着崔儿薄命，一边连呼“文章十帙官三品，身后传谁庇荫谁”[3]438，深感自己的才学、官爵无人继承，家业不兴、生命无望。

除了幼子的离世，挚友的相继逝世也使得白居易神伤，写下《微之敦诗晦叔相次长逝岿然自伤因成二绝》，尾联“秋风满衫泪，泉下故人多”[4]364直言哀伤，诗人在余下的岁月里奏响“独游”的哀歌，而同为挚友的刘禹锡听闻后和以《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颈联“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5]467，以落木流水为喻，“新”“陈”两字，揭示新陈代谢的规律，“催”字生动表现着新生力量的进取，“让”字体现着老一辈的渐渐退出，此联使全诗的境界豁然开朗，刘禹锡再次以新陈代谢这一生命运动的必然规律劝慰白居易，愿其达观以待，切莫伤怀。刘白二人在深感光阴消逝中，为仕途而叹，为衰老而伤，但彼此唱和间又互相劝慰、抒怀开解。

二、天地悠遠，思念绵长

自大和五年刘禹锡被排挤出朝廷，再次离开洛阳，出任苏州刺史，思念便成了此时期刘白唱和诗中的主旋律。从洛阳送别到两地吟咏，无论是委婉表达还是直言相思，都可见二人友情深笃。

首先，刘白二人在洛阳送别时就写下了数篇唱和诗。大和五年十月，刘禹锡离开长安经过洛阳时，与河南尹白居易等人相会。二人洛阳见面后，双双落泪。刘禹锡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是“二十年来万事同”的柳宗元，中年以后最知心的当属白居易。而白居易前半生最好的朋友元稹已于大和五年七月病逝，剩下的朋友中，感情最真挚的就属刘禹锡。此时的刘白二人，都非常珍惜这份友谊。他们不知今日分别何日再能重逢，于是朝觞夕咏，在洛阳城谈诗论文，抒离别之情。

白居易的《福先寺雪中饯刘苏州》开篇写“送君何处展离筵，大梵王宫大雪天”。[5]450刘禹锡对白居易的盛情款待十分感动，回赠诗《福先寺雪中酬别白乐天》，表达了欢聚之后别离的忧伤之情，“才子从今一分散，便将诗咏向吴侬”，[6]466他在苏州也定当吟咏唱和，遥寄诗篇。白居易在醉意中吟咏《醉中重留梦得》，“刘郎刘郎莫先起，苏台苏台隔云水”。[3]422“刘郎刘郎”“苏台苏台”这般连续的呼喊更凸显与友人的难舍难分。刘禹锡随即和以《醉答乐天》，写下“洛城洛城何日归，故人故人今转稀。莫嗟雪里暂时别，终拟云间相逐飞”[6]510四句诗来酬答白居易。白居易在诗中劝刘禹锡“莫先起”，因为今日一别不知何日相见；
刘禹锡在诗中劝慰白居易这是“暂时别”，终究还是要见面的。

其次，刘白二人相隔两地，互诉思念的方式却又不相同。刘禹锡一反常态，多次主动发起唱和，将苏州的季节变化，近日小事一一记下，如《秋夕不寐寄乐天》《冬日晨兴寄乐天》《八月十五日夜半云开然后玩月因书一时之景寄呈乐天》《秋日书怀寄白宾客》等等，他将在苏州的点滴小事分享给白居易，从秋夕不寐到冬日晨兴，从秋日某天思绪翻涌到中秋佳节赏月所感，甚至从浙东远寄酿酒糯米至洛阳，白居易都是那个分享的对象。

而白居易的和诗也不失所望，他写下《酬梦得秋夕不寐见寄（次用本韵）》：

碧簟绛纱帐，夜凉风景清。病闻和药气，渴听碾茶声。

露竹偷灯影，烟松护月明。何言千里隔，秋思一时生。[5]316

诗中秋景相对，“病闻和药气，渴听碾茶声”更是融入了生活气息，颔联巧用“偷”“护”动词形容“露竹”与“烟松”，以动衬静，将清冷而澄澈的秋夜景致细细描摹，尾联白居易想到亲爱的友人遥隔千里，便只能借明亮的月光寄托对友人深深的思念。

与刘禹锡分享具体的时景小事不同，白居易更常以抒发情感的方式表达相思之意。《寄刘苏州》《忆梦得（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赠晦叔忆梦得》等便是这样的诗篇。比如在《寄刘苏州》中，白居易面对挚友离去，又见“秋风摇落”之景，不禁感时伤怀、老泪纵横。他在苦苦思念之余，想找个人倾诉心事，“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却苏州更是谁”，[4]578白居易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刘禹锡，他在寄托相思之余，坚信远方的刘禹锡能够体会到他的愁绪与哀思。刘禹锡果然不叫他失望，马上和以《酬乐天见寄》：“背时犹自居三品，得老终须卜一丘。若使吾徒还早达，亦应箫鼓入松楸。”[6]466刘禹锡以长远的时空角度来看待生死，劝慰友人在世与离世都是人生正常的过程，勿要过度沉湎。

由此可见，刘禹锡更常以随笔记录、分享生活的方式诉诸思念。而白居易则是在相思中融入当日的心情与感受，讲给与刘禹锡听，在这思念的情思中，刘白二人相互支撑，相互依靠，度过遥远相隔的岁月。

三、出仕隐居，踟蹰回首

刘禹锡与白居易年轻时曾一度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但二人时运不济，无辜遭贬之后，政治热情都或多或少地被消减。但刘禹锡随着年纪的增长，偶尔萌生归隐的想法，淡泊胸怀与济世猛志的矛盾在此时期的心态中不时体现。相较刘禹锡，白居易的贬谪程度相对较轻，贬谪后虽没有彻底改变政治理想，但对于理想的执著程度与刘禹锡相比则轻了许多，最终选择在吏隐之间自由来去。

“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在二十余载的贬谪生涯中，再未能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4]81刘禹锡以其坚韧的精神面对失意的现实。大和二年刘禹锡被任命为主客郎中，负责藩国朝聘的事情，这个官职与他的期望相去甚远。至大和五年，刘禹锡再次被排挤出朝廷，前往苏州，蹉跎半生终是壮志难酬，刘禹锡的心志动摇了，在坚守与归隐间频频回首，这一心理状态的改变在他与白居易的唱和诗中不时流露。《酬乐天闲卧见寄》中，刘禹锡开篇即以“散诞”二字形容自己眼下的生活状态，颔联“诗情茶助爽，药力酒能宣”，[6]445诗人看似自得其乐，喝茶饮酒，其实不过聊以自遣，在闲散中又融合着几分无所作为的不甘无奈。诗歌颈联造语奇拗，“竹间日”与“池底天”为全诗添上了几分雅趣，悠然自得。刘禹锡改用谐谑口吻，自嘲之所以尚未归隐，是因为囊中羞涩，缺乏购置山林的资金。与友人归隐的愿望在闲散生活中自然流露，但从中又隐约能够感受到诗人心中的不甘，归隐又仿佛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和精神疗法，这也透露出诗人永远难以化解的矛盾心结。

在《秋日书怀寄白宾客》中刘禹锡又写道：

州远雄无益，年高健亦衰。兴情逢酒在，筋力上楼知。

蝉噪芳意尽，雁来愁望时。商山紫芝客，应不向秋悲。[6]442

首联感慨自己官冷年迈。既因身居苏州得以脱离当时的政治斗争而侥幸；
又以“州远”“健亦衰”表示被冷落，遗憾于无法施展才华。颔联继而写乘兴饮酒本是快意之事，但上楼时感到自己精力不足，一个小小的动作都在提醒他不再年轻，诗人又再次感到低落。因此，颈联中也就只能回旋着厌闻蝉鸣、愁望秋雁的惆怅之情了。尾联运用“商山四皓”的典故，刘禹锡想到自己与其经历相似，一生不受重用，由此自然生出向往隐逸的心情，但诗人又笔锋一转，表达“应不向秋悲”的感慨，进而自我疏导。而友人白居易早已走上“吏隐”之路，在《答梦得秋日书见寄》中和“悲愁缘欲老，老过却无悲”，以平和的自诉开导友人。

反观白居易，他的被贬源于弹劾权奸，直言强谏。早年“不识时之忌讳”，创作了大量讽喻诗，得罪了很多当权者，后又失去了皇帝近臣身份。当权者指责白居易作为宫官不应先于谏官言事，当权者又指责他“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6]264白居易最终无辜被贬为江州司马，含冤离开政治舞台中心。白居易贬谪后虽没有彻底改变政治理想，但对于理想的执着程度与刘禹锡相比则轻了许多。任河南尹后，白居易此生再未出洛阳，走上吏隐之路，选择更为闲适的生活方式。在此時期的唱和诗中，白居易舒适恬淡的心态时有流露。比如《耳顺吟寄敦诗梦得》《题崔常侍济上别墅》《闲卧寄刘同州》等，在《闲卧寄刘同州》中白居易曾写：

软褥短屏风，昏昏醉卧翁。鼻香茶熟后，腰暖日阳中。

伴老琴长在，迎春酒不空。可怜闲气味，唯欠与君同。[5]384

首联诗人既写出了昏昏欲睡、卧床小憩的状态，又写出了午后煮茶，在茶香四溢中沐浴阳光，滋养身心的状态。颈联写诗人静赏琴音、品味美酒，超然物外的心境不由让人神往。在这样的环境中，白居易遗憾未能与刘禹锡分享这般闲适的生活。白居易已然放下那颗执着于政治理想的心，既然在这样的时代与环境中难以有所作为，一味苦求只能徒增烦恼，所以诗人把注意力放在了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他表示自己正在享受悠闲适意的生活，希望刘禹锡也能够与自己一同来享受其中的乐趣。

刘禹锡在对白居易的倾诉中，尽情流露他在仕宦与归隐中挣扎徘徊的心情，既执着坚持又心酸无奈，而选择“吏隐”的白居易时常书写闲适生活的雅趣来宽慰友人。

而刘禹锡和白居易三牧上州时期的唱和，虽然不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也不是唱和频率最高的，但其中情感的浓度、思想的深度、范围的广度却不亚于其他三个时期。白居易屡遭贬谪后放下对仕途的执着，在闲适与隐居中找寻平静的生活，面对亲友的一一离世，常哀叹人生无常，悲观消沉。刘禹锡虽然命运多舛，但在逆境中也可“暂凭杯酒长精神”，尽管仕途坎坷，始终难以放下，总在矛盾中挣扎，但也将乐观豁达的情绪传递给白居易。二人心态上的互补逐渐显现出来，刘白在此唱和中后时期互表心志，互相开解劝慰，追求内在精神的相知相和。不仅如此，刘白三牧上州时期的唱和诗更呈现出中唐文人政治与理想的追求，以及残酷现实中的心灵困境，奏响了这一曲既旷达壮阔，又含蓄蕴藉的中唐之音。

注释：

〔1〕肖瑞峰.论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唱和诗[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2（3）：138-146.

〔2〕刘禹锡.刘禹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3〕白居易著.丁如明，聂世美等校.白居易全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黄钧，龙华，张铁燕等.全唐诗（第5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8.

〔5〕黄钧，龙华，张铁燕等.全唐诗（第8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8.

〔6〕陈寅恪.读书札记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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