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华认知战的威胁与中国民间外交的提升

俞新天

〔提 要〕认知战已成为国家间对抗的新形式和新安全威胁，它运用新科技手段，设置议题，散布假消息，改变人的认知进而改变认同。发动对华认知战是西方反华势力攻击、抹黑中国的重要手段。在美西方操弄下，“中国威胁论”持续发酵，中国被抹黑成“反民主的专制国家”，由此造成一些国家民众对华好感度下降。为了反击对华认知战，中国民间外交必须升级。中国人民必须充分认识对华认知战的危险性和隐蔽性，坚持中国意识形态，抵御敌对思想的入侵；
必须坚持开放的态度，坚信得道多助，去争取天下人心；
必须强调各种文化的共通性，弥合文化差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必须充分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

认知战是全面综合广泛的意识形态战争，旨在摧毁他国人民的主导思想和共同意志，已成为21世纪国家间对抗的新形式和安全新威胁。近年来，美西方国家视中国为首要竞争对手，对华认知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美西方反华势力在“所有人”对“所有人”的网络对话隐蔽下，设置议题，散布假新闻，推出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是反对民主的威权国家”等谬论，导致不少外国民众对华好感下降、恶感上升。对华认知战对中国外交构成了新挑战，不仅政府外交应当重视，民间外交也必须提升自己。

认知战，也被称为心智战，已经成为国家间思想竞争和安全斗争的新战场。总部设在加拿大的国防卓越与安全创新项目（IDEAS）被称为北约的“创新中心”，其近期的主要研究即认知战。2020年底该中心发表研究报告指出，“认知战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争，旨在侵蚀社会建立的信任……虚假信息利用其目标的认知弱点，尤其是焦虑或信仰，使其目标将各种虚假信息视为真实。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侵略者对敌人的社会政治动态有广泛的了解，并利用对手的弱点确定何时以及如何进行攻击。”[1]Leonid Savin, “NATO Developed New Methods of Cognitive Warfare – Leonid Savin Geopolitica.ru,” Kolozeg.org, November 4, 2021, https://kolozeg.org/?p=230375.俄罗斯国防部顾问安德烈·伊利尼茨基则提出“心智战”的概念，定义它的“目标是摧毁敌方社会的自我意识，改变其心智和文明基础”。[2]参见https://amicable.ru/news/2021/08/02/19513/russia-mental-war/。

认知战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争，旨在通过改变他国社会的自我意识、世界观、价值观，来破坏和摧毁他国，使他国人民失去主导思想和共同意志，从思想认识、心理情感上去影响敌国决策者和人心。自古以来战争中不乏其例，楚汉战争时期的“四面楚歌”就是经典案例。然而，历史上的攻心战与今天的认知战根本无法比拟。认知战的根本特点是使用一切手段，去改变目标国人民对特定问题的看法，认知改变，可视敌为友，反之亦然。把认知战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战争，并非等同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在更广义背景下的理解。思想、观念、意识，以及表现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和习俗的精神都属于意识形态，而人们的认知显然都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相关联。认知战包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但比它更广泛。人们一般都将认知理解为理性思考与判断，但这并不完整，认知是一个理性思考与非理性情感相结合的过程，其中非理性的情感和情绪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当人们对某国或某国人有恶感时，则对其言行容易给予消极评价，反之亦然。因此认知战要取得成效，必须关注目标国的社会心理特别是焦虑、恐惧、厌恶等负面情绪，有针对性地释放虚假信息。认知战必然也是心理战、社会战。全球化使世界联为一体，新科技手段特别是网络、手机、人工智能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思维习惯，使认知战的广度、强度和深度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广播、电视和电脑毕竟还有较大的接受局限，而手机则以其廉价便利，实现了网络传播、接受和互动的最大化，形成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网络对话的奇迹。初步总结，认知战有以下特点。

第一，认知战是集网络战、信息战、社会战、心理战和人工智能战大成的综合体。尽管它的目标极其宏大，但是做法上却具体而微，涉及社会生活的各种议题，因而难以被察觉。网络战和信息战并非局限于新闻和各种媒体，而是全方位地对信息、知识、事实和消息重新格式化，在此过程中，一切都重新调控，加以改变，从新闻分析到社会学数据，从教学课程到电视节目，从经济形势到国际事件，以便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认知和心理。例如，谷歌搜索引擎是人们最常用的信息工具，不仅其提供的貌似客观中性的信息已经经过重组和重释，而且在搜索时将“不受欢迎”的信息来源和出版物置于底部，让人难以搜寻和使用。在社交媒体中，已有数以百万计的社交机器人“居住”其中，模仿人类用户行为习惯，制造舆论“共识”，散布虚假信息，与人类用户进行交互，影响人们的选择。在美国大选、英国脱欧、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等重大事件中，社交机器人均发挥了很大作用。

各种势力通过基金会、股份、项目等方式影响网络传媒跨国公司信息，而公司又以“客观”的商业面貌隐蔽地影响受众。科赫基金会领导人理查德·芬克在20世纪80年代曾总结过，第一阶段对知识分子进行投资，让其出思想成为“原材料”；
第二阶段对智库进行投资，把思想变为政策；
第三阶段对公民组织进行投资，让它们形成来自“公民社会”的巨大压力。它就像制造产品一样来制造“政治变革”或“颜色革命”。[1]Jane Mayer, Dark Money: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Billionaires Behind the Rise of the Radical Right, New York: Anchor, 2017.尽管今天的情况更为复杂，但万变不离其宗，某些势力通过政治经济手段在背后操控，促成上述“流水线”运转。美国的媒体、基金会、智库的数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对世界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这些机构多标榜其与政府无关，属于“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独立”行为体，实际上有美国财团在幕后运筹帷幄，政界领袖、经济大鳄和各界精英默契配合。美国政界的一句俗语道破机密，“人们需要真相吗？那我们就来制造真相”。德国的基金会和智库发达程度接近美国，但德国以政府资助为主，而且认为这可确保智库“独立性”，免受私人利益影响，这种方式使政府的协调作用更强。

第二，认知战以技术操纵人们的意识、情感和情绪。在大数据时代，个人的头脑无法处理海量数据，主导数字经济领域的公司，掌握人工智能的力量将为认知战提供操纵人类思想甚至改变行为的能力。人们对大数据的依赖，有意识和无意识产生地大量数据行为，使人类越来越像机器一样行事，也越来越易被操纵。人们在工作、生产、生活和休闲娱乐中都越来越离不开网络。因此，认知战便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渗透性，随时随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

认知战与常规战争不同，它不宣而战，平战结合，军民一体，全时累积，常态在战，随时在战，平时塑造影响更加重要，战时效能逐步释放。率先发声的认知叙事策略具有很强的进攻性，压制对方形成话语主导权，就能够塑造对方受众的思维习惯，引导对手跟风追随，从而实现认知打击。认知战中的网络战也出现了变化，从个体黑客到网军出击，从攻击单个领域到多个领域，手段从木马、病毒到漏洞、后门、仿冒服务器等，从窃取情报、破坏重要设施到影响人心等，危害性更大。

当前民众中的两种思想倾向使认知战更易渗透侵入。一是民粹主义的反理智反理性主义。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民粹主义席卷全球，其摒弃批判思考和理性思考，为认知战中的虚假信息打开大门。二是满足于观点和情感的“舒适区”，进入思想“茧房”，不再努力探求真相。正如尼釆所说，人对真理不感兴趣，他需要的是舒适。信息空间完全被“所需”内容充满。个人、群体和社会被间接灌输意见、评价和情绪时，会不知不觉地全盘接受，而且还认为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进入思想“茧房”，只看自己喜欢的信息，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才最舒适。因此形成了两个悖论，在教育普及、科学昌明的条件下，反理智和反理性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在信息多元、网络通达的条件下，不求真相和只凭感觉却占了上风。

第三，大众自我传播造成人们主动参与认知战。社会化网络通过有机网络运行，数字传播已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个人直接参与复杂的传播行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大众自我传播三种方式共存、互动和互补，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新特征。如果运用得好，它确实具有社会批评、监督民主和改善法治治理的潜力，而且也在一定范围和一些事件中见到成功案例。然而大众自我传播总体上所具有的弱点却更加突出，为认知战提供了无比巨大广泛的温床。首先，参与者对社交媒体的使用非常不平衡。有关推特的研究发现，10%的用户生产了90%的内容，而它们多为名人或CNN之类的主流媒体，因此这实际上是少数人和主流媒体所主导的领地。其次，社交媒体并未拓宽交流的范围，反而强化了既定的社会等级和封闭的社会群体。再次，大众自我传播所强调的自主性往往要实现个体化，过于分散强烈的个性化恰恰不利于社会的现代化和政治变革。最后，因为互联网有参与性和互动性，使参与者感到自己与技术相连，成为宏大事业的一部分，由此产生了对抗运动的可能性。[1]詹姆斯·柯兰等著：《互联网的误读》，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0页。认知战利用大众自我传播和自我组织进行颠覆活动和“颜色革命”的事例比比皆是，如“阿拉伯之春”“天鹅绒革命”，等等。如果缺乏正确的领导，大众参与的个性化造成思想和行动的多样化、碎片化、分散化和极端化，只能造成混乱和动荡。哈贝马斯认为广义多元主义是协商民主的威胁，而非救星。大众自我传播往往造就了大量激进的网站和讨论小组，只和观点类似的网站链接，观点变得更加极端。它使群体甚至社会观点两极分化，认同撕裂，难以达成共识。这正是认知战能乘虚而入的原因，也是它千方百计要达成的结果。

第四，从改变认知到改变认同。美西方的认知战企图使各国人民失去自己的文化精神和自信，认同和顺应西方的价值观，维持西方的全球统治地位。西方国家常见的历史叙述掩盖或淡化殖民暴行、战争罪行和种族灭绝，甚至将这些行径宣扬为“建设文明带来自由”的善举。“思想殖民”并非限于历史叙述，而是继续于认知战中。例如，2003年美国非法入侵伊拉克，以“洗衣粉”作为萨达姆拥有生化武器的罪证，把伊拉克说成“邪恶帝国”，而美国则是去解救其人民的“先知”。即使在真相暴露的今天，美西方也从未道歉，从未对至今陷入混乱的伊拉克承担罪责和进行赔偿。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更是西方认知战的重点目标。德国左翼政党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对德国主流媒体作了综合分析，认为其对华报道“日益充斥着部分仍源自殖民时代的陈词滥调和刻板印象”，“负面阐释几乎在所有议题中都能找到”。[1]“Feindbild China,” https://www.german-foreign-policy.com/news/detail/8741.

全球未来研究所创始人钱德拉·奈尔指出，西方势力正在构建对立的身份认同，以便让西方受益。对西方人来说，身份认同建立在优越感的基础上，相信自己的文化比别人好，西方目前的全球主导地位与对世界的殖民掠夺无关。对非西方人来说，身份认同建立在顺从的基础上，相信西方人及其文化比自己的好，应该效仿，因为它们代表进步和平等。[2]Chandran Nair, “Remember Mao’s Famine, Forget Churchill’s: How the West Captured Asian Mind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22, 2021, https://www.scmp.com/week-asia/opinion/article/3145649/remember-maos-famine-forget-churchills-racism-how-westcolonised?module=perpetual_scroll_0&pgtype=article&campaign=3145649.认知战要改变目标国人民的认同，是比和平演变更高端更深刻的做法。认同不仅让非西方人民赞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而且要进一步把自己的身份改变为西方的，把本国本民族的命运与西方国家联结在一起，失去自己独立的文化精神。

认知战作为一种新的国家间竞争形式和意识形态斗争方式，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由于美西方把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对手，对华认知战将成为其长期的主要任务。美西方凭借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强大话语权，编造了形形色色涉及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虚假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散布到全球，企图以此改变和塑造全球公众的对华认知。对华认知战让西方公众对华好感度下降，并开始支持其政府的反华政策；
让中国公众憎恨自己的身份，去认同西方文化；
让各国人民疏远中国和中国人，顺从西方的做法。美西方发动对华认知战，主要有以下动机。

首先，美西方无法接受中国崛起，试图阻遏中国发展势头。冷战后，国际体系曾一度出现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在所谓的“单极时刻”美国颐指气使，主导着国际秩序。然而，随着新兴大国的集体性崛起，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从1990年到2016年，中国的GDP增长了12倍，军费开支增长了10倍，而从1998年到2014年，俄罗斯的实际GDP翻了一番，军费开支翻了两番，这就打破了力量平衡。而且中俄“痛恨美国行使霸权”，阻挠美国主导的秩序。[1]Hal Brands, “America’s War for Global Order Is a Marathon,” Foreign Policy, January 25,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1/25/americas-war-for-global-order-is-a-marathon/.对美国来说，捍卫霸权地位是其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它无法接受中国等国对其主导地位的冲击，也不接受世界的多极化走向。自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正式开启对中俄的大国竞争。2022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将中国视为“唯一有意图重塑国际秩序且日益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去实现这一意图的竞争者”。竭尽全力对中国的发展进行遏制和打压已成为美国两党高度一致的对外政策。受美政策影响，北约将中国视为“体系性挑战”，欧盟对华定位也是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对手并列。

其次，美西方国家内政外交陷入困境，需要把中国作为假想敌和替罪羊。在过去30年里，美国是唯一一个50%的底层人口平均收入下降的主要发达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却让八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有三、四亿人成为中等收入者。[2]《美国：“富人有富人治富人享”之国》，新华丝路网，2021年12月27日，https://www.imsilkroad.com/news/p/472903.html。正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美国衰落的长期根源更多的是国内因素而非国际因素，这个国家的大国地位还将维持多年，但影响力如何将取决于其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而非外交政策；
美国全球地位面临的更大挑战来自国内——美国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难以达成共识，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等不被视为公共卫生措施，而被视为政治标志。[1]Francis Fukuyama, “Francis Fukuyama on the End of American Hegemony,” The Economist, August 18, 2021, https://www.economist.com/by-invitation/2021/08/18/francis-fukuyamaon-the-end-of-american-hegemony.美国《大西洋月刊》撰稿人乔治·帕克在其新著中分析，美国存在四种类型的美国人和四个美国，右翼自由主义“自由美国”，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真正美国”，左翼支持精英统治的“智识美国”和进步主义者的“公正美国”。[2]George Packer, Last Best Hope: America in Crisis and Renewal,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21, p.240.它们互相对立，无法协调。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美国无法协调一致治理本国时，它无法领导全球改革，或许唯一能将美国人团结起来的，就是海外的中国威胁。在美国国内一片混乱之际，两党政界人士的反华调门都升高了，好像一场新冷战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缓解美国国内的焦虑情绪；
可叹的是，华盛顿两党的好斗性只会导致全球紧张局势加剧和新的冲突危险，而不会带来安全或真正解决我们面临的任何紧迫的全球问题。

最后，挽救西方民主政治在全球的颓势。美西方把民主、自由、人权等说成如宗教般的神旨，谁不按西方道路走谁就被划为另类。实际上，皮尤调查发现，全球对美式民主和美国政治体系的评价已经有所下降。皮尤调查在2021年2月初对美国2500名成年人进行了调查，3月至5月对16个发达经济体的1.6万多名成年人进行了询问，结果显示，57%的全球受访者认为，美国民主曾是良好榜样，但近年已经不是了，72%的美国受访者也持同样观点。而且，82%至95%的全球受访者对美国的种族和民族歧视表达了“严重的担忧”。[3]Jacob Fromer, “Respect for US Democracy in Decline around the World, Pew Survey Find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1, 2021,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54501/respect-us-democracy-decline-around-world-pew-survey-finds?module=perpetual_sc roll_0&pgtype=article&campaign=3154501.美西方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精英统治，都与真正的民主大相径庭。据哈佛大学的调查，美国18岁至29岁的年轻人，只有7%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4]《2021年12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1年12月3日，http://sg.china-embassy.gov.cn/fyrth/202112/t20211203_10462100.htm。美国“Z世代”（18岁至24岁）中有54%的人对资本主义持负面看法。[1]Jason Lemon, “Majority of Gen Z Americans Hold Negative Views of Capitalism: Poll,” Newsweek, June 25, 2021, https://www.newsweek.com/majority-gen-z-americans-hold-negativeviews-capitalism-poll-1604334.美西方不遗余力地发动认知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攻为守，转移内部困局和外部不满，祸水东引，继续维持其“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由于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出现了很大变化，美西方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政策已不能奏效，因此现在升级为对华认知战。

对华认知战与和平演变政策的最终目标都是影响中国人对道路和命运的选择，在国际体系中从独立自主到依附于美西方，但实现目标的方法途径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从途径上看，和平演变主要通过物质财富和生活方式的引诱，实现政治制度的转变，让中国站队到西方“民主”阵营。现在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中等收入人群迅速增长，人民对美国生活方式已经不再仰慕。这时中国人民更重视思想和文化的进步。因此，对华认知战试图通过在各种问题上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认知，让中国人在身份上认同西方，在国际关系中认同与美西方的联系。从方法上看，和平演变旨在俘获部分社会精英，以和平夺权或发动“社会革命”造成政权更迭。然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政权十分稳固，中国人民相信和支持自己的政治制度。美西方便转换手法，以对华认知战全方位地改造信息、知识和事实，利用自己的优势不断散布假消息，影响全世界人的认知，包括中国人的认知，达到不战而胜。从手段上看，和平演变运用电台、电视、报刊、书籍等，其传播手段比较有限单向，也较易查出其消息根源。而对华认知战则运用网络、智能机器人等全新技术，覆盖各领域，渗透深层次。它更利用网络手机的互动性，推波助澜，达到更大的跨界全面传播势能，同时又隐蔽匿名，难查其根源。

由于美西方在国际体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在媒体舆论等意识形态上长期掌握话语权，对华认知战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

第一，“中国威胁论”持续发酵，造成不少国家民众对华好感度下降。美国盖洛普公司2022年3月公布的最新调查称，美国人普遍认为，恐怖主义、不友好国家发展核武器和中国军事力量是对美国核心利益最严重的威胁。美国人开始把中国视为比过去更大的威胁。6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军事力量是严重威胁，达历史新高，57%的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是严重威胁。4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敌人，2021年这一比例为45%。[1]王逸：《美民调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环球时报》2022年3月8日，第3版。尽管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有所差异，但是在反华情绪上却是超党派增长，在2018年至2021年间对华恶感分别增长了22个百分点和23个百分点。美国的亲台情绪因反华情绪而变得更强，据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2021年3月的调查，美国人对中国大陆的感情温度为33度，而对台湾则达57度，为历年来最高。[2]金智云：《全球反华情绪的形成和原因》，《成均中国观察》2022年第1期。

反华浊流在世界横行。据皮尤研究中心于2021年春季对17个经济发达国家进行的问卷调查，除希腊和新加坡外，其他国家的对华非好感度均超过50%，其中，日本、瑞典、澳大利亚、韩国和美国的对华非好感度超过75%以上。[3]同上。一些国家的某些政治势力追随美国，鼓吹“中国威胁论”，号召抵抗中国的“战狼外交”，起了相当大的作用。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但在北京冬奥会前，日本内阁府公布的外交问题民意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和对中国的恶感分别达到近年来的顶峰。“北京—东京论坛”的新调查表明，仅有19.6%的日本受访者认为日本媒体在涉华报道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中国83.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媒体在涉日报道中作用积极。[4]刘庆彬：《日本民间对华好感为何被遮蔽》，环球网，2022年2月17日，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6qVcnyVbUm。

第二，把中国抹黑为“反民主的威权国家”，使外国民众误解中国。近年来对中国误解最大的若干议题，都是被美西方认知战炒作出来，使不明真相的各国民众产生了日益增长的负面情绪。例如，新疆被美西方媒体说成少数民族的“集中营”，甚至骇人听闻地说中国正在进行“种族灭绝”政策。中国政府邀请了许多国家的大使、媒体代表去实地考察，多国（其中不少是伊斯兰教国家）的访问者回来后撰文，认为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既有助于反恐，又致力于脱贫致富。又如香港的“一国两制”成为敌对势力攻击的靶子，西方长期向香港人民和青年灌输“普世价值”，使有些人恨不得成为外国人。在幕后黑手的挑动下，一些香港青年上街，“占中”“拉布”，让东方之珠成为动荡之所。但西方反华势力却为香港暴恐叫好，把它描绘成“人权争斗”“民主反对威权”的行动，蒙蔽了普通民众。更匪夷所思的是，西方认知战不断指责中国的抗疫政策，连戴口罩、封城都被政治化为“威权”措施，甚至散布“阴谋论”，诬蔑中国在实验室中制造新冠病毒，以便掩盖美国在全球成百实验室不可告人的秘密。饱受疫情煎熬的外国民众很容易听信这些谬论。

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美国鹰派人物认为，人权是美国软实力、民主化和法治的思想核心。人权可以脱离特定的经济、文化背景，由美国来评判。这在西方看来是普世主义，而在其他国家眼中则是帝国主义。[1]夏温新：《纽约大学学者詹姆斯•派克揭露：操纵对华议题，美国将人权武器化》，环球网，2022年3月25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7KOiCtS6Us。美西方的“西方中心论”仍然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出现，企图继续主导世界。世界上很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不仅由于中国迅速崛起，本国与中国经济上不对称的联系，也由于政治体制的差异。日本早稻田大学樋口直人教授指出，“憎中”主要源于对“新型强国崛起”的反感，具有某种意义上“国际支持”的“普遍性”。美西方的对华认知战夸大和歪曲中国政治体制的不同，在很多国家都有“憎中”情绪下，“打压”中国便有确保国际“正当性”的潜力。[2]樋口直人：《日本的“排外主义”与厌韩·憎中情绪》，《成均中国观察》2022年第1期。

第三，利用网络发布假消息等手段，制造中国人民与别国人民的恶感甚至仇恨。美西方敌对势力一贯或明或暗地设置议题，激发中国强烈反应，再以此攻击中国具有“侵略性”。然而，现在的认知战却不是数量上的扩大，而是实质性的升级，它不仅有周密的战略策划，实施步骤，而且竭尽所能地利用网络的快速性、广泛性和互动性，将其功用发挥至极致。从“大翻译运动”使用的伎俩就可见一斑。在乌克兰危机中，它首先在微博、B站、知乎、豆瓣等网络社区炒作接受“乌克兰小姐姐”等看似调侃、戏谑的话题，短时间内吸收了海量关注。凭借类似饭圈评控等手段，在其中隐秘设置涉及性别和激进民族主义等极端议题，并以“双簧”“苦肉计”等手段有意引战，制造争端，从而使中国网民释放出大量激烈极端言论。敌对势力再精挑细选激烈极端言论，进行多语种翻译，发布在Meta、推特、抖音、Telegram等国外社交平台和移动互联网应用上，煽动国外网民对华情绪。在过去五六年中，敌对势力在新疆棉、抗疫、香港、南海、台湾等议题上，都采用了类似手法，在各国民众中散布对华恶感，迅速点燃舆情，操纵民众情绪，使其成为不支持对华友好政策的“民意”基础。认知战不同于中心化的“和平演变”路径，而具有多点开花、快速迭代、深度伪造、跨媒介联动的基本特征，也拥有传统和平演变所不具备的媒介势能。[1]孙佳正：《“大翻译运动”就是对中国的认知战》，《环球时报》2022年3月30日。

中国与一些邻国存在着历史问题、领土与海洋争端、经济利益交叉和广义文化问题（民族、宗教等），容易引发民众的情绪，某些敌对势力利用这种情况，暗中策划，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坐收其利，事例屡见不鲜。其中最突出的是韩国民众的“嫌华”情绪发酵。韩民众近三年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从51.5%上升至73.8%，其中不少人认为中国对韩国构成“安保威胁”。以往的研究只是就青年的认识差异寻找根源，今后还必须从认知战角度揭示其幕后黑手。例如，美国逼迫韩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韩国政府在压力下向美靠拢，右翼势力抬头，改变了社会气氛。又如在涉及台湾问题时，台湾岛内的民进党当局把持的绿色媒体、绿色“网军”兴风作浪，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右翼势力挑衅和挑唆，蒙蔽了许多外国民众和青年。

中国已经挫败了美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现在面临着对华认知战的新攻势，这将是一场长期较量。在百年不遇动荡变革的冲击下，冲破思想的混沌，建立正确的认知，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只要中国政府和人民深化对认知战的认识，尝试各种新科技新方法新手段，真相终会战胜谎言，理智理性能克服情绪蛊惑。从整体上阐述中国应对美西方认知战的战略和对策，显然非本文所能包容。本文将重点分析中国民间外交的升级应对。因为认知战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能够前所未有地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施加影响，仅靠官方外交阻挡是不够的。过去讲民间外交的使命和作用，更多强调各国人民的友好互动，这在今天仍然应是民间外交的核心要旨。但是，中国民间外交已面临全新的威胁与挑战，要意识到自己是抗击对华认知战的重要力量，必须让中国人民正视认知战的危险和危害，这样才能以崭新的面貌开展民间外交。

第一，坚持中国意识形态，抵御敌对势力的入侵。美西方国家一直宣传，它们没有意识形态，只有“威权”国家才用意识形态来束缚人的思想，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也大上其当。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即政府和社会认定的思想、原则和价值观，用以凝聚人们共同生活，达到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目标。美西方国家将其意识形态乔装打扮成“普世价值观”，输出到外国。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学习和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能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论敌对势力散布什么谬论，都能以火眼金睛识破其鬼魅伎俩。美西方的对华认知战是领域全覆盖、人群深渗透、议题多样化，要识别并不容易。例如，在经济领域，西方势力开始把多边经济体系改为“基于价值观的经济体系”，要求中国企业实行西方的人权、劳工和环保标准，等等。美欧指责中国在许多国家开展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经济霸凌”。中国在抗击疫情等方面进行的数据采集和治理，被西方攻击为“数字集权化”，为中国参与国际数字合作制造障碍。西方还把“主权债务危机”和“提高透明度”的压力甩给中国。[1]此处参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王中美在2021年上海管理科学研究院与《上海思想界》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如何让世界读懂中国”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美欧对华战略竞争中的概念制造》。即使在生活休闲领域，对华认知战也设置了各种陷阱，诬蔑丑化中国，每个中国人必须时时提高警惕。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中国人民在开展民间外交时才会形成理性客观正确的观点，不会走向忽左忽右的极端主义。近年来，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关注和纠正西方的“思想殖民”。中国在这方面相当成功，既彻底地批判西方列强侵略、压迫和剥削中国的罪行，同时也客观地认识它们不自觉的历史作用，即传播了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理念。面临西方认知战中的“新殖民化”，中国人民仍然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两分法，既要坚决批判“新殖民化”，也要坚持开放态度和理性精神，学习和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不把政治和思想之争变为非理性的“宗教战争”“民族种族战争”，这样才能站在思想和道德的高地上。

第二，坚信得道多助，以积极的民间外交去争取人心。近年来，对华认知战来势汹汹，使很多人气馁沮丧。但是放眼看全球，喜欢中国的国家并不少，说明中国外交努力和软实力建设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据俄罗斯勒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的民意调查，要俄公民在40个国家中选择最喜爱的5个国家，选择中国的从2013年的20%猛增至2014年的40%，并一直保持至今，仅次于选择白俄罗斯的58%。而60%的人选择美国为最不友好的国家。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也不低。位于卡塔尔的阿拉伯中心（Arab Center）于2019年至2020年对13个阿拉伯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55%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肯定态度，29%持否定态度。这与对美国的肯定和否定评价为32%和58%形成了鲜明对比。非洲各国对中国的好感度更高。总部设在加纳的泛非民意调查网络“Afrobrometer”在2019年至2021年对34个非洲国家公民进行的问卷调查中，63%的人对中国影响力持积极态度。拉美国家曾被称为“美国后院”，现在却纷纷谴责美国的霸权行为和强权政治。据皮尤中心2019年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调查，约有一半的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根据日本外务省委托益普索集团2021年对东盟国家民众所作的民调，56%的东盟国家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现在重要的合作伙伴”，选择日本和美国的分别有50%和45%。当被问及哪个国家或组织“最值得信赖”时，19%的受访者选择中国，仅次于选择东盟的比例（20%），日本（16%）和美国（14%）排名第三和第四。“东盟今后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仍占首位。[1]邢晓婧：《日本民调：东盟视中国为最重要伙伴》，环球网，2022年5月27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8AjiJ9ly64。

发达国家的民众虽然受到美欧政治风向的影响，但也并非铁板一块。据澳大利亚《卫报》的“基础民调”显示，61%的澳受访者认为，澳中关系是“需要管理的复杂问题”，仅有26%的人认为中国是澳“面临威胁”，13%认为中国对澳是积极的机遇。[1]达乔、于文：《澳民调：不支持莫里森反华政策》，《环球时报》2022年2月23日，第3版。在欧洲，大部分民众并不认同“民主VS威权”的说法。[2]青木：《欧洲媒体掉入美国叙事陷阱》，《环球时报》2021年7月21日，第7版。而且大多数外国人主要关心本国的情况，从媒体得到的中国信息不是暂付阙如就是带有偏见，因此当他们得知中国的真实故事时，反而会更加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

即使对中国的好感度居高的国家，其人民对中国的认知仍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亟需中国民间外交继续深入地进行工作。美国学者在采访埃塞俄比亚人时发现，许多人支持中国的经济成功和共同发展理念，但同时也表示支持美国的价值观。[3]Maria Repnikova, “The Balance of Soft Power: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Quests to Win Hearts and Minds,” Foreign Aあairs, July/August 2022, pp.44-51.调查也显示，中亚青年受教育程度越高，对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抱有越积极的态度，但大多数受访者对本国可能欠中国的债务表示担忧。而2020年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4500人进行民调发现，超过70%的人对中国人在他们国家购买土地“非常担忧”。[4]“What Central Asia’s Young Elites Think of China,” Eurasianet, April 4, 2022, https://eurasianet.org/what-central-asias-young-elites-think-of-china.这说明即使在中国有优势的经贸领域，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而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对中国的信任赤字更大。

第三，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共通性，促进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应对认知战首先要深入认识和了解其新特点，这一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才刚开始。有一种观点强调战斗，要培养战斗型人才。[5]秦安：《应对认知战，不可忽略人才培养》，《环球时报》2020年7月8日，第14版。对于认知战散布的谬论必须坚决回击，但与政府外交中的唇枪舌战不同，认知战更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从认知战的角度看，网络战对思想的危害远大于其对硬安全的影响。由于美西方长期在国际体系占据主导地位，掌握着强大的媒体工具，对中国形成了巨大压力。对于不理解中国的人，除了极少数反动死硬分子外，都要以各种方法去沟通，不能以“道不同，不相往来”而隔离，也不能以“光荣孤立”而自傲。

以合作共赢创造和分享共同经济利益，培植人心相通的基础。追求经济利益是人的基本需求，中国已成为世界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投资者和援助者。虽然美国要各国与中国“脱钩”，但大部分国家都不愿选边站。

坚信价值观之间有很多共性，不同价值观可以互相学习、借鉴和分享。中国民间外交批判西方强制输出价值观的殖民行径，促进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价值观的交流和碰撞是题中应有之义。人们感受到价值观的不同，心悦诚服地自愿互相学习。而且，价值观并非如美西方所歪曲的，只有政治上“民主对专制”的你死我活，而是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极其丰富多彩。无论在哪里生活，人们都热爱和平，重视家庭，珍惜亲情友情，关心教育，希望下一代过得更好，等等。无论处于何种政治制度下，共同的价值观可以拉近人心的距离。

坚信全人类共同价值能够促进各国人民的认同，共同为世界团结与进步作贡献。二战以来，尽管在实践中还有一定的问题，但是联合国原则上承认了民族独立国家的地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上感同身受。美国千方百计地拉拢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反对中国，却难以如愿。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观察到的，很多印度人对西方设计国际秩序十分担心，希望俄罗斯和中国来制约西方的秩序。印度更希望加强和发展自身国力，与西方平起平坐。[1]Walter Russell Mead, “Handle the India-U.S. Relationship With Car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6,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india-handle-with-care-modi-china-russianarendra-democracy-hindu-america-blinken-11654539987.印尼国防部长普拉博沃说，东南亚国家“被殖民化、被剥削的经历总是存在于我们的潜在意识中”，中国“一直是印尼的好朋友”，印尼“总是努力尊重所有的大国”。习近平主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把联合国确定的价值观更向前推进，适用于当前和未来的世界，相信世界大多数人民也能认同。

第四，充分运用新技术新手段，让更多外国人摆脱对华认知战的蛊惑。网络发展和手机普及使得民间外交真正实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交流。尽管中国在网络上的影响比西方还略逊一筹，但近年来网络社交平台发展迅速，部分平台应用已走出国门，受到国外用户的喜爱和信赖，这也给中国民间外交强化传媒影响以启示。传媒应当有所分工，各展其长，既有新华网和人民网等宣示中国政府立场的媒体，也必须有抖音、Instagram等轻松活泼生活化的平台。在对华认知战的气氛中，改变人们头脑中的固有印象和偏见，是极其困难的。首先从外围突破，以美食、美景、旅游、文化等切入，引起人们的兴趣，使他们很自然地抛弃部分刻板印象，甚至产生更深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愿望。李子柒效应是民间外交的成功案例。部分受众也可能由此出发，希望探究真相，自己选择理性分析的政治性媒体。这时，媒体的中心说服可以提供更多思想素材，帮助人们思考分辨，增进对华了解。

认为年轻人倾向于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中国全面深入地开放，吸引世界各国人民来华学习、工作、旅游，而中国每年超过一亿人次出国出境，也是中国人与各国各地人民交流交往的机会。通过到中国访学，与中国学生交流，日本的高中生和大学生都对中国产生了积极友好的认知，很多人希望将来到中国深造或求职。无论是专业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可能在民间外交中焕发光彩，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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