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怎么诞生的

陈履生

全世界的很多博物馆中，都有一两件被称为“镇馆之宝”的藏品。它们是所在国家以及博物馆的骄傲。其历史和艺术价值，足以代表社会或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那么，“镇馆之宝”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认可和认同，

层层筛选出“镇馆之宝”

一件藏品能够获得公众的认可和认同，定有其合乎规律的道理。法国卢浮宫中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荷兰国家博物馆中伦勃朗的《夜巡》，荷兰海牙皇家美术馆中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德国柏林新博物馆中的《埃及王后纳芙蒂蒂的头像》；
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中的世界上最大的霸王龙骨骼，菲律宾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的最大的鳄鱼标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商代的后母戊方鼎，如此等等，都是公认的与之相应的所在馆中的镇馆之宝。但确实也有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样的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机构，以及像大英博物馆这样的世界上最早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博物馆，虽然藏品数量巨多，有很多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甚至闻名遐迩，但说不出哪件藏品是能够代表该馆的镇馆之宝。这之中，如大英博物馆收藏有在中国被称为“画圣”的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国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若在中国任何一家博物馆中都会成为镇馆之宝，可大英博物馆的专家以及英国人未必认同。

毫无疑问，在一座博物馆数以几十万、上百万的藏品中找出一件有代表性的成为“镇馆之宝”，是有相当难度的。难度首先在难于形成共识，其二难在是否能够镇得住。而这之中形成共识是最难的，镇得住与镇不住只是相对而言。在一个具有历史跨度而且有着不同品类的藏品中，选出一件作品来彰显馆藏的份量，来镇馆，其难点因为不同历史时期中不同的文化创造是难以替代的，也是难以比较的。每一座博物馆都很难用一件作品来涵盖它的所有，或者以此来代表它最重要的精彩。在一个不断认识的时间的流逝中，人们逐渐会把视线集中到博物馆众多藏品中的某一件之上，或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介绍博物馆藏品的时候，可能又都集中到一两件重要的藏品之上，久而久之，约定俗成，就产生了代表性。与之相关的是，博物馆的专业人员或社会各界，常常会深挖其中的历史或艺术的关联，并且赋予它很多的故事和内容，而且不厌其烦地去研究，包括去猜测它的所有，甚至不惜夸大它的社会影响以及艺术价值。由此也就形成了不约而同。

共识的形成，

不像“之最”那么容易

所谓“镇馆之宝”，往往具有唯一性、独特性、稀缺性、重要性、不可替代性，必须在历史中、在学术上能够表现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在一座博物馆中，通常从专家到公众都会权衡属于“镇馆之宝”的藏品，对于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代表性，以及它所相关联的历史时期、材质、品类等内容。而更多的是博物馆之间的横向比较，如青铜器与青铜器比，或许在各博物馆的比较中，它可能是某一方面的“之最”，如“后母戊方鼎”的最重，“曾侯乙青铜编钟”的最大；
或许它没有某一方面的“之最”，可是，它是馆中最具代表性、最精彩的一件，在国内外也有广泛的影响力，如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的“东汉铜奔马”（别称“马踏飞燕”“马超龙雀”等），论大小、重量，不及“后母戊方鼎”，论大小、规模，不及“曾侯乙青铜编钟”，但它在1983年10月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6年又被定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1月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因此，“东汉铜奔马”作为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无异议。

唯一性是比较容易确认“镇馆之宝”的标准之一，比如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中最大的恐龙、最大的鳄鱼等等，这都是同类藏品或博物馆界难以企及的，而公众对于之最的兴趣往往也是其吸引人的关键。独特性是镇馆之宝的基本要求，表现在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同一类别、材质等等在比较中表现出鹤立鸡群的品质。稀缺性往往表现在材质方面，其珍稀的程度是关键。重要性往往关联着学术性，或表现在历史中的不可或缺，见证历史而具有特殊的意义；
或是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或是著名艺术家的代表作。至于不可替代性，则是佐证历史或说明艺术成就重要性的，而其他无法替代。

显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所反映出的社會对它的认同，有着丰富的学术含量、重要的艺术价值、突出的历史地位。所以，对于艺术博物馆来说，在灿若繁星的历代画家中，即使在某一位画家一生的作品中，能够成为“镇馆之宝”那一定是最为突出的。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虽然达·芬奇创作了包括《最后的晚餐》在内的众多举世名作，但人们对于蒙娜丽莎的微笑还是给予了特别的认同，这就是因为它在达·芬奇整个作品体系中表现出来的不可或缺、无法替代。尽管它没有《最后的晚餐》那样巨大的幅面，也没有《最后的晚餐》画面中表现出的严密而复杂的内在结构以及经典的题材内容，可是，如果没有《蒙娜丽莎》，达·芬奇会黯然失色，卢浮宫也辉煌不再。

那些镇得住的故事，

还将随着研究不断续写

当然，作为“镇馆之宝”的最具代表性藏品，都有特别能够镇得住的内容以及相关故事。《蒙娜丽莎》仅仅那神秘的微笑，就有无数专家研究和阐释过，还有蒙娜丽莎的身世，包括达·芬奇密码等等，这些内容都是达·芬奇其他作品中没有的。《埃及王后纳芙蒂蒂的头像》中的王后纳芙蒂蒂（Nefertiti，公元前1370年—前1330年）是埃及法老阿肯纳顿的王后，她是埃及史上最重要的王后之一，有着令世人赞叹的美貌。这件头像从发现到流传都是故事，当1912年德国的埃及考古学家路德维希·博哈特在埃及的阿马纳发现它以后，1913年将塑像运到德国，这是故事的开始。1920年7月，资助发掘的地产商西蒙将其献给了新建成的普鲁士皇家艺术博物馆。二战期间，它存放在法兰克福的帝国银行的保险柜中，几经辗转；
直至1945年6月又回到帝国银行。1956年6月，塑像被重新送到柏林，2009年10月柏林博物馆新馆完成，颠沛流离了多年的纳芙蒂蒂塑像终于回到其在德国最初存放的地方，并成为柏林所有艺术品中的镇馆之宝。在荷兰国家博物馆中镇馆的伦勃朗1642年36岁创作的《夜巡》，是伦勃朗一生所画500余幅作品中最特别、最重要的一幅。该画以舞台剧的方式表现了阿姆斯特丹城射手连队成员的群像，由射手们各自出钱众筹请伦勃朗创作。可是，完成之后射手们却不满意，因为每人在画面中的大小位置、光线明暗等等都不尽相同。由此他们发动市民们不择手段地攻击伦勃朗，闹得整个阿姆斯特丹沸沸扬扬，最终酬金也由5250荷兰盾削减到1600荷兰盾。最为严重的是，此后很少有人再找伦勃朗画集体肖像，画商们也疏远了伦勃朗，使得这位伟大的荷兰画家63岁时在贫病中去世。该画一直被荷兰王室所收藏，直到19世纪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成立后而成为该馆的藏品。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的后母戊方鼎以重达832.84公斤的重量成为中国青铜器之王。它于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为防止方鼎落入当时侵华日军的手中又被重新埋入地下。1946年6月，当时的安阳政府一位“陈参议”劝说藏家把方鼎上交政府，于是重新出土后的它被运到南京，并于1948年首次在南京展出。1949年，方鼎拟运宝岛台湾而先期抵达上海，因为飞机舱门宽度不够而不能上飞机，又回到南京藏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方鼎从南京调往北京，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可见，围绕“镇馆之宝”，通常都有一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从画家到作品的创作，从发现、发掘到流传，从作品自身到后人解读，这些故事往往都会成为镇馆之宝的附加内容而使其饶有兴味。无疑，每一件属于“镇馆之宝”的那个宝都有其不同于一般的传世过程，它们自身也都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而研究过程中的新发现则又丰富着“镇馆之宝”的内容，尤其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如英国科学家借助3D技术、耗费500小时依据《埃及王后纳芙蒂蒂的头像》，为这位著名的古埃及美女塑造了逼真半身像。2018年2月14日晚，美国旅游频道《未知的探险》播出了还原纳芙蒂蒂面目过程的专题节目。显然，这又在新的历史时期用新的方式推广了这一重要藏品，为其镇馆增加分量。

“镇馆之宝”的社会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通过方方面面而呈现出来的。后人的每一点努力，相关内容的每一点添加或发现，都是对于它的丰富和发展。或许这正是“镇馆之宝”的魅力所在，而这并不是博物馆众多藏品中每一件藏品都具有的。

（摘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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