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水患与地方社会的深入探索

田毅

田   毅，历史学博士，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李嘎教授新著《旱域水潦：水患语境下山陕黄土高原城市环境史研究（1368—1979年）》（以下简称《旱域水潦》）是一部研究城市环境史的力作。李嘎教授主要从环境史角度开展历史时期的城市水患研究，既重视城市环境史的既有研究范式，同时还寻求突破，从水患与城市治所的迁移、洪水对城市的利与弊、城市洪涝适应性景观对民众生活的影响等多方面，运用多学科方法从多种角度深入分析，有颇多独到见解。

2020年我国洪涝灾害频发，全国27个省份均受到水患影响，给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旱域水潦》虽然是以明代以来的山陕黄土高原作为研究时空范围，但是其研究内容及结论在水患灾害依旧无法彻底解决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能够起到以古鉴今的作用。

《旱域水潦》由导言、上篇2章、下篇4章和附录构成。上篇为“水患与防治”，两章分别介绍了山西、陕西黄土高原的城市水患整体状貌和防治措施。下篇是“多元探讨”，李嘎教授突破了传统的“灾害—应对”研究范式，试图从多角度、多层次深入研究城市水患的影响，共探讨了三个议题：“其一，作为环境灾难的水患迁城研究;其二，洪水之于城市的利害相生特性研究;其三，城市洪涝适应型景观在民众生活中的角色研究。”①这三个议题各有侧重，但均是对城市水患灾害研究的新探索。附录为“山陕黄土高原城市水患大事年表（1368—1979年）”，李嘎教授在细致梳理海量文献资料后整理出了重要的城市水患事件，是该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在水患与防治之传统议题的研究上，史料丰厚，内容充实

《旱域水潦》以揭示城市与洪水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为主要宗旨。李嘎教授认为，城市水患的发生与防治虽属传统议题，但因其体现了洪水与城市之间基本的互动关系，显然也是城市环境史研究的重要维度，是城市环境史研究再深入的基石和前提。

山陕黄土高原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有沟谷、塬、梁、峁等，属于温带半湿润至半干旱气候，主要特征是夏季高温湿润，冬季寒冷干燥。降雨多集中于夏季，河谷地区极易发生洪灾。虽然近些年较多学者开始关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洪涝灾害，但是对于山陕地区的全面研究依旧较为缺乏，且既有成果对于山陕地区的洪涝灾害多从地理学角度出发，研究灾害本身的规律，较少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史研究。《旱域水潦》有力弥补了这一缺陷，在上篇“水患与防治”中对山陕黄土高原地区的城市水患与防治状况做了深入探讨，梳理了城市水患的整体状貌，揭示了城市水患的具体表现形式、复杂致灾因素、地方社会的多元防治措施等问题。这部分研究虽然还是遵循灾害史研究的既有范式，但是在内容方面增加了个案分析，探讨的问题也更为深入，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旱域水潦》在收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按照描述情况，将山陕地区的水患城市做了等级划分并归类，分别分析了山西和陕西黄土高原地带城市水患灾害的分布规律，并从流域视角出发得出了汾河流域、山陕黄河两岸诸多中小流域是城市水患多发重发地带的结论。在此基础上，选取位于不同地理区域的山西12座城市、陕西8座城市做个案探讨，分别缕述明代至1979年这些城市的水患情况，并详细论述防治措施。李嘎教授从大量史料解读中，发现山陕黄土高原地区的水患较为常见，夏季短时强降雨较多，特殊的下垫面特征如城市地貌、附近水网状况等也容易造成水患灾害的频发。山陕虽然同属黄土高原，气候差异不大，但是地貌及人文方面却有较大不同，李嘎教授注意到了这些方面的差异，指出陕西黄土高原城市水患频发更需要关注濒城河流泥沙量大、河道不稳，以及城池包纳山体致使地势倾斜等特殊原因，丰富了研究的层次，增加了研究的厚度。

《旱域水潦》的上篇主要采取整体复原与典型探讨相结合的方式，从复原山陕黄土高原城市水患状况出发，注重从个案中发现问题，总结规律。山西12座城市的选择兼顾了自然区域和文化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有汾河流域的城市，也有黄土梁峁地区的城市，晋南、晋中、晋北三个文化区均有涉及。陕西选择的8个城市分别位于关中和陕北，在自然地理环境及城市水患防治方面也较为典型。通过对这些城市的个案分析，可以发现山陕黄土高原地区的城市水患较为频繁，在微地貌影响下，各城的水患强度与频次有所差别，防治措施也“围绕改善城市的下垫面条件而展开”，②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有筑堤防、浚城壕、建瓮城等举措。在此基础上，李嘎教授进一步展现了官、绅、民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面对灾难，官员、士绅作为组织者和集资者，普通民众作为被组织者，在救灾过程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体现了地方与国家的互动。

此外，附录部分收集整理的城市水患资料多达146页，表明李嘎教授在史料收集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是迄今为止该研究时空范围内最全面、最丰富的城市水患大事年表，为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二、在水患迁城议题上，重视长时段视野下的过程研究

在水患与治所迁移的研究方面，李嘎教授以荣河、河津两个县城为案例，从长时段考察水患与城市迁移的过程，分析了这两座城市在遭遇长时间水患之后的处理方式及处理过程，虽然最终均采取了迁移治所的方式，但是过程却不甚相同。民国时期，荣河县城新址的选择经历了激烈的官绅博弈才最终确定，其过程深刻揭示了榮河县的地理、环境、社会生活、经济发展及政治生态，展现出了一个多元的县域结构。20世纪60年代，河津县城的迁移过程与荣河县城不同，在经过长久的河、汾水患灾害之后，城内民众先迁移到城外高地，之后官方才迁移到新址，是主动的迁城行为，城市迁移的顺利实现更体现了当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李嘎教授选取的这两个县城的水患治所迁移问题比较典型，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自身特征。李嘎教授重视运用比较分析法和长时段分析法，通过对迁移过程的对比，反映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水患对治所变迁的影响，从长时段中去探寻原因，这样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在不同时段和不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下的地方社会，为研究城市环境史提供了新的启发。

三、“跳出城市看洪灾”，重视洪水之于城市的利害相生特性研究

众所周知，城市应对水患的举措一般是筑堤防、浚城壕、修水库等，这些举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挡洪水入城，然而若从长时段来看，城市内部的水环境是否会有新的变化？对民众的生产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李嘎教授以吕梁山东麓的清源、交城、孝义三城作为研究对象，论述了这三座城市的水患情形，水患对城市内部水环境的塑造过程和结果，以及防洪措施造成的城内水环境的变化。这三城均长期受到水患的困扰，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大量的洪水长期蓄积在城内低洼地带，逐渐形成了类型多样的水体景观，改变了原有的自然景观格局：清源城内有“东湖”、数个“莲花池”，交城县城内出现了却波湖，孝义县城内盐池广布。

这些城市水体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不仅为百姓提供了水生植物、鱼类等，地方官民还筑堤、植柳，使其成为城中的一处胜景。为了防治洪水，明清时期三县均选择修筑堤堰，新中国成立之后则在濒城河流上游兴修水库，这些举措对于防洪均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同样也引发了城市水环境的明显变化，进而影响到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清代的防洪措施导致交城县城内的却波湖水体日渐萎缩，而1949年之后水库的修建则导致孝义城内的地下水位急剧上升，地面积水十分严重，孝义县治在1975年被迫迁移至城关西北4公里处。

李嘎教授視角独特，运用反向思维，不只关注水患对城市的危害，更是从结果出发，看到了防洪措施给城市内部水环境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从而深入发掘出洪水之于城市的利害相生关系，更全面地塑造出洪水与城市之间的多元互动图景。

四、眼光向下，关注民生，重视城市洪涝适应性景观在民众生活中的角色研究

对于城市洪涝适应性景观，研究者多关注其在防治城市水患方面的作用，但是这类景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经不只是单纯的景观存在，而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旱域水潦》关注到了这一重要面向，将城市洪涝适应性景观作为城市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分别选择了山西太原城内的文瀛湖和陕西凤翔城区的东湖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这两个案例来分析城市洪涝适应性景观在民众生活中的角色及其意义。

文瀛湖是太原城内东南隅的一处重要水体，作为容纳周边雨洪的低洼地带，明代正统年间已经存在，明末清初之时大体奠定了今日文瀛湖水体的形态特征。东湖位于凤翔城东门外，北宋前就已经形成，其水体由凤凰泉和城区雨洪之水灌注而成。明清时期，两湖周边开始营造滨水建筑，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逐渐融合。太原文瀛湖周边有贡院、文昌行宫、纯阳宫等，内部修建殿堂楼阁，营造出湖边胜景;明清时期，官方在凤翔东湖周围也大肆营造湖景，修建了不少亭台祠宇，种植竹柳，吸引不少士人雅集酬唱，许多诗作流传至今。

在水资源较为缺乏的黄土高原，两处湖泊很快成为文人墨客及普通民众的集聚之所。明清时期文瀛湖成为阳曲新八景之一——“巽水烟波”。因紧邻贡院，也成为许多应举士人的游赏之处，湖中的状元桥即与贡院有关。晚清民国时期，文瀛湖的西侧为商业中心，桥头街店铺林立;湖体周边出现了劝工陈列所、自省堂、影翠亭等公共空间，并且增设游船、照相馆、茶肆、饭庄等供人们休憩聚集的配套设施，使得文瀛湖的人流量不断增加，与民众生活紧密交融。此外，人们还将文瀛湖周边作为谋生之地和重要的集会中心，使这里具有了商业空间和政治空间的属性。官方也开始对文瀛湖加以控制，出台政策制度，维护这一带的社会秩序。凤翔东湖在明代之前就已经是士人雅集之地，明清时期更是官绅士人最为重要的休闲空间，是他们开展社会互动的重要场所。不同社会地位的士人在东湖雅集，努力编织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再结合士人的官职、雅集的前因后果就能够管窥当时的政治生态。与太原文瀛湖不同的是，降至民国时期，凤翔东湖的社会功能逐渐褪色，仅为游赏休闲之所。李嘎教授研究发现，两处城市洪涝适应性景观在城市生活中功能的变化与该城市的行政等级、交通区位、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均有很大关系，这从侧面为我们刻画出了一幅城市兴衰的生动图景。

沿湖造景，借景抒情，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民众的各种活动逐渐丰富了公共空间的内涵。李嘎教授眼光向下，转向了学界较为忽视的公共空间与民众生活的研究，能够结合民众对公共空间的反应、改造和利用，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真正把焦点转向民众，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

综上所述，《旱域水潦》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水患语境下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力作，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当然，《旱域水潦》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也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研究方法上，李嘎教授主要采用了文献分析法、个案与整体相结合、实地调查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方法，但是基本为定性描述，比较缺乏定量分析。《旱域水潦》的“附录”整理出相当丰富的数据资料，对这些数据单纯用定性描述似乎不够，还可以运用GIS方法或小波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探究涝灾的时空分布规律，如此一来，所得到的洪涝灾害时空变迁的结论必定会更加科学。在研究内容和视角上，水患语境下的城市环境史研究还可以开拓出更多议题，譬如可以综合城市水环境与地方社会、水患与水利、区域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来深入探究。

总之，《旱域水潦》是值得推荐的一部城市环境史力作，其内容全面、视角新颖、资料丰富、方法得当，议题紧跟学界热点，得出的结论与建议也能够为今天的城市水患防治工作提供借鉴。全书行文流畅，不少议题采用叙事史的方法，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回到历史空间和人物本身，从个案中去发现规律，从小历史中深入解读地方社会，将学术性与可读性融为一体，是很值得重视的一部著作。

注释：

①  李嘎：《旱域水潦：水患语境下山陕黄土高原城市环境史研究（1368—1979年）》，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1页。

②  李嘎：《旱域水潦：水患语境下山陕黄土高原城市环境史研究（1368—1979年）》，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83页。

（责任编辑：张燕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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