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跋参与翻译改写的案例研究

摘要：翻译即改写。改写者改写原作的方式有很多，他们既可以直接在译文文本的形成上下功夫，也可以在译文文本之外，通过为译作添加序言跋语达到改写目的。本文将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些译作及其序言跋语为研究案例，具体地探讨剖析改写者如何通过这些译文之外的周边文本去改写原作，以达到自己的话语目的。

关键词：翻译改写;译作序跋;案例研究

引言

勒弗维尔认为，翻译即是对原作的改写。（勒弗维尔，1985）翻译文本的序言跋语位置上与译作相邻，意义上与译作互文，因此成为改写原文的绝佳平台。新文化运动时期，为引入新思想，大量的翻译文学作品被引入中国。译作序跋也如影随行大量出现。在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晨报副刊》、《小说月报》以及《东方杂志》等四个报刊杂志的译作序跋后，据其特点，笔者将其参与翻译改写的方式分为两类：一、直接改写——改写者通过序跋直接对译文内容进行阐释或评价，替读者解读译文;二、间接引导——改写者不对译文内容进行直接阐释，而是以间接的方式引导读者解读译文。在下面，笔者会以一些具体的案例进行详细分析。

直接改写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和文化背景不同，改写者对译文的解读也会不同。为借助译文宣传自己的某种思想，或唤起民众对于某个社会问题的重视，他们会在序言跋语中直接表明自己态度：赞赏、肯定，或怀疑、批判。似乎如果他们不直接对译文进行解读，读者就不会按照其所设定的方式理解译作。而且，由于源语文化的缺场，这些改写者——尤其是译者——在解释原文方面得到了很大的话语权。在普通读者心中，他们是阐释译文的权威人物。因此，通过为译作添加“序”和“跋”，改写者在文前或者文后直接摆明自己的观点，参与建构读者对译作的解读，进而完成对原作的改写。下面是这种改写方式下比较典型的几个例子：

1.这篇蓝沙勒司（Lazarus）是安得列夫杰作之一，是讨论“死”的，全篇是象征主义;篇中的蓝沙勒司便是象征“死”的……但我们要明白，此篇的主意并不在形容死的可怕……一言蔽之，安得列夫是问精神的存灭问题，是问灵魂的有无问题。安氏的著作讨论到各方面的问题，注意点是极广阔的。（1）（明心，1920）。

2.宝斯奇生平及思想，本刊屡已言及，不用再说。此篇译自《独幕剧十种》内，这样新颖题材是宝斯奇所独创的。宝斯奇富于反抗的精神，此篇中写拉比和诗人，同寓讥讽之意。我们固然也不赞成谨借“人物”的口，宣传自己的主张的教训式的作品，但是像这篇作品显示矛盾的人性，形式应该赞成的。因为我觉得住在血肉堆里哀鸣声中而尚赞美空想的太阳之美的那个诗人，实在不近人情！（2）（沈雁冰，1922）

3. Sologub（著者）的意见大略与意大利诗人Leopardi相似……这篇小说里的老人，便只因能有了空想幻觉，所以虽然过了一世‘狗的生活，也能很温和愉快的微笑……但我的意见不能全与著者相同，以为人的世界究竟是在这真实的世界一面，须能与‘小鬼奋斗才算是唯一的办法。所以我们从这另一方面，看这抛圈的老人的生活，与《卖火柴的女儿》观察，也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3）（周作人，1919：39）

4.现在的杂志上，讲社会问题的多极了……这种能生不能养的‘过庶现象也是社会中的一个大问题。忽然又想到去年有一个朋友送了我译本几卜生（Gibson）的新体诗，名叫《日常面包》，集中有一首讲的正是这个问题，因此把他翻译出来，做个研究此问题的发端。（4）（任鸿隽，1919：56）

上面案例中的序跋原文都相当长，除了例2，上面所有的译作序跋均由原序跋节选而来。我们可以看出，上面案例中的这些译作周边文本其本质上就是一种翻译评论。而根据改写理论，翻译作品的评论其本身就是改写形式的一种。（勒弗维尔，1992）从例1和例2我们可以看出，就内容而言，这一类译作副文本并非为帮助读者理解原文而去补充一些背景信息。在这两个案例中，以译作序跋为形式，序跋作者都对译作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直接为读者进行解读。在例2和例3中，改写者甚至对译文的某些思想和文体进行了否定。例如，在例3中，在对译文解读一番之后，周作人表示他的“意见不能全与著者相同”，而且正确的解决办法是“须能与‘小鬼奋斗”。可以确信，周作人的这些关于译作的看法将会影响读者对译文的理解。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还有一些翻译作品的引进是为了揭示中国的某些社会问题，如例4。在该案例中，如任鸿隽在其所作译作序言中所说，他翻译这篇新体诗，就是因为该诗讲的就是生活中的“过庶”问题。然而，任所译这篇诗歌的内容实际上要比他所描述的要复杂得多。“能生不能养”的问题也只是诗歌中所讲主题的一个方面。很明显，如果没有任的这篇序言，读者将不一定按照他的思路去理解原文。因为每个人所受教育的情况和生活的背景是不一致的，人们将会以自己的方式去解读译文。

这是改写者通过序跋表明自身观点，直接参与读者对译作理解的建构，进而改写原作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下，改写者以一种更明显的形式显身，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利用特有的话语权为读者进行译作解读。这种改写的方式更明显，也更直接。但如我上文所讲，并非所有译作副文本所参与的改写都是如此，下文我们介绍的另一种改写方式则含蓄和间接许多。

间接引导

与第一种改写方式相比，本部分所讲改写则更多的是间接引导，而非直接干预。在此种译作序、跋的改写中，译者不再越俎代庖代替读者对译文的内容进行分析和解读。他们转而在译作序跋中介绍著者的一些其它信息，如生活经历、写作思想、流派。由于这类的“序”、“跋”与翻译文本有很强的互文性，這些看似与译作无关的信息实际上也一定程度地影响着读者对译本的解读。又或者，这些改写者不做任何发声，只在序跋中引进他人对译文的评述，使其观点成为读者解读译文的参照。总之，在这种改写形式下，改写者本人不在直接参与对译文的解析，而是靠著者或是译作的其它信息来对读者进行指引。关于这种形式的改写，《晨报副刊》刊登、鲁迅先生所译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作童话剧《桃色的云》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五四运动期间，“现代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不断演进，儿童文学翻译也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李文娜;朱建平，2015：80）。其中，鲁迅一共翻译了六部童话。《桃色的云》便是其所译爱罗先珂童话剧之一。但是，鲁迅先生之译《桃色的云》，并非仅为了当时的儿童。在正文发表前，鲁迅先生为其选刊了三篇序言。这三篇序言则赋予了这部童话更多的任务和存在意义——“唤醒国民”。这点译者鲁迅曾在自己的《杂忆》中承认：“当时我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痛苦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鲁迅，2005）。既然如此，那么他又是如何影响读者解读译文，最终对原文进行了改写呢？

在《桃色的云》正文（1922年5月15日开始连载）发表于晨报副刊《剧本》一栏之前，译者共分两次刊选了三篇译序，分别为《将译<桃色的云>前的几句话》（5月13日）、《读了童话剧<桃色的云>》（5月13日）和《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5月14日）。为了便于讨论，下文将分别称此三篇译序为《将序》、《读序》和《忆序》。

《将序》是由三篇译序中唯一由鲁迅本人所作的。在序中，他交代了翻译此剧的动机。他告诉读者该剧是一部著者“自审最近于完满”的作品（鲁迅，1921）。而自己迟迟才将其译出的原因是“著者能抓住他（此处指《桃色的云》）的美点和特长，所以使自己觉得失了传达的能力”（同上），以至搁置不动。虽然自己的翻译“至少损失了原作好处的一半，断然成为一件失败的工作”，但“聊胜于无，还能够稍稍慰藉读者的心罢”（同上）。鲁迅对于这部译作的评价是相当高的，这样的序有助于提高译作的影响力。

《读序》是日本剧作家秋田雨雀关于该作品的一篇读后感，在这里被鲁迅译来做了其中的一篇序言。在这篇序里，秋田雨雀赋予了《桃色的云》自己所理解的精神和寓意，他呼喊说：“你之所谓‘桃色的云绝对不是离开了我们世界的那空想的世界。”秋田将剧中的人物和情节同日本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批判日本人就如剧中的青年一样“丧失了要和现实奋斗下去的希望和元气”，而这“看似梦幻的故事里，要说给我们日本的青年者，似乎就是这‘要有意志的事吧”（秋田雨雀，1921）。可以想象，在读过这篇序文后，读者阅读译文时就难免要受到秋田雨雀所理解的这种精神和寓意的影响。事实上，秋田对于日本人之呼喊也正是鲁迅对于国人之呼喊，只不过鲁迅借前者之口说出而已。不然，译者不会特意安排这样一篇文章作序。

《忆序》为日本小说家江口涣所作，首先登在了日本的《读卖新闻》之上，被鲁迅拿来做了《桃色的云》的第三篇序言。这篇序言讲述的是爱罗先珂由于身份的特殊性而在日本遭受迫害。该序对日本官宪殴打与虐待著者的情景进行了细致地描述，前者“竟残酷到还想要硬挖开他的眼睛”开看看他是否真的眼盲（江口涣，1921）。江口涣的语气极其悲悯，生动地再现了爱罗先珂受虐待的场景，不禁会激起读者对爱罗先珂的同情及对这些“总归不是人”的日本官宪的愤怒（同上）。爱罗先珂受到的来自强权者日本政府的压迫也必然会对读者解读童话本身产生影响。通过这些译作序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鲁迅先生在“传播被虐待者的痛苦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方面的尝试和努力。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改写原作，改写者也不必处处现身说法，他也可以通过一种较为隐蔽的方式，间接实现自己的某种话语目的。

结论：

从上面的研究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通过为译文添加序跋，改写者既可以直接对译作进行解读，改寫原作，也可以通过暗示或潜化，以较为隐蔽的方式引导读者解读译作，继而造成对原作的改写。当然，这一时期译作序跋参与原作改写的方式是非常复杂的，以“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区别还稍显粗糙。笔者在这里尝试简要划分，希望本篇读者能对序跋的改写作用有个宏观认识，也期待后续能有更加精细和深入的研究出现。

注释：

Lazarus 由俄国作家Andreev所作， 明心在1920年将其译出，并发表于东方杂志第17卷第10期。

这是《波兰——一九一九》的一篇跋语。该文由犹太作家宝斯奇所作，沈雁冰所译，并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3卷第19期。

《铁圈》是由俄国作家 F. Sologub所作，由周作人译出，并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1期。

《路旁》有挪威诗人Gibson 所作，由任鸿隽译出，并发表于《新青年》第7卷第1期。

参考文献：

[1]Lefevere，André.“Why Waste Our Time on Rewrites？The Trouble with Interpretation and the Role of Rewriting in an Alternative Paradigm”，in T.Hermans（ed.），1985：215-243.

[2]---.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2a/2004.

[3]江口涣.忆爱罗先珂华西理君[N].晨报副刊，1922-5-14（02）

[4]鲁迅.将译《桃色的云》前的几句话[N].晨报副刊，1922-5-13（02）

[5]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李文娜，朱建平.从“儿童的发现”到“为儿童而译”——中国儿童文学翻译观之嬗变[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02）：80

[7]明心.《蓝沙勒司》译后语[J].东方杂志，1920（10）

[8]秋田雨雀.读了童话剧<桃色的云>[N].晨报副刊，1922-5-13（02）

[9]沈雁冰.《波兰——一九一九》译后语[J].小说月报，1920

[10]周作人.《铁圈》译后语[J].新青年，1919（01）：35

作者简介：刘彦铭（1989.2-）男，汉族，河南濮阳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翻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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