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质量与公司创新—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

阮祈琦 何思莹

(广西大学商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North(1973)等人发现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Shleifer(1994)等人进一步证实一国的法律制度对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决定企业的经营环境，企业行为是对制度的反应。近年来，North and Thomas(1973)等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经济体制，特别是公共部门的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研究政府质量对公司创新的影响。

创新对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建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La Porter,1992)。尽管如此，创新对于绝大多数公司来说仍是一大挑战。创新活动具有很高的风险，创新的过程是难以预测的，并且创新具有特质性(Holmstrom,1989)。基于创新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及管理者的职业关注等因素，传统的薪酬激励机制在促进企业创新上是失效的(Holmstrom,1989)。因此，政府质量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这一问题值得探索。那政府质量的衡量标准又是怎样的呢？在本文中，我们根据Levine(2005)的定义，将一个高质量的政府定义为可以通过法律和合同的有效执行来保护产权。公司所处的地方政府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行为决策，因此，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考察政府质量如何影响企业行为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La Porter(1999)发现创新对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建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如此，创新对于绝大多数公司来说仍是一大挑战。创新活动具有很高的风险，创新的过程是难以预测的，并且创新具有特质性(Holmstrom,1989)。基于创新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及管理者的职业关注等因素，传统的薪酬激励机制在促进企业创新上是失效的(Holmstrom,1989)。因此是什么因素激励了企业的创新呢？

基于创新的特质、企业的融资约束与职业关注，导致传统的薪酬激励机制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失效(Holmstrom,1989)。因此投资者对于具有较高失败风险的投资项目的失败容忍度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Xuan Tian和Tracy Yue Wang(2017)发现由具有较高失败容忍度的风险投资者支持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性，风险投资者的失败容忍度对于具有高风险的创新项目至关重要。

但在以往研究创新的文献中，制度通常是被视为是给定的。事实上，大多数研究创新的经济增长理论都把制度视为特定的(Huang和Xu，1999)，并没有明确地将其视为技术变革的驱动因素。但是公共政策和制度条件会对一个地方的创新产生重要影响(Lundvall，1992;Nelson，1993;Edquist，2001)，但很少学者论证政府质量如何影响创新能力。

近年来，North(1973)等经济学家强调，良好的经济体制，特别是公共部门的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作用。La Porta(1999)通过对跨国政府质量的研究，发现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政府绩效越好；
并揭示了外生历史因素在解释政府绩效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理论的重要性。

“中国增长之谜”(Allen等，2005)的提出，使学者们重新审视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Willian Easterly(2005)认为，“适当的激励”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钱颖一(1998)认为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为中国地方政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周黎安(2007)发现中国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与中国经济奇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晋升锦标赛为中国地方官员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下，地方政府有动机制定政策提高当地的产权保护水平、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改善企业经营的制度环境，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陈德球、李思飞和王丛(2011)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政府质量对企业的现金持有具有重要影响。在政府质量越高的地区，公司更倾向于持有较少的现金；
其中民营企业的现金持有对政府质量相比较与国有企业显得更为敏感；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其现金持有量与其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显著负相关，即实际控制人行政级别越高，其现金持有量越少。因此，地方政府的“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都会对企业的行为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中政府质量的数据从2006年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政府治理、投资环境及和谐社会—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调查》中获得，该报告涵盖了120个城市，12400家企业。该报告调查的城市分布于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的所有省份。报告中的120个城市的GDP占到中国GDP总量的70%～80%。本文选择2004—2008年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和不属于120个城市中的上市公司之后的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本文通过对要用到的主要连续变量上下1%的样本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最终我们获得120个城市，5099个观测值；
并从CSMAR数据库中获得上市公司治理数据和财务相关数据。

世界银行收集了2004年的数据并于2005年进行调查，所以我们测量了2004年到2008年的专利授权数量，这也是本文中的因变量。从2004年开始，政府质量对企业创新的行为决策的影响逐渐显现。到2008年结束可以确保政府质量信息不会过时。

(二)变量的定义与模型的检验

1、政府质量的定义及其度量

我们借鉴La Porta等(1999)和Fan(2011)及陈德球、李思飞和王丛(2011)的研究，同时将其与中国企业创新行为的特征相结合，从世界银行(2006)的调查数据中选取了产权保护指数(GQI_property)、对法庭的信心(GQI_court)、企业在旅游和娱乐上的开支占总销售收入的比重(GQI_enter)和每年企业与政府互动的平均天数(GQI_inter)4个维度来度量地方政府质量。

我们分别改变GQI_enter和GQI_inter分指数的符号，即GQI_enter和GQI_inter的值越大，表明政府质量越高，与GQI_property和GQI_court分指数保持一致，以便于理解上的一致性。

表1报告了政府质量指数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1可看出，GQI_property的平均值(中位数)为0.637(0.667)，GQI_court的平均值(中位数)为0.637(0.665)，GQI_inter的平均值(中位数)为0.605(0.597)，GQI_enter的平均值(中位数)为0.121(0.120)。

表1 政府质量指数变量描述性统计

2、研究模型

我们采用以下回归方程(1)考察政府质量对公司创新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公司的专利授权数(ly)，定义为公司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总和加一取对数。解释变量为政府质量(GQI)。建立在以往研究基础上(La Porta et al.，1999;Opler et al.,1999;陈德球、李思飞和王丛，2011),我们控制了以下变量：BtoM定义为股东权益账面价值除以股票总市值。capex为公司资本支出与净资产的比率。SIZE11为总市值取对数。ROA为企业的资产回报率。LEV为公司的资产负债率。PPE定义为固定资产除以总资产。IND_HHI为赫芬达尔指数，定义为市场份额的平方和。AGE 定义为公司年龄的自然对数。top1定义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nwc_as定义为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的差除以总资产。设置行业crsc和年份year的虚拟变量并将其放入方程(1)中，同时控制时间变量和行业异质性特征的影响。方程(1)如下：

lyi,t=α+β1GQIi,t+β2BtoMi,t+β3capexi,t+β4SIZE11i,t

+β5ROAi,t+β6LEVi,t+β7PPEi,t+β8INDHHIi,t

+β9AGEi,t+β10top1i,t+β11nwcasi,t

+crscandyearDummiesi,t+εi,t

(一)描述性统计量

表2为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2发现，样本公司专利数量均值(中位数)为0.577(0)，BtoM的均值(中位数)为0.502(0.476)，capex的均值(中位数)为0.055(0.036)，SIZE11的均值(中位数)为21.492(21.310)，ROA的均值(中位数)为0.018(0.026)，LEV的均值(中位数)为0.563(0.533)，PPE的均值(中位数)为0.298(0.270)，IND_HHI的均值(中位数)为0.063(0.044)，AGE 的均值(中位数)为2.343(2.398)，top1的均值(中位数)为0.384(0.363)，nwc_as的均值(中位数)为0.046(0.070)。

表2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二)政府质量与公司创新的回归结果

对模型进行回归后发现，GQI_property、GQI_court、GQI_inter和GQI_enter与公司专利授权数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公司所在地政府质量越高，企业的创新越强。GQI_property的系数表示若政府产权保护水平提升1%，则企业的专利授权数量增加0.301。GQI_court的系数表示当企业对当地法庭的信心提高1%，企业的专利授权数量增加0.299。GQI_inter的系数说明如果企业每年与政府必须要打交道的时间每缩短1%，即政府的效率越高，企业的专利授权数量将增加0.132。GQI_enter的系数说明如果企业在旅游和娱乐上的花费减少1%，即政府的廉洁度越高，则企业的专利授权数量增加0.912。从总体上看，企业创新动机对地方政府质量较为敏感，公司所在地政府质量越高，企业创新越强。这一结果说明对于企业的创新决策来说，地方政府的质量至关重要，地方政府质量较高的地区通过提高产权保护水平以及完善当地司法体系，提高经济主体的信任关系和合同的执行力度，提高行政效率，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当地企业的创新。

在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BtoM、SIZE11、LEV、IND_HHI和nwc_as与企业专利授权数量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的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与企业股票总市值比越高、总市值越大、财务杠杆越高、行业竞争度越高和净营运资本越高，企业的专利授权数量越多，企业的创新越强。capex、ROA、PPE、AGE和top1与企业专利授权数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企业的资本支出与净资产的比重越高、市盈率越高及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越高、公司年龄越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则企业的专利授权数量越少，企业的创新能力越弱。

为了进一步考察地方政府质量对不同终极控制人性质的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我们设置最终控制人虚拟变量private(若企业终极产权为民营企业，则赋值为1，否则为0)，并考察GQI×private的交互项与公司创新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除GQI_inter之外，其他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和最终控制人性质虚拟变量的交互项(GQI×private)系数皆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较，当地民营企业的创新对地方政府质量的敏感度更高。结果表明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地方政府营造的制度环境和提供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质量越高，所在地的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越多，其创新能力会增强。与国有企业相比，地方政府质量越高，民营企业的创新就越强。

我们采取替换控制变量的办法来检验数据的稳健性，将总市值的对数SIZE11替换成总资产的对数SIZE2，来进一步验证政府质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发现主要研究结论不变。

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对于企业的创新决策而言，地方政府质量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这种正相关关系是因为高质量的政府可以提高产权保护的水平、创造良好的制度法律环境、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我们还发现，地方政府对于民营企业的创新行为的影响相比较于国有企业而言更为显著，同时，因为各级政府间存在利益博弈，政府质量对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不同的国有企业的创新行为的影响不尽相同，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越高，政府质量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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