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心朋友和革命战友

张磊

刘伯承与吴玉章同为四川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们曾有过一段朝夕相处、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仍然相互支持、相互勉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刘伯承，1892年生于四川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
吴玉章，1878年生于四川荣县。二人虽然年龄上相差14岁，但他们在青少年时期都经历了清朝的反动统治，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因此都对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忧心如焚，急切地想寻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1年，吴玉章抱着“仗剑纵横摧虏骑”的决心参加了广州起义，并领导了荣县“独立”运动，建立了第一个脱离清朝统治的县级政权——荣县军政府，被世人誉为“首义实先天下”。同一时期，刘伯承抱着“仗剑拯民于水火”的决心，在国内寻求新学，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他们二人虽身在两地，但殊途同归，都投入到了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革命运动中。

辛亥革命的胜利一度使人欢欣鼓舞。但不久，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并向国民党人大举进攻，吴玉章、刘伯承等又积极投入到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中。在上海，吴玉章建议孙中山下令粤赣皖湘四省国民党籍都督联合通电，以先发制人，后又前往南京策动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接着，他又组织力量，筹备器械，计划炸毁停泊在吴淞口的威胁革命中心上海的海军肇和舰。刘伯承则在四川参加了四川讨袁军总司令熊克武的军队，参与指挥了隆昌、合川及泸州等地的反袁战斗。他英勇善战，屡立奇功，初步展现了军事才能。

不久，“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当局严令通缉策划和参加反袁斗争的爱国人士，吴玉章、刘伯承都在被通缉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吴玉章不得不于1913年底流亡法国，刘伯承则因在作战中脚部负伤，潜回开县老家，躲在山中养伤。

1926年时的刘伯承

1914年初，吴玉章抵达巴黎，进入法科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5年，他和蔡元培等创办了勤工俭学会，为革命培养人才，以待时机回国参加革命斗争。1916年，他与蔡元培、法国人欧乐等共同组织华法教育会，以联系中西文化和对华工进行教育为己任。

1914年春，刘伯承前往上海，参加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初步树立起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他参加和组织了上海各界反对“二十一条”亡国条约的运动，继而受命回四川发动川东起义。在川东，刘伯承建立了四川护国军第4支队，配合蔡锷部作战，历经多次战斗，最终打垮了四川反动军阀的疯狂进攻。可是，他因在战斗中负重伤，失掉了右眼，被迫潜赴重庆就医。在袁军疯狂反扑下，没有了“顶梁柱”的川东护国军军心涣散，最终趋于失败。

伤势痊愈后，刘伯承又在重庆组织游击活动。不久，熊克武请他担任四川靖国军5师9旅参谋长。之后，他为打击四川旧军阀立下许多战功。

袁世凯死后，1917年，吴玉章回国。他先在北京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后又参加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并作为四川省的代表参与广州军政府的工作。他坚决反对桂系军阀排挤和背叛孙中山，因此被撤销了代表的职务。后来，他参加和领导了四川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的“自治运动”。由于拒绝军阀刘湘和杨森的利诱，吴玉章只得离开重庆，前往成都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启示下，他逐步形成了“走俄国人的路”的思想，并在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与杨闇公等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谋划在中国开展像俄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

1923年，刘伯承因腿部负伤到成都就医。其间，有人请他到军阀部队担任要职，并领取高薪，他都拒绝了，并转到犍为乡下闭门疗养。这时，刘伯承已经认识到，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只有新旧和大小之分，但实际并无本质的不同。刘伯承急切地想寻找到真正革命的力量。正当为此苦闷的时候，他经人介绍在成都认识了吴玉章，并通过吴结识了杨闇公。刘、吴二人相互慕名已久，此番相识后更是一见如故。从此，他们过从甚密，“很快便成了知心朋友和革命战友，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研究问题”。

1924年，中国青年共产党组织了一个纪念“五一”和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遭到军阀杨森的镇压。遭到通缉的吴玉章赶往犍为，同刘伯承一起，绕道贵州、湖南前往上海，再奔赴北京。抵达北京后，他们很快见到了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赵世炎。赵世炎曾是吴玉章的学生，师生久别重逢格外亲切。在交談中，吴玉章得知中国共产党早已建立，便毅然决定取消“中国青年共产党”，同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紧密配合，相互支持

入党后，吴玉章奉命到中共中央驻地上海接受工作任务，同行的还有刘伯承。为迎接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党组织安排吴玉章、刘伯承以国民党党员的公开身份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他们先到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建立联系，然后再赶回四川整顿国民党地方组织。

回四川后，吴玉章、刘伯承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负责人黄复生、朱元洪商量整顿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可行办法，但是黄、朱二人既无兴趣，也无信心。因此，吴、刘与中共党员杨闇公等商议后，决定成立新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由吴玉章担任主任委员，负责整顿国民党地方组织，另由刘伯承专职负责军事工作。与此同时，他们还秘密组织了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由杨闇公担任书记，负责发展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策划开展工农运动。出于为革命培养人才的考虑，他们决定创办一所专门学校以培养干部。这就是后来的中法大学。

1925年11月，吴玉章、杨闇公和刘伯承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吴玉章被国民党中央推举为大会秘书长，杨闇公、刘伯承等也被安排在秘书处工作。1926年1月16日，吴玉章在国民党二大上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吴玉章、杨闇公与刘伯承考虑到新的四川国民党组织刚刚建立，急需巩固，因此在国民党二大结束后即返回四川。这时，四川和广东一样，左右派斗争已非常激烈。三人决定通过策反旧军队、发展党的组织来扩展革命势力。他们先是策反了川军2个旅，后又策反了黔军2个师，分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9军和第10军。1926年5月，由吴玉章、杨闇公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伐战争开始后，广州政府急电吴玉章回穗，吴玉章和刘伯承遂于1926年8月返回广州。但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国民党左右派斗争日益加剧。为反击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授权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的吴玉章等联络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召开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成立有吴玉章参加的5人行动委员会，作为统一党政领导的国民党中央机关。不久，國民党三中全会召开，吴玉章在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刘伯承全力协助吴玉章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这时，蒋介石反革命面目日益显露。因此，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派刘伯承回川开展军事工作，以配合北伐进军。经吴玉章推荐，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让刘伯承以“特派员”的名义回川，策动革命。

刘伯承抵川后与朱德、杨闇公组成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军委会决定策动驻顺庆、合川和泸州的川军6个旅举行泸顺起义，刘伯承任起义军总指挥，陈毅从旁协助。

1926年末，泸顺起义爆发，起义部队向泸州集中。四川反动军阀包围泸州。刘伯承立即整顿军队，布置守城，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坚持斗争。

吴玉章得知泸顺起义爆发，即在国民政府会议上提议给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35军的番号，委任刘伯承为军长。可是，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故意拖延。经吴玉章多次争取，起义部队最终被改编为暂编第15军。其间，吴玉章专门发电报给刘伯承进行慰问，赞扬他们偏师起义的奋斗精神。

八一南昌，共同起事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吴玉章和刘伯承奉命前往南昌集合。不久，吴玉章又被安排在九江组织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徐特立等中共党员和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前往南昌。刘伯承因从四川赶来，是最后一位到达九江的。吴玉章送走刘伯承后，自己也很快赶往南昌。

人员到齐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吴玉章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前敌委员会秘书厅秘书长。

经过紧张周密的准备，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

起义胜利后，前委决定部队南下。在南下中，吴玉章跟随起义总指挥部行动。年近50岁的他努力克服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认真做着部队政治动员、后勤支援和群众工作。南下中的汤坑一战最为激烈，贺龙、刘伯承忙于指挥，周士第则卷起衣袖，手持驳壳枪，带领战士反复冲杀，终因敌众我寡，战斗失利。起义军不得不撤出战斗。汤坑战役失败后，周恩来紧急召开会议，决定非军事必需人员一律疏散。吴玉章和他的侄子吴鸣和也在被疏散人员之中。他们历经艰辛跋涉，最后搭乘民船去了香港。不久，贺龙、刘伯承等也陆续抵达香港。几天后，党组织安排他们一起返回上海。贺龙受命回家乡继续组织武装斗争，吴玉章、刘伯承、吴鸣和等则前往苏联学习。

1928年，吴玉章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刘伯承、吴鸣和则进入苏联军事院校深造。学习结束后，刘伯承、吴鸣和奉命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吴玉章则被分配到海参崴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任教。1938年，吴玉章回国。

互致贺忱，谈古论今

吴玉章回国后，先后在延安和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的工作。同一时期，刘伯承则率军转战在太行山、晋冀鲁豫、中原和西南前线。两人虽不在一地，但他们深厚的战斗友谊一直未变。

吴玉章

1942年12月，太行根据地军民按照当时形势的需要和对刘伯承的崇高敬意，一致决定为他举办50寿辰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发了贺电，朱德总司令写了贺寿诗文。林伯渠、吴玉章致了祝词：

刘伯承同志：

你率数十万健儿，在敌后坚持了五年，常常出奇制胜，维护亿兆人民，撑持半壁河山。恭逢五十寿辰，特致如下祝词，以申贺悃。

敌后苦坚持，百战英名惊日寇；

太行齐庆祝，万家生佛拜将军。

1948年12月30日，华北大学为吴玉章70寿辰举行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发了贺词。刘伯承和陈毅在军中也发了贺信。信中说：

我们北来中央开会，值你年满七十，党内外同志热烈庆祝，我们代表南线各同志共申贺忱。

你五十年来，以革命为职业，中国革命无役不从。每当革命受挫折之际，你临难不退缩、坚持奋斗的精神，更值得学习而示人以典范。你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文化工作都有贡献。你现在华北大学主持教育，成千成万的青年更要在你培养之下变成新的干部。你一生的光荣，也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我们的光荣。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不再为高级领导人祝寿、送礼。吴玉章、刘伯承都坚决拥护和执行中央的决定。

1961年元旦，刘伯承和吴玉章都在上海过节。一直把吴玉章视作长者和革命引路人的刘伯承，特意在吴老生日这天和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一同去探望。当天，他们畅谈到下午6点，刘伯承看着手表说：哟！已是6点了，吴老，得在你这里吃晚饭了！吴玉章很快意识到这是要给他庆祝生辰，边笑边严肃地说：吃饭可以，祝寿不行，咱们党可是有规定啊……没等吴玉章说完，刘伯承就靠近他，拍着自己的肚子说：吴老，肚子饿了，咱们去吃饭吧！立时，大家都会心地大笑起来。吴玉章见状也笑着说：好，好，咱们吃饭去。这样，刘、柯、陈的“意图”实现了。吴玉章对同志们的心意十分感激。他们边吃边聊，谈古论今，直到晚上9点才散。

相互探望，相互勉励

刘伯承和吴玉章曾经长期不在一地工作，但只要有机会就会相互探望。刘伯承调到北京工作后，他们的来往就更多了。

1962年，吴玉章写出了《忆杨闇公同志》一文的初稿，交给刘伯承请他审查修改。刘伯承看过后，专门找来吴玉章身边工作人员，说：“吴老的性格我是知道的，他总是事必躬亲。他公务很重，又那么年高了，还挤时间写回忆录，写回忆烈士的文章，来怀念烈士和对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这可是不容易啊！这足以使我们这些比他年轻的人惭愧，应当向他学习。”然后，他又说：“文章写得很好，我没有多少修改意见。只是杨闇公同志对我说的那些话是过奖了，我没有那么好，请吴老划掉它。”最后，刘伯承又谈了一些个别字句的修改问题。

工作人员回去后向吴玉章作了汇报，吴玉章说：“刘伯承同志的意见很好，要按他的意见修改，只是杨闇公同志对他说的话我引的并不多，且是杨闇公同志对他的真实评价，不能去掉。”后来，吴玉章又专门征求了陈毅、杨尚昆等的意见，才最终把稿子定下来。

1965年秋，吴玉章得知刘伯承因劳累过度生病，仅余的一只左眼也看不清了，就亲自前去看望。当刘伯承知道吴玉章要专门来看他时，即由夫人汪荣华陪同，由护士牵领着走到院门口迎接。当他听到吴玉章说话的声音时，赶忙伸出双手摸着迎过去。吴玉章见此情景，竟不顾自己80多岁的高龄，疾步赶到刘伯承面前。两人双手相握，互相问候。见此情景，在场的同志都深受感动。

两位老战友在室内就座，吴玉章详细地询问刘伯承的病情。刘伯承说：我现在可以看到人的影子，但辨认不出来了。吴玉章劝慰说：好好医治，是能够恢复的。他还请护士转告大夫要尽力救治。

刘伯承说：“吴老，我过去眼睛好时，整天忙于工作和学习，顾不上想过去的事，可是现在不同了，老想过去，尤其是想起过去的一些殘酷战斗的场面，就看见我们的战士和战友在敌人枪弹面前倒下的累累尸体。当然，想想过去，还是有好处的，但老这样想下去，像演电影一样地一幕幕掠过，推又推不开，无休止地‘演下去。吴老，我的神经简直受不了啊！”本来健谈的吴玉章，这时也没有多少话语可以劝慰刘伯承。他也陷入了深思，停顿了好一会才说：“还是尽量多想想今天和明天吧！”

这时，两位老人几乎同时说：“是呵！我们今天的胜利可是来之不易呵！”谈话的最后，吴玉章劝刘伯承安心养病，刘伯承回答说：“好。”吴玉章怕刘伯承太过劳累，遂起身告辞，并请刘伯承留步，可刘伯承仍然坚持送到院内，两人这才依依惜别。

回家后，吴玉章心里一直不平静，对工作人员说：“刘伯承同志在年轻时就因打仗失去了右眼，现在又失去了左眼，看不见了，这都是长期战争生活带来的后果呀！”他又说：“刘伯承同志是一位精明能干而又非常稳重的人，他创办的军事学院是很有成绩的，可是前些年批判他教条主义……”他的这些话，既是对刘伯承的赞赏，也是对当时党的指导工作中出现的某些错误的批评。

没有想到的是，吴玉章和刘伯承的这次见面竟是最后一别！1966年12月12日，吴玉章逝世。在病中的刘伯承听说后非常难过，虽然因身染沉疴不能参加追悼会，但还是派人送去花圈表示对吴老的深切哀悼。

吴玉章为革命奋斗了一生。在晚年，他还写出《自励诗》勉励自己。他的一生，完全实现了毛泽东在他六十寿辰时赞誉的那样——“一辈子做好事”。

刘伯承为革命戎马大半生。晚年尤其是在双目失明以后，他仍然像年轻健康时那样要求自己——“为人民尽力”，顽强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奋斗。正像党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给他的致敬信中赞誉的那样：“您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元帅，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家，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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