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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娜拉

来源:专题范文 时间:2024-05-27 08:19:01

陈妤馨

【摘要】凌叔华和萧红都是现代文坛中重要的女性作家,她们以自身敏锐的洞察力书写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女性面对困境所做出的选择,二者均表现出崭新的女性意识却又有所不同。试从二者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出走方式、婚恋结果三个方面入手,分析凌叔华和萧红两位作家在女性意识上的创作表达。

【关键词】凌叔华;
萧红;
女性悲剧;
娜拉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2-004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2.014

凌叔华和萧红在现代文学史上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传统家庭礼教约束的反抗以及对爱情婚姻自由的向往使二者的作品饱含强烈的女性意识。她们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自身的切肤体验书写女性的心灵世界,以文字对男性中心话语进行反抗,试图打破封建枷锁和性别秩序对女性的束缚。作为现代文坛中优秀的女性作家,二者所表达的女性意识异途同归,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深宅大院与东北乡土

凌叔华和萧红一个出生于京城仕宦诗书之门,一个出生于东北乡绅地主之家,旧社会传统家庭的生活经历促使二者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创作中,二者都着重表现旧社会女性命运的悲剧性,着眼于刻画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女性形象,但二者笔下着力描绘的女性形象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鲁迅曾说到凌叔华的小说是:“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1]凌叔华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是“太太”“小姐”,这与她所处的家庭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出生于旧社会大家族,家境殷实,政治地位显赫,因此她自小就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和艺术文化的熏陶。太太、小姐们作为旧社会的符号,深陷封建思想和传统礼教的泥淖,服从着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囿于传统性别秩序之中。现实的麻木压抑加之思想的不断解放,让凌叔华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推开粉墙朱户的大门,书写深闺百态。如《中秋晚》中的敬仁太太作为传统贤妻的代表,始终将家庭圆满作为自己追寻的目标,因此当丈夫敬仁为了去见干姐姐而没有吃下那口团圆鸭时,敬仁太太心中对于家庭团圆和婚姻幸福的美好愿望也随之烟消云散。《绣枕》中的深闺小姐精心绣了一对枕头,欲送给白总长家,想要在红鸾星照命主之时求得好姻缘。为了绣好这对枕头,“光是那只鸟已经用了三四十样线” [2]。但在白家看来这对枕头一文不值,大小姐费尽心思绣的枕头最终兜兜转转流落到下人手中。精致的绣枕表现出大小姐温婉的闺秀气质和对爱情的美好向往,而绣枕被忽视、被抛弃的结局也象征着大小姐沦为待价而沽的物品的悲凉命运。高墙内的大小姐企图将自己的终身幸福寄托在婚姻上,认为精湛的女红能够获得白家少爷的青睐,但终究是大梦一场空。凌叔华笔下的女性形象呈现出无法跨越深宅门阑,摆脱传统礼教束缚的病态,将旧社会封建男权制度下的婚姻规则和性别秩序视作标尺,把婚姻当作点亮内心深宅的一束灯光,最终成为青瓦围城中的傀儡。

萧红出生在东北乡绅地主之家。田垄上飘逸的头巾、男人对女人的呵斥、夜里传来的阵阵啼哭声使萧红对于女性黑暗的生存环境和来自旧社会男权制度的种种压迫深有体会。所以萧红更关注底层女性的悲剧,力透纸背地刻画了黑暗社会对底层女性的侵害,抒发对旧中国底层女性的人文关怀。《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本来也是一个扎着麻花辫的活泼姑娘,起初她“梳着很大的辫子”[3]“脸长得黑忽忽的,笑呵呵的”[3],但胡家婆婆为了将她塑造成自己心目中完美的童养媳形象,开始对她进行管教,用皮鞭子抽、用烙铁烧。在生活和婚姻的压迫下她丧失了吃三碗饭的权利、“两个眼睛骨碌骨碌地转”[3]的权利,“走路一阵风”[3]的权利和左右自己命运的权力,只能任凭冷漠无知看客娱乐式的折磨,在荒诞的“治疗”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深渊,“我要回家”的那声呐喊最终被滚烫的热水所吞没。《桥》中的女主人公为了生计给有钱人家做奶娘,主人家喊她“黄良子”是因为她丈夫的名字叫“黄良”。可见,作为一名底层女性她在“出卖”自己乳汁的同时也被剥夺了自己的姓名,丧失了作为独立个体的资格。《生死场》中温良顺从的麻面婆渴望得到丈夫的关注与疼爱,打鱼村最美的女人月英在丈夫的无情中绝望死去。从上述例子中不难看出,萧红笔下的旧社会女性始终被禁锢在父权社会的条条框框中,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所有人都习以为常,这造就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产生,在无知成为主流的时代,底层女性为了活着,连做人的尊严都消失殆尽。

二、往返与生死

1919年掀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新女性意识如春笋般在各阶层的女性中萌发,更多的作家开始关注女子问题。同时,随着易卜生创作的戏剧《玩偶之家》的传入,“娜拉”成为新式女性的模范,最后关大门那“砰”的一声在众多旧式女性心中泛起阵阵涟漪。因此,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娜拉出走”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凌叔华和萧红也深受“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开始大胆进行女性创作,展现女性的生命轨迹。她们笔下的女性在面对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的压迫时,也都想过用“出走”这一行为来进行反抗,但二者“出走”的方式显然存在着一定差异。

显耀的门楣既是凌叔华打开艺术之门的钥匙,也是她一生都无法摆脱的精神梦魇。她以旁观者的身份去书写高门阔院里面的故事,可脚步却始终被羁绊着,一只脚在文学的世界中里奋力挣扎,一只脚却被高墙内的翠荇香菱纠缠。因此,作品中“出走”的女性往往呈现出“往—返”的循环。凌叔华笔下旧家庭的温顺女性在面对束缚和压迫时,通常会进行适当的反抗,但最终仍然选择服从。如作品《酒后》中的新女性采苕。“两颊红的像浸了胭脂一般,那双充满神秘思想的眼,很舒适的微微闭着;
两道乌黑的眉,很清楚的直向鬓角分裂;
他的嘴平日常充满了诙谐和议论的,此时正弯弯的轻轻的合着,腮边盈盈带着浅笑。”[2]采苕凝视着醉酒后神态可爱的子仪,情欲的浪花一浪高过一浪,竟产生了想要亲吻子仪的想法,并在情欲的驱动下向丈夫永璋提出了这个要求。“亲吻丈夫的朋友”这在现在看来是一个近乎“出轨”的行为却反映出旧社会女性对于当时婚姻制度的不满以及对于情欲抑制的宣泄和反抗。但出乎意料的是采苕在征得丈夫永璋的同意后却没有亲吻子仪,其在酒精和情欲的作用下觉醒的主体意识转瞬即逝。这恰恰反映了旧社会女性一方面渴望得到救赎与解放,另一方面却又没有勇气跨越伦理道德的围栏。社会的压迫和女性自身的局限性成为旧家庭女性所面临的双重枷锁,最终只能在“往—返”的两极中跳跃。

萧红笔下的女性在面对人生苦难和社会黑暗时总是表现出强烈的死亡意识,灵魂逐渐被压抑和麻痹,当物质上无法赖以生存,精神上又失去了寄托时,死亡成为她们灵肉解脱的唯一途径。《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十二岁被卖到胡家做童养媳,她天真、健康,在家帮忙做杂事。面对婆婆的毒打和虐待,她也曾表现出“拧她大腿,她咬你”[3]的反抗行为。在这一时期小团圆媳妇尚且拥有捍卫自我生命和抵抗黑暗社会的强烈意识。但无休止的折磨使得小团圆媳妇逐渐变得麻木。洗热水澡时,小团圆媳妇从“洗得吱哇乱叫”[3]、“衣裳她是不肯脱的”[3]到后来的“连动也不动,哭也不哭,笑也不笑”[3]。无声的抵抗不但没有换来短暂的停歇,反而让他们变本加厉地虐待她,最终沦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生死场》中反抗意识尚未觉醒的王婆在得知自己的儿子因为革命身亡后,椎心泣血,哀毁骨立,在绝望中选择服毒自杀。丧子之痛让王婆选择服毒,而生子之痛同样也是女性的刑罚。“可是罪恶的孩子,总不能生产,闹着夜半过去,外面鸡叫的时候,女人忽然苦痛得脸色灰白,脸色转黄”。[4]五姑姑的姐姐饱受生育的苦难,最终被冷水与血水侵袭了整个身体。在生育的过程中,女性独自忍受着血淋淋的生育之苦,她们似生育的机器,繁衍成为她们无法避免的“责任”。因此,对于饱受苦难的底层女性来说,这茫茫苦海之中的痛苦早已超越了生死。萧红的作品无不透露着“忙着生,忙着死”[4]的悲哀,显然融入了萧红自身对死亡的独特感受。流离失所的无助、战争的威胁、病痛的折磨以及那些濒临死亡的瞬间共同构成了萧红对于底层女性苦难的书写与呐喊。

三、炽热与悲凉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谈到男人在婚姻中居于主体地位,而女人逐渐被塑造为男人的附庸,二者在婚姻中呈现出的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表现形式。[6]因此,在不对等的婚姻关系和曲折的爱情经历中,凌叔华与萧红都显示出“叛逆”的色彩。二者也都有过勇敢追求爱情的经历,但二者笔下的女性对于爱情的态度和最终的结果却是不同的。

新式女性的“出轨”是凌叔华小说中有别于旧式闺秀生活的另一重要主题。“出轨”一词原指交通工具脱离正常的轨道,超出规定的界限,后引申到婚姻关系中指男女为一己私欲违背道德规范。而凌叔华小说中的越轨之处则在于女性不愿被传统的爱情秩序所禁锢,渴望追寻个人情欲的宣泄和生命价值的自由选择。

《酒后》中的采苕面对丈夫的百般殷勤无动于衷,甚至装作视而不见,用头昏、酒后不爱说话敷衍丈夫。采苕用“亲吻子仪”这一想法发出了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抵抗,企图打破新式婚姻中的男女想象与性别规则。《春天》中的宵音因为听见伤感曲子而想起一直希望得到她安慰的久病的君建。对于君建的示好宵音从未回应,如今却又触景生情,感到牵挂与伤心,于是决定给君建回信。在给君建写信时,丈夫静一的突然出现让她急忙将信纸揉搓成团。宵音回忆起从前向她示爱的君建何尝不是一种精神越轨的表现。《绮霞》中的妻子绮霞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因家庭的需要她放弃了自己曾经最喜爱的音乐。“这都是我对不起你,我搬到这里来一年多了,就没有开过琴盒子看你,这并不是我憎恶你,我有了家庭,我就没有余力陪伴你了。”[5]自己最宝贝的琴如今因为太久没打开琴盒而被蛀虫吃坏,而好友辅仁的一番话语让她重新反思自我价值和婚姻爱情的关系,最终选择离家前往欧洲学琴。不難看出,不论是想亲吻丈夫朋友的新女性采苕,还是在百无聊赖之际回想起爱慕者的宵音,抑或是离家出走,追寻自我价值实现的新妇绮霞,凌叔华笔下的闺秀们都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中寻找灵与肉、家庭婚姻与个人价值的一致,通过“越轨”行为悄悄抵抗着旧道德礼法对其命运的束缚。

有别于凌叔华对于爱情自由、洒脱的态度,在萧红眼里爱情是女性痛苦的开始,因此她笔下的爱情总是以失败告终,并伴随着痛苦悲凉的结局。少女金枝的凄惨爱情成为窥视底层女性命运的窗口。情窦初开的金枝爱上了身强力壮的成业,懵懂的少女认定成业会给自己带来幸福,但在成业眼中金枝只不过是满足自己性需求的工具,无所谓爱与不爱。所以婚后的金枝即使身怀六甲也要不停地劳作,忍受着成业对自己和孩子的羞辱。《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偷偷喜欢着“我”的堂哥,“从此我知道了她的秘密,她早就爱上了那绒绳鞋,不过她没有说出来就是,她的恋爱的秘密就是这样子的,她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3]翠姨出生于落后小城的旧式家庭,封建男权思想始终笼罩在屋檐上空,因此她对堂哥的爱是含蓄的、内隐的,无人知晓。但思想解放的春风悄然吹到了翠姨的心头,接受了新思想的翠姨渴望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但却无力与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相对抗,最终只能和一个年仅十七岁的陌生人订婚。她对表哥的爱恋无疾而终,她的生命也在诀爱中戛然而止。作为一系列女性悲剧形象的创作者,萧红从童年开始就一直在寻找精神的避风港。但不论是未婚夫汪恩甲还是在文学世界里遇到的萧军、端木蕻良,都没能带萧红摆脱父权社会的阴影。因此,作品中体现的爱情悲剧是萧红笔下底层女性普遍的命运,渴望爱情却又在寻求爱情的路上伤痕累累,现实的冰冷击碎了他们对爱情的美好幻想。

凌叔华和萧红以自身独特的女性力量书写旧社会女性的心灵史,表现出两种崭新而又各具特色的女性意识。被称为“高门巨族的精魂”的凌叔华通过塑造一个个鲜明的太太、小姐的形象,表现出封建礼教日益磨灭了旧式女性的个体意识,同时也反映出旧社会女性自身对封建观念强烈的依赖和软弱的抵抗,为后人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提供了生动的画卷。而萧红则将笔触伸向了自己熟悉的东北乡土,她用手中的笔真实地描摹出旧社会男权制度文化氛围中女性的痛苦与不幸,展现了农村底层女子被压迫的现实,企图用血淋淋的文字唤起底层女性的觉醒,奋力呼唤着这片古老土地上沉睡已久的女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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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萧红.生死场[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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