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居民的犯罪恐惧感对其警察信任度的影响——基于安徽省微观调查数据和CSS,2019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夏春，俞瑶

（1.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2.江苏警官学院 公安管理系，江苏 南京 210031）

半个世纪以来，犯罪恐惧感（fear of crime）一直是西方犯罪学领域的核心议题（Collins，2016；
O’ Brien et al.，2019）。一方面，犯罪恐惧感作为暴力犯罪中最具破坏力的成分（Warr，2000），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包括给居民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Robinette et al.，2016），损害居民的健康（夏春 等，2021），降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Golovchanova et al.，2021），导致社会生产率下降（Dolan et al.，2007），削弱地区经济发展（Gibbons，2004），等等。另一方面，虽然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实际犯罪率呈下降趋势，但人们的犯罪恐惧感却没有相应降低（Chataway et al.，2020）。有研究发现，10个美国人中就有4人“害怕独自走夜路”，“外出时担心家中财物被窃”（Oh et al.，2019）。在我国，犯罪恐惧感在弱势群体中也是普遍存在的（邵奇聪，2021）。然而，目前我国学界对犯罪恐惧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老年居民的犯罪恐惧感及其效应的实证研究更是缺乏（Qin et al.，2020）。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吴玉韶 等，2021），老年人口及其所占比例均不断增加，老年人的健康和福祉需要全社会重点关注；
另一方面，国外大量研究显示，老年居民作为弱势群体，通常比其他年龄阶段的居民有更高的犯罪恐惧感（Ferraro，1995；
Jackson，2009），对此需重点加以分析。本研究拟基于安徽省2021年微观调查数据和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2017年数据，重点关注我国老年居民犯罪恐惧感与其警察信任度的关系，以期丰富我国老年居民犯罪恐惧感研究，为增进老年居民福祉提供实证依据。

居民的信任是警察顺利履职的基础（Sun et al.，2013；
李辉 等，2020）。国内外学者对警察信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探讨了警察信任的定义、影响因素以及各类结果变量（龚志文等，2021）。在警察信任研究中，如何提升和维持居民对警察的信任，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议题（Hawdon et al.，2003）。目前，学界关于影响警察信任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1）绩效导向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府机构或非政府组织为获取来自居民的信任，需要很好地完成自身的使命。具体到警察信任领域：如果警察能很好地完成其任务，则居民会维持或增加对他们的信任；
如果警察没有很好地履行责任，则居民会降低对他们的信任（van Craen，2013）。（2）公正导向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居民对警察的信任不仅源于其完成工作的情况，也源于其工作程序的公正性（Tyler，2001）。如果警察做事是公正的、无偏见的，居民就会信任警察；
如果警察的行为是不公正的，则居民会降低对他们的信任（Luo et al.，2021）。（3）社会群体导向理论。持这类观点的学者重点关注不同社会群体警察信任度的差异，常见的分类变量包括性别、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年龄等。这类研究通常将社会分层与警察信任联系起来（Weitzer et al.，2005）。本研究拟结合绩效导向理论和社会群体导向理论，以我国学界关注度较低的老年居民为分析对象，探讨犯罪恐惧感对其警察信任度的影响。

绩效导向理论模型指出，居民对政府及其主要部门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绩效表现。政府的绩效水平越高，居民越信任政府（Schmidthuber et al.，2021）。例如，Rockers等（2012）基于38个国家数据的研究发现，政府绩效与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呈显著正相关。具体到警察信任领域，Skogan（2009）通过构建警察责任模型（police accountability model，PAM）来解释绩效表现对居民警察信任度的影响。警察责任模型认为，警察承担着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因此居民的警察信任度与警察的履职情况紧密相关：如果警察较好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居民就会对其形成满意和信任的评价；
如果某地区的警察不能很好履行其职责，导致社区失序，则当地居民会产生针对警察的不满态度，对警察的信任度也会降低（Circo et al.，2019）。例如，Xu等（2005）通过研究发现，居住在犯罪率较高、社会秩序混乱社区的居民，对当地警察有较高水平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警察并没有尽到其责任。在另一项犯罪学经典研究中，Sampson等（1998）通过对芝加哥343个社区的8 782名居民进行调查发现，生活在有较多失序问题社区的居民，对法律有更多的不满态度，对警察的满意度水平也较低。警察责任模型提出之后，受到犯罪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其核心观点得到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Oh et al.，2019）。

居民的犯罪恐惧感是评价警察绩效高低的关键性指标（Hale，1996）。一方面，从居民的主观知觉上看，普通居民倾向于将警察视为政府在基层的代表，并认为他们应对所管辖区域的社会秩序负责（Cao et al.，1996）。居民有不安全感和犯罪恐惧感通常被视为警察保护不力的结果（Lytle et al.，2015）。另一方面，从客观评价来看，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随着社区警政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警察机构将辖区居民的犯罪恐惧感作为衡量警察工作成效的关键指标（Zhao et al.，2002）。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苏娜，2020）。因此，基于警察责任模型来看，社区居民的犯罪恐惧感越高，其对警察的信任水平越低。

由于我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上有较大的差异，同时我国的警察制度与西方国家相比也有诸多不同（Sun et al.，2017；
薛姣 等，2015），因而西方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一定适用于我国（Liu et al.，2017），我国有必要开展以本土居民为分析对象的实证研究（Cao et al.，2018）。实际上，我国也曾有学者基于大学生数据考察了犯罪恐惧感与其警察信任度之间的联系（许博洋等，2019）。但限于调查对象和样本量，其结果很难直接推广到老年群体。因此，有必要使用更具代表性的实证数据，深入探讨我国老年居民的犯罪恐惧感对其警察信任度的影响效应。

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可重复性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Lilienfeld，2017），使用多种来源的数据，可以增加分析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Shrout et al.，2018）。因而，本文拟使用两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一是基于安徽省微观调查数据，使用经典的整体体验导向量表测量我国老年居民的犯罪恐惧感，分析其对居民警察信任度的影响；
二是基于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使用代理变量测量老年居民的犯罪恐惧感（Fish et al.，2011），并分析其对老年居民警察信任度的影响效应，考察老年居民的犯罪恐惧感与其警察信任度之间关系的稳定性和可推广性。

（一）调查情况与调查工具

1.调查情况

2021年，由安徽师范大学师生组成的研究团队在安徽省北部、中部和南部的三个地区对年满60周岁的老年居民进行调查。在获得老年居民知情同意之后，由大学生志愿者对其进行一对一的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76份，删除有逻辑问题和呈趋势作答的问卷，最后得到有效问卷463份。调查对象中：女性228人，占49.2%，男性235人，占50.8%；
城市老年人262人，占56.6%，农村老年人201人，占43.4%；
年龄分布在60～90岁之间，平均年龄71.6岁（标准差7.5岁）。

2.调查问卷

目前学界对犯罪恐惧感的测量有多种方式（Noon et al.，2019），也有多种量表，如整体体验导向量表、犯罪类型导向量表、情境导向量表等。由于我国学界对老年居民犯罪恐惧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采用经典的整体体验导向量表（Gibson et al.，2002）来测量老年居民的犯罪恐惧感。在问卷中询问老年居民天黑之后在居住地附近散步或独自在家是否担心受到犯罪侵害（Grinshteyn et al.，2019）。受访居民使用5点Likert量表进行回答。将两个项目的得分均值作为衡量居民犯罪恐惧感的指标，数值越大表示犯罪恐惧感越高。参照国内外同类研究的做法，测量老年居民的警察信任度（Hall et al.，2002）。具体方法如下：请老年居民使用1～10分评价其对警察的信任程度，1分表示“非常不信任”，10分表示“非常信任”，分值越高表示信任度越高。由于多项研究显示，居民的生活质量对其对待警察的态度有重要影响（Reisig et al.，2000），因而本研究加入生活满意度指标。请受访老年居民使用Likert 7点量表，对自己的整体生活满意度进行评价，得分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参考Lachman等（1998）的做法，从身体和心理两方面测量老年居民的健康水平，请受访老年居民对自身的身体健康水平进行评价，并使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压力作为衡量其心理健康水平的指标（Raymund et al.，2018）。此外，本研究还使用了老年居民的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等人口学信息，以及是否独居、与子女的距离等居住情况信息。

（二）数据分析结果

1.描述统计结果

首先对主要变量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见表1）。老年居民的警察信任度均值为7.35，远远高于理论上的中点5.50，表明大部分老年居民倾向于信任警察。老年居民的警察信任度与其自评健康、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与其犯罪恐惧感呈显著负相关，与其感受到的压力相关度为零。

表1 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2.犯罪恐惧感对老年居民警察信任度的影响

为了深入了解犯罪恐惧感对居民警察信任度的效应，本研究设定了三个回归模型。模型1以老年居民的警察信任度为因变量，以人口学信息和居住情况为自变量；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健康和生活质量指标加入回归方程；
模型3则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犯罪恐惧感。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生活方式、可用公共资源等方面仍然存在巨大差异（范逢春 等，2018），同时城市和农村居民在警察信任度上有较大不同（Sun et al.，2013）；
因而本研究对农村和城市老年居民数据分别进行分析。农村和城市老年居民的犯罪恐惧感对其警察信任度的影响情况分别如表2、表3所示。

表2 农村老年居民的犯罪恐惧感对其警察信任度的影响

表3 城市老年居民的犯罪恐惧感对其警察信任度的影响

如表2所示，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健康因素和生活质量指标之后，农村老年居民的犯罪恐惧感对其警察信任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老年居民的犯罪恐惧感越高，其对警察的信任水平越低。该结果支持了警察责任模型。此外，三个模型的R2变化率显示，犯罪恐惧感可以解释农村老年居民警察信任度6.1%的总变异，是对其警察信任度影响较大的因素。除了犯罪恐惧感，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村老年居民的警察信任度的影响在0.1的水平显著。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居民的警察信任度更高。

如表3所示，城市老年居民犯罪恐惧感对其警察信任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基于对安徽省老年居民的问卷调查，本研究发现，犯罪恐惧感对农村老年居民的警察信任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对城市老年居民的警察信任度影响不显著。由于本次调查抽样范围相对较小，该结果是否可以推广到全国其他地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接下来本研究使用具有较好代表性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7年数据，深入探讨犯罪恐惧感对老年居民警察信任度的影响效应。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特征

1.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港澳台除外）。CSS使用的是概率抽样方式，入户对18岁及以上的成年居民进行调查，其数据具有较好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在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本研究采用的是CSS 2017年数据。因为该数据库中有直接测量警察信任度的项目，同时也有与犯罪恐惧感密切相关的项目数据。本研究选择年龄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作为分析对象。CSS 2017年样本中共有老年居民2 628人，其中：女性1 321人，占50.3%，男性1 307人，占49.7%；
城镇居民1 264人，占48.1%，农村居民1 364人，占51.9%；
年龄分布60～71岁，平均年龄64.84岁（标准差3.04岁）。

2.变量界定与描述

参照同类研究的做法（Rader et al.，2019），使用感知安全作为犯罪恐惧感的代理指标（proxy indicator）。具体而言，CSS 2017年的调查表使用的是Likert 4点计分方式，从9个方面对居民的安全感进行测量。本研究选择与犯罪恐惧感联系最为密切的“人身安全”“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指标。这与犯罪类型导向的犯罪恐惧感量表基本一致（Jackson，2005）。对这两个项目进行反向计分，然后将项目均值作为衡量居民犯罪恐惧感的依据，分值越高表示犯罪恐惧感越强。CSS中有直接询问受访者对警察信任度的项目。受访居民使用Likert 4点量表进行回答，分值越高表示对警察越信任。除了犯罪恐惧感和警察信任度，本研究还关注了老年居民的人口学信息、健康状况、整体生活质量等。本研究的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数据分析结果

整体而言，60岁及以上老年居民对警察的信任水平较高，均值为3.220，高于理论上的中点2.500。这与前述研究结果一致，即我国老年居民整体而言倾向于对警察有较高水平的信任度。为了更好分析犯罪恐惧感对老年居民警察信任度的影响效应，本研究构建了三个以老年居民警察信任度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模型1中加入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人口学信息；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老年居民的家庭关系、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犯罪恐惧感。与前一项研究一样，分别对农村和城市老年居民的犯罪恐惧感对其警察信任度的影响情况进行分析。其结果如表5、表6所示。

表5 农村老年居民犯罪恐惧感对其警察信任度的影响

表6 城市老年居民犯罪恐惧感对其警察信任度的影响

对于农村老年居民而言，在控制人口学信息、生活满意度等变量之后，犯罪恐惧感对其警察信任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犯罪恐惧感较高的农村老年居民对警察的信任水平更低。这与前一项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同时这一结论也支持警察责任模型。人口学信息方面，对警察信任度有较为稳定影响的是受教育水平。与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老年居民相比，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村老年居民更不信任警察。家庭关系对农村老年居民的警察信任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村老年居民如果可以从家人那里获得更多支持和关怀，则他们会更有底气去相信警察。生活满意度对农村老年居民的警察信任度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于生活在城市的老年居民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犯罪恐惧感对其警察信任度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果与基于全国农村老年居民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这与前一项调查研究的结果有一定的差异。由于研究二中样本的代表性更好，因此整体而言，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犯罪恐惧感都是影响老年居民警察信任度的关键因素。人口学因素方面，受教育水平对城市老年居民的警察信任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城市老年居民的警察信任度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生活满意度对城市老年居民的警察信任度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目前生活满意程度较高的老年居民更加信任警察。家庭关系对城市老年居民的警察信任度的影响未达到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与农村老年居民相比，城市老年居民有更为完善和丰富的养老和医疗保障，来自家庭的支持和帮助所发挥的作用则没有那么明显。

本研究使用两种方式（陈东等，2019）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考察。首先，对因变量使用不同的操作性定义。具体而言：将选择“完全不信任”警察和“不太信任”警察的居民重新编码为“不信任”，赋值为0；
将选择“比较信任”警察和“非常信任”警察的居民编码为“信任”，赋值为1。以重新编码的警察信任度为因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自变量与前文描述一致）。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犯罪恐惧感对其警察信任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B=-0.449，p＜0.001，Exp（B）=0.638），城市老年居民也是如此（B=-0.445，p＜0.01，Exp（B）=0.641）。其次，选择不同的研究样本（万君宝 等，2019）。具体而言，将65岁及以上的老年居民作为分析对象，以警察信任度为自变量进行OLS回归。结果显示：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农村老年居民的犯罪恐惧感依然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其警察信任度（B=-0.173，β=-0.155，p＜0.001），城市老年居民亦是如此（B=-0.171，β=-0.131，p＜0.001）。其他自变量结果也基本保持稳定。这些结果表明，本研究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基于两项实证研究，本研究以我国老年居民为分析对象，探讨犯罪恐惧感对其警察信任度的影响。整体而言，在控制其他相关变量之后，我国老年居民的犯罪恐惧感对其警察信任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越是体验到较高犯罪恐惧的老年居民，对警察的信任水平越低。该结果支持警察责任模型的核心观点——如果警察较好地履行其职责，则居民对其呈现出较高水平的信任。就理论构建而言，该结果有如下几方面价值。第一，将犯罪恐惧感的效应分析对象从西方国家居民扩展到我国老年居民。现有关于居民犯罪恐惧感效应的研究绝大部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背景下进行的，在这些国家获得的研究结果是否能够推广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此学界一直存有争议（Roberts et al.，2012）。由于我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以中国居民为分析对象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犯罪恐惧感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第二，虽然老年居民是犯罪恐惧感相对较高的群体，不过目前学界以老年居民为研究对象的犯罪恐惧感研究成果并不丰富，尤其我国以老年居民为分析对象的犯罪恐惧感实证研究成果更少。随着我国迈入老龄社会，增进老年居民的福祉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研究老年居民的犯罪恐惧感并对此加以引导，有利于提升他们的幸福水平。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使用了两组调查数据来探讨犯罪恐惧感对老年居民警察信任度的影响以使其相互印证。研究一使用的是犯罪恐惧感的经典测量方式，但其样本量相对较小；
研究二使用全国性抽样调查CSS 2017年数据，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虽然其对犯罪恐惧感的测量选用的是代理指标，不过其结果依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本文两项实证研究的结果均支持警察责任模型的核心观点，即警察承担着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责任。如果警察较好地履行其职责，那么居民就会体验到较低的犯罪恐惧感，对警察的信任水平也会相对较高；
如果警察没有高效践行其使命，则居民很可能体验到较高水平的犯罪恐惧感，对警察的信任水平也会较低。这不仅会对居民自身产生负面影响，也会阻碍警察完成其使命。从警察责任模型视角来看，为了提升和维持居民对警察的信任度，警察首先应该高效履行其职责，完成好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任务，减轻辖区内居民（尤其是老年居民等弱势群体）的犯罪恐惧感。

关于犯罪恐惧感与警察信任度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也有另外一种观点，即将警察信任度作为自变量，将犯罪恐惧感作为因变量（Skogan，2009）。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安慰模型（reassurance model）。安慰模型源于Bahn（1974）关于“安慰因素”的研究。该模型认为：如果居民能够更方便地接触警察，对警察有更多的信任，则他们心中关于犯罪的担忧就会减少，即会体验到更低的犯罪恐惧感。虽然安慰模型在理论上有其价值，同时也获得了一些研究的支持，但警察责任模型同样如此。从本质上来说：犯罪恐惧感是一种情感成分占主导的知觉体验，是居民在当前和过去一段时间内的感受，这种体验导致的后果之一是降低对他人的信任（Hummelsheim et al.，2011）；
信任则有面向未来的倾向，因为信任涉及愿意为未来的不利后果冒风险（Fulmer et al.，2012）。从这个角度讲，犯罪恐惧感对警察信任度的影响更具有说服力。当然，真正厘清犯罪恐惧感与警察信任度的因果联系，尚有待学界对此进行更多、更为深入和长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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