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陵江中下游地区商周考古遗存简述

余菀莹

摘   要：嘉陵江是长江八大主要支流之一，在沟通南北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嘉陵江中下游地区的考古工作逐步推进，本区域先秦时期古遗迹的数量得到充实，其考古学文化性质也逐渐显现出眉目，证实着这里的确曾分布着一支存在巨大共性的考古学文化综合体。大约到公元前20世纪中期，这支文化最终发展为早期巴文化。

关键词：嘉陵江中下游;商周;考古文化;巴文化

研究证明，在古代，河流常常是孕育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摇篮。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四大文明古国的诞生与辉煌离不开大河的奔流与泛滥。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段璀璨的文明，都离不开江河的滋养和哺育。嘉陵江古称渝水、阆水，是长江八大主要支流之一，全长1250千米[1]，流域面积约16万平方千米，在长江数以千计的水系中，其流域面积居首，河流长度第二。嘉陵江自北向南流经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又穿越秦岭、大巴山山地，河流干流和支流贯穿了四川盆地整个东部、北部地区。四川广元昭化区和重庆合川区分别为嘉陵江上、中、下游的分界点，本文探讨的“中下游地区”即指北起四川广元市昭化区，南至重庆市朝天门河口，即32°43′N，105°83′E—34°32′N，108°42′E，包括干流及各支流所形成的流域范围，行政区划上地跨川、渝两个省市，主要流经了广元、巴中、绵阳、达州、南充、遂宁、广安以及重庆，河流在连接陕、甘、川、渝的水上交通运输和促进流域内各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等方面，从古至今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在研究川渝地区考古学文化和人类文明进程时，嘉陵江中下游地区是极为重要、不能忽略的一部分。

嘉陵江中下游地区的考古工作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此阶段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发现，但考古工作发展迟缓，整体仍相当薄弱，尤其是下游地区，考古工作起步晚，至2004年才开始开展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进入21世纪后，随着地区基建扩大，区域内陆续发掘了多处先秦时期古遗迹。目前开展过考古工作的先秦时期遗迹主要有：绵阳边堆山，广元中子铺、张家坡、邓家坪、鲁家坟，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阆中蓝家坝，宣汉罗家坝，渠县城坝，南充淄佛寺，合川河嘴屋基、猴清庙、菜蔬排、吊嘴遗址及北碚庙嘴墓地等，大体已积累起较为丰富的考古资料，加之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文化地区和东部三峡地区已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先秦考古文化发展序列，使得构建本区域先秦文化序列的工作逐步开展，进而能更深地讨论和探究区域内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类别及属性。借此，本文拟对嘉陵江中下游地区已知的商周考古遗存进行梳理、阐释，以期加深对该地区先秦时期人类古文化的认识，并引起各位方家的重视。（图1）

一、商周时期典型遗存

随着成都平原以十二桥为代表的一批相当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遗址的发掘，十二桥文化得以正式命名;同时，由于葛洲坝和三峡工程库区等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三峡地区同期文化面貌亦逐渐为人所知。要把握嘉陵江中下游地区的商周时期考古文化本质，应从具有较强地域特征的典型遗迹入手，了解本地区文化的内涵特征，通过与峡江地区和成都平原相关遗存的对比，从而探究嘉陵江中下游地区与其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异同、渊源以及古代人类的人地互动关系等问题。目前，嘉陵江中下游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迹数量较丰富，而相当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存还不太多，本文选取5处典型的遗迹作相关介绍：

1.河嘴屋基遗址

合川河嘴屋基遗址分为两期，属于二期的遗迹有灰坑和灰沟各2座，该时期遗物丰富，绝大多数为陶片，石器极少。陶质分泥质和夹砂，泥质陶比例高于夹砂陶。泥质陶以青灰、灰褐居多，有少量红褐、黑皮陶;夹砂以灰褐、黄褐为主。纹饰种类丰富，主要有粗绳纹、交错绳纹、网格纹、戳印太阳纹等，也有素面。器形以圜底器、尖底器和圈足器为主，平底器次之，不见三足器。常见器形有深腹罐、鼓腹罐、大口折沿罐、小平底罐、圜底钵、尖底盏、尖底杯、壶、盆、器座、豆、船形杯等。平底器和尖底器基本为轮制，圈足器为轮制后拼接。总体来看，器物特征年代跨度较大。[2]（图2）

2.菜蔬排遗址

菜蔬排遗址仅发掘出灰坑1座，其中包含陶片、纺轮和石器等。出土器物大多破碎，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夹砂陶以红褐、灰褐较多，泥质陶以灰、黑为主。陶器以素面为主，有少量绳纹、弦纹。器形以平底器为主，有部分圜底器和尖底器，圈足器较少。制法多为轮制。可辨器类有溜肩罐、耸肩罐、圆肩罐、高领罐、花边口罐、盘口壶、双耳壶、尖底盏、尖底杯、船形杯、灯型器、鬶（盉）、瓮、盆、钵等。石器11件，有锛、锄。另有铜钺1件。[4]（图3）

3.猴清庙遗址

该遗址共有五期，其中第二期为商周时期，包含地层单位为⑤、⑥和若干遗迹单位，其中以H14出土物较多，三者间的地层关系可表达为：H14→⑤→⑥。出土物以陶器为主。泥质陶占比较大，夹砂陶较少，泥质陶多为灰褐色。陶器流行素面，纹饰则以绳纹为主。口沿流行卷沿、折沿，器底见有平底、圜底、尖底，⑤层偶有圈足;器形有卷沿釜、卷沿罐、折沿釜、尖底罐、矮领罐、盘口壶、矮领壶、高领壶、尖底罐、尖底杯、盆、钵、瓮、豆、器盖、纺轮等。陶器制法方面，在第⑥层表现为轮制和手制兼有，第⑤层以轮制为主。另在第⑤层还出土铜镞1件，骨管1件，石器6件。[5]（图4）此外，商周地层中发现了大量柱洞和红烧土堆积，房址1座，灰坑3座，灰沟3条，灶坑1座，在部分探方的商周文化层中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红烧土堆积，其中T0808第5层有一片相对集中、范围较大的烧土块，发掘者推测这些红烧土堆积是属于房屋坍塌墙体的碎块堆积。这些现象能够表明，商周时期的猴清庙地区，房屋建筑数量已较多，人们居住房屋的情况较普遍。（图5）

4.罗家坝东周遗存

宣汉罗家坝遗址的东周时期遗存相当丰富，已发掘的有房屋基址2座，灰坑15座，墓葬65座。出土器物主要为陶器、铜器、石器，陶器约600件，在总体数量中占比最大，其中绝大多数為夹砂陶。陶色以灰色为主，褐色次之。纹饰以粗绳纹为主。手制和轮制兼有，大型器物如釜、瓮、圜底罐等多为手制，小型器物如豆、尖底盏等多为轮制。器形主要有圜底器，还有少量圈足器和平底器，主要包括圜底罐、喇叭口罐、釜、豆、钵、尖底盏、高领罐等，此外在M33和H5中出土网坠共75件。

除7座为空墓，有49座墓葬出土了铜器，以兵器类和工具为大宗，器形共46类，总数达531件。器形主要有箭镞、矛、剑、戈、镦、斧、削刀、凿、斤、刻刀、锯、刀、鍪、釜、盆、壶、敦、鼎、缶、簠、罍、豆、鉴、匝、盒、器座、勺、匕、带钩、铃、印章、璜、镜、挂饰、鱼钩、练等。其中M33是唯一一座占地面积在20平米以上的墓葬，其随葬品种类最丰富，数量也最多，共203件。

此外，墓地有23座墓葬出土有玉石骨器，共115件，多为装饰用的珠石、玉饰等。铁器共7件，锈蚀严重难以辨认器形。

王仁湘先生曾提出：“罗家坝墓地也许是一批战死者的归宿之地。”[6]从整个墓地的情况来看，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可能性。虽然对墓主人的性别和年龄尚不清楚，但从墓内出土的大量青铜兵器和工具能够推断，罗家坝墓地埋葬的死者绝大部分应为成年男性，且生前习武。其中有2座墓葬人骨表现异常，M13中，铜钺直接砍入墓主人左侧髋骨内，铜剑从左侧软肋斜向下插入并穿透身体直达右腿大腿根部;墓主双臂肱骨近肩处被利器砍断，头骨下颈、肩部骨骼不见。M5墓主人的盆骨和肱骨右侧均发现有箭镞，部分箭镞直接插入盆骨。这些现象均说明，墓主人生前可能在某场战斗或打斗中受伤甚至因此死亡，尸体未经过一套较完善的处理便直接入葬，也没有举行程序完备的葬仪。据此可以作一些推测，罗家坝墓地的墓主生前大部分或为中下层士兵或地位不高的平民，少数为中上层的将士或贵族。

罗家坝遗址的地层中出土器物极少，这应与该时期遗址作为墓地有着直接的关系。除H5外，其余灰坑出土器物极少，房址仅存大量柱洞，且分布毫无规律可循，表明其可能是临时性建筑。H5中出土的大量网坠可能与渔猎有关，房址可能亦与渔猎有关。部分墓葬填土中出土较多器物，填土中的陶片与随葬品的质地和纹饰较为接近，说明在尸体埋葬过程中可能举行过某种祭祀活动。[7]

F1内发现大量的陶片、铜碎屑和石块等堆积，出土器物主要有铜印章和陶尖底盏、罐、瓮、网坠等。发掘者认为其可能是临时性建筑。（图6）15座灰坑应该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形成的，其中H5长81厘米、宽63厘米、深10～28厘米，坑底为锅底状，出土了大量的网坠和少量陶器，报告认为其可能与渔猎有关，进而推断房址可能亦与渔猎有关[8]，根据坑的大小和深度，笔者认为其可能是用来临时养鱼或放养蚌、螺用的坑。像99H10这种的阶梯形灰坑，平底，包含物少，面积较大（长212厘米、宽62厘米、深80厘米），这类灰坑可能与当时的家畜饲养有关，其阶梯形状有利于人们上下而又不使家畜跑出。（图7）总体来看，罗家坝东周时期的灰坑、房址和地层出土器物极少且残损严重，这与该区域在同时期亦作为墓地应有着直接的关系。

5.北碚庙嘴墓地

庙嘴墓地原生地层关系已被破坏，共清理了竖穴土坑墓17座，墓葬分布密集，墓葬方向分为朝向南面的嘉陵江和朝向西面的石桥河。墓葬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窄长方形墓，共10座;第二期为宽长方形墓，共5座;第三期为方形墓，共2座。（图8）

墓葬均为小型主坑竖穴木椁墓，大部分葬具及墓主人骨腐烂无存，少数墓葬可见棺椁痕迹。出土器物110余件，可分为铜器、铁器、陶器、漆木器，修复器物70余件。陶器器形有罐、釜、壶、豆、钵等。铜器器形有柳叶剑、矛、印章、钱币、刀、环、削等。铁器器形有削、釜等。另采集玉玦1件，铜矛1件。[11]（图9）

除上述5处发现较为丰富的遗迹，在阆中蓝家坝、坪上、彭城，南充淄佛寺，渠县城坝，合川沙梁子等遗址中，也发现带有商周风格的遗物，但由于这些遗址还未经过系统性的发掘（或发掘报告未公开或年代判定不明确），本文暂不将其纳入讨论对象。

二、年代与文化性质

1993年孙华先生在讨论三星堆遗址的分期时，将广泛分布于成都市区和郫江两岸、以十二桥遗址为代表的这类遗存命名为十二桥文化。[13]此后，十二桥文化被认为是成都平原地区三星堆文化之后的又一种考古学文化，对于十二桥文化的分期和年代，虽然学界目前尚存不同意见，但十二桥文化是由三星堆文化发展而来的已成为比较统一的基本认识。十二桥文化主要表现为：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陶器普遍流行素面，有纹饰者则以绳纹为主，器形有高柄豆、小平底罐、盉、鸟头把勺、尖底杯、尖底罐、尖底盏、壶、瓶、盆、高领罐、波浪花边口罐、盆形豆、罐形豆、瓮、喇叭口罐、釜、绳纹罐等[14]，其时代相当于殷墟第三期至春秋前期[15]。

白九江、李大地在分析了峡江地区的丰都石地坝[16]、丰都玉溪坪、忠县邓家沱[17]、忠县哨棚嘴、涪陵石沱[18]、涪陵镇安[19]等遗址的资料后，提出以石地坝遗址第一、二期遗存为代表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存宜命名为“石地坝文化”，并提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以鄂西、重庆峡江地区、成都平原、陕南汉中及安康盆地为中心的四大地理单元，同属于十二桥文化圈，其下分布著以四大地域为中心的四个亚文化，分别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十二桥文化“十二桥类型”，以重庆峡江腹地为中心的“石地坝文化”，以长江三峡东段和清江流域为主的鄂西“路家河文化”，以汉中盆地和安康盆地为中心的“宝山文化”（或称“白马石类型”）。石地坝文化与典型十二桥文化的差异主要为：泥质陶占一定比例，以夹砂褐陶为主;陶器流行纹饰，绳纹占一定比例;除了尖底器，圜底器和平底器也比较发达。典型十二桥文化陶器以夹砂陶占绝大多数;陶色以灰陶为主，褐陶次之;绝大多数为素面;器类以多样的尖底器和小平底器最具代表性。[20]

猴清庙二期遗存分为3段。在第⑤层出土的绝大多数陶器在石地坝遗址99年度第一期第2段都能见到。此外，二期遗存中大量角状底杯、底部带折痕的炮弹尖底杯、圈钮器盖、敛口盆等与后者的同类器颇相似。结合遗址中的测年数据，笔者认同发掘报告中的年代判断，即第1段的时间大约在商代晚期，第2段约为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第3段在春秋时期。第1、2段应属于石地坝文化类型，第3段因出土陶器较少暂无法确定文化属性。

菜蔬排遗址出土的喇叭口灯形器（H1：4）与十二桥遗址[21]第12层出土的灯形器（IT6：26）十分相近，同时菜蔬排遗址的溜肩小平底罐（T2③：6）与涪陵镇安遗址出土的小平底罐H8：38也很相似。有研究认为，镇安遗址与成都十二桥遗址第12、13层的年代应相当，“约当商代晚期”[22];孙华先生也认为十二桥第12层的年代“应在殷墟三期左右”[23]。综上，菜蔬排商周遗存的年代应在商代晚期，约殷墟三期阶段。

河嘴屋基二期遗存的年代，在发掘报告中有较为详尽的论述。笔者认同当中对遗址第一期遗存年代的判断较为可信，但就报告中对第二期遗存年代的推断，笔者认为存在斟酌之处：

1.河嘴屋基二期遗存中陶器类型大部分与菜蔬排遗址一致（如平底罐、尖底杯、尖底盏、器盖、船形杯等），但河嘴屋基二期遗存的圜底器数量占比明显高过菜蔬排遗址。此外，菜蔬排遗址的尖底盏口沿均为母口，口径较小，腹深，这种类型目前仅在重庆三峡地区可见，其中丰都玉溪遗址出土数量最多，而不见于成都平原。河嘴屋基二期遗存中，以标本T3⑤：1为代表的尖底盏，明显可发现，其口径已开始变大，腹部较浅，与菜蔬排的风格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有研究认为，该类陶器是由小口、深腹逐渐向大口、浅腹变化[24]，如此可以认为，河嘴屋基二期遗存的年代可能要晚于菜蔬排遗址。

2.河嘴屋基二期遗存中一件完整的尖底盏（T9⑤：9）与丰都石地坝遗址1999年发掘的A型IV式尖底盏（T1231⑦B：6）形态接近，后者的时代属“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25]。而河嘴屋基二期中的细柄豆（T9⑥：34）与哨棚嘴五期所出的豆相似，后者年代距今约3000年，属西周时期。由此可推测，河嘴屋基二期的年代下限或已至西周早期。

3.河嘴屋基与菜蔬排两处遗址地理位置非常相近，陶器类型也十分相似，且都出土了石地坝文化特有的船形杯，说明其文化性质比较相似，均属于十二桥文化的石地坝文化类型。但河嘴屋基二期遗存中的折壁器盖和A型壶不见于其他地区，说明遗址一些器物还具有地方特色。此外遗址还出土了陕南宝山文化特有的高圈足器，说明在商代末期，猴清庙地区的人们可能同时受到了来自多个地区文化的影响，其中也包括陕南的宝山文化。但我们也不能就菜蔬排遗址没有出土相似器形就认为其没有受到宝山文化的影响。

综上几点，笔者认为河嘴屋基二期遗存的年代应稍晚于菜蔬排商周遗存的年代，大约为商代晚期偏晚阶段至西周早期。

关于宣汉罗家坝墓葬群的年代和性质，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过讨论[26]，结合之前的五次考古发掘，东周遗存出土了大量带有强烈巴文化特征的遗物，同时又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一些外来文化的因素。《宣汉罗家坝》[27]根据出土器物组合较完整的典型墓葬将墓群分为六期，第一期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第二期为战国早期，第三期为战国中期，第四期为战国晚期，第五期为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第六期为西汉中期。其中一些葬式和随葬品，均体现出罗家坝地区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周边文化的影响。

庙嘴墓地可分为三期，三期墓葬中均出土残铁器，其中一、二期墓葬还见矮柄豆，故其年代应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第二期墓葬M8出土有大半两，其时代应在秦而不晚于西汉初年;第三期M1出现退化型的蒜头壶，大半两和小半两均可见，小半两形制或为八铢半两（铸于吕后二年），故第三期定为西汉前期。从各期墓葬的数量来看，墓地规模整体呈收缩趋势;随葬品种类多为日用陶器，兵器极少，说明该墓地的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不高。但其文化性质与罗家坝墓地接近，由于罗家坝墓地中的墓坑普遍更为窄长，陶豆腹部更深，时代应略早于庙嘴墓地。二者与三峡地区同类型的巴文化墓葬的文化因素较为接近，应同屬巴文化。

三、结语

从上述分析能够发现，在地理位置上，由于嘉陵江中下游地区处在成都平原与三峡地区之间，该地区出土遗物的器形、质地、纹饰等表现出的特征，证明该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与周边两个地区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接受着来自北边陕南地区一些考古学文化的影响。而总体来说，嘉陵江中下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保持一定自身特色的同时，也呈现出兼收并蓄的风貌。而在其内部各个更小范围的单元里，又表现出各自一定的差异和特征，这可能与人群的构成和迁徙、信仰崇拜、群体审美等因素有关。

商周时期，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考古学文化序列为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发展到十二桥文化时期，其文化的辐射范围甚至到达了鄂西和陕南地区。从河嘴屋基、菜蔬排、猴清庙等遗存来看，这一阶段嘉陵江中下游受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尤其是在来自成都平原的十二桥文化的强势挤压下，本地原始文化的独立性几乎丧失殆尽，逐渐成为了十二桥文化的影响区域，地方文化元素偶尔在个别遗址里还能见到。到了战国时期，据《华阳国志· 巴志》记载：巴国疆域“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28]从地理位置看，嘉陵江干流的中下游、渠江流域及涪江的下游流域处于这个范围中，当为巴文化的分布空间，这从罗家坝遗址和庙嘴墓地所呈现出的文化面貌中有充分体现;而涪江的上中游地区及嘉陵江的广元、剑阁一带区域当为蜀文化分布区域。[29]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对嘉陵江中下游地区典型遗址的年代和性质有了一定认识，结合周边地区建立的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我们可对本地区的商周考古文化与二者的对应关系列如下表。（表1）

嘉陵江作为川东地区重要的水上通道，在沟通南北族群迁徙、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方面长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早期巴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笔者热切期盼这一地区未来会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并且能用多学科的方法和手段对古遗存进行分析、研究，让我们能从更多的视角和维度去观察、解读这片土地上沉淀着的神秘而动人的古代社会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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