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共在·对抗：“流调新闻”共情传播的条件与路径探索

□ 赵玉杰

人类的传播活动中所包含的信息通常可概括为认知信息和情感信息两类。共识传播与认知信息对接并依赖其进行传播，情感信息则与共情传播彼此对接。从传播效果角度来看，共情传播是情绪或情感的共鸣占据主导地位而进行的社会沟通交流活动，与传播效果的情感和态度层面基本吻合。[1]“流调新闻”通常包含确诊病例的基本信息、行动轨迹等内容，在当前中国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透过流调信息窥探普通人的生活点滴，任何一个切面都可能成为受众共情的节点，也透露出社会百态和众生相，极易成为受众生发共情的因素。这些因素既是一面镜子，照射出每一个普通人的平凡和痛点，也是一把测温枪，量出真实社会的人情冷暖。

流行病学调查与“流调新闻”。自2019年末爆发的不明原因肺炎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将其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缩写为 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定性为大流行。[2]伴随新冠疫情的蔓延，疫情防控日趋常态化，“流调”成为疫情新闻报道中的热词，不但体现出各级政府和疾控部门掌握疫情异动、及时制定或调整防控政策的复杂工作，也成为受众自我比照、指导行动的重点信息。

流调，即流行病学调查。流行病学是研究流行病的学问，不仅应用于传染病，也应用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伤害、健康状况等。[3]流调是在流行病学基础之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规条例所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该工作的首要目的是探明过去一定时间段内，重点人群的行动轨迹、接触人群和发生的事，弄清楚暴露情况、接触情况、活动轨迹与就医情况等，为治疗确诊病例或者保障与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人群的健康提供依据。基于流行病学调查，相关工作人员可寻找出与传染源、传播途径有关的蛛丝马迹，理清病例传播链条，为判定密切接触者、采取适当隔离措施、划定消毒范围以及保证其他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提供有力依据。

报道“流调”的相关信息，是新闻从业者的职责所在，是满足受众获知疫情信息的需求，也是信息公开、助力防控、安抚民心的重要信息来源。结合流行病学调查和媒介传播，本文将“流调新闻”定义为：一种以流行病学调查为基础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信息传播现象。这一概念包含流调新闻信息内容的异质性与流调新闻“以人为本”报道主旨的同质性两个特点。

“流调新闻”的内涵。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全国新冠疫情呈现多地散发态势。一旦出现疫情，各地政府或疾控部门就会迅速出击，安排流调人员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调查内容大致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健康状况、近期行程及其他对疾病防控有用的信息。将相关流调信息及时、准确、公开地进行报道是媒体的主要职责，而相关部门对地区封控管理的调整与安排、核查群众密接情况、掌握疫情传播链条关键信息的“近期行程”部分最引人关注。媒体通过对这一部分的深入挖掘，报道流调背后的社会现实与人情冷暖成为“流调新闻”的深层意核。“确诊的哥曾多天连续工作20小时”“流调里的两面人生”“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等话题不断冲上热搜且多次刷屏，引发大众关注。“流调新闻”是疫情防控的警示灯，是社会现实的温度计，而在强烈的共情传播的背后，其传播条件和传播路径也值得关注。

本文将从共情传播视角出发，以“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这一新闻事件为例，按照其发展的流调信息公布（2022年1月19日）、媒体介入发酵（2022年1月20日）、事件后续传播（2022年1月21日）三个阶段，试论“流调新闻”共情传播的条件和路径。

2022年1月19日，北京市召开第269场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公布一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岳某显。流调显示从1月1日至1月18日的18天时间内，该病例辗转20多个不同地点打零工，多日凌晨仍在工作。网民根据流调轨迹称岳某显是“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

该流调信息发布之后，迅速引起大量受众的广泛关注，受众关注的重点包括多次多地辗转持续工作、辛劳背后的个体悲欢等情感因素。受众对该病例“感同身受”，产生大量惊叹、敬佩、同情等情绪，都是“共情”的具体表现。共情（即同理心或共感），是指个人在与他人互动中分享和理解他人情绪状态的一种倾向。[4]让庞大的受众形成共情需要很大的环境条件，心理学界将这种大环境条件概括为“情境”。情境是在给定的时空场中表现出来的整体情况和环境条件，包括所有能够影响或决定个人情绪、情感、认知和判断的事物或信息。[5]情境理解系统是一个领域范围的评估系统，它为估计他人情绪状态所处的特定情境提供了基础……这个系统可以直接影响共情者自身的情绪状态，使其接近移情的方向。[6]情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需要群体成员长久以来形成大体一致的文化生活经验，也需要基于一致价值判断标准下的标志性事件对情境不断强化。在同一生存背景的情境下，本文重点讨论标志性事件的发生所引起的群体聚焦和共同关注行为是如何影响共情传播的。

群体聚焦凝视个体悲伤。受众既是疫情防控大背景下的当事人，又是确诊病例之外的旁观者，而流调新闻中确诊个体行程的公布总能成为群体聚焦的对象。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者热拉尔·热奈特将视觉语言中的“视野”“视点”等词转换成抽象的“聚焦”，指出当时不为人所注意的“谁看”与“谁说”的区别。[7]作为“谁看”的受众因为疫情防控和自我保护的心理驱动力关注流调新闻，又因为猎奇和围观心态聚焦流调新闻中具体的人情冷暖。在此次“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事件中，受众目光逐渐汇聚成外围聚焦，像一束束追光投向流调场域中心的“确诊当事人”，开启凝视行为。“凝视是欲望的投射，是从想象中获得欲望满足的过程，但凝视本身所确认的是欲望对象的缺失和不足……凝视所诱发和承载的幻想就是欲望。观看主体想要跟随缺席（欲望对象的缺乏）到在场（欲望的满足），但我们所能实现的只是欲望本身——一种空虚的填充。”[8]拉康认为“看”的实践体验存在着“眼睛”和“凝视”的分裂。当主体开启“看”的行为时，从他的视角观察客观世界称之为“眼睛”；
当主体发出“看”这一动作的同时，客体也会产生“回看”的情况，这种折返回主体的“看”的目光就是“凝视”。[9]确诊病例岳某显用打零工的方式“看”这个世界，而受众因关注疫情主动寻求获知信息后的安全感而凝视确诊病例岳某显。疫情信息是受众欲望的体现之一，对“最辛苦”背后种种原因的幻想成为受众凝视的在场。凝视个体悲伤的深层含义，实则是凝视个体命运跌宕所映射的平凡趋同、社会现实与管理缺位。

共同关注构筑共情基础。群体聚焦形成共同关注，而共同关注的基石是共通的意义空间。一方面是传播交往过程中对语言、文字等意义符号的共同理解，另一方面则通常是大致相似或接近的生活经历和社会文化背景。孟子曰:“口之于味，有同耆焉；
耳之于声，有同听焉；
目之于色，有同美焉。”孟子首先明确了人类在生理上具有先天的共性，这使得人们对所见、所闻、所尝的东西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共识”。这一生理层面的“共通感”并不会因为民族、地域和文化环境的差异而消失。[10]这种“共通感”拓展了情境构筑的边界，让情境成为受众关乎自我和关心他人的大背景。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受众普遍对疫情防控有了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因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到每一个生存在此环境中的个体。当疫情防控有了最新动态时，受众的关注心理是复杂而多样的，受众既有出于“猎奇”或“围观”的本能情感心理，也有寻求自我保护、判断环境安全系数的认知心态。群体共同关心的实质是观众为寻求共识并期望最终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而进行的各种沟通和交流活动。对于流调信息的关心和对流调新闻的关注是凝聚共同关注的前提，以此建构社会情境。

在人类传播与交流活动承载的信息中，认知信息与共识交流相连，情感信息与共情交流相连。共识沟通依赖认知信息，共情沟通依赖情感信息，故共情传播和共识传播是传播活动的两翼。[11]在此次流调新闻中，受众出于对“共同抗疫”的共识关注相关新闻和病例行程信息，目的是了解疫情传播的最新动态，自我核查与疫情传播链及确诊病例轨迹的重合度，判断自我“安危”，了解疫情防控的形势。

2022年1月20日，《中国新闻周刊》多平台发布新闻报道《对话“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来北京找儿子，凌晨打零工补贴家用》。[12]该新闻一经发布，多平台持续发酵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刷屏，话题热度持续上升。该篇报道文章微博阅读量超过千万，点赞、评论、转发量均过万；
该媒体官方微信公众号中相关推送文章的阅读量均超过10万。通过该媒体的深度报道，受众开始关注确诊病例岳某显打工寻子的故事。

新闻媒体的介入让确诊病例岳某显的具体信息被无限放大，同时也为受众真正进行共情传播提供了众多细节因素。如前所述，情境建构为共情传播提供了宏观基础。而从微观角度来讲，互联网中的虚拟社交平台让大量受众因该新闻报道迅速聚集，如此大规模受众的身体共在则为情感传递、情绪传染、情势烘托创造了具体条件。

虚拟场景加速身体共在。“场景”既指物理空间场景，也包括媒体终端中各种符号构建的信息场景。早期的戏剧场景强调时间、空间和人物，具有明确的时空定位和情境意义。场景以凝结点的形式出现，不断变化。[13]戈夫曼从人类社会交往的角度出发，将场景扩展到“一个承载物体并传递信息的特定场所”。[14]媒介传播意义角度下的场景可以追溯到梅洛维茨的“情境论”。在戈夫曼的“社会情境”概念的基础上，梅洛维茨将场景的含义延伸到了由电子媒体构建的新情境。[15]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媒体技术的演进，“场景”的含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罗伯特·斯考伯与谢尔·伊雷斯将“场景”作为一个术语引入到传播领域，认为场景包括基于空间的“硬元素”和基于心理与行为的“软元素”。[16]因此，在新媒介环境下，技术搭建全新虚拟场景，为大规模受众基于心理驱动的各种虚拟行为提供更多实践可能。这种体验并不以现实身体参与实践作为衡量标准，而以互联网为技术和平台，以虚拟行为如评论、点赞、转发等作为参与手段实现“身体共在”。在本次流调新闻中，大规模受众在以微博和微信为代表的虚拟场景下完成身体共在，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场景中的共情传播。

法国存在主义学者萨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他在对前人相关理论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从“我思”出发，对自我的存在、他人的存在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等进行了阐述。[17]“自我与他人”其实是一种“共在”关系，这种“共在”并不否认自我与他人的冲突关系和个体的孤独性，更多强调“我们”这一共有意识。萨特认为这个“我们”来自经验生活中，由众多孤独的个人组成，彼此都有自己的主观性，但当面对同一问题大家站在同一战线时，群体共识大于个体冲突。“我和别人一起以对等的和互相关联的结构表现出来”，[18]“我们”则会形成“共在”。在对“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这一事件进行讨论过程中，大量受众将自身并入确诊病例岳某显的同一阵线，形成与岳某显共同的“我们”的意志，既表达出同为平凡人的不易，也借此宣泄自己的同情、难过、担心甚至共鸣等情绪。

情感共振反衬情绪底色。众多网民面对这一“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发表自己的评论和见解，看似自立角度各抒己见，实则透过事件反观自我，既是个性表达更是共鸣击掌。正如热评第一的网民“老帮主”所言：就像卡特琳娜·加缪在随笔集《孤独与团结》中所写，“他是众生中的一人，他试图在众生中尽力为人”。

新冠疫情的影响仍在不断持续，受众长期置身于公共卫生事件之中，会引起多种心理情绪和应激反应。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防治主力军的医护人员出于职业属性要求，直接与众多病患接触，成为心理应激障碍的高危人群，替代性创伤是典型的心理应激障碍之一。替代性创伤是指帮助者因接触到需要帮助者的创伤经历，从而引起的内在心理的变化，是医务人员因与求助者共情而产生的结果。[19]除了医护人员，受众长期置于大量公共卫生信息集中报道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中，同样会产生替代性创伤等心理应激障碍。媒体在报道相关新闻事件时，无疑会将事件中的具体细节暴露出来，受众出于同情或共情心理产生公众替代性创伤。公众替代性创伤是指公众通过新媒体平台了解创伤受害者遭遇的经历之后可能发生的情绪反应、行为反应、认知反应、生活信念变化和生理反应等变化。[20]受众对确诊病例岳某显的关注，既包括作为“打工人”连续18天辗转20多处打零工的艰辛、作为“家人”坚持不懈寻找儿子的坚守，也包括作为“苦命人”接连遭遇多重打击的苦痛，更有同为中国人所共有的平凡朴素的共通感。基于以上关注，公众替代性创伤的出现与存在则不难理解。

除此之外，随着社交媒体的不断兴起，热点事件的传播一旦成功敲开公众心门则会引起群体传播，这背后的情绪底色不容忽视。当某些事件成为社会热点，尤其是一些带有负面色彩的信息，网络中的种种舆论通常是一片唱衰之声，字里行间表达的都是对媒体、社会亦或政府的不满或不信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受众的此类表现反映了一定程度的习得性无助心理。[21]当类似社会事件不断传播就会营造出一种“虚拟真实”，受众则会普遍感到个体的渺小与无助，对绝大多数事情都会产生无力感，进而引发一种无可奈何的失助心理。长期以来，受疫情持续带来的多种影响以及处在急速变化的中国社会中，个体在时代发展洪流中显得愈加渺小，这种习得性无助心理也成为情感共振背后的另一抹底色。

2022年1月21日，山东省威海市公安局发布通报，北京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岳某显之子岳某仝已于2020年离世。至此，关于“流调中最辛苦的人”岳某显打工寻子的事实真相公之于众。透过警方的通报，受众才恍然岳某显打工寻子背后的“真相”与受众在事件报道之初的情感倾向存在出入。其中既包括部分媒体在新闻采访报道实践中严谨性的缺失，更透射出当前时代背景下传媒环境和受众传播的一些典型特征。

当前我国网络舆论场呈现出“后真相”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偏见至前、事实置后；
情感至前、客观性置后；
话语至前、真相置后；
态度至前，认识置后。[22]因此，公共事件往往成为群体和派系对立的话语载体，为本能情绪的不断觉醒和相互传染创造条件，加速蔓延，由此产生的“话语政治”也在撕裂着这个社会。

“后真相”消解共情传播屏障。人作为情感动物，本能情绪通常先于理智作出反应，由此形成的共情传播门槛较低，一个细节、一张图片亦或一段视频便很有可能带来强大的传播影响力。而作为虚拟场景的互联网，受众出于匿名性心理会更加夸张甚至肆无忌惮地进行表达和传播。这种本能与匿名叠加上主流媒体信息传播的滞后性或缺位等因素，让当今的互联网传播不断呈现出“后真相”特征。

“后真相”的概念可以从认识论或形而上学、社会学或大众媒体生态学、政治学或社会共识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从社会学或大众传媒生态层面解释“后真相”等社会现象极为重要，但归根结底，“后真相”现象的更深层原因是社会共识的瓦解，而社会共识是真相产生和传播所依赖的基石。[23]真相的生产通常依赖于媒体。对于受众而言，物理边界的不断扩展导致现实实践的范围相对缩减，要想获得真相则必须通过媒体。在新媒体时代，面对大量信息，个人求证真相的成本过大，因而受众越发依赖媒体，而这种强依赖性让部分媒体为博眼球、博流量而大胆“先行”，这一举动则可能生产出“假新闻”而导致名誉贬损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影响。对此，受众产生了一种矛盾而复杂的心情，受众的信息需求不断增强，但同时对一些媒体所传达的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存在疑虑。受众就在这种矛盾情绪中不断消解通过媒体寻求事实真相的热情，甚至更愿意相信所谓的小道消息，助长了主观情绪传染强度。

以理性占据主导的传播行为是共情传播过程中的阻碍因素。通常情况下，经过专业训练的媒介从业者会恪守职业道德进行真实、客观的信息传播，为受众理解和认识事件提供依据。于受众而言，感性与理性相伴相随，不论谁占上风都会带来不同的传播效果。当“后真相”特征不断强化时，基于感性的情绪或情感会生发出强大动力，难以受控。一旦形成大范围的、强烈的同理共情现象，它的破坏力就如同其建设力一样强大，相互感染的群体情绪决定了群体行为的选择。很多情况下，即使是共情沟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也难以控制。[24]

异质舆论场角力助推对抗共情。格式塔心理学家最早将物理学中“场”这一概念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代表“从关系的角度思考”。由于每个社会个体之间都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因此，无数个体的意见相互交换和互动便形成了一个舆论场。[25]“两个舆论场”这一表述最早是由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在《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改进新闻报道的着力点》一文中提出。在我国的舆论场中，政府主导的官方舆论场主要是为了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新闻媒体的党性原则要求媒体必须成为党和国家的“喉舌”，传播国家意志，传达国家政策，做好舆论宣传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党报、国家电视台、通讯社等官方新闻媒体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官方舆论场的“发言人”。随着新媒体不断发展，互联网为普通受众提供了舆论表达的技术和平台，形成了虚拟舆论场域。当从人民的基本利益和情感诉求出发，打破传统话语结构，就形成了所谓的民间舆论场。

舆论场的形成与角力，归根到底是话语权争夺的结果。异质舆论场具有各自的属性和特点，这种异质的存在便形成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既有同频共振之时，也有互斥平行之机。二者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各有侧重，编码与解码之差加深了矛盾与误解。互斥一旦形成，情感作为驱动的共情传播则会顺势而起，点燃占据体量优势的民间舆论场。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出于对新型病毒的未知与不确定，官方舆论场对于疫情报道的滞后一度将话语权让位民间舆论场，甚至留给谣言充足的空间。两个舆论场在新闻事件曲折与反复的推波助澜中加深裂痕，从而助推对抗性共情。在《中国新闻周刊》对“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进行采访中时，确诊病例岳某显提到“事情过了三个月才立案”引发很多网民热烈讨论。如TIANJING_666的“底层群众没有资源的人去办个事情太难了！”、凉小烦的“派出所为什么不调定位不及时找人”等评论则从侧面说明对抗性共情传播成为本次事件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实，之所以会形成对抗性共情也有其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和转型关键期，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国家也面临着群体利益分化、社会贫富悬殊、腐败问题多发、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社会负面情绪宣泄无门等诸多挑战，导致种种复杂情绪交织滋生，并沉淀为负面集体记忆。当这种情感记忆被一个“突发事件所唤起时，借助信息的迅速传播，大规模群体性的不满情绪和怨恨性情感便会在一定地域（场域）甚至是跨区域迅速蔓延，形成对该事件的怨恨式解释，由此可能导致群体性情感宣泄的极端后果，即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换句话讲，这种情绪甚至跨区域迅速传播，形成对事件的怨恨解释，这可能导致群体情绪宣泄的极端后果，即群体事件的产生。[26]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虚拟社群为受众提供了讨论突发事件、宣泄不满情绪、舆论倒逼作为的平台。在此次事件中，对抗性共情让受众的虚拟身体共在行为显得格外突出，其背后反映出的社会深层原因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反思。

“流调新闻”作为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的常见新闻现象，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而此类新闻传播的背后有着复杂的驱动因素。从共情传播的角度透视流调新闻传播现象给人们带来诸多思考，值得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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