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在生命和历史的深处：关于《南湖街》

在第四节的开头，作者回到那个经典的问题，“你从哪里来”？作者假设有一位倾听者，听她讲述当年事，一遍遍梳理细节，重复、辨认、补述。而这讲述的动力，恰来自难言之隐，依照著名的叙事学原则，凡讲述皆有取舍，它不足以安顿往事，直至抵达真相。

小说中有一只“无脚鸟”。事实上，不管每个人的写作始于何时何地，终有一天会回溯“生命的来处”，并影响到其写作隐在的气质与风格。对于作家而言，这往往是写作的出发地，也是“回返地”；
而《南湖街》，就设置了这样一个离开/归来的结构。

认识你自己，包括认识你的来处，和身后的风光。这小说里的风光，并非特指地域文化的地理风物元素，更像是一种现代都市集体怀旧的心像。南湖街，这个“有又没有的地方”，正消失在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的街区改造中，需要回忆和讲述来重塑、辨认，并经由记忆的拼贴而成为如诗如幻的心像，一幅水汽氤氲的地图。

有空间的地方才有时间，南湖街将成为叙事地理中的经典空间意象。这梦幻般的、一跺脚就冒出汩汩泉水的地方，這个李清照笔下的藕花深处，作者要讲述的旧事，不是它通常意义上的湖山静好，岁月鲜妍，而是它的暴烈时刻。

小说主人公叫“陶李”，毋宁是“逃离”。从南湖街的离开表面上看来始于母亲的生计，实则更像是一次隐晦的自我放逐。陶李和小伙伴在于老师家的一次聚会，意外撞上南湖街史无前例的暴雨，雨夜的回忆以小伙伴“江米条”独自回家消失于洪水而结束。于老师和陶李，一个是聚会的组织者，一个是最后一刻与江米条单独相处的同伴，成为心有愧疚的幸存者。彼时“南湖街”的人情评判系统在运行，因为奋力保全聚会中的其他孩子，于老师成为官方认定的“英模”；
而与此相对应，南湖街亦留下街坊们的窃窃私语，和江米条父母对雨夜的一次次询问。

“要依现在的人，肯定要告到法院不罢休”，作者用这句话点明岁异时移的民间道德评判体系变化。而在当时，窃窃私语的南湖街舆论体系，和学校讲台上宣讲英模事迹的于老师，构成故乡和往事的一部分，这是南湖街的幽微与复杂、南湖街的人情世故。陶李在这两种声音之外沉默，终而即便沉默也无所遁形。陶李一听救人宣讲就要逃去上厕所的生理反应，即可视为对这一事件的创伤应激。

闵扬构成南湖街外怎样的存在？可以与作家前些年的《去岛屿》来类比阅读，那是内陆城市主人公们所向往的远方。在南方海滨，陶李和母亲完成创业、升学、恋爱的人生规定步骤，一切都在步入正轨。这是更理性清明、效率更高、更现代的生活模式，陶李却在怀念南湖街的好。回北方去，她缺一个了却往事的告别仪式。在已经变成公园和风光片取景地的南湖街，不出意外，母亲和陶李找到了于老师。“不管怎样都要见一见他”，放下压在心头的巨石。而意外的是，江米条的父母修车匠夫妇，因为日积月累的怨恨，已从扮鬼骚扰剧组的恶邻，演化成到雨夜推仇人入湖的刑事犯罪嫌疑人。小说最后，两位幸存者单独相处的时刻，陶李沉默筑成的堤坝轰然倒塌。如果当年事两人都“多少是有些关系的”，陶李的关系更大，孩提骄纵的言语相激，是江米条独自冲进雨夜的直接原因。因这重要的补述，陶李得以与往事彻底告别，主动认责也因而成为成长的重要仪式。

事实上，在风景式的现代乡愁书写里，作者触碰到了当代人的伦理无意识体系，关于无罪之罪，关于自我追责，关于自欺欺人时的生理反应，更关于不愿纠缠旧事的人性倦怠。诗性叙事里的冷峻主题，作者形成了自己具有辨识度的个人风格。叙事的暧昧之处在于，陶李所应认责的部分，不仅在于替她抵挡舆论风波的于老师，更关联到如何面对江米条父母。这本该是一个双重的难题，但小说借助于苦主修车匠夫妇的“祥林嫂化”、甚而报复杀人的恶念恶行，幸存者得以轻易放下自己的无责之责。

小说还讨论了亲密关系。陶李在闵扬的恋人萨里，是为了和南湖街的于老师形成对照，或者说，他们也构成了南湖街和闵扬的人格对照。他们都是陶李的音乐老师，也都因为陶李的特殊胎记而对她留意与结缘。作家设置于老师重而萨里轻，也许是想说，相比爱情，相比血缘，人生和音乐的最初启蒙，共承秘密的处境，彼此的爱护庇佑，才是真正的亲密关系。

作家用音乐来写两人不能言说的情愫。能给我拉首曲子吗？当小提琴在重逢时刻奏响，“在浩浩荡荡的诉说之后，母亲突然发现自己怎么都插不上嘴，她和另外两个人变成了并行不悖的线条”。

这是亲密关系的可贵之处，唯有你能明了的抚慰与袒护。当亲密关系遇到前述的无罪之罪，这也是亲密关系的软弱。当年南湖街的窃窃私语，只有在面对陶李时，于老师会说出“是我害了他”，而陶李的回答是“不，没有”；
而多年后，他同样叮嘱陶李，永远要回答，江米条出事和你没有关系。这两次重要的彼此开脱，一个是出于仰慕与怜惜，一个基于保护与爱。幸存者们自我归罪，并在这种归罪中理解对方、保护对方。就像当年，留在原地的于老师独自承担这一段责任与怨恨；
重逢时刻，又替飞翔的“无脚鸟”卸下心头的重担。

这种愧疚与忏悔的解决方式是软弱的，温暖的，同时也可能是利己的，犬儒的。成长不仅是告别，更意味着责任的承担。小说一笔带过、几乎没有写江米条父母与陶李的重逢，而把叙事重心，放在两位自我归罪者之间的彼此理解和怜惜。在当下和历史的纵深里观察“没有脚的鸟”，就不仅仅是一段与个人成长史中的主体识别，或与女性性别有关的生命体验，更是一只时间深处疲累飞翔期待落地的倦鸟。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的文学讲述里，有太多的直接或间接的责任者，被沉默、被保护、被原谅。在南湖街的土地上，我们是一个被亲人、爱人庇佑的群体，我们被鼓励着沉默、自我原谅。理由还是和这“有又没有”的南湖街有关，一个相信“为亲者讳”的地方，必然也会是非理性示众和集体情绪暴力之所。没有脚的鸟继续飞翔，身后留下一片窃窃私语。

（责任编辑：陈婉清）

季亚娅评论家，《十月》杂志执行主编。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青委会委员。著有评论集《文学的行间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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