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性嵌入：基层政府结对治理实践中的互动关系及情感逻辑

作者简介：舒洪磊，男，贵州遵义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个体性嵌入：基层政府结对治理实践中的互动关系及情感逻辑

摘要：随着绝对贫困的终结，我国将迈入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发展协同推进的时期。结对治理为城乡人才流动提供了可供参考与选择的经验对象，也为我们理解基层治理主体在乡土社会的治理实践提供了具象认知。本研究基于田野调查的经验材料收集，以互动关系与情感逻辑的视角审视脱贫攻坚时期的结对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结对治理在适配乡土关系信任的基础上增进信息全知性与互动的具象化，以个体性嵌入帮扶家庭的方式精准配置治理资源，结合技术治理逻辑下“晓之以理”与个体化联结“动之以情”的特点，将国家的“刚性”政策目标“软化”处理后与帮扶家庭的发展需求对接，发挥可持续的治理效能，为更好接续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可考经验。

关键词：结对治理；
互动关系；
情感逻辑；
个体性嵌入

中图分类号：C91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23）03-0107-09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国的脱贫攻坚政策实践是依据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历时八年完成了9 899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2]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发展薄弱地区仍然面临返贫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同时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农业大国向農业强国迈进。可看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前提，筹划乡村振兴的同时也应夯实前期的扶贫成果，总结前期的治理经验与治理智慧，为乡村持续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引与良好的接续基础。脱贫攻坚期间，不同地区依据地方贫困特性与发展目标制定地方性的扶贫策略，部分地区在结对制基础上发展出“干部包帮”的结对扶贫模式，[3]即在基层干部和贫困户之间建立结对关系，实现人才与资源的精准嵌入。结对治理体现了“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面对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本土回应，面对“同质化”与“被同质化”的现代化景观，我国针对自身国情探索出源于自身、适合自身的治理经验，并不断保持更新状态。

所谓结对，是指按照围绕政府经济社会决策的某个目标，经由各级行政组织资源协调，在行政组织成员与民众个体或群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在相对时间内较为稳定的联结机制，以期达成特定目标的实现。因而“结对”意味着行政组织成员与基层乡村民众的特定关系，对此问题的讨论关乎国家权力与个体民众之间的关系。与以往的干部驻村帮扶模式相比，结对治理能够长期聚焦于帮扶对象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治理问题，并与帮扶家庭成员建立起稳定的互动关系，将治理通过家庭这一组织单位聚焦到个人，实现治理的精准化与精细化。再者，个体性嵌入是以治理主体长期“身体在场”的方式嵌入到治理对象的生活场景（家）与具体的脱贫实践中，获得治理对象的信任并与其建立长期持续的情感互动，超越事本主义的治理逻辑，实现精准的资源匹配以满足治理对象多元化的发展需求。结对治理是在国家权力以柔性细密的方式下沉及基层治理精细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利用家庭在治理中的媒介作用，将下沉的国家权力与民众自下而上的生活需要相结合，实现“身体的物理性在场”到“身心融入治理实践”的治理方式转变，打通乡村治理实践的“最后一米”，积极回应村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时，重建村民家庭日常生活秩序。

文章基于2018年11月至2021年9月中国西部L村的扶贫调研经验材料，从巩固扶贫成果和接续乡村振兴发展的视角出发，探讨以下问题：结对治理模式下帮扶人员以怎样的方式深入基层，与帮扶对象之间建立个体化联结？建立联结后帮扶人员与帮扶对象之间又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信息互动？随着扶贫的逐步深入，帮扶人员与扶贫对象之间的情感逻辑如何演变？这样的互动关系与情感逻辑对巩固扶贫成果与接续乡村振兴发展有无益处？探明以上问题有利于对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制度性磨合有更具象的认知，与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精准衔接。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选择

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讨论中，乡土情感治理资源常常被技术与理性治理所遮蔽。在中国处于新旧社会交替的历史阶段时，马克斯·韦伯就认为传统中国所面临的艰难治理处境正是由于儒家传统文化在治理体系中发挥强大的思想引领作用，忽略了以税务为核心的计量技术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4]黄仁宇也认为正是道德治理取代技术治理才导致了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状态，难以朝着现代化国家发展。[5]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推动现代化治理的语境下，技术治理与理性化治理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国家对治理体系理性化、现代化的追求，技术逻辑不断在政府行政治理体系内部扩散，技术逻辑逐步取代了总体性支配的逻辑。[6]但情感治理在中国本土文化中仍有其存在和适应空间，中国历来是情理法合一的社会，深具“情感国家”“感性国家”的传统。[7]

在《心理学大辞典》中，“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8]有学者认为，情感是个人在经历或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体验[9]，且情感会随着外部刺激、情绪的波动而随机变化[10]，可知，情感治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情感问题研究因其“主观化”而长期被学术界边缘化，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才被关注。霍弗在《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中就认为一般而言，大多数穷人对自己的资源匮乏状态都安之若素，能够引发不满情感的多是“新穷人”，他主张要特别关注新穷人的失落情感。[11]当前学界讨论情感嵌入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领域，如有研究认为人们会随着自身社会地位的变动而产生积极或消极的情感，特别是他们在丧失地位时，不同的丧失归因使他们产生愧疚、不安、抑郁或是愤怒。[12]任何社会行动体都需要处理情感问题，且情感并不只是藏匿与个人的私密空间，有时也会形成正式的治理行动。易言之，情感不仅只做为个体的私人情绪，也可作为规则、规范和制度而存在的社会性行动。如王宁提出的制度合情性就认为，制度在符合了文化化、合法化的情感释放、表达和反应方式，更能符合人们的情感期待和情感反应模式，它成为人们相互沟通和彼此接受的互动规则。[13]

自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学界多集中在政策实施的制度、技术等维度展开讨论，有关扶贫主体与扶贫对象之间的情感层面以及情感治理在提高和维持扶贫绩效方面的文献仍付阙如。精神健康学认为，贫穷会给人带来生活压力，长期生存在生活压力中会给人带来负面情感。[14]负面情感会严重影响贫困者的脱贫意志，如果社会其他利益既得群体对贫困群体采取冷漠、孤立的态度，会加重贫困群体的负面情绪，进而出现“越帮越恨”的尴尬境况。[15]一直以来，基层政府与群众的情感联结方式主要还是“送温暖”“走基层”等较为传统的慰问活动；
对此，文军、刘雨婷认为未来的基层治理需要将文化、情感、心理层面的因素纳入其中，[16]有学者从“缘情共同体”的角度解释帮扶人员与扶贫对象之间的关系形态，[17]也有一些学者运用嵌入理论考察了刚性的“结构嵌入性”制度体制与柔性“关系嵌入性”的情感结合，增进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联系。[18]向德平与丁建彪等学者分析了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驻村干部的扶贫行为与扶贫绩效问题。[19-20]

嵌入理论（Embeddeclness）发源于经济社会学，而后被引入其他学科分析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对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影响。嵌入概念最早的提出者波兰尼认为，个体行动者既不外在于社会环境，也不是固执地坚守其既有的、普遍的社会规则与信条，而是“嵌入”于具体的、当前的社会关系网络中；
正是在这种格局中，社会个体做出符合自己目的、能实现自己愿望的选择。[21]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格兰诺维特（M.Graonvetetr）认为，嵌入会形成结构双方的嵌入关系，嵌入关系会使双方逐渐增进信任与私人联系，不仅仅靠制度与合同约束双方行为，使双方做出更适合彼此情境的决定，降低监督与风险成本。嵌入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会成为信息传递的渠道，行动主体在信息等资源的交换过程中会形成伙伴关系。[22]

嵌入理论被广泛运用于乡村治理研究。主要从三个视角展开：一是从文化视角出发，欠发达地区看似经济问题，实则是深层次的文化问题。[23]驻村干部有利于弥补村干部在文化扶贫方面的短板，能够对提升乡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价值观有所助益。[24]政府文化部门是开展文化精准扶贫的责任主体，高校图书馆在嵌入乡村文化发展中扮演辅助角色。[25]有研究者运用“四象限”法选择文化扶贫的“应扶之人”和“可扶之人”，以此确保“真扶贫”与“扶真贫”。[26]二是非科层视角。行政嵌入为超常规治理工作机制的生发提供了制度逻辑、场域逻辑和行动逻辑，可以发现驻村工作队的运行样态兼具并超越了国家治理中常规与动员两种常见的治理机制的运作方式与行动特征，呈现出超常规治理的运作逻辑。[27]有利于打破传统乡村治理功能分割和制度僵化困局，促进乡村治理更加人性化发展。国家权力要柔性嵌入乡村内生规则之中，需要根据国家权力和乡土社会对村规民约的不同定位，实现村规民约价值功能与乡村自治效能的互动转化，以推动形成依法立约、以约治村的良性循环格局。[28]三是关系网络视角。驻村第一书记通过联结关系嵌入和话语赋权，旨在不断织密多元主体共同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社会关系网络基础。[29]但驻村干部所嵌入的关系结构，发现“碎片化”的干群关系形塑着村干部“划水治理”的行动逻辑，“分利合作型”乡村关系形塑着村干部“唯上”的行动逻辑，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形塑着村干部“交换平衡”的行动逻辑。探索并改造“关系”这一传统社会资源，挖掘“关系”的积极效用，可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深入推进可持续精准脱贫。[30]将嵌入理论作为本研究的分析工具，有利于分析帮扶人员与扶贫对象之间形成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互动关系，有利于审视脱贫实践后期双方的联结关系与情感要素在乡村振兴发展阶段的演变过程。

目前，相关研究已对国家权力如何嵌入乡土社会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未充分考虑到作为治理实践末梢的治理力量是如何嵌入乡土社会治理体系的，更缺乏对治理主体间互动过程及情感逻辑演变的关注，仅注重互动结果的治理效能进行分析，这造成既有研究结论的单一化和靜态化问题。鉴于此，本研究基于脱贫攻坚政策实践有明显的阶段化特征，根据全国脱贫实际与贫困户具体情况呈现动态变化，在长期的脱贫政策实践过程中，就扶贫中的结对治理机制深入田野、深入贫困对象内心分析他们对帮扶人员的情感逻辑，讨论结对关系与情感逻辑在巩固脱贫攻坚与接续乡村振兴发展中的作用。

三、结对治理的互动关系与情感嵌入实践

结对治理重在对帮扶对象的结构性与个体性贫困因素的瞄准，政府制定的政策只是为各行动主体指明一个行动导向，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帮扶人员根据帮扶对象的具体情况选择契合的扶贫措施，扶贫措施需要与帮扶对象的困境与发展需求相统一。长期的脱贫攻坚和脱贫成果巩固是一个动态过程，考察帮扶人员与帮扶对象之间的个体化互动也需要以阶段化的视角去审视。本文的传播视角并非依赖某一种媒介（如广播、电视、互联网等）而存在的对象化考察，主要以扶贫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的联结关系作为传播的分析路径，考察扶贫实践中双方的信息互动与情感逻辑之间的关系。

1.结对治理适配乡土信任逻辑

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是个传统社会，依靠经验的积累而延续，自然替人们选择出足以依赖的传统生活方案。[31]乡土社会中的个体有对自身生活场域中经验知识的信任逻辑，对熟悉场域以外的事物常保持一种观望或不信任的态度。脱贫攻坚是一个周期性和动态化的政策实践过程，随着扶贫政策指向的逐步深化，扶贫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个体化联结也需随之深入，双方在不同阶段都需要面临乡土信任逻辑与技术治理逻辑的彼此融合与调适。

首先，村民信任讲“关系”，建立关系要实用。信任是人类社会皆有存在的普遍现实，但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托马斯指出，信任是为了规避未来不确定的风险，而乡村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面对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人们并不愿轻易付出信任。乡土社会中的信任逻辑是基于人际交往为基础的差序信任，有以下特征：人们的最初信任起点是由血缘关系构成的血缘关系信任，属于先赋性关系信任，之后的信任是在先赋性关系信任关系基础上的扩展和演化。所以乡村的信任逻辑主要是以关系的亲疏进行划分，这种关系可以是基于血缘与地缘的情感性，也可以是基于业缘的工具性；
诚然，乡村中的个体以自己为中心所形成的“关系圈”，对内部圈层关系比外部圈层的关系更为信任，而位于不同圈层的关系可以相互转化，充分体现了乡土社会关系的差序性与可伸缩性。在扶贫的早期阶段，为了实行贫困信息的数字化管理，政府工作人员带队下乡考察贫困户家庭的基本情况，贫困户对这一声势浩大的普查行动表现出疑惑又有些抵触，“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一共可能来了十几个，有专门填表的，有专门问问题的，还有专门摄像的，家里的板凳都不够坐，说实话有些问题我各人都不清楚，敷衍了事的就说了（笑）”。一方面他们对这样一种聚焦式的调查和接近方式并没有信任基础，导致回答一些问题时云里雾里亦或敷衍了事；
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注重数据留痕的统计调查方式触及到家庭细胞的隐私部分，正如帮扶对象刘建所言：“刚开始评贫困户的时候，经常有政府的人来问东问西，有些问题我们也听不懂，凭什么给你讲？问多了我就有点恼火（生气）”。此时，私人生活空间与帮扶人员之间的边界尤为突出，身体成为两者之间交往边界的主要呈现物。彼此对身体的陌生而产生交往关系的疏离感，使身体不自主地披上了属于身体的“面具”，身体下的“面具”与“面具”下的身体便是陌生人之间交往的状态，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制度环境下的“事本主义”逻辑难以适配乡村社会的互动逻辑，双方并没有依托制度环境形成结对关系信任。

其次，增进信息的全知性，保持互动具象化利于构建关系信任。关系信任是帮扶双方在结对治理实践中因交往性关系而产生的信任，结对关系所衍生出来的信任并不同于先赋性关系的血缘信任，也不同基于制度或契约的制度性信任，它更多取决于后天在互动过程中的经验判断，根据帮扶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对结对关系的远近及质量进行综合判断的结果，即是依据地方“人情”感性特质与后天“理性”评估的综合体现。帮扶干部获得信任的前提是将自身在场的行动意义与政策指向用易于帮扶对象理解与接受的方式进行转译，其中地方方言是帮扶干部融入帮扶对象差序关系的重要符号，促进政策信息落地的同时也有利于增进彼此信任。乡村是一个贴近帮扶对象生活场景的“场”，身体的在场也为方言与乡音等符号互动提供了更多的知觉经验，社会关系就在身体的知觉经验与语言符号互动中得以建立。抽象的制度、政策等借助具象化的实践才会被村民接受与信任，村民的信任是指向具体的人或事物的信任。结对扶贫本就是对国家扶贫政策和扶贫目标具象化实践的过程，帮扶人员的身体在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物质赠予行为都是让双方的关系互动更加具象与实在的过程。“原来帮扶人员给我们讲什么扶贫政策，扶贫目标，我也听不太懂，离我的生活太远了，后面只有一个扶贫干部来，一问他老家居然是隔壁村的，和我妹家挨得很近，感觉就熟悉多了”，现代化发展体系下的信任是更倾向于机构、组织等理性机制或符号系统，而乡村中的个体更愿意将看得见、摸得着，且与自身有一定“关系”的人或物纳入自己的信任范围，所以政策过长的预期与抽象的理念对帮扶对象来说是缺乏吸引力的，帮扶对象对长期在场的帮扶人员更能表现出认可和信任。在与帮扶对象互动的过程中，长期在场互动是关系联结最基础的实在，一方面帮扶人员的身体在场能够让帮扶对象对国家的情感有具体的指涉对象，使政府与底层个体的互动从以往的形式化向沟通渠道具象化发展；
另一方面，彼此身体的在场能让治理主体关注底层个体的生产生活状态以及内心的情感需求，这不仅凸显治理面向从宏观向微观的转变，更体现了治理与发展的终极目的——具象化的人的发展。

2.个体性嵌入适应资源精准配置

基于嵌入理论视角审视L村的扶贫实践可知，地方政府、帮扶人员和贫困户都结构性嵌入于他们所构建的以精准脱贫为目标，以精准扶贫为手段的网络之中，形成了个体化联结的结构性关系网络。Uzzi从分析机制角度分析了绩效产生的原因，他认为相对纯粹的经济联系，嵌入性联系通过信任，优质信息共享及共同解决问题等机制，能带来嵌入性关系双方行为的改变，如同心协力共同承担风险，从而提高效率。[32]个体性嵌入构建的结对关系在感知帮扶对象发展需求的基础上精准配置治理资源。

帮扶人员既是资源配置的载体，也是助力帮扶对象进行心理建设的推动力量。在结对治理实践的早期阶段，在帮扶对象生活空间中进行持续在场互动促进帮扶人员感知其内心真实的发展需求与日常生活困难，是个体性嵌入治理发挥治理效能的关键一步。不同贫困类型都有其难以言说的贫根困因，笔者访谈过程中发现，帮扶对象因长期处于“信息孤岛”与发展困境中而陷入长期的迷茫状态，这种心理层面的“困”因需要帮扶人员长期深入帮扶对象的日常生活才能感知。比如杨琳在对刘建家庭的帮扶过程中，会主动根据刘建妻子建英的病情联系医生诊疗，并对建英进行心理建设予以纾困，“那时候建英消沉得很，觉得自己的病情拖累了家庭，她悄悄给我说想一死了之，我就一直鼓励她，那时候我下班没事儿就去陪她聊聊天，这样她心情好点”。杨琳作为连接多方社会资源的主体性媒介，有扩大帮扶对象社会资本的作用。社会资本的使用指的是特定行动中实际上对特定连结及其所包含的资源的调动和利用。一方面，杨琳利用专业优势与社会资源帮助建英摆脱病痛的过程中发挥了桥接社会资本的媒介功能，使帮扶人员的扶贫行动与贫困户的需求连结在一起；
另一方面，杨琳在帮扶过程中也发现摧毁这个家庭的或许不是病痛，而是以病痛为表征之下的心理创伤，所以重建建英的积极情感成为杨琳与之互动的主要目的。

结对治理作为一种精准性、柔性化的治理方式，更能适应帮扶对象的多维发展需求。在以往的贫困治理中，乡村的贫困是以经济贫困为主而体现出的物质性贫困，解决物质性的绝对贫困固然重要，但容易忽视帮扶对象在脱贫实践中的多维发展需求。在L村中有近一半是孤寡贫困户，他们在情感层面的贫困比物质层面的困乏更甚。如陈建在帮扶张朝林的过程中就发现，老两口是典型的温饱有余，情感关怀缺失的孤寡户，由于女儿在外工作繁忙，加之路途遥远，基本保持一年回来看一次老俩口；
陈建在与老人邻居闲聊时得知，其实老俩口特别希望外孙能够回来和他们住一段时间，但老俩口从来没有主动向其女儿诉说这样的要求。“2018年的暑假，我主动联系老张的女儿，向她提了让其儿子回来陪陪二老的要求，她答应了我的请求，让孩子回来陪二老两个月。”孩子回老家陪老俩口待了一个多月又回到了广西桂林，陈建用相机帮老俩口和他们的外孙拍了一张合影，现在仍然挂在老张家泛黄的玻璃相框中间。陈建与老张的这種互动是建立在非制度性框架之上的，陈建通过更为熟识二老的邻居获取他们的内心需求，再与其女儿进行沟通协商，最终达成了老俩口的夙愿。陈建的扶贫实践在此过程中与二老的内心需求形成一种互动，但互动的核心不是物质需求，而是二老的情感夙愿。像老张这样典型的孤寡户对发展信息的需求欲望并不强烈，他们大部分的生活费用和医疗费用都由子女承担或政府兜底，少有人去过问这群乡村老人的内心世界。陈建是在嘱托二老邻居帮助照顾二老时才获取老人内心需求的信息，在这样或直接或间接的信息互动过程中，陈建与二老建立起一种“拟亲”的紧密联结关系。

3.融入结对治理实践的情感技术

中国历来是情理法合一的社会，深具“情感国家”与“感性国家”的传统。[33]中国的国家治理要根植于中国乡土文化的传统，以“情感”与“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乡土社会应重视“关系、人情”等情感元素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7]但税费改革以来，随着国家资源一同下沉乡村的还有治理体系理性化、精细化的追求，理性化治理逻辑不断在乡村基层治理机构扩散而形成主要支配逻辑。在脱贫攻坚实践过程中，数据留痕贯穿脱贫行动的始终，扶贫过程中各种贫困评价量表、规章制度、评估体系使扶贫行动不断走向标准化、精细化和规范化，无不凸显乡村贫困治理行动中的技术治理逻辑。但笔者调研过程中发现，柔性的情感元素在结对治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帮扶人员嵌入帮扶对象家庭的日常生活促进情感互动。“下乡带着真感情，何须专门去维稳”。[34]帮扶人员与帮扶对象之间的日常互动是开展扶贫工作和强弱关系转化的前提，随着扶贫工作的展开与深入，双方的日常互动使得彼此的关系更符合乡土社会关系的“熟人”逻辑，帮扶人员在与帮扶对象互动过程中收获了帮扶对象的情感接纳与信任。在扶贫实践的早期，帮扶对象面对帮扶人员们“有文件，守规定”式的数据留痕评定方式，表现出难以适应甚至敷衍了事的态度，为了拉近与帮扶对象的心理距离，帮扶人员通过送油送米“增感情”，真帮实干“掏真心”到扶贫绩效增收益的互动实践，在扶贫工作中增进双方的感情。扶贫工作是一个动态化的行动过程，面对不同贫根困因的帮扶对象，帮扶人员要在国家整体性的政策目标与个体化的发展需求之间找到合适的对接点，使抽象的治理目标以“柔性”的方式在脱贫实践过程中达到具体化和在地化。在扶贫深化阶段，帮扶家庭因生活变故导致脱贫阻滞等因素需要借助外部力量进行积极情感建设，如建英在得知自己患病后成为家庭的负担，产生愧疚自责的负面情感，杨琳通过自己在医学知识上的优势以“闺蜜”的身份对建英进行心理建设，建英在杨琳的开导下逐渐走出心理阴霾重建应对病情的积极情感；
帮扶人员与帮扶对象在日常化的互动过程中不仅注重将正式化的治理技术进行“柔性化”处理后转化为适合乡土社会的超常规治理模式，也要注重利用这种“熟人”式的互动关系促进帮扶对象的积极心理建设，不仅拉近了双方的感情，也增进了帮扶对象脱贫的信心，也就是所谓的扶贫要扶智的内在要求。

帮扶人员与扶贫对象的“拟亲化”。早期中国的国家建设存在“从家到国”的发展路径，这使得“家国同构”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底色与特性。[19]儒家文化中“推”的智慧，从推己及人说开去，有费孝通所称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也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虽然历史语境已不同，但在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乡土社会对这一政治理念仍有接纳的空间，随着帮扶人员与帮扶对象的联结逐步深化，就由“熟人化”向“拟亲化”的关系扩展开去，双方的互动已逐步深入帮扶家庭的日常生活。在扶贫实践过程中，陈建为了满足老俩口想见外孙的愿望，与其女儿沟通，并出钱为老张家安装了宽带，这些在老张看来：“有时候有点事情不好意思麻烦他，实在我们不得行的还是打电话请他帮忙，他也热情得很，进屋就问这问那的，别个和我开玩笑说我白捡了个儿子（笑），感觉自己的娃儿些有些事情他们还做不到，不过他们也是没得法”。这种拟家人化的关系不仅是帮扶人员在脱贫过程中的情感收获，对扶贫工作的开展大有助益，同时也预示一些帮扶对象真正的“贫”或许不是经济的贫困，而是家庭伦理缺失的情感贫困。帮扶人员作为连接国家与帮扶对象的中介角色，在乡土社会中以“显性在场”的方式彰显国家的“隐性在场”，在结对帮扶过程中帮助帮扶对象建立家国情感的心理认同。

4.结对治理融合“晓之以理”与“动之以情”的治理效能

虽然我国在绝对贫困问题上取得历史性成就，但一些资源相对薄弱的乡村地区仍有返贫风险，预留出巩固脱贫成果与接续乡村振兴发展的夯实期，是实现由政府导治向自主发展转变的基础。帮扶人员的主要工作也从参与脱贫治理转移到巩固扶贫成果与接续乡村振兴的发展上来，双方的结对关系仍在持续。在此期间，伴随着乡村网络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数字技术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对个体的赋权及对治理主体的赋能使乡村治理逐步朝着技术化路径发展，在实现身体在场互动的同时也将线上互动融入到治理实践中来。在此过程中，结对治理有利于兼顾技术化治理之下被遮蔽的个体化发展需求。

结对治理作为一种“晓之以理”与“动之以情”融汇实践的治理方式，更能适应乡村振兴发展阶段精细化的治理需求。韦伯认为“官僚制發展得越完备，它就越是‘非人化，在成功消除公务职责中那些不可计算的爱、憎和一切纯个人的非理性情感要素方面就越是彻底”[35]。科层官僚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会排斥或消除个体的人际关系与情感要素，依此逻辑，在科层治理体系下政府利用技术与民众建立的联结机制也凸显着科层理性与“非人化”的特征。结对治理作为一种超常规的治理方式，将技术的普遍服务优势与个体化发展需求相统合，兼顾技术理性的同时也增进了与群众间的情感互动。帕森斯认为“儒家在道德上支持的是个人对于特定个人的私人关系——在道德上强调的只是这些个人关系。为儒教伦理所接受和支持的整个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突出的‘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36]或者按照牟宗三的表述，这种社会秩序建构方式“具有不容忽视的‘差别性‘特殊性或者‘个别性”[37]，这是与西方普遍主义原则的不同之处。但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政府主体的治理模式深受西方普遍主义的影响。数字技术作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政府科层治理体系相结合凸显着普遍主义特征。而结对治理是一种特殊主义的治理模式，帮扶对象与非帮扶对象在发展过程中会体现出区别，帮扶内容也会随着帮扶对象的发展情况而不同，这种充满特殊主义特征的治理模式能够适应乡土社会发展极不均衡的特点。

就L村的脱贫实践而言，结对治理前期高频率的线下互动为后期个体化联结的线上互动做好了情感铺垫，帮扶人员脱贫后在“脱贫不脱帮扶”的政策指引下会定期主动了解帮扶对象的发展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技术治理逻辑下“压力—回应”治理模式主动性较差的问题，帮扶人员熟悉帮扶对象的家庭实际情况与话语的表达逻辑，有利于发现和解决帮扶对象的真实需求。正如帮扶对象张召生所言：“现在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直接在微信上说了，我们基本上都是打视频，感觉说话要亲切点。实在有重要的事，老潘（帮扶人员）还是要下来，基本上十天半个月来一次，他来了我放下手头的活路陪他耍，一摆就是几个钟头，他和我们谈话随和得很”，结对治理模式依托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帮扶对象建立的联结关系，结合信息技术普遍主义逻辑下“晓之以理”与个体化联结“动之以情”的特点，一方面与帮扶人员建立起信任的“熟人”或“拟亲”关系，良好的互动关系有利于将扶贫主体与客体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共克贫困；
另一方面通过帮扶人员与隐形在场的国家建立情感联结关系，形成一种“过上好生活要感谢国家、感谢党”的家国情怀。结对治理是基层治理主体结合制度环境与本土资源禀赋进行实践探索的主动选择，成为基层治理部门与群众建立情感联结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方式，是兼顾科层权力下行与平等情感化互动的治理实践形态。

四、结论与讨论

随着绝对贫困的终结，我国将迈入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发展协同推进的时代，前期的治理智慧和实践经验仍需加以总结和评价，有利于更好地与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相衔接。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条件是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其中人才柔性的双向流动为乡村振兴提供发展的智力资源配置，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人才振兴，这是因为人才是绘就乡村振兴蓝图的关键，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台柱子”。结对治理为城乡人才流动提供了可供选择与参考的经验对象，也为我们理解基层治理主体在乡土社会的治理实践提供了具象认知。结对治理在适配乡土关系信任的基础上增进信息全知性与互动的具象化，以个体性嵌入帮扶家庭的方式精准配置治理资源，结合技术治理逻辑下“晓之以理”与个体化联结“动之以情”的特点，将国家的“刚性”政策目标“软化”处理后与帮扶家庭的发展需求对接，发挥可持续的治理效能，为更好接续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可考经验。

中国的乡村治理是在一个相对分散、以小农户为基本单位的乡土社会中进行的，这一乡土社会长期沁润在传统的地方性文化语境中，导致小农与乡村社会都带有很强的非现代国家印记。个体性嵌入式的结对治理更能适应乡土社会治理问题日常化与生活化的特征，抽象化的制度与政策仍然需要具象化的人在实践末梢发挥联结作用。乡村振兴是在有效巩固脱贫成果基础上的全面振兴，前期结对治理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结对关系与情感逻辑对接续后期发展仍有促进作用。首先，脱贫攻坚时期形成的信任关系仍然对巩固发展成果有建设性作用，帮扶干部在脱贫攻坚时期已经对帮扶家庭的情况有详实的了解，并与帮扶对象形成了长期良性的互动关系，也就意味着在后期发展阶段，治理主体无需付出建立信任的成本，能够更好地在原有基础上巩固脱贫成果，接续乡村振兴发展。其次，乡村振兴发展阶段仍需要人才的下沉与在场。面对持续变迁的社会环境，乡村家庭始终难以脱离社会变迁与时代浪潮的影响，外援性治理主体不仅要关注乡村治理的制度执行层面，还要正视村民家庭日常生活中难以处理的困难与问题，治理主体嵌入乡村家庭日常生活化的治理是乡村治理转型的内在要求。治理主体保持持续性在场解决帮扶家庭自身难以解决的日常生活困难，安顿帮扶家庭的生活秩序，是乡村治理现代化难以回避的重要使命。

诚然，在认可结对治理在乡村的实践中发挥情感柔性化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应警惕技术下乡导致长期在场的结对关系与情感互动脱离乡村现实的治理场景。对此，仍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情感异化，指的是治理主体在治理实践过程中的情感治理技术有流于形式、表面的倾向，特别是依托移动互联网进行线上建立和维持个体化联结关系时，长期重视线上而忽视线下联结易使情感工作技术化、固定化，长此以往，帮扶对象疲于应付后会采取行动规避异化的情感规训，使结对帮扶关系失去原有的情感感召力；
二是情感遮蔽，情感联结在一定程度上是帮扶对象对帮扶干部在信息资源、人格魅力上的依赖，乡村治理侧重于“人”的治理，技术治理偏重于“事物”的治理，而帮扶干部在治理实践中过于依赖技术化路径会减弱联结关系中的人格化色彩，凸显事本主义特征。所以，在结对联结的关系中，需要平衡技术媒介与身体媒介之间的关系，更需要平衡技术治理与个体化联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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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勤美）杨洋杨波，张娅，王勤美，蒲应秋

Abstract：The end of absolute poverty means that China is entering a period of pursing coordinated progress in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Paired governance provides empirical objects for the mobility of urban and rural talents， and also concrete cognition to understand the governance practice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subjects in local rural society. With the empirical materials from field survey， this study examines paired governance practice during the perio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nd emotional logic. It is found that paired governance enhances the information comprehensiveness and makes interaction more concrete if it matches the trust of local relations， and accurately allocates governance resources in the way of individual embedding in helping families; in addition， combining with the attributes of "being reasonable" in the logic of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and "being emotionally connected" in individualized link， it turns the "rigid" policy objectives of the country to be "softened" and then connec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poor families， thus to bring into play sustainabl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and provide empirical experiences for further 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Key words：paired governance; interaction; emotional logic; individual embedd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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