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养孩子的方法很简便。教养孩子，只要教他永远做孩子，即永远不使失却其孩子之心”
丰子恺养育成年的七个子女，个个成才：长子丰华瞻，作家，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次子丰元草曾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复员后任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
幼子丰新枚，精通多国语言；
长女丰陈宝曾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丰子恺传》的作者之一，七卷本《丰子恺文集》的编者之一；
二女丰宛音曾任中学语文教师；
四女丰宁馨曾任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
幼女丰一吟曾任职于上海译文出版社。
丰一吟是成年后陪在丰子恺身边时间最长的子女。她曾说：“我生在庐山中，不识真面目。直到后来，我才明白父亲那种对童真的珍视和守护，一言一行都饱含对子女真善美的教育。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他从不要求孩子做什么，而是任由我们根据兴趣自由发展，从来不强求我们做什么。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子女们快乐。”
“爱的教育”
丰一吟一生翻译、著述很多，后半生精力都放在了研究和传承丰子恺艺术方面。
谈起父亲丰子恺，丰一吟曾回忆道：
父亲对我的影响，有几点：一是他一专多能，这点很让人佩服。诗词文章画，还有翻译，他精通英文、俄文、日文。这个不能说后无来者，但是像他这样的人也是很少有的。他还有个特点，他自己做的事情，除了是别人叫他做的，从来不图回报，没有功利之心，父亲一生都认为“大艺术家必是大人格者”。他平日生活也很豁达，几乎没攒什么钱。我们去重庆逃难时，外婆客死重庆，葬在重庆。盗墓者觉得丰子恺是有钱的，还跑去盗墓，结果发现什么都没有。
父亲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爱世间一切有生之物，他爱人类，更爱儿童。他认为“世间最尊贵的是人”，而“人间最富有灵性的是孩子”。孩子做事认真，心地纯洁，对世间毫无成见，对万物一视同仁。孩子好比一张白纸，最初在这白纸上涂色的，便是自己的父母。
我生长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中。我们的母亲是一个善良而懦弱的人。在我们的白纸上涂颜色的主要责任落到父亲身上。然而，在我们的童年时期，父亲画笔上的颜料是那么吝啬。
他不想把我们涂上什么颜色，他希望孩子们永远保持一片纯洁的白色。他曾说：“教养孩子的方法很简便。教养孩子，只要教他永远做孩子，即永远不使失却其孩子之心。”
父亲把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所著的《爱的教育》这本书当作课本，给我的姐姐哥哥们读。这本书是父亲的老师翻译的，由父亲配上插图。我那时还小，但常常听姐姐讲其中的内容，感动得很。这本书教我们要热爱祖国，敬爱尊长，助人为乐，平等待人。全书通篇都贯穿了一个“爱”字。我们小时候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丰子恺对人的爱不受贫富和等级的限制
丰一吟回忆说，丰子恺对人的爱不受贫富和等级的限制。只要是善良的人，丰子恺几乎是有求必应，据她回忆：
故乡有一位远房叔祖，为人正直，生活清寒。父亲得知后，便每月定期汇钱给他作为赡养费，持续十余年，从未间断过。直到这位叔祖老病去世。
对待家中的保姆，父亲一点儿也没有架子。父亲自己从来不要保姆伺候，叠床铺被，收拾房间，都是亲自动手，还主动关心保姆的生活。凡来我家做保姆的，都喜欢留在这里，除非我家迁居到别的城市去，或者她自己家中有事必须辞职。
有一位保姆在我家做了17年之久。当父亲知道她有高血压时，马上叫她每天午睡，还包下了她的一切医药费。但她在“文革”期间中风去世，那时父亲正好自己也生病，可还是为她租用了殡仪馆的半面大厅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这位保姆健在时回乡去（她是我们同乡人），总是对乡亲们说：“先生待我这样好，我是今生今世难忘的。”讲到保姆，爸爸有一句话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人家抛弃了自己的家庭来为我们服务，我们要把她当自己人！”
父亲不仅教我们平等待人，还教我们爱世间的一切生命，小至蚂蚁。本来我踩死一只蚂蚁不当一回事，有一回被父亲看见了，他连忙阻止我，说：“蚂蚁也有家，也有爸爸妈妈在等他。你踩死了他，他爸爸妈妈要哭了。”我姐姐哥哥们碰到蚂蚁搬家，不但不去伤害它们，还用一些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自己像交通警察那样劝请行人绕道行走。慢慢地我也就学着这样干了。长大后我才知道这叫做“护生”。父亲画过六册《护生画集》。他是佛教徒。但我觉得他和一般的佛教徒有点儿不一样。他劝我们不要踩死蚂蚁，不是为了讲什么“积德”“报应”，而是为了要培养我们从小就有一颗善良的心。他说，如果丧失了这颗心，今天可以一脚踩死数百只蚂蚁，将来这颗心发展起来，便会变成侵略者，去虐杀无辜的老百姓。
“为研究爸爸的生平和创作，从未浪费过一分钟”
丰一吟是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的第一个读者。丰子恺每每翻译出一章都让她先读，她读不懂的地方就向他请教，他再解释给她听，她也给他的译稿提意见。“我的日语是爸爸教的，后来爸爸又自学俄语，我也学俄语，以至于后来从事翻译工作都受到了爸爸的影响。”丰子恺于1975年去世后，丰一吟开始专注绘画，直至生命终点。丰一吟晚年，除了整理丰子恺的文稿画传，就是临摹父亲的画作。包括她的大部分文集，也都围绕着父亲。
丰一吟临摹的画作和丰子恺的画意是很相似的，甚至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气势，尽管她总是谦虚地说：“我没有继承父亲画画的天分，只会划桨，不会掌舵，缺乏父亲的神来之笔。”
虽然丰一吟做了大量有关丰子恺资料收集整理的工作，但她仍自称是“三脚猫”：“我什么也干不精，所做的这些只是个搬砖的铺垫工作。但即使是搬砖，终归要一块又一块地搬，只有把砖头的数量积累够了才能造出房子来。后来的专家学者才谈得上在丰子恺先生研究的领域里造出高楼大厦。”
1994年，丰一吟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相继写下了两本回忆录《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子恺》与《我和爸爸丰子恺》。她也出了一本自己的文集《天于我相当厚》。
丰一吟的女儿崔东明回忆说：“母亲一直在为弘扬外公不遗余力地工作着，似乎从来没有空闲的时候。我家有一幅外公的书法挂在墙上，上面是陶渊明的‘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那是外公在为母亲画像时题写的。这真是母亲晚年生活工作的寫照，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为研究爸爸的生平和创作，从未浪费过一分钟。”
2021年12月11日，丰一吟病逝，享年92岁。★
（责编/张超 责校/陈小婷 来源/《丰子恺之女：父亲特别喜欢孩子 希望我们永葆童心》，何玉新/文，《天津日报》2011年11月18日；
《回忆父亲丰子恺》，丰一吟/文，《小品文选刊》2017年第3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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