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月
說起“西方音乐作品中的中国”这一话题,听众一定都会联想到普契尼的《图兰朵》。其实,“中国情结”在西方作曲家心中由来已久,在西方音乐作品中,类似这般以中国主题为立意的作品还有许多,它们凝聚着作曲家对遥远而古老的中国的几许好奇与遐想。
“每个人都在失败;
我们的全部经验都在抵达完美的这一边。失败相对于目标而存在。自然没有目标,所以无从失败;
人类有目标,所以必定失败。从失败中产生的精彩构型常常揭示了目标的微不足道。当然,我们必须继续为成功而斗争,否则我们便无法真正地失败。”
——科尼利厄斯·卡迪尤
1981年圣诞节前夕,四十五岁的英国作曲家科尼利厄斯·卡迪尤(Cornelius Cardew)丧命于一场车祸。因肇事司机逃逸,这场事故至今悬而未决。卡迪尤的传记作家、好友、曾经的乐队伙伴约翰·蒂尔伯瑞(John Tilbury)认为,这可能是一场早有预谋的“飞来横祸”,矛头直指卡迪尤的政治主见——他是虔诚的马列毛主义者,激进的反资派、反帝国主义者,英国大不列颠革命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的发起人和成员之一。
如今,任何关于卡迪尤音乐遗产的讨论都无法回避他的政治活动家身份,这一状况缘于卡迪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一次“政治觉醒”。意识形态的自我更新使他转身成为了自己的敌人,其艺术生涯也就此改写:卡迪尤与他自己的先锋派过往——那位以前卫的文字和图形记谱而著称的音乐探索家,因表演才能获“英国的大卫·都铎”之称的演奏家,以及伦敦自由即兴音乐景观的开拓者——彻底割席。
卡迪尤是科班出身,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偏保守的教育体系并没有收住卡迪尤对当时新行的先锋派音乐的好奇心。在学校就读期间,他就曾自发组织并演出包括布列兹作品在内的“严肃”先锋派音乐。对于卡迪尤而言,科隆历来是“新颖”“实验”“冒险”的代名词。于是毕业后,他顺理成章地去了欧洲的新音乐孵化中心——科隆西德广播电台的电子音乐实验室,成了施托克豪森(Stockhausen)的学徒和得力助手。
他心甘情愿地被实验室里的磁带处理机、正弦波音等艺术新科技以及施托克豪森极为痴迷的信息论所“折磨”,但与此同时,他对达姆施塔特的“伪科学”和学院主义美学的反感也已悄然萌芽。彼时的卡迪尤渐渐意识到,一个“U型弯道”正在前面迎接自己,对于先锋派的狂热不过是一个“弱拍”,最终还是要导向其毕生所追求的事业——以音乐来倡导民主与平等。面对音乐行为组织与社会政治变迁之间的关系,卡迪尤不停地思索,并构想新的可能性。
纵观音乐史,卡迪尤着实是位怪杰,其艺术作为无法以单一的音乐类型甚至艺术媒介概括。然而,他在今日的重要性足以因《论文》(Treatise)和《大学》(The Great Learning)这样的先锋派杰作而稳固。在共产主义思想正式植入他的创作之前,卡迪尤已在记谱法、乐器法、跨界表演以及音乐的社会意义方面大胆革新,试图勾勒他心中的“音乐乌托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东方哲学风靡英美实验音乐圈,约翰·凯奇(John Cage)、拉·蒙特·扬(La Monte Young)、卡迪尤及其所在的AMM乐队无一例外。在AMM乐队,中国哲学与语言是一门“必修课”,不仅如此,连英国汉学家、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领衔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的大部头学术论著也是他们日常谈论的热点。
A M M乐队成员基思·罗(Keith Rowe)至今仍保存着卡迪尤复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该卷用一百多页的篇幅探讨了中国古代声学和音乐理论,涉及与色彩、味觉、“气”、方位、季节等相联系的声响观,声音的分类法,音高、音律理论以及早期的声学科学探索等。这些知识给了卡迪尤无限的启迪。
1968年,卡迪尤受邀为切尔滕纳姆音乐节(Cheltenham Festival)创作一部作品。于是,他从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汲取灵感,用美国作家、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英译本为文学底本,创作了一部包含七个独立乐章的先锋音乐作品《大学》。作品的每个乐章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编制,单乐章时长在三十分钟至一百二十分钟之间不等,作品总长超过九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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