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良渚文化玉器神人兽面纹原型

黄桂芳 乔梓桐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100）

主要分布于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在继承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的基础下，逐渐发展壮大，创造了灿烂辉煌而独特的文化。距今约4300年前，良渚文化虽然在各种原因下逐渐没落，但是其中的文化因素得以传承，并影响到了整个史前区域。这一时期，玉器作为一种权力、财富的象征与祭祀法器存在，拥有了更多的社会职能。良渚文化遗址高级墓葬中出土了一系列装饰有神人兽面的玉器，引起了国内外的瞩目，正确解读神人兽面纹，有助于了解良渚先民的信仰与思想，揭示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和社会状况，并进一步为探讨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提供更多的证据。

太湖地区史前考古文化中的玉器始于马家浜文化，到了崧泽文化时期人们开始认识玉，将玉与石区别开来。良渚文化时期采用的玉材是以透闪石、阳起石为主的软玉，采用线切割和锯切割两种方式开料，纹饰雕刻方式主要有阴线刻、半圆雕、减地浮雕和透雕等。“技术上掌握线割、锯割、钻孔、砣旋以及减地法、刻画和抛光等一系列制玉工艺，反映这一时期的制玉已经进入成熟阶段。”①良渚文化将玉器从之前一般性的喜爱与装饰作用上升到了一种权利、财富的等级象征，并形成了一套玉器使用系统。从玉器等随葬品多寡来看，在当时的社会内最少存在着三个等级，且群体差异极大。

良渚遗址考古至今83年，反山墓地及其周围大大小小的良渚文化遗址点，形成了分布集中的遗址群，并得到了良好的保护。1973年江苏草鞋山遗址出土了大量良渚文化玉器，包括琮、璧等，部分饰有兽面纹，使兽面纹成为良渚玉器识别的因素之一，在此之前发现、发掘或流传的相似玉器得以正确划分归属。而真正使这一类纹饰进入研究阶段得益于1986年反山、瑶山两处遗址的发掘，大量具有代表性的玉器出土，并刻绘有大量精美纹饰，做工精湛，人们终于认识到了这一兽面纹的全貌—神人兽面（图1）。关于神人兽面纹的研究，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说法不一，除了国内学者研究之外，部分日本学者也就此神人兽面纹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于神人兽面纹，笔者认为这是一个组合纹饰，下文将逐一解析其形象与含义。

图1 神人兽面纹线描图②

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能够堆筑以莫角山为代表的大型土台，说明在当时已经有了充足的人力能够在劳动生产之余完成其他体力劳动，且当时一定存在类似于国王、祭司等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存在，得以调动、指挥良渚居民完成这样的大型土木工程。从考古资料来看，良渚先民已经开始了对自然的改造与征服，面对水患及干旱等气候问题，能够修建水井和大型水利工程去解决，但对一些未知的、无法战胜的事物仍抱有敬畏之心，无论是祖先崇拜或是自然崇拜，都表达着良渚人一种对力量的渴望，并希望能借此力量去改变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从而引起一系列崇拜活动、祭祀活动产生。这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宗教意识，所以神人兽面应当也是一种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结合的载体，完整的神人兽面只在部分高级墓葬随葬玉器上出现，这也正说明了墓主人具有特殊身份，或许墓主本身就是神人的原型，属于那一类特定的拥有最高权力，能够主持祭祀活动的大巫、王。

神人头戴特殊的装饰物，如同鸟张开翅羽做欲飞状，弱化了鸟类的头部，但未完全舍弃，放射性的纹饰装饰在羽冠上，既是对鸟类羽毛纹理的描绘，同时又是对太阳光芒的表达，这并不是良渚文化的特例。古时便将太阳称作“金乌”“赤乌”，《山海经·大荒东经》《淮南子·本经训》等古籍中记载有“金乌负日”“后羿射日”等传说，将对太阳的崇拜和对鸟类的崇拜联系在一起。“神人的脸面作倒梯形。重圈为眼，两侧有短线象征眼角。宽鼻，以弧线勾画鼻翼。阔嘴，内以横长线再加直短线分割，表示牙齿。头上所戴，外层是高耸宽大的冠，冠上刻十余组单线和双线组合的放射状羽毛，可称为羽冠，内层为帽，刻十余组紧密的卷云纹。脸面和冠帽均是微凸的浅浮雕。”③这种对人面部的表达方式，圆眼、宽鼻、方颌的特征，也出现在朝头墩的玉饰人像上（图2），而反山玉器上的人面瞪眼龇牙，更显威严和庄重。羽冠的概念似乎没有太多争议，但少有学者对羽冠模仿的来源是何种鸟类进行探讨。

图2 良渚文化玉饰人像（朝头墩）④

并不是任何鸟类都能成为良渚文化先民崇拜的对象，羽冠的动物原型可能为雀鹰一类的鹰科鸟类，理由主要有三点：①良渚先民的思想是具象而非抽象的，从各类拟生器物便能看出这一点，而这些动物原型往往是他们生活中能接触到的生物，常见的有鸟形器、龟鳖形器、猪形器。从环太湖流域考古资料看，遗址中发现的动物有狗、家猪、水牛等家畜，另有诸多野生陆生、水生动物和鸟类，生物资源十分丰富，采集渔猎仍占有一定地位。而雀鹰这种鸟类分布范围广，我国全境几乎都能找到它的身影。②从雀鹰的外形、鸟形玉饰品和羽冠形状来看，羽毛的纹路，鸟的整体造型，三者相似性极高（图3～图5）。值得注意的是神人的眼睛采用重环表达，眼角尖锐，这一点与雀鹰的眼睛特点十分相符。③雀鹰属小型猛禽，为日出性动物，常单独活动，善飞，栖息于林间，喜欢在林缘、河谷、采伐迹地的次生林和农田附近的小块丛林地带活动，主要以鸟、昆虫和鼠类等为食，在我国东北部和西北部等地繁殖，越冬于长江以南地区，部分在南方为留鸟。雀鹰日出夜归，且善于飞翔，极易与日升日落联系起来，由此将雀鹰当成一种太阳的化身并不难理解。雀鹰凶勇，拥有极强的力量，且其捕食的对象小鸟、昆虫和鼠类对稻作物生长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因此雀鹰的存在与先民的社会生产有益，自然成了崇拜的对象。此外雀鹰具有候鸟性，其活动受气候影响极大，喜欢出现在水田附近，它的出现对庄稼的播种、收获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同样有利于人们的农业生产。稳定的农业生活为史前人类提供了定居生活的物质条件，水稻在良渚先民的饮食结构中占主要地位，粮食的种植、产量是最为重要的事情，随着地理气候的变化，太湖地区的环境日益恶劣，而水稻种植对温度的需求非常严格，只有合适的温度才能保证最好的收成。良渚文化良渚时期气温不断降低，后期变得尤其干燥凉爽，拥有自然之力的雀鹰承载着良渚先民的多种期待，大巫头戴雀鹰状的羽冠，或许是想借此获得温暖的太阳与能够驱赶害虫等不利于水稻生长生物的强大力量，从而改变人们所处的困境。

图3 飞翔中的雀鹰（亚成鸟）⑤

图4 反山M17∶60玉鸟⑥

图5 反山M12∶98玉琮上完整的神徽⑦

关于兽面原型，笔者认为其可能是鳄形目动物，关于这一点认识，也是近年对于兽面纹解读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扬子鳄古称“鼍”为我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曾广泛分布在安徽、江苏、浙江一带。许多人认为兽面纹就是扬子鳄，无论几千年前生活在太湖流域的是否就是扬子鳄，但鳄形目动物的可能极大。

鳄鱼与龙的渊源极深，大部分学者通过文献学、古文字学等研究方法将鳄鱼与龙联系起来，认为鳄鱼就是最初龙的生物原型。而将兽面纹辨识为龙或鳄鱼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观察对比，通过兽面纹与鳄鱼头骨、耳目鼻等面部特征的比对，鳄鱼的形象较猪、鸟或猫科动物更符合兽面纹的刻画，部分学者利用类型学方法对良渚早期出现的龙首装饰与而后流行的兽面纹进行总结，认为龙首纹之所以不再流行是逐渐融入了兽面纹的缘故。另外结合神人兽面纹最下部两肢来看，只有爬行类动物才能做出这样的匍匐动作，完整的兽面纹为鳄鱼正视平面图。在良渚文化遗址还出土了数件三角形或三角柱形、弧形的玉器并刻绘有兽面纹，也可认为是特意对鳄鱼头部、吻部的一种表现。

头戴羽冠的神人比例是正常的，那么同一组合内兽的形象应当也是合乎比例的，也就是说从兽与人的比例来看，应当是一些猛兽，拥有巨大的脑袋和锋利的尖爪獠牙，鳄鱼与这些条件十分相符。关于为何选择鳄鱼作为代表最高权力象征的纹饰图案，可能与当时良渚先民饱受水患有关，水与人类生存的关系十分密切。鳄鱼在湖泊沼泽出现，可以在陆地上爬行也可潜入水中，常态是漂浮在水面上，只露出鼻孔与眼睛等待猎物靠近，十分勇猛且神秘，正如同洪水会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一样，鳄鱼对人类也有一定的威胁，这样的关系，使得良渚先民将鳄鱼与水联系在了一起。

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脱离了最原始的野蛮时代，人们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能力，但一切都源于现实生活。换言之，这一时期，人们或许会将某些事物夸张化描绘，但不可能完全是凭空捏造的，从陶器制作中我们能清楚看到，这一支文化非常注重写实性，所有的艺术创造都能在良渚人的生活中找到原型，所以神人兽面纹也应当是写实性的。从雕刻手法来看，上下两个头部都采用了浮雕来表现，而四肢则用阴刻线，具有一种层次感，除了一种美的追求与表达，更好说明了人面与兽头拥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而非后者属于前者的附庸，且无论兽面纹还是神人兽面纹如何演变，兽面始终存在，是最为重要的代表。

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华夏九州有多支史前文化蓬勃发展，不同地区间互有往来。上海福泉山遗址良渚贵族墓葬中曾出土具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特征的彩陶背壶，各地区人群因相同的生活习俗即相同的文化而聚居，在文字未产生之时，这种神人兽面纹或兽面纹起到了一种地域划分的作用，良渚地区的居民依靠符号纹样得到集体认同感、归属感。

将神人兽面纹结合来看，头戴羽冠，装扮成展翅雀鹰的巫师骑坐在鳄鱼身上，阴刻线卷纹装饰遍布全身，雀鹰代表“日”，鳄鱼代表“水”，这种卷纹即可看作云纹，也可看作水纹，在日常观察中，良渚先民看到了两者的共通性，采用同一纹饰巧妙地表达两种事物。缺少水源，人类和动植物都无法生存，但泛滥的洪水，顷刻间便会毁灭一切。良渚文化的发展正处于全新世气候比较温凉干燥的时期，该地区受海侵运动和海退运动影响，在海水和时间作用下形成独特的碟形地貌—中间低四周高，大量高地阻挡了海水进一步作用，长江三角洲中部逐渐形成低矮平原，东部由于海水的堆积作用地势逐渐抬高。受地形影响良渚先民连片成串地集中分布于长江三角洲南部平原，良渚早中期的温干气候和适宜环境使良渚文化空前繁荣，但随着降水量多，两极冰雪和大陆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到了全新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沿海低海拔地区出现海水入侵和降水量增多，造成江河湖泊的高水位引起的地下水位升高，太湖湖泊体系迅速扩张，引起大洪水。根据广富林遗址和马桥遗址刨面分析研究，发现良渚晚期出现了大量淡水类藻类和水生植物花粉，说明洪灾发生的概率极大，这种洪水作用并不只出现在良渚文化晚期，而是伴随着整个良渚文化发展愈发严重，逐渐威胁良渚居民的生存。良渚文化气候的变迁与全新世大暖期气候演变过程相符。通过福泉山的孢粉组合与崧泽文化晚期对比，可知在良渚文化早期，气温有所降低，湖泊、森林面积都有所减少，但这并不影响良渚先民的耕作和生活，反而谷物在饮食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多。距今4000年左右，再次发生了降温，这个时间点正是良渚文化消亡的时间，良渚晚期，环纹藻大量出现，说明此时湖盆处于萎缩期，水体浅，营养不足，气候凉而干燥，晚期恶劣的环境已不似良渚文化早期那样宜居。神人凌驾于兽之上，表达出人们渴望控制水这股力量，使其能够滋润土地而不至于泛滥成灾，同时期待作为太阳使者或化身的雀鹰能够带给抵御寒冷的力量。

如果将兽面纹和神人兽面纹归纳为同一类纹饰，那么整个纹饰很可能是经历了从繁到简的过程，神人形象逐步弱化消失，只有兽面被保留下来，说明当时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抵御水灾，在不可抗的自然力作用下，人们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从一种渴望力量去征服洪水之心上升为一种怀揣敬畏的崇拜之情，祈求不要再降祸于人间。或许是这样的祭祀活动并没有起作用，使人们逐渐清醒开始修建水利工程防控、抵御水灾，当然也可能存在相反的情况，修筑起的水利工程并没有帮助人们远离水患，反而随着气候变化而愈演愈烈，从而使这种对“河神”化身鳄鱼的崇拜越发严重。真实情况不得而知，更期待有更多的考古资料和历史研究为揭开良渚文化的神秘面纱提供依据。

良渚文化在我国史前文化发展历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所经历的蓬勃发展与逐渐消亡的时间正是中华文明萌芽之时。大量精美的玉器造就了良渚文化的辉煌，它逐渐脱离了最初的装饰作用，成为王权与法器的象征，更成为一种财富与阶级的代表。良渚先民赋予了玉器更多的社会职能，精美的玉器承载着良渚文化深层面的精神内涵，不仅反映了良渚先民精湛的技艺、巧妙的构思、高级的审美，更是成了文化传承的瑰宝，让后人能够从远去的时代所留下的器物中窥探先民的生活与思想，神人兽面纹便是这种精神意识的集中体现。将鹰科鸟类与鳄形目动物的形象融合到此纹饰上，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良渚先民生产生活的反映，反映人们对神秘自然力量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而在后来的文明发展中，良渚的玉器文化也不断影响着中华文明中玉器文化的内涵。通过探究玉器纹饰的原型与内涵，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良渚先民的精神文明状态和整个文化兴衰，完善史前文化谱系，以期于后世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有所增益。

注释

①吴汝祚，徐吉军.良渚文化兴衰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42-43.

②③王明达.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1988（1）：12.

④周膺.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24.

⑤李剑志.湖南鸟类图鉴[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92.

⑥⑦刘斌.法器与王权：良渚文化玉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6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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