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的逻辑展开

李昕桐 张跃川

［摘 要］ 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与深化唯物史观基本逻辑是该书最为重要的内容，并且在《费尔巴哈》章中，“现实的个人”的理论是马克思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路向。相较于费尔巴哈、施蒂纳等同辈哲学家们，马克思与之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确定了物质生产的“前提性”。在这个前提下，其关于现实性的理论与他研究经济学的诸多观点全部凝炼在“现实的个人”上，并且实现了从“理論的人”到“现实的人”的飞跃。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逻辑展开可以划分为马克思对“现实性”的批判与继承、以“前提性”为基础“现实的个人”的基本规定以及发掘“现实的个人”的意义三个维度，我们可对“现实的个人”这个概念进行系统性的考察，继而厘清马克思确定唯物史观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 意识形态批判；
现实的个人；
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308（2023）02-0015-10

马克思在被誉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导言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对象理解为“人的直观活动”的唯物主义称之为旧唯物主义，而新唯物主义，对对象的理解则是以感性的人的活动和实践为基础的，［1］499这一语就道破了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学说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即作为抽离掉一切特殊性的感性直观中，成为一切历史和现实的准则的基础，这种学说是不具有现实张力与指向的。而在《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施特劳斯、施蒂纳以及老、青年黑格尔派是在用“震撼世界的词句”反对原有的词句，用臆想衡量现实，进而提出符合对观念、臆想的人的学说，并当成终极价值与标准。

与先前和同期的哲学家所提出的关于“个人”的学说相比，马克思在《形态》中提出的“现实的个人”显然更加具体且更加符合实际的规定性。马克思在《费尔巴哈》部分就很明确地指出，“现实的个人”是一种有前提、有条件的个人，这种条件并非近似于“德国意识形态家们”在脑壳中抽象出来的某种前提，而是由人的活动创造的物质条件，是一种活生生的，“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1］499的“个人”，且这种活生生的、受到物质生产制约的、在社会与历史实践中生成的个人，才是作为对旧唯物主义关于“单个人市民社会的直观”［1］502理论的突破，形成“人类社会”的理论与现实基础。下文将着重梳理和阐释这一“现实的个人”的批判与衍生过程以及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人学路径的历史唯物主义创作，试图从“个人”的理论视域寻找一条通往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路向。

一、在承袭和批判中肃清、构建——以文本学的方法

就其理论产生而言，任何一个理论都绝非突然迸发，而是具有一定过程与动因的，即其形成过程与试图解决的问题。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理论产生也是承袭了以往的“历时态批判构建传统与对共时态——即“市民社会中的个人”  参考：《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一书中第六章《“阶级的个人”的诸相和各个人》一文中，谈到的意识形态批判中对共时态的意识形态家的理论总叙，即产生于资产阶级时期，立足市民社会的相关个人理论。

 的有力回击，且这种理论也是“借助历史的几个主要时期的批判性分析进行进一步说明的”［2］210。

（一）承袭以往关于现实性的论据

虽然“现实的个人（wirklichen Individuen）”提法非常具有创制性，它真正从历史和现实的二重维度对个人进行了系统分析，对于现实性而言，这并非马克思第一次指认这种具有现实性的、具体规定的且非观念前提预设的个人，可以说，马克思这种“现实的个人”是脱胎于先前所谈到的“现实的人（wirklichen Menschen）”这一理论传统，且笔者认为，其大体理论结构以及作为理论构置和分析的方法，都能在早期文本中找寻到依据。

早在《论犹太人问题》  对《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二者成文时间，笔者采取的是对“无产阶级”这一理论提出作为划分依据，即《论犹太人问题》中并未谈到无产阶级的相关问题，而更加类似停留于对理想政治国家的指认，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很明确谈到了“德国的无产阶级”，故认为其成文时间在后。

 一文中，马克思区分“将基督教信奉为国教”的国家与“民主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就以“现实的人”驳斥基督教国家颠倒了“人的基础”和“世俗的人的形式”之间的关系。且通过“现实的人”实现的“并不是作为宗教的基督教，而只是基督教的人的背景”［1］33。不仅如此，这一“现实性”阐述不仅体现在宗教解放中，更体现于人的解放是基于这种现实性的超越，即超越作为当前“世俗的人的形式”中“利己的个人形式”和“抽象的公民形式”出现才能得到认可的现状。［3］故《论犹太人问题》中真正“现实的人”中所谈到的，对当前现实性的超越，是构建起“应然”的人与“实然”的人张力的指认。

在近乎是同一时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以更为直观的形式谈到对“现实的人”的认识，即“世俗的人”，并且引入了由“现实的人”参与并实施的“实践”内涵。带有对《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现实观点的承袭，马克思对“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1］10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种哲学在“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中得到了系统的解读”［1］]10，而这种解读在马克思看来却“只是哲学同德国世界的批判性斗争”［1］10，并且是在文本中完成了这一斗争，是在“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1］9与“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1］11。故在这种哲学前提下成长起来的“实践派”，虽认识到这种观念学说的弊端，但对自己也采取了非批判的态度，且采取的形式也是语词批判而非现实的实现，故只能停留在要求而非现实层面。马克思在对这些学说的梳理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对抗观念生成性的“客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应该引入“实践”的范畴，即实践与现实的同构性：“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还认为这种物质力量不仅存于实物性，还能存于理论的转换中，即人民群众在正确理论的指引下，也能成为一种物质力量。

在《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将这种现实性从个体的殊像中拓展为一种生成的关系性，且这种现实性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无意识的描写对自我本身的沉沦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道路。只不过这时的马克思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将人之上悬设了类本质以作为人的应然状态，而将人当下的实存与异化挂钩，进而对现实性持一种中立且摇摆的态度，既承认其当下的实存性，也从应然理论的设想中有意识地构建批判张力。马克思在《笔记本Ⅲ》中进一步扩大了《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对现实性问题的论述，即作为现实实存中所产生的人的关系以及将劳动作为人的实践的基本范畴。不仅如此，从《笔记本Ⅲ》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中，马克思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即现实的并非永恒实存的，而是一种否定性与过程，“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1］205。

由此，马克思这种“现实的人（wirklichen Menschen）”涵指了三种含义：当下的实存，实践性与现实性同构以及现实性也是暂时的，同时也是过程性的。可惜这时候马克思仍然对古典经济学相关理论所知不多，以至于对人的真正本质以及历史的本质难以把握，仍困顿于一种人本主义的类的悬设之中。这种状态将在不久之后得到改观，即对真正的规定——一定的、有条件的人作真正分析，而这种分析需要马克思对共时态的意识形态家们在批判中作进一步界定。

（二）冲击与建构——对德国意识形态家们的回击

上篇的理论承袭部分主要立足于马克思的过往文本  本文立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从时间上将马克思先前的手稿和文本都称之为过往文本。

 中的“现实性”含义进行梳理，是一种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历时态分析。而马克思在《形态》中所谈到的“现实的个人（wirklichen Individuen）”恰恰是彻底地厘清了原有意识形态家们谈到人所面临的朦胧状态，“传统形而上学视野中的人也是一个突兀地站在那儿的形象，这个人的现实立足点是什么，并不清楚”［4］。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与这些传统哲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是有前提的，即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前提，所提出的“一定的”“有条件的”“生成性的”，而非“宗教幻想”的人，才是真正的“现实的个人”的真正涵指。而这种涵指将通过馬克思对共时态时期的思想家的彻底回击得以清晰呈现。

1.摆脱人本主义困境的“个人”

很大程度上，马克思《形态》文本的形成是受施蒂纳于1844年所著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激发所给予的回击，因其在MEGA2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中，对施蒂纳的批判篇幅几近六成。诚如张一兵教授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所谈：“在我看来，这本书尤其对马克思彻底摆脱人本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革命有着直接的负促动作用。”［5］407可见，施蒂纳此书对马克思的思想冲击属实不小，且施蒂纳著此书的目的便是对以费尔巴哈、赫斯等  至于为何此处不提及马克思，原因是因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当时并未发表，学界有观点认为，马克思此《手稿》连恩格斯都未必知道。

 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者发起猛烈的冲击，我们将从施蒂纳这一文本中继续分析。

施蒂纳“从黑格尔那里窃取了意识与思维构成了人的本质、决定人的生活，从而也决定了历史这个观点”［2］270，不仅如此，他还将黑格尔绝对观念的主观性推向了一个极端，将人从绝对的一致性中去理解“我”，并将整个历史归结为“我”的运动。正如施蒂纳在开篇中写到的那样：“我是高于一切的”［6］5，进而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由客观向度（主体—客体）的统一推向完全的主观向度，即统摄于“我”之中。针对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对各种现象性的人进行归类试图从中统摄出一个能代表全体人类，适配全体人类的“类”而不懈努力时，施蒂纳却直接了当地拒斥了这种对经验性和现象性的抽象工作。他将一些为数不多的“一致性”“利己主义”“自我牺牲”等看作康德式的先验、天生的事物，并将这些元素添至历史的发展之中，构成历史的本相，也从根本上拒斥了人的一种真正的、现实的生成性。利己主义却被施蒂纳指认为是“产生于私有制中的个别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对立影响下自行发展的”［6］137，而不被利己主义范畴所统摄的人，施蒂纳进一步将其“划分为正确或错误的体现者，变成了肯定真理或否定真理者”［2］272。施蒂纳最后提出了“唯一者”的定义，即“作为在自身一致的绝对的我的人”，“是以这样的方式自己创造自己的”［7］。故施蒂纳在《人道的自由主义》篇中认为，一切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者都在普遍性的统摄之下将人当成一种既定的教条，是不自由的。虽然施蒂纳这本书谬误很多，但他还是抓住了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理论的痛点，即“类”何以确立为人的真正本质这一问题，施蒂纳这一辛辣的质问也同样刺痛了刚完成《手稿》的马克思，进而促使马克思离开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前往下一个理论栖息地。

2.肃清：“共时态”维度的批判与构建

如果说，施蒂纳在理论构建上，以“我”为核心，借助人的生物学发展阐述了人的发展三个阶段，即人从儿童变成青年，然后变成人，将一切历史发展归结于精神思辨性的展开，而将政治自由主义——以一种无前提的改良主义向所有的哲学家与神学家发起了挑战，马克思则从对舒尔茨、李斯特等阐述物质生产变革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辨证构建的经济学中，找到了作为其“现实性的个人”的真正立足点——“有前提的”，以此为核心展开批判。

马克思对这种有前提的人的学说的构建绝非偶然。他于《布鲁塞尔笔记》时期就谈到：“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们不同于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满足于摆弄抽象名词，关于社会问题只是进行空洞的思辨”［8］243，“德国社会主义者从英国和法国理论家那里甚至从罗·施泰因那里，拾到他们所知道的关于经济和社会的一点点东西，就心满意足了”［8］657。虽说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发掘出这些“德国人用黑格尔化的方式表达那种讨厌的、抽象的、难以理解的、拙劣的形式”［8］656，可是马克思自己也承认，“我自己的作品也不例外”［8］656，这种对前提指认的失语境遇将会在马克思进一步理解经济学后得到改变。

（1）舒尔茨与李斯特促使的经济学深化

早在《手稿》时期，马克思就摘录了一些舒尔茨的观点，其主要内容是对当时马克思所关注的工资、地租、资本等要素的增补，故马克思恰恰错过了舒尔茨的近历史唯物主义观点。［5］426可是舒尔茨在《生产运动》中，就已经开始探寻“一种由内而外发展的行动组织的历史的活生生的合规律的联系”［9］7，并且这种规律还要依仗于“对生产以及组织的当代结构的历史的、统计学的考察”［9］7，故舒尔茨在得出结论时就提出：“因为生产活动（producierenden Tatigkeiten）的每种新的扩展已经产生了新的联系，从而伴随着对这种关系（Verhaltnis）的理解，一种生机勃勃的前进的生产组织的观念进入到意识中。”［9］8这已经相当接近于马克思后期所提到的“生产力制约于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了。

而在1845年3月，马克思继《手稿》后再一次系统地对F·李斯特的经济学进行进一步审视，马克思该次与《手稿》中的那种拒斥与摘录的状态截然不同，此时的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李斯特最有特色的学说，即生产力。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强调，“生产力是树之本”且“国家状况主要决定于生产力的总和”［10］。这种对社会生产的定义，摆脱了原有的那种含混的实体性的观点，进而转化为一种生成性的，且与现实经济学活动相关联的一种视域，且也在此提出了近似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辨证式关系，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创制提供了“质料”，也逐步使马克思对前提的追问变得清晰起来，即迈入作为生产力、交往关系、人的活动等立足于“现实的个人”的《形态》语境。

（2）进一步对“前提”进行追问，依次驳斥“意识形态家”

根据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家科尔纽的观点，在一开始，马克思恩格斯试图将《形态》写得更具有诙谐幽默的色彩，且原有的思路是进一步清算黑格尔后的思辨哲学，故这种“意识形态”最初是具有所指的，即非指代专门适用于一个阶级或一个时代的世界观，而是指通过思辨将事物神秘化了的意思。［2］207-209

可是马克思对思辨哲学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汲取经济学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相关内容，故这也促使该书在主题和计划上逐步地成为发展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演练场，也逐步取消了该书先前预设的，近似于《神圣家族》的那种诙谐幽默的色彩。也正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越来越深的钻研，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能够清算作为初始的目的——思辨哲学，更重要的是，他们依据这种立足于现实性的、超脱于经济统计学的且具有哲学凝练的生产概念，为人的前提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故他们依托于此，全面清算了一切教条主义与空想主义。且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种以系统的方式予以阐述的表达不同的是，《形态》中对文本的摘录并未按照时间顺序进行表达，而是依托各部分的内在联系进行阐述，［2］207-209而形态文本则是依托几个主要时期的批判性分析来进行说明。

《费尔巴哈》章的首篇内容是驳斥“非前提历史观”，且这个驳斥既是针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同样也针对着思辨哲学家。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对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生产活动是不加以考虑的，而这恰恰是不久前马克思通过阅读舒尔茨与李斯特的书籍所深化的经济学观点。进而针对施特劳斯乃至整个德国的神学家、哲学家对宗教理论的不休争论——正如一开始的比喻：莱比锡的宗教会议那样，  《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的最初书名就是《莱比锡的宗教会议》，原因有二：第一，鲍威尔和施蒂纳攻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是在莱比锡的《维干德季刊》上发表的；
第二，马克思与恩格斯试图将鲍威尔和施蒂纳比作在宗教会议上预言的教堂神父的面容出现，即继承《神圣家族》那种化喻且幽默的文风。

 直到这种争论在施蒂纳将一切归为“我”——“唯一者”，并将一切“无”化为止；
老年黑格尔派仍然拘泥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且认为只需要将任何现实的、想象的统统纳入这种会自我运动与自我消解的逻辑学内，任何矛盾都会通通消去；
而青年黑格尔派与两年前  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

 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将“观念、思想、概念，总之，被他们变为某种独立东西的意识的一切产物”［1］515等“震撼世界的语词”看作人真正的枷锁。费尔巴哈虽然将唯物主义当成前提，提出了一种“纯粹的”唯物主义，且将感性、知觉等多种经验性的因素纳入自己的唯物主义方法中，可是一旦面临其经验性无法统摄的情况时，费尔巴哈只能再次求助“类”或最高的直观性，而非深入现实进行二次考量，故其“重新陷入唯心主义”［1］530是必然的。

在对这些“意识形态家”们系统清算后，马克思对真正的个人作了以下研判：真正的人并非“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1］525，而是应该立足于从这些“有血有肉的人”实际活动中出发，从其“现实生活的过程中”出发，重新寻求一个理论路向。且这种理论是带有前提性的，绝非“思辨观念”“感性直观”，而是现实的个人，“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525，由此确立下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

二、“前提性”统摄下的“现实的个人”

从错综复杂的“共时态”与“历时态”人的理论中拨云散雾，马克思终于在深化经济学的过程中打破了对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类本质”理论的幻想。面对施蒂纳对“类本质”理论的两个诘难与将“唯一者”理论看作真正的自由且无束缚的达成，以及鲍威尔对绝对精神的主观性极端化与对绝对精神的割裂化——分化出“绝对自我”与世界的“实体”两个对立的部分，在“任意玩弄的辩证法抽象”［2］265上建立自己的哲学基础的理论，马克思已经摆脱了前面的失语状态，且也停止了与他们的语词纠缠，而是以一种“有前提的”理论对他们进行全面清算。可以说，在把握了对生产力与经济学中的客观规律——即这种原本被马克思轻蔑地称为是“国民经济學的东西”的理论认知后，马克思彻底摆脱了先前那种沉溺于“西斯蒙地式”的经济学幻想，而是以“前提”继续深入其现实性的研究。这样做的直接性后果便是，直接寄托于“类本质”完全实现的“早上狩猎，下午打鱼……”的共产主义原像被彻底打破了，依托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经济状况作为“元理论”前提统摄了先前关于现实性的所有范畴，且其现实性将在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得到“经济学-哲学”的彻底展开。

（一）前提性：一种格式塔式的理论结构

正如仰海峰教授在《“现实的个人”——与人学形而上学的颠覆》一文中所谈到的那样，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关于唯物史观的讨论中，不论是关于人的起点界定还是关于劳动生产的理论，其“都是从过去的因素性思维出发，把马克思思想划分为不同的因素，并将一种因素作为决定性力量”［4］。虽然人学起点与劳动理论起点在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创制性，可仅仅将马克思在《形态》中所提出的“现实的个人”偏向任意一方，似乎都不能将此立足于现实的，生活在历史与社会之中的，与物质生产与生活、人与人之间所构成关系相制约的立体化理论以一种整体的态势描述。

对马克思历时态理论梳理时，马克思针对现实性维度，在三篇手稿中分别提出了当下的实存；
实践性与现实性同构以及现实性也是暂时的，同时也是过程性的三个维度。而这些思想在马克思发掘“前提性”的基点之后，作为基础元素融入了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新规定之中。“现实的个人”具有三重理论架构。从个体维度而言，转化为作为生命与历史的需要实存，以及劳动境况的继承与人劳动的此世发展——历史-现实维度上的生成性与暂时性。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在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即人的交往上取得了突破，即人并非单独孤立地活着，其本质体现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三重维度的关系在理论上既非完全平等，也非具有一个第一性的维度决定其他二者，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它近似为格式塔式的架构。即“历史的需要”，劳动的继承与生成以及人的交往关系三者互相连结，且互为其他部分的原动因，一方改变必然导致其他二者发生变化。不仅如此，其每一部分还具有其独有的特殊性，但也拥有共通性的部分——即是作为“有前提的”物质生产生活。

（二）历史性的前提——人的需要与生产生活

正如马克思在《形态》第一章中谈到的那样，过去的历史观不是将物质生产与生活这一现实性的前提从历史观之中抽离，就是将其视作是毫无关联性的，无过去与无未来的独立性产物，这将会导致“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进而引发历史的规律似乎是超脱于现实之上的，是“时代的幻想”且与自然是对立的。故真正的历史的出发点是基于现实的个人，且将生产活动和社会状况为抓手进行考量，这也是其“思辨终止的地方”的实意。

作为活生生的人，其现实性的第一依据是，人是以生命活动的形式而存在的——在自然和社会的环境中现实的个体生存，这是人在物质上的第一需要。马克思分析到，“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531，为维系人的存在，必须几千年如一日地去满足人对于生存的物质需要，故也是“物质生活本身”。人在此基础上为延续人类的“薪火”，必然也承载着繁衍的需求，即人的生产与再生产，这是人在生物学基础上的第一需要。“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1］532。在满足此前提的基础上，人在“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1］532基础上又获得了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是“再生产”活动的需要，其水平高低是依托当前人的物质实践与劳动的水平而裁定的。与费尔巴哈将人与自然理解为“自然的人的本性”与“直观的自然”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描述人的活动与历史需要时，将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将改造了的人的交往行为、实践能力与精神世界等范畴的演变过程当作是其历史的重要内容。

以上的三个需要，在马克思看来都是历史的第一需要，且马克思还给予其一个格式塔式的描述，“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1］532，可若单从这种个人的维度理解，其由人的活动与人的需要为基础进行对人与历史的追问也易陷入“时代的幻想”。为更加立体地从现实出发，还需引入剩余两个维度——劳动的实践与人类社会，依此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三）劳动与实践——作为生产的中介

如若将个人求得生存与繁衍的需要当成唯一的因素，那么就容易陷入以需求为中心的，即以观念为驱动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观念又退回到了与黑格尔派、施蒂纳等形态家一样的“臆想”史观，这种理解将会大大偏离马克思的真正所指。马克思所提出的历史的第一需要，其真正含义是将现实的自然当作现实的人的真正前提，进而在人与自然的交互中构建人化的自然。在构建展开的过程中，人的劳动与人的实践才是根源性的内驱力，正是因为有了人的劳动与人的实践，人才能将需要的东西、观念的东西变成现实的东西，进而也在对自然的交互改造中实现人本身。

正如马克思在《形态》中为界定人与动物之差而谈到的那样：“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1］519人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不断地、越来越进步性地创造自己生活的物质条件，这就使得人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去创制自己的物质生活。且人在对自然改造的过程中，自然环境也不像对动物那样呈现的是原始的自然，正似其最初呈现给人的那种状态。人通过自己的劳动逐步地改造了“自在自然”，故人是不同于动物的，人在日益摆脱原始的自然环境的支配，且“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545。在厘清了“人-自然”的前提后，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人在过去或当下所展现的人的现实性，不是依据某些永恒的观念规定性而决定的，恰是由“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520。

此時，马克思的劳动语境与先前在《手稿》时期所谈到的对象化劳动的语境已经发生了重要转折。马克思对对象化劳动的引入是由于在分析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时认为，黑格尔并未区分劳动异化与劳动对象化，只看见了劳动对人的积极塑造的一面，而未抨击与否认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劳动”。在《手稿》中，马克思以理想的“应然”与以否定视域为基调的“实然”构建批判的张力；
可是在《形态》中，劳动理论的现象学和道德批判的色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基于现实自然的、有条件的生产为前提，所展开对历史的与现实的生产状况的描述，进而将理论张力的两极全部涵盖于现实之中，真正将“异化与异化劳动为同一个方向”的理论指认从“此岸—彼岸”架构完全地拉回到现实中来。

（四）有前提的交往——嵌入历史，粉碎传统哲学

人既不能在不依赖他人的情况下，即孤立地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能在单独的劳动实践中满足作为“再生产”的需求，因此，人的劳动不可避免地带有交往性。而人的交往作为“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533。而人的社会关系的一定形式也符合当时生产力的状况而得到发展，并且该形式能维继的原因是能为生产力的开展而发挥作用，因此，就形成了如下關联式：人的交往形式随着生产力发生改变而改变。

在这种等式改变的同时，也影响着意识和语言的改变。人的意识与语言，并非作为历史产生的首要因素，而是作为人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一种社会的产物，故也是不断改变的。从与牲畜般对自然的直接感知，到意识取代人作为动物本能性的自然欲望，再到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相分离，对其变革本身的梳理并不能作为意识成为主导推理的理由，恰恰相反，其生成与发展都是依托当前时代人的生产力水平。通过对关联式的发现与对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考量，马克思彻底粉碎了传统哲学所依仗的理念、精神等带有理性色彩的观念性本源论，并宣称，在生产力未达到一定程度以前，人的意识与绵羊的意识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畜群意识的一种。马克思也从该角度出发，从施蒂纳手中接过反对传统哲学的接力棒，以科学的唯物主义给予传统观念哲学有力一击。

三、“现实的个人”的理论意义

通过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马克思在《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现实的个人”的理论，且该理论创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正如马克思在该章开篇时候所谈的那样，“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1］525。也恰是从这种有血有肉的、可以被经验确证的，有前提的个人出发，马克思才能由此正确地发现人的历史需要，有条件的人的劳动以及在此二者基础上形成的人的交往。进而以人的生产力发展为轴，以物质生产与人的活动水平为标，在把握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辩证状态下，将人进行历史的定标。这种非头脑中的生物学界定  指施蒂纳在《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按照生物学的形式，以人的自由意志为前提对人的历史进行划分。

 而是对现实中的人的划分，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成为通往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路向。

不仅如此，对“现实的个人”的重要发现，还能解决三个重要的哲学争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现实的个人”的发现为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提供现实性路径而非终极答案。人与自然的矛盾自人产生以来一直存在，其矛盾的终极解决并非全体人类意识到某种观念或思想，而是依赖人的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并在物质条件的创造中解放自我，同时也消解人与自然的矛盾。从历史的规律而言，历史的规律并非依仗某位英雄或伟人的行动而改变，人类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也非依赖观念的统摄，于根本而言，人的历史发展与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发展状况是分不开的。且该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的辩证性，也决定了当时的历史-现实矛盾与人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从人和社会的关系而言，人与社会的关系并非敌对或由某种“类”而完全贴合的，正如马克思在《提纲》中所言，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故各种交往形式“包括国家、社会、阶级等，并不是独立于现实的个人的存在物，毋宁说只是个人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显现”［11］。也正因如此，人与社会在根源上并非完全对立，且人和社会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也可以依据物质生产与人的生活这一前提进行解决，这是一个传导的过程。随着人的需要与创制导致人的生产工具提升，导致人的生产力水平提升，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人的交往关系进步，进而使人的发展更加全面，人与社会的矛盾日趋消解。

不仅如此，“现实的个人”理论还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现实的个人”是立足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个人。但其对个体的指认并非意味着其理论关涉近似资本逻辑下的“原子的个人”的犹太人式的自私性隔绝，而是立足于社会的实践并促进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共同性维度。就“现实的个人”的目标而言，其是异于资本式贪婪逻辑的“物的自我增值”和满足的，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并通过物质和精神的生产活动达成的动态实践性路径。故把握好“现实的个人”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向度，不仅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实践进程上实现价值支撑，还能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为目标趋向。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引导人民自愿自觉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结语

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理论是其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路向。与以往和同时代的哲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以及对过往的理论的承袭和批判中，确定了物质生产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前提性”。并在这种“前提性”中，对现实的个人的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进行进一步的规定，进而为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再展开奠定基础。总而言之，通过对“现实的人”的前提与理论内涵进行梳理之后，马克思将原有的固态的、具有终极答案的传统哲学变成了一种动态的，依据具体情况而分析的“前提性”理论，而这恰恰也是将辩证法由彻底的观念推演拉入人的现实与生活之中。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强调的那样：“辩证法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
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12］，而这种依据具体实际而完成的不同指认恰恰是使理论在现实中而非观念中活起来的关键，因而也是解决传统哲学的相关问题，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路向。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III［M］管士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3］  高爽，黄明理.论解放维度中“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个人”的辩证统一关系——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分析［J］.思想教育研究，2022（1）：66-70.

［4］  仰海峰.“现实的个人”与人学形而上学的颠覆［J］.长白学刊，2002（5）：40-45.

［5］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4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

［6］  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M］.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09.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9］  舒尔茨.生产运动［M］.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10］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19.

［11］  汪信砚，李志.“现实的个人”：唯物史观的入口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个人概念及其意义［J］.哲学动态，2007（9）：9-15.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责任编辑：杜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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