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磊 徐菲菲 李心茹
［摘 要］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新时代旅游研究要求融合本土要素，探索具有时代性、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地方性知识是民族学和科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最初由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表明了对西方传统科学价值观的反思，该视角的引入有助于理解、解构中国旅游研究的本土知识系统。研究表明，地方性知识观念形成了原初民族学意义、微观权力塑造的政治学意义到劳斯科学哲学意义的概念连续谱，旅游研究与其双向互动，可构成“描述、发掘、创新”不同内涵地方性知识的二元连续谱。文章统计和梳理了2011—2021年8本代表性中文和英文期刊的中国旅游研究文献，并结合“二元连续谱”和旅游知识论对其中与地方性知识紧密相关的591篇文献进行主题分析，归纳出18个有关的中国旅游研究版块。文章最后指出了地方性知识谱系对旅游知识论的意义及进一步研究的可能。
［关键词］地方性知识；
旅游研究；
研究框架；
中国特色；
旅游知识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3）06-0015-13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3.06.007
引言
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具有地域性，是人们长期面对生活环境所孕育和创造出来的结果，荟萃一个或多个地方的思想、观念并受到地方习俗、器物、生活方式的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1。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员，新时代旅游研究的内容、方法同社会文化情境密不可分，兼具继承性、民族性、系统性、原创性、时代性和专业性的特征。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众多旅游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纷纷举办与中国旅游发展、中国特色专题、本土理论建构等议题有关的学术会议，并开辟新时代理论学术研究专栏，关注研究问题的本土要素已成为近年来旅游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我国聚焦于本土视角与地方情境下的知识创造，不仅增进了中国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目前国内研究的科研水准[1]，也逐渐在国际上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学术流派，对旅游学科良性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旅游实践中的不少行动也反映了这个现实，例如文旅融合的实践表明了中国旅游活动和旅游发展具有强烈文化属性的本土特征。借用西方概念、理论并深耕中国案例的验证性研究，结合中国实践在西方理论基础上发展的理论，原创性的概念、理论，三者一同成为中国当前高质量旅游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2]，而后两者的知识呈现与地方情境涉入密不可分。知识的系统性、专业性、原创性决定了当今旅游科学研究的高度，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性、民族性和继承性成为学术共同体永续存活的生命力。而目前中国旅游学术共同体地缘化、族群化的知识特征研究尚较缺乏，本土研究知识的体系性问题、谱系化认识与系统路径尚缺总结归纳，旅游学术话语体系亟须在关联本土情境的框架下有更为清晰的认识[3]。20世纪后半叶，地方（place）和地方性视角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范式革命。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作为一种从文化内涵理解知识创造的概念，对强化以学科知识为代表的“普适性”知识框架的地方融入和本土转化，理解知识体系在本土环境中的价值，具有重要帮助[4]。因此，本文尝试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探索当代旅游研究与本土情境的关系，并通过期刊文献解构近年涉及地方知识的中国旅游研究版块，从谱系学的角度探究旅游研究中的地方性知识和地方理论，以期为当下中国特色旅游思想和理论的创新提供一种思路。
1 地方性知识：从格尔茨到劳斯
1.1 地方性知识中的“地方”
在当代地理学、社会学与哲学等多个领域，地方塑造了现代性下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场域，成为一种“心灵归宿”与“精神家园”[5]。地方概念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浪潮而诞生，成为对西方价值观崇尚的标准、统一的反制代表。在后现代话语中，地方不仅包含地点特征，还包含因人的主观感受和区位理解差异而形成的地方感、地方性要素，并成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区别于实证主义的主要概念[6]。地方为人们提供生活空间，成为价值观念与经验的汇集点[7]，相比传统人类学、民族学常借用的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地方理解，后现代的“地方”是一个空间伸缩性很强的概念，强调空间中的人具有相同的行为背景、制度和行为主体区域；
因此，小到一条街道、一个社区，大到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民族国家，都可视作同一个地方。
当代知识观中的知识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得到辩护的真信念”[8]。不同于带有充分必要条件的分析论传统知识观，当代知识概念实现了从普遍性到特殊性再到“特殊的普遍性”的进化，进而带有强烈地方色彩的观念、判断得以进入现代知识体系。尽管一切知识应当有普适性和真理性，但经由科学知识的政治哲学分析，尤其以福柯为代表的“知识-话语权力”[9]对现代知识生产的解讀表明，情境特殊性作为科学文化在知识生产中不能被忽视。伴随着逻各斯（logos）和努斯（nuus）精神1从古希腊、古罗马走向大科学时代，当代自由、多元发展的知识论意味着更多“地方”将走向知识理性和实践理性[10]。从地理学的“地方”“地方性”到科学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概念完成了从经验论到知识论的转换。
1.2 地方性知识观念及其概念连续谱的形成
“地方性知识”一词最初由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在人类学、民族学中形容一种必须经由情境条件考察和理解，不同于现代、西方的知识观念[11]。这种地方性知识强调知识生产具有连带关系的共同体及所持有的共同经验、社会和文化的立场、准则，其内涵包括由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特定利益关系所形成的知识立场与认识等。格尔茨在其著作《地方知识》和《文化的解释》中相继阐述人类学话语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其特点在于必须与本土种族、民族相关联，与西方知识、现代性知识形成对照，与权力掌握者密切相关等特征[12-13]。
继格尔茨之后，在科学哲学的视域内，形成了另一种以约瑟夫·劳斯为代表的实践哲学的地方性知识概念，这是一种规范性意义上的观念，表意为一切知识都具有地方性的本质，特别是科学知识有其因地方而产生的特定情境（context or status）[14]。劳斯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知识观点表明，一切知识具有情境化、实践性与特殊性的特点，是一种反对普遍主义、绝对主义的科学哲学观，是科学“祛地方性”运动下的产物；
这种语境之下的科学史是不断展示知识的相对性、地方性的历史[15]。
尽管视阈不同，两种地方性知识具有价值共性，改变了人们对于知识本性的认识，赋予了现代知识生产的新的“历史、区域”语境逻辑。地方性知识观点一经提出，即成为理解知识系统的新视角[16]，表明了不同于在实验室、大学中产生的现代知识生产过程的默顿范式和吉本斯知识生产模式1的本土经验知识路径的存在[17-18]。以往，地方性的本土知识往往随着情境的消失而天然、自然地萎缩、消亡，例如历史上的民族医学和地方性制度。但在当代，根据劳斯、格尔茨的观点和福柯知识权力逻辑，在某些条件下，本土知识也会因现代科学与政治的规训和标准化而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普遍化知识[19]，成为“科学的”地方性知识，摆脱所处的地理、人文等生产条件约束。
地方性知识起源于阐释人类学，原本多现于人类学、文化学研究，但又因劳斯的阐释不单单拥有内生于历史民族发展的“本土自然知识”的内涵，因此，本质上是一个谱系化的学术概念。一些知识从诞生到发展往往具有阶梯型的普适性变化；
而就单个知识的生命周期而言，也会呈现一个从地方性到普适性的连续变化的度。从时间截面来看，特定的知识总是处于谱系的某个位置，具有不同程度的地理适用性。随着知识生产、加工、传播与分配的现代化，一些民族学意义上、原本在亚文化圈传播的乡土知识也不断与时俱进，某些观点乃至体系得到更广大人群的认同和辩护，实现了知识生产的革命，进而成为走向大众的“地方性知识”，例如传统中医知识体系逐步从本土到现代知识体系的升级之路。最终，某些与强烈特定人群绑定的“归属地方性知识”向原本的社会组织和国家边界之外扩展，并在某个时间成为普适性知识；
而另一些知识随着文明和组织的消逝而沉寂[20]。
在一切知识从地方性到普适性进发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格尔茨-劳斯”概念的地方性知识连续谱（图1）。在格尔茨一端，更多对应着未形成科学范式的民间知识、土著知识、传统知识，是辨证地反映多元文化知识观的“非科学知识”[21]。越往劳斯一端，原生态知识经由默顿范式的权力、资本涉入上升为科学意义的“地方性知识”。通过科学实践规范的路径，民族学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得以消解，在成为基于实践情境的政治学意义的规范共同体之后，经由权力、资本涉入得以跨越时空，最终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普遍性知识[18]。如当代科学规训，制度、实践境况规范与地方文化背景相互作用，诞生了兼具科学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中国特色”知识体系[22]。一些中国民间知识、传统知识，以及经由科学规范化的本土文化、本土思想知识体系逐渐具有思想史和普世意义的潜质[23]。同时，即使是一些具有全球意义和科学传播价值的知识，受制于全球范围内权力、资本的不平衡，也存在世界范围内有限交流、传播、应用的现象，成为劳斯所述的地方性知识，例如杂交水稻、高铁技术这类科技知识。由此看来，地方性知识是一个自始至终深受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影响的开放体系；
某个国家、民族、文化情境下的地方性知识，不仅具有对当代知识的批判意义，更有实质的建设性意义[11]。众多传统、本土知识不仅可以被当下科学研究利用，甚至可以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被创造，研究者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原生知识的持有者对话，并寻求相互理解层面上的学术交流[24]。在旅游研究之中，这种现象尤为普遍，值得借用新的体系进一步探究。
2 地方性知识与旅游研究的联系
2.1 地方性知识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2.1.1 缘起：民族知识与本土情境
在早期的旅游研究中，地方性知识仅被视为研究素材，呈现工具化特征。由于区域旅游开发的需要，在少数民族和地域特色鲜明的地区，格尔茨概念中的地方性知识最先被视作一种文化资本、旅游吸引物[25-26]。近20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旅游扶贫、治理现代化等话题介入，民族学、人类学意义的地方性知识有了值得深刻挖掘的价值，尤其成为促进可持续旅游的有效手段，形成了环境哲学意义上民族地区旅游治理的一大学术热点[27-29]。
相比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科学哲学意义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但近年来兴起的中国旅游研究中的大量本土成分、本土情境学术讨论，具有浓郁的地方认识论色彩，实质上构成了我国旅游研究中科学哲学意义上地方性知识的“骨架”。在人口、资源、经济发展的独特国情和当代政治道路、传统文化影响下，一种复杂并相互包容的本土研究环境悄然形成（图2）。传统儒、道等文化精神、伦理观念，中国当代政治道路、发展诉求结合现代生活和西方文化，在旅游情境中生成一系列新的地方知识[30-32]。这种与西方主流相异的知识生产现象，诞生了新的知识政治、学术热点和话语集群[33-35]。“中国人做出的研究”或“以中国为案例的研究”结合多种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形成“中国特色的研究”。作为一种从民族学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关照到哲学维度的升华，一些研究通过对国内学术共同体和文化情境的分析表达了将中国旅游研究作为地方知识体系理解的类似思想[33-34]。
2.1.2 地方性知识与旅游研究的双向互动
地方性知识在旅游研究中被发掘，旅游研究也能促进地方性知识的发展。严格说来，作为当代库恩式科学革命的产物之一，现代学术研究以成果形式论，大部分不能简单算作格尔茨意义的地方性知识。然而当代知识论认为，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都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空间适用性，民族语言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认识结构和表达形式。因此，只要是中国案例、中国情境的研究，都会包含地方要素，或多或少地涉及生根于本土的知识。旅游学科化的历史较为短暂，当代旅游研究还远未达到科学实践哲学中所称的理论成熟的“学科知识体系扩展深化阶段”。在学术发展初期，研究会集中于事实材料的积累和个案研究实践，这种模式本身就是劳斯意义地方性知识的深化阶段，待这种积累和实践达到一定程度后，会渐渐通过经验概括抽象、升华[24]。这种学科知识体系发展的固有趋势，表明了“（民族学意义的）地方性知识产生旅游知識”以及“旅游知识产生（科学哲学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双向互动的可能。
当前，旅游学科与地方性知识的互动方兴未艾，在国外也与地方企业研究、可持续旅游研究等紧密结合[27，36]。但目前多数研究借用人类学意义的理解，使用概念时更强调其民族的、原生态的和本土自然知识的成分，将其作为素材、背景加以利用。然而，实际上地方性知识不仅仅简单等同于“地方民族知识”，其有着深刻的知识生产逻辑与建构性内涵。在这种内涵之上，旅游研究与其已产生或将发生多种互动形式；
学术本身不仅可以发现、利用地方性知识，甚至可以改造、创新多种意义的地方性知识。中国的旅游研究具有强烈的地方实践导向和与西方相异的地方知识生产模式[34]，正所谓“政治实践与科学实践在学科阐释中得到了统一”[37]。在新知识观念视域下，这种认识将为学术带来更为深刻的理解。
2.2 旅游研究与地方性知识互动的连续谱
Colquitt和Zapata-Phelan[38]以及Tribe等[39]分别对管理学、旅游研究知识生产和组织进行了论述，（以下简称C-Z和Tribe理论）将旅游研究依照学术共享和知识涉入水平划分为不同类别，厘清了旅游研究与知识创新的关系。而在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中，也有学者根据情境性内涵（认识、实践、社会、文化、生态）和知识向度（描述、解释、发掘、再造、创新）将其与情境的互动划分为奠基的“背景关系”，双向互动的“塑造关系”以及扬弃再生的“适合关系”等关系类型[40-41]。参考C-Z理论和Tribe理论的框架，旅游研究涉入地方性知识的联系程度以及上文提到的地方性知识的内涵谱系，可形成旅游研究与地方性知识互动的二元连续谱（图3），其中，横坐标代表不同地方性知识的概念，纵坐标表示旅游研究与知识的联系程度。从横坐标来看，按照旅游领域知识生产的过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描述、使用地方性知识（对应Tribe理论中的S6、S7和C-Z理论中的reporter）；
第二阶段，发掘、再造地方性知识（对应Tribe理论中的S3、S4、S5和C-Z理论中的tester、expander）；
第三阶段，创新地方性知识（对应Tribe理论中的S1、S2和C-Z理论中的builder、qualifier）。三阶段也分别与吕乃基所述的“原生态地方性知识”“嵌入场景和语境及主体参与后的地方性知识”及“归属地方性知识”相对应[20]。
例如关系（guanxi）一词近年在海内外中国旅游研究中广泛涉及，其研究可分属不同阶段。本土语境的“关系”不仅指人际关系（relationship），更包含人际网络（networking）或裙带关系（nepotism）的含义。这一概念最早被引入旅游研究中作为解释中国本土旅游管理现象产生的一个变量[42]，之后在旅游情境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和解释，拥有了新的具体情境内涵[43]，而翟学伟[44]提出的“关系向度理论”则是第三阶段“形成新的地方性知识”的代表。
正如格尔茨的《地方知识》中所述的阐释人类学“发现-思维体系-地方知识”的进路[11]，在该谱系之中，旅游研究与地方性知识的联系启于靠近原点的文化研究，成为在研究（尤其是旅游文化学、旅游人类学）中广泛存在的“阐释学术”[45]。在其阶梯式前进为普适性知识的过程中，因权力规训或资本介入，在民族维度的基础上拥有了政治学意义，并成为历史的、现实的或面向未来的学术版块[46]，在“二元连续谱”（图3）中表现为对角线方向上持续前进的继承和创新的二元特性。进一步，通过渗入科学政治学与伦理学维度的观念和思想，知识本身将逐渐“祛魅”，最终削弱其情境特性成为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知识概念[47]。
3 地方性知识下中国旅游研究的主题探析
3.1 旅游研究文献中的地方性知识解构
二元连续谱的形式将地方性知识概念与具体的学术文献相联系，在旅游研究之中，通过具体文献的主题知识探析，可以解构地方性知识引导下生成的本土学术版块，将抽象的概念转化到旅游学科的具体文献上，进而有利于研究创新与学术交流。
3.1.1 样本期刊文献
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与研究时效性，综合既有研究对期刊的选取标准[34，48-50]，选取4本中文期刊（《旅游学刊》《旅游科学》《旅游论坛》《旅游导刊》）中2011—2021年发表的所有文献和4本英文期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Tourism Management、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同时间段内有中国大陆学者参与发表的所有文献作为研究总体1，筛除笔谈、勘误、书评、广告后，合计3894篇。样本时间的选取，其一，考虑到旅游学术在国内“由表及里”的发展脉络，应以“新时代”国外理论吸收到理论内涵再造的过程为代表[51]；
其二，作为期刊反映的学术共同体，国内以本土化、旅游历史文献研究为代表的地方性知识意识于2010年左右在学术论文中频繁出现[52-53]；
其三，考虑到本文作为探索性研究应兼顾学术文献的时效性、数量和质量。因此，在CNKI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顺序检索跨度为2011年1月至2021年12月的文献，将这些文献的篇名、关键词、摘要、刊发时间、期刊、作者等内容摘录综合而成研究总体。
3.1.2 归纳方法
相比基于共现知识群落的期刊载文分析，地方性知识所涉学术领域具有后验性、碎片化的特征，学术范式差异较大，研究者缺少知识自觉，因此难以通过统一关键词检索。基于研究对象的这种分散和非统一特性，文献分析过程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采用直接顺查法，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判读文献的标题和关键词，根据前文所述的地方性知識概念将涉及代表性关键词（表1）的文献进一步筛选，称之为“本土概念核心文献”。其中，仅涉及地名关键词的文献一般不收录，少数关键词判读困难的文献经两位研究者阅读统一意见后确定其是否入库。第二步，顺序阅读本土概念核心文献的摘要，参考旅游知识论和文献理论分析的研究过程[39，54-56]，厘清每篇研究目的、知识创造过程、研究方法论，判定文献中涉及的地方性知识与知识生产的关系，依据2.2中所述的“二元连续谱”将单个文献放入对应的矩阵中。第三步，依据每个矩阵中的文献归纳研究主题，通过关键词、主题词分析进一步对中国旅游研究中的地方性知识领域识别、聚类。
如前文所述，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或多或少都会呈现地方特征，体现在研究主题、方法、材料、背景、意义的地方性，而这里选取的文献均有较强的情境关联性，其研究对象、主旨之一符合至少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定义。以2020年第5期的《旅游学刊》为例，该期共有研究论文和综述11篇，所有论文均涉及本土案例，但仅《文旅融合四象限模型及其应用》《旅游相遇：理论流变、启发与反思》和《旅游地品牌化：唐诗“第三空间”的旅游体验与地方想象的建构》3篇文章中的“文旅融合”“旅游相遇”“唐诗旅游体验”概念具有强的本土情境特征，与本土学术生态关联，因此，被纳入分析范围。
3.2 “本土概念核心文献”概观
根据上述辨识和取样方法，在逐篇阅读8本代表性期刊所有文献的摘要和关键词后，筛选出本土概念核心文献591篇（表2）。根据筛选出的文献来看，所有代表文献占8本刊物中国旅游研究总数的15.18%（表2），在中文期刊中以《旅游学刊》 《旅游论坛》刊载文献较多（分别为208篇、142篇），英文文献则以Tourism Management（93篇）为主，三者总和占总体的近3/4。“本土概念核心文献”的发文数量（图4）经历了先平稳波动，再迅猛上升，近年稍有下降的过程。2017年以后的迅速增长，与近年来学界旅游理论研究的重视、有关国际期刊版面扩充、《旅游学刊》《旅游论坛》等期刊的发展、办刊宗旨调整及偏重本土理论的《旅游导刊》的创刊密不可分。根据1.3中的地方性知识连续谱，在中国情境下，“本土概念核心文献”的一大共性在于聚焦于本土研究环境或本土知识生态，大多具备理论思想性强、伦理性强的特征，同时，多数文献以国家、区域、民族现象等为研究对象，且相比实证主义文献在国内旅游研究中的普遍存在[54]，人文主义、经验主义的研究居多。
3.3 基于“二元连续谱”的学术版块主题归纳
依据2.2中的“二元连续谱”及C-Z理论和Tribe的旅游知识论框架对591篇文献进行归类，根据其研究主题可得地方性知识视角下中国旅游研究的各学术版块（表3），同时，为直观与“二元连续谱”对照，绘制了知识谱系归纳图示（图5）。所有文献被归为18个研究主题，各研究版块有交叉和融合的部分。图5中圆圈大小表明该主题文献大致数量，圆圈位置表明在“二元连续谱”中的地位，长椭圆代表存在横跨不同关系程度或不同地方性内涵的研究，圆圈交叉代表存在领域之间的交叉研究。
结合表3和图5可看出，当前国内地方性知识视角下的旅游研究在走向普适性知识阶梯式前进的轴线上形成了若干紧密相连的学术版块，且大部分版块围绕着轴线两侧分布，而（1，1）、（1，2）、（2，2）构成的三角形区域是研究数量和话题的密集区，表明了国内旅游研究从地方研究走向中国特色的过程。同时，也说明当前旅游研究多与民族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相关联，且这类知识多在学术文献中以“描述、使用”的状态呈现；
相对地，形成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知识偏少。在所有研究中，a1代表的“本土文化旅游资源研究”的数量最多，而政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与研究关联的程度最广。此外，中英文文献在各版块的占比数量上也存在一些差异，例如英文期刊中g版块（本土政策经济、社会影响研究）与a2版块中的中国出境游研究占据了相当比例[67-68]。
4 结束语
地方性知识的认识论表明了学术界对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追求。在21世纪后现代性的当下，每个民族、地区都能诞生出具有科学价值，符合当代人文精神的学术产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框架源自西方，但最终应当形成自己的系统”[69]，借鉴地方性知识视角，厘清旅游学术在本土知识论情境下发展的过程、特征，也是对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与形成路径的一种检视。
本文通过对地方性知识概念谱系的分析，建构了一种地方性知识与旅游研究关系的二元连续谱，并参照该谱系和旅游中的知识生产理论，以近十年代表性期刊文献为样本，探索性地分析、整理出地方性知识视角下中国旅游研究的学术版块。研究表明：其一，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中的地方性知识不仅意味着民族学、文化学意义上的“本土知识”“民族知识”“原生态知识”，更有着深刻的知識权力和科学实践哲学内涵，这一具有多元价值的学术概念应用到旅游研究中，与诸多本土理论、实践话题有着更为宽广的对话空间；
其二，当下地方性知识涉入中国旅游研究十分活跃，民族学、政治学和科学哲学意义地方性知识相关的文章占研究总量的15%左右，而地方性知识也与旅游学科知识多元互动，尤其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心理、伦理精神、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知识创新。
地方性知识在旅游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价值。首先，地方性知识概念谱系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印证了目前中国旅游学界存在的方法论单一[54]、“食洋不化”[3]、代际分歧[2]、理论缺失[70]等问题，谱系化的地方性知识将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成为当下分析旅游研究中若干问题产生原因、矛盾的新的工具。其次，地方性知识概念有利于在交叉学科的学术语境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本土化的旅游研究”等学术政治热点的全球对话。地方性知识概念不仅突出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而且是较温和的学术话语[71]，可以有效规避“地方民族主义”的国际话语传播之嫌。同时，“地方性”也意味着学术观点的多元价值，与我国当前中国特色研究价值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高度契合[16]。谱系化的分析带给我们启示，不仅要善于利用本土素材、本土情境，更重要的是带入本土价值观和人文精神，才能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实现地方知识的全球化，完成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最后，地方性知识谱系揭示了一切社科知识发展为普适性知识的规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指导下，这种知识观作为全部文明成果的交流与参照和对欧洲中心主义科学观的科学文化反思，应当与本土话语体系相辅相成，成为理论发现和突破的重要思想资源，这样也更有助于知识从“地方性”向“普适性”的进化。
在旅游研究中创新、发展地方性知识，不仅要学习“科学的”旅游学，更需关注本土旅游情境中相关的一切知识，这种关注使我们回归旅游的本土生态根基，使我们扩展学科意识和智慧，保持一种对现代科学更加准确和清醒的认知[47]。在地方性知识与旅游研究的版块回顾中，反映出当下本土旅游知识生产的一些“盲点”和“弱点”。例如游憩观和本土旅行史的研究欠缺，新文科研究方法和整体观的旅游思想史、游憩史的研究应当扩展；
“阶梯”末端的很多本土概念性知识昙花一现，学术主题难以跨代际延续，反映出当前国内旅游学术共同体继承性的缺失以及建设符合历史建构主义的旅游人文学的必要性；
中英文期刊发表本土知识的主体、规模差异表明了应加强旅游专业期刊以及其他社科类期刊旅游版块的长期建设，促成知识的有效、高效传播；
此外，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承载了涉地方性知识旅游研究的主流，许多战略性、政策类研究也需要参照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对接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等学科成熟的研究成果，以加强学术体系的应用性、公共性、科学性。
最后，关注和掌握地方性知识，是一种尊重世居人民的知识、话语与权利，将“论文写在祖国大陆地上”的表现。地方性知识与本土化、中国特色关系密切，今后可以着重分析其关联特征、协同路径。作为开展因地制宜地方特色研究的基石，应当重点关注在旅游实践领域存在的乡土知识、民族知识的系统性保护、发掘。文章也初步探索了地方性知识在旅游研究中的意义与框架，受制于篇幅、取样便利性，选择样本有一定局限性，期刊载文分析部分有深化的空间，且部分知识在“连续谱”中的分类，尤其是科学哲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存在模糊的边界，个别研究的分类可以继续斟酌。今后宜扩大研究样本，细化研究思路，利用多种文献计量方法对相关文献进行时序性、主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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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流空间视角的共享住宿时空格局演化与驱动机制研究”（42071185）和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中国当代生态旅游伦理规范和价值准则研究”（KYCX22_0304）共同资助。
［作者简介］韩磊（1995—），男，安徽蚌埠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哲学与旅游地理，E-mail：
billykent@seu.edu.cn；
徐菲菲（1974—），女，江苏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生态旅游、智慧旅游、旅游伦理、国家公园，E-mail：
feifeixu@seu.edu.cn，通讯作者；
李心茹（2000—），女，本科生。
Abstract：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re characterized by regionality. Falling under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urism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ituation. Thus， the integration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exploration of knowledge structures with contemporary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required. "Local knowledge"， proposed by the anthropologist Geertz， is a crucial concept in both ethnology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local knowledge into tourism research. Firstly， the two local knowledge concepts of Clifford Geertz and Joseph Rouse were examined respectively to derive a continuum of the concept， through which a conceptual continuum from the original ethnological meaning to the political sense shaped by Foucaults new conceptions of power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 of Rawls was formed. Next， the two-way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local knowledge and indigenous tourism research was elucidated by combining local knowledge with the current status of indigenous tourism research and based on the tourism 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 of Colquitt， Zapata-Phelan and Tribe， a binary continuous spectrum of local knowledge and tourism research was formed. Specifically， a binary continuum spectrum of “describing， exploring， and innovating” local knowledge with three different connotations through that two-way interaction process.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perspective contributes to understanding and deconstructing a new knowledge system of indigenous tourism research.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emes of Chinese tourism research from the standpoint of local knowledge through the binary continuous spectrum model. Chinese local knowledge of tourism research was investigated by sorting out the literature in the domain of local knowledge published in four major journals of Chinese tourism research and four top international tourism SSCI journals during 2011—2021. Based on the survey and sampling of indigenous tourism literature in these years， 591 pieces of literature related to local knowledge were identified， and 18 related topics were summarized according to the binary continuum spectrum and tourism problemology. The main sections of these topics include local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sociology， tourism research on minority areas，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of local policies on tourism，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local tourism 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ical innov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emphas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local knowledge to tourism knowledge theor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further research.
This paper draws less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knowledge in the Chinese context， clarifies the cours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acade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local knowledge theory， and elucidates th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value of local knowledge in tourism research. Through reviewing indigenous tourism research related to local knowledge， this paper is also conducive to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and formation path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local knowledge; tourism research; research framework;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epistemology in tourism
[責任编辑：吴巧红；
责任校对：周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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