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史”视阈下徽人文集的史料价值——以《仁峰文集》为考察中心

蔡圆寒，唐丽丽

(1.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
2.巢湖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汪循(1452—1519)，字进之，号仁峰，时人称之为仁峰先生，徽州休宁鹏源(今安徽黄山)人。他主要生活于弘治、正德年间，曾上疏言宦官事，未用，退而乡居。王守仁称与之“学同道合”，庄昶以“老友”称之，李东阳、程敏政与之亦有书信往来。汪循推崇程朱理学，时人将其列入“休宁九贤”[1]442。汪循著有《仁峰文集》，收录有其自撰的奏疏诗文、日录书信、墓志祭文，此外还有往来信札、师友赠文、诗歌唱和之作以及相关的传记等，涵盖多种文体，内容广泛，是研究明代中后期社会日常生活不可多得的史料。

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文集史料素来为学者所用，但在社会史、日常生活史等研究兴盛之前，不少学者对文集的关注及使用偏向于考证性，即以文集所载材料作为史论的旁证、补充，故徽人文集相关史料应用虽多，但大多属于抽离式的使用，文集往往被拆分开来，零碎地用作支撑材料。当然，也有依托文集开展本体化研究的学者。在文学领域，主要是围绕文集体例、文艺理论(诗词学)等方面；
在史学研究中则以目录学、版本学、四库学等文献方面的研究居多。对于《仁峰文集》的研究，王裕明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对赋役改革、基层管理体系调整、职业选择与宗族世婚制的变化进行考察，指出《仁峰文集》所载史料能够反映徽州社会一般特点。[2]钱明通过对汪循与王阳明往来书信的解读，认为汪循等人的阻止和抵制使得新安地区王学在同朱学争夺话语权过程中“几乎颗粒无收”，以汪循为代表的新安理学集团的存在与活跃对王学传播构成最大障碍。[3]丁晓慧、谢光宇《〈仁峰文集〉与明中叶徽州社会》一文与王裕明文章题目近乎雷同，主题内容中除语言表述有变动外，谋篇布局、行文思路及史料选择大抵无差。[4]除上述文章外，其余多是对《仁峰文集》中个别篇章条目的零星引用，并无其他专题研究。概而言之，目前学界对《仁峰文集》的相关研究未能跳出史料选用和传统视阈范畴，仅有的专门研究仍主要聚焦于明代社会制度变化、新安理学与学术史研究。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学界对文集的关注逐渐增多，但仍未能摆脱分散、零碎的基本使用范畴，基于“日常生活史”展开的研究并不算多。故本文以《仁峰文集》为中心，尝试在明代中后期日常生活史研究范畴中对其史料价值进行考察，不当之处，祈请指正。

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商业活动在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推动着人们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的重塑，还对代表统治秩序的“礼”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徽州商帮逐渐兴起，四民观念逐步瓦解，士绅地位下降，社会风俗演变……这些变化都在徽人文集中有大量记录。文集作者对社会现象进行评论、对政府政策提出看法、对民间习俗予以褒贬，这些“当时人”“当事人”看“当时事”的记录是探究明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第一手资料。故将《仁峰文集》放在“日常生活史”视阈中来研究，文集中的史料将更具有生命力。

明代中后期被认为是传统中国社会一个重要转型时期。无论学者们在历史分期上持何种观点，大都认同社会风气在弘治、正德时期开始出现转变。汪循就生活于这一时期，他也认为社会产生了巨大变化。作为当时社会的一分子，他认为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又是如何看待这些变化的？这对于我们研究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汪循接人待物恪守理学价值标准，评论社会、人物多从理学的价值观念出发，即“一本程朱之道”。他对弘治、正德年间学风、士风多有批评，观点虽不算新颖，但文字中记录了他对社会的观察，并多以事例佐证。他对明代士人生活、社会现象的描述，为研究明代社会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对于当时的科举取士，汪循曾有评论：“当时学者作文多尚镌巧，不能者又多委靡涩啬。……主司尤申重之，务从简易，以变文体策问，以学者为工文辞博记诵，失圣贤之正学。……学者之病，而铨文者之所当痛革也。然此亦非宋文之所取也。以是学宋文是正所谓效西子之颦者也。”[5]204汪循认为当时所推崇的“学宋文”不过是东施效颦之举，“其言之所革，行之所举，自相矛盾，其故何哉？”[5]205他同时又指出了学政部门在执行上的偏差。

汪循在《日录》中吐露了自己朝觐的遭遇，批评官员只以读书应试、盘剥小民、献媚上官以谋求仕进，“今人以读书取科第为一节事。既得第，及做官又是一节事。予朝觐，顾募一小民船自载，几案不备，书史狼籍。见者大笑，以为迂腐，今做官又奚庸读诵为哉？习俗所移，一至如此，亦大好笑。……今令簿书催科之外，惟设法剥民、贿赂津要，徼誉改迁而已”[5]467。在《日录》中，汪循还为当时士夫找到了“供状”，“功名不本于道德者，非功名也。今人贪位固禄，专为一身之谋。他日退休，亦谓名成身退。夫谁欺哉？惟张乖崖诗云：‘儿童不惯锦衣荣，故我归来夹路迎。不免旧溪高士笑，天真丧尽得虚名。’此诗好！为今时公卿致仕者供状”[5]464。其间固然有汪循自我标榜清高之嫌，但亦可管窥当时官场风气之不良。

《仁峰文集》还收录了汪循对当时学术弊病的看法，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汪循作为理学家的治学理念及其所谓“程朱门人”对尊德性、道问学的观点，还可窥见新安理学的相关学术脉络。如汪循《与王鸿胪》云：“其有学冠一时、名擅当世者，了于斯道无闻焉。何哉？迹其故有二焉，谈性命者未免判心迹于两途，至于偾事，反类乎文人无行。务行检者，或不考圣贤之极致，及乎任重道远，不免颠踬，反类乎不学无术。又有踵袭元儒之谬者，乃以训诂注述为学，往往类乎借锦铺张，画蛇添足，世亦以是多之。”他感慨道：“呜呼！生道学大明之后而不闻大道之要，际圣明文明之时而不蒙至治之泽。”[5]236可见，汪循认为做文章、训诂都是末学小技，无裨于学术进步，学者应以谋大道、求大治为治学之要。

除了对学术风气批评之外，汪循还对当时朝廷大员有所褒贬：“今若西涯(即李东阳)、篁墩(即程敏政)二公，亦一代名士也。予初以书于篁墩数千言，公略一览，而即袖之，以为未经意也。临送出门，诵予书中语，越数行不遗一字。后见西涯亦然。常叹二公其不可及者，正在于此。然篁墩与予同乡里，交往最深，而反不如西涯之汲引眷眷者，以性情习尚异也。予尝谓篁墩若摆脱得‘势利’二字，当为我朝第一等人物。惜其不能，可胜叹哉！二公在翰林时齐名并驱，其后职位相去甚远。予窃评之，程文优于李，李诗赋长于程。大抵问学李不及程，器局程不及李，以故名同而实异也。”[5]462-463汪循回忆了第一次拜谒程敏政时的情景，并对当时“一代名士”李东阳和程敏政的学养、格局做出品评。

《仁峰文集》收录的汪循往来书信计有六卷，交往对象上至内阁首辅，下至秀才乡民。相关内容或讨论国家大政，或关怀家乡建设，或是师友唱和，抑或是亲朋闲谈，但也涉及“送礼”“劝架”“求人”等充满生活气息的一面，许多有关明中后期士夫绅民的有趣史料也藏于其中。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明代官僚交往、绅民互动的实录，也是士绅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汪循写给庄昶的书信中，就勾勒出一个有趣的“送礼”“求字”事例。汪循写到：“是冬北行，道经贵邑，荷令弟款遇，时同袍行速，未得即趋函文，惟致土墨见意。……今来卒业南雍，比到即欲趋拜以请诲益，奈微躯疾病相萦，应门无强童，到且未久，未敢即请假以来。伏闻征命日严，恐不得终辞。行将就道，先布区区，令宗弟专谒以伺起居，迟速容当，躬饯道左，外录芜语数篇上渎请教。舍亲叶氏‘壶天秋月’文字之在奎府，乞挥笔一成，恐此行公事日拘，又不得清散如林下时矣。伏楮不胜拳切，惟照察不备。”[5]210信中汪循向庄昶提到曾向其赠“土墨”，并委婉催促庄昶完成“壶天秋月”文字。而礼物虽曰“土墨”，实际上是当时文人雅好中颇具盛名的墨之佳品“徽墨”。由此看来，“正直”的理学家汪循也并非“不近人情”，明代士夫交往的生活图景也鲜活再现。

汪循同李东阳的交往则显得诡谲一些。结合上文他对李东阳、程敏政的褒贬，可见汪循对李东阳推崇备至。在《上李学士》中，汪循对李东阳更是颇多溢美：“阁下之文，其词得董之平实，得韩之变化，得欧之敷腴，得曾之峻洁；
其气得迁之豪健，得苏之雄畅；
其理又得程朱之醇正。阁下之诗，其律极备盛唐诸公之美，其选兼集晋魏诸贤之长，其赋则又直溯秦汉以上，追蹑屈宋，扼其腕而鞭其背也。若是者，传诵四方有年矣。”[5]213在《上李阁老》中，更有“某在门下几二十年，受知不为不久，沐爱不为不深，德若丘山，徒切仰戴”[5]219之言。而李东阳也曾为汪循做《重庆堂诗》，[5]603可以看出二人交情不浅。但在李东阳所做《仁峰居士传》中却有如下记载：“居士逸其姓名，不详其居里……其志大，其性刚，其才拙，幼读书即以自信，以古人为必可学。……蚤有志于世，落落无所合，乞身以归。思欲淑于乡，而亦不能，乃息交绝游，日以养亲安贫守道为事。……而其心所以自修而自待者，则甚高远，而亦莫知其所终云。”[5]583-584李东阳对汪循的评论则显得有些苛刻和讽刺意味，似乎有悖于二人交好的印象。仅从《仁峰文集》来看，这似乎与二人后期在阉党问题上的分歧有关。汪循与李东阳的交游完全可以做专文研究，也可以借此来窥探阉党对当时士林的影响。

另外，汪循因忤宦官而寄迹林下后，时人多视之为理学大家。他也常常与人论及理学并多有存文，徽州当地士绅也多持币求文，此类文章在《仁峰文集》中为数不少，亦有许多值得研究之处。如在撰写《吴氏宗谱序》过程中，汪循被质疑“太泛而少切实，与夫作谱之意有戾”，汪循激愤之间，竟称“退出贽币，追还成稿可也”[5]253-255。他还在《复汪俟春》中用大量语句陈述自己的谱学观点：“至于疑有讥刺一节，则又非措辞之失而宅心盖有不忠厚者存焉。反求诸心，实未尝敢萌此念。……文之体制有不同，故其名号亦不一。姑摭其略言之：记者，记其事也；
纪者，纪其实也；
传者，传而信之也；
序者，绪而陈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载之金石也；
碣者，揭示其操行而立之墓隧也；
志者，识其行藏而谨其始终也；
檄者，激发人心而喻之祸福。其余体制莫不有义，而今不暇具述。若夫绪而陈之之谓序，绪者，端倪也。略举其端而陈之而已。非若志者，识其行藏而谨其终始者比也。”[5]253-255此可谓是明代民间持币请文风气的真实写照。

此外，汪循与徽州、休宁地方官僚也多有互动，涉及徽州府地方管理方面的情况如赋役、保甲等，此处不赘。汪循与地方乡民之间的书信更能体现徽州社会的情况，如《与方均锡》中，记载了他当时参与徽州乡间纠纷的调解：“伏惟足下善盖一乡，誉腾百里，盖知守身保家而明智仁勇三达德之义者也。今以衅端之已开，祸患之将至者以闻于下执事，惟执事其亮之。敝里姻娅方、李二姓者，居迩邻封，有山介乎休浮之间，材木既成，美矣。贵里供徭役者，旦旦而伐之，暮荷以归，掩他人之物为己有之私。……然旦而伐暮而归，犹有间断也。此而息彼而长，犹有所望也。今闻众聚庐居其界区而析之，籍其地而有焉。巨而美者为材，细而恶者为薪，无遗类矣。兹山之主人以累世相传之业，数十年栽养之功，至是无复望矣。贵里之为，不亦甚乎？……某谨发咫尺之书，戒吾党之士。……而以‘忍’字喻两家以平施之义，责于执事并贵里之高明以及所谓十人者，称停其既往之是非，消沮其方来之祸患，敦邻封之好笃。朋友之交，不亦美乎？否则构怨连祸，不知其所终也。”[5]259

汪循是程朱理学的忠实崇奉者和积极践行者，他对民间信仰和礼仪实践十分关注。百姓迎奉邪神，他咬牙切齿，反复做文谴责批判并规劝。不管是为官还是居家期间，他都积极推行以德化民，坚持以身作则，居家持礼皆本《朱子家礼》，并大声疾呼，号召于乡里。然而，最终他认识到个体力量的渺小，很快选择“躺平”，不再追求“礼制”详明有序。《仁峰文集》中记载了大量有关民间信仰和礼仪实践的材料，反映了明中后期民间宗教信仰相关情况以及礼仪制度在底层的执行力度。

对于民间习俗与礼制不符合者，汪循有较多的记录和评议。例如，他对“春日碎土牛”的记载及考证：“《月令》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谓于国城之南立土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农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则策牛人当中，示其农中也。立春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后，示其农晚也。为国之大计，不失农时。……今天下州郡，春日制一土牛，饰以文彩，即以彩杖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丰稔，不亦乖乎？”[5]490

面对徽州地区崇祀越国公汪华与礼制不符合的现象，汪循也给出了“折衷礼俗”的解决方案：“第吾徽之俗，如予始祖越公者，家刻像事之比祖考加严，况为其后者乎？礼可以义起，故欲建祠一区，厘五龛，中祀越国公华，开国公铁佛，始出之祖也。员公，始迁之祖也。五世后，若永州公亦可谓始爵之祖矣。夫始迁、始爵之祖，似不为僣，开国公实以越公狥土俗而并祀之，似亦不为过。”[5]472

此外，对于民间社会中“浮屠”盛行与礼制的冲突，汪循更是身体力行，回归礼制。他曾经亲身推行祭祀村厉并制《祭村厉文》：“考先王之制，天子有泰厉之祀，诸侯有公厉之祀，大夫有族厉之祀。我太祖高皇帝爰定祀典，在国有国厉之祭，在郡有郡厉之祭，在邑有邑厉之祭，在乡有乡厉之祭。……惟吾一姓，实主此村，几欲倡群从兄弟钦明国祀，就幽闲去处，筑为坛壝，以为一村无祀鬼神之所依归。缘知义尚礼者少，弗克举事，于是乃随吾力之所能为，发于吾心之所不忍，而修明祀典之所不敢废。谨以酒醴腥素之仪，于清明日一祭，惟鬼神其歆之。”[5]459母亲生病时，汪循不祈于“淫祀”，而祷于正神：“具官某谨以香茶清供，再拜上祷于灶之神曰：礼，疾病行祷者，臣子之于君父，各祷于其所当祭之神。士则五祀是也，他祀未修。时当季夏，灶方用事，神实司命，上通于天。谨以迫切至恺，用伸祷告：有母方氏，八十颓龄。近得一病，怔忡迷惑。……如命运坎坷，灾瘴迸侵，愿祈身代，唯神其鉴之。”[5]456

虽然汪循极力推崇礼制，但实际上他对礼仪制度在实践中的推动却很有限，所能落实的仅仅是在自己父母的丧葬礼仪上推行《家礼》，同为官绅的族叔在丧仪上竟不能采用，“先承德君存日，命诸孤以《家礼》治后事，戒勿用浮屠。卒时，循在外，二弟谨如教以行，乡人多以不治浮屠以为俭其亲者，殊不知丧具克尽于礼，非丰于财者不能，曾谓俭乎？今春，永州从叔卒，正之初毅然行之，族父多不欲，竟尔礼俗杂行。虽以不肖不能匡救，可慨也矣”[5]466。

在治父母丧时，汪循毅然执行了《朱子家礼》，但对比徽州当地风俗，汪循也十分矛盾，“反忆先予属纩之时，未得亲执丧仪觕具，未免俭啬于财，于礼未至，深以为恨”[5]466。另外，由于母亲笃信佛事，并留有“勿将布帛缠束我手足”的遗嘱，这与汪循所倡导的“复古礼”有着严重的冲突。尽管在办理母亲丧葬时以《家礼》为准，但由于有悖母亲遗嘱，汪循在《大祥祭母文》中流露出了不安：“呜呼！某平生不孝，罪逆山高海深，惟吾母教命，斯须未尝敢违。今尽子心，似拂母志，踧踖之顷，心复惕然。故具始终本末情辞以告，母其宥之。抑以见复古礼之难，用以昭示我子孙，使世世守之，不可惑群言而复失也。”[5]460

汪循进士出身，熟谙程朱正学，更被当作徽人理学家的代表，其在礼仪的执行上尚且如此，可见明代徽州社会对于礼仪的实践去《家礼》似乎更远了。明中后期社会礼仪实践的真实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仁峰文集》的不同文章中蕴含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信息，汪循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描述更能体现出明中后期“变”的特征。其中评论性文章也别具趣味，如关于“南北”地区的争议，与时下“地域黑”颇有相似之处。同时，文集中对一些事件、制度具体数字的记载，则颇具统计学意义，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生活研究提供支撑材料。

汪循所写的《日录》中有对社会生活的记录。如他对徽州地区社会习俗的记载和评论：“成化中，京师往往织马尾为裙以衬裳。初出，士大夫竞鬻之，其价腾踊，值钱二千以上。马去尾多瘦，时用中官汪直奏，犯者坐谪边戍。又私宰杀耕牛者，亦以坐之。市者不止，卒不能禁，至今尚然。”[5]467文中描绘了明代士绅追捧“马尾裙”且朝廷屡禁不止的有趣现象，这一现象已引起学人的关注并撰文分析。[6]又如他对徽州地区丧葬程序的记载：“吾乡自来只用灰，尝见古椁俱化为石。循营先承德君葬事，仿此为之。第以彼时因下沮洳，移穴向上，办灰略少耳。此为终身之恨也，今后每棺须用灰三十石以上，愈多愈佳，不可俭啬以贻无穷之憾也。”[5]498

明朝地域亲疏十分明显，汪循对朝中南北士子的比例情况进行描述时，不乏有南方人的“优越感”，“大抵天运地气，人文自北而南，所谓循环不已者也。至今东南人物财赋之盛，岂西北所可比哉？儒书贤哲，亦多出南方，我朝相业，南士亦多，不忝两京，堂仕倍苁于北矣”[5]468，字里行间誉南诋北意图不言而喻。尤为值得探究的是汪循对土木堡之变时北京兵力、马匹数字的详细记载：“正统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军都督府并锦衣卫等官旗军人等三百二十五万八千九百七十三员名，实有一百六十二万四千五百九员名，事故一百六十三万三千六百六十四员名。马、驼、骡、驴、牛，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六头只。因忆土木之变，京师军实盛备如此，然且人情汹汹，尚有迁都之议。”[5]469如此详细的记载数据，对正史记述的土木之变背景资料当有所补正。

综上，《仁峰文集》中对明中后期社会风气、人物的品评，对官僚交往、绅民互动的实录，对民间信仰、礼仪实践的记述，有助于我们管窥明代中后期的“日常生活”。且仅从《仁峰文集》来看，相关史料就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民俗、地方治理、民间信仰、社会医疗、特殊社群、基层法制等方面。

徽州文化兴盛，文献繁多，留有大量徽人文集。徽人文集虽属个体作品，但其中保留大量对社会风俗、历史事件、民间信仰等方面的记述，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礼”在明中后期社会运行的实态，且能够为传世史料补充更贴近生活的素材，这为研究明代社会提供了有别于正史史料的高价值资料，也有利于多角度观察明代社会日常生活，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总体看来，徽人文集中史料虽较为分散零落，但系统整理后完全可以进行“日常生活史”的专题研究。若结合徽州文书及地方史志，则更有利于探究明代徽州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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