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之间：蔡元培辞职与回任北京大学校长考述

杨卫明 汪秋萍

1916 年9 月，尚在欧洲游历的蔡元培应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之邀出长北京大学，1917 年1 月正式就任，此后直至1927 年7 月北京大学与北京其他几所学校合并改设京师大学校，校名一度取消，蔡元培任职北京大学校长前后十年多时间。尽管他自称在校办事仅五年有半，却无妨北京大学发生的举世瞩目变化，不仅成功步上现代大学轨道，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认同上的作为亦令人惊叹。不过，蔡元培在此期间多番请辞与回任，又颇耐人寻味。①探赜索隐，蔡元培的学术坚守与当时政治纷扰的博弈以及自身秉持的“教育独立”理念复合而成的景观，折射出近代中国教育变迁的曲折，也彰显着先行者坚毅执着的品行。

据《蔡元培年谱》《蔡元培年谱长编》及研究者的梳理[1]，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的请辞及回任情形，简列如下：

显而易见，蔡元培在此期间的请辞，与政治纷扰息息相关。不论是因外交而生的学潮刺激，还是因复辟帝制闹剧、教育总长越权干涉司法独立、北京大学被迫改组而成，呈现的都是教育直面政治强权的图景。其中，像第四次围绕“欠薪”“索薪”而发的请辞，持续时间之久，历经反复之多，着实令人扼腕（从《蔡元培全集》第三、四卷以及《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的收录与记载可知，此次事件，始于1919 年底，息于1922年9 月，在此期间，甚至包括蔡元培被打发再度外出游历）；
即便是因反对讲义收费而发的第五次请辞，亦反映着蔡元培对于北京大学学生以类似政治运动方式解决问题的忧虑。因为，这与他对学生，尤其是大学生的期待（首先应专注于学业）相距甚远。换言之，政治纷扰及其所牵动的波澜乃是蔡元培请辞北京大学校长的重要起因。

当然，频频请辞，又绝非一时意气所为。蔡元培曾省思：“吾人作事，必先审其可能与不可能，应为与不应为，然后定其举止。”[2]107那么，“可能与不可能”“应为与不应为”的变换，昭示着怎样的心路纠结呢？

民国初年，蔡元培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身份参加由京师大学堂更名的北京大学校的开学典礼时即明确表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
1917 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再度开宗明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2]72此后，就这一话题，按他自己的说法，每一年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都要“讲一次”。深受德国大学传统影响的蔡元培，极力凸显大学的学术研究职能于情于理；
但在大学“学术研究”职能早已成为学界共识的情形下仍着意为之，则无疑是受刺激于当时北京大学声名狼藉、实为“官吏养成所”这一现状（蔡元培称之为“著名腐败”[2]709）。为将北京大学真正打造成“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蔡元培认定，唯有效仿世界各国大学通例，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2]190不论大学校园氛围营造、系科设置，还是学校管理，都应助益于学术研究的顺利开展。延聘积学而热心的教员，是护翼大学“学术研究”主旨以及提振学术兴趣的关键。执掌北京大学期间，蔡元培以“学诣”为标准聚集的教师队伍，仅就“文科”底下，便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也有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人，他们思想倾向不同，行为举止各异，甚至相互攻讦，但无一例外均是相应领域的学术大师。一时间，北京大学校园百家争鸣，学术研究蔚然成风。

因而，面对来自外部的政治纷扰，蔡元培的抗争不言而喻。1917 年7 月2 日，即因张勋复辟帝制引发第一次请辞，“不意日来北京空气之恶，达于极点，元培绝不能回北京。谨辞北京大学校长之职。”[3]57不久，又因学生反对“中日军事协定”事件请辞，“顷本校学生对于‘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多所怀疑，元培平日既疏于训育，临时又短于肆应，奉职无状，谨此辞职。”[3]293自责疏于管教，实乃关爱学生及肯定学生爱国之举。蔡元培日后坦言：“如果学生的行为怀有良好的爱国主义信念，那么，学生是无可指责的。”[2]491故而，五四运动期间北洋政府试图以迫使他去职作为瓦解学生表达爱国之举的筹码时，蔡元培的愤慨可想而知。他不仅极力营救被捕学生，且以“杀君马者道旁儿”表达困倦之意，直至发出“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2]220-221的强烈抗议，以示决绝。

尽管如此，各方挽留，友人劝勉，加之身处政潮、学潮中的北洋政府的让渡，尤其是北京大学全体学生“旷时废学，惟有痛心。兢兢自守，幸无陨越。此后当益自策励，求学救国，万不至逾越轨范，以贻先生忧”[2]225的自省等因素叠加，又令蔡元培再度感知学术坚守的可能，遂“不容坚持初志”[2]225，于1919 年9 月再次回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他深情告白：“读诸君十日三电，均以‘力学报国’为言，勤勤恳恳，实获我心。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等，当共负其责焉。”[2]230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蔡元培对于政治纷扰的无端妥协以及对于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一味认可。

权且不论领衔北京国立八校校长发起“索薪”遭受屈辱而提请的辞呈，单就1923 年1 月17 日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致使北京大学兼课教师罗文干（时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被非法逮捕一事来看，蔡元培的愤懑可谓达到极点。“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
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2]454两日之后，又特发声明，坚辞北京大学校长职。[4]310确实，此番事件之后，蔡元培虽未能真正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却也不再到校任事。胡适言及蔡元培的这一举动，说道：“他个人因为政治太黑暗了，他的一去，明明是对恶政治的一种奋斗方法。”[5]

事实上，就蔡元培个人的自我定位而言，亦在学人角色。他表示自己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兴趣以及从事学术研究的意愿，强调与担任行政官员之间的抵牾、冲突：“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痛苦极了。”北洋政府政治上的腐败与堕落、倒行逆施，令他极度失望，直至深恶痛绝。“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2]456尽管蔡元培在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作为毋庸置疑。但学术坚守，诚然蔡元培思考大学教育问题的基点。1929 年蔡元培为《北京大学三十一周年纪念刊》所做的序中，仍以“要以学术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办一切”[2]555劝诫同仁。

由此，也就不难理会因学生反对讲义收费而发的请辞。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蔡元培即谆谆告诫学习者，应当知晓“大学之性质”“为求学而来”。蔡元培后来的回忆表明，由于深受官僚习气熏染，当时进入北京大学的学生，对于学问本身并没有多大兴趣，他们关注的是毕业及毕业之后的出路。所以，学生们对于学有所长的教员并不见得欢迎，反倒是对前来兼课且有地位的政府官员甚为推崇。“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要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要改革北京大学，“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6]聘请学人，设置研究所，增添图书资料，成立各学科学术团体以及各类学生社团等，实为应对之举。因而，当学生再次以政治运动方式谋求问题解决时，无疑触动了蔡元培的逆鳞。《为北大讲义费风潮辞职呈》中的不满与忧虑可见一斑，因为“此种越轨举动”，可能“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4]270对于青年学生，蔡元培始终希望他们作为有学识的新型知识分子，尊师重教，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事后，经教育部与北京大学绝大多数学生劝留，并开除闹事带头人冯三省，蔡元培方与全体教职员工到校视事。在当日的演说中，蔡元培仍心绪难平。“尔日所要求的事，甚为微末，很有从容商量的余地，为什么要用这种蛮横的手段，显系借端生事，意图破坏。”[2]444虽然，政治纷扰对于学生思想观念、行为举止的影响毋须讳言，但是，“大学的学生，知识比常人为高，应该有自制的力量；
作社会的模范，却不好以受外界暗示作护符。”[2]446

在蔡元培的视域里，学术坚守是大学生个体扩充学识、激发志趣、陶冶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学力，而养成模范人物之资格”，进而具备社会服务本领的根本依托。他列举道，像五四运动期间那样表达爱国情感，直接介入政治，唤醒民众，虽无可厚非，但并非长久之计，不过“一时之唤醒”。“若令为永久之觉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能幸致。”而像平民讲演、平民夜校等可行措施所需的学识及人格积攒，“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2]230在《北大第二十三年开学日演说词》中，他再次提及，“须知服务社会的能力，仍是以学问作基础，仍不能不归宿于切实用功。”[2]272此外，他更是欣慰地表示，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大学学生观念上的觉悟之一即是：“因学问不充足，办事很困难，办事须从学问上入手，不得不专心求学。”[2]305充分显示了他对于学术坚守的笃定。

其中，借学术坚守养成的“模范人物之资格”[2]230，据蔡元培所见，尤有非比寻常的价值。“人格完备，而道德亦因之高尚矣。”[2]66蔡元培深信：“社会的各分子都具有健全人格，此外复有何求？”健全人格的标志，即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和谐发展。如此，才能有效感触、接纳与形成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与意识。“都能自由平等，都能博爱相助，共和精神亦发展了。”[2]265因此，民主共和时代，养成“健全人格”，实乃国民“爱国”的表征。“至民国成立，改革之目的已达，……则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谓爱国矣。”[2]75蔡元培甚至以人格陶铸与社会服务情形反观学术坚守的质与量，寄望学者“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2]163及端正服务社会的态度。

不唯如此，学术坚守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则是其立足、强盛的支撑。蔡元培说道：“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地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激烈的二十世纪，更要倚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
反之，学术幼稚和智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7]他还以“一战”时期德国“力抗群强”以及战败后不下十年重返世界列强之林为例加以佐证。而他自己参与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积极鼓捣“留法勤工俭学”，缘由之一正是法国“教育界思想之自由，主义之正大，与吾国儒先哲理类相契合；
而学术明备，足以裨益吾人者尤多”[2]60；
为北京大学学生争取“庚款”留美名额，同样出于“求国家富强，促学术发达”[2]152之故。总之，“青年们既要负起民族的责任，先得负起学术的责任。”[2]663

显然，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场景下，蔡元培倡导的学术坚守，不仅是“纯粹理性”之举，更是融合“事功”“致用”之为，或者说，既为了促成学术发达，又指向“学术救国”的“实践理性”。

作为学术研究重镇的大学，在学术坚守上自然责无旁贷，任重道远。蔡元培不厌其烦申论大学的“学术研究”归属，反复劝诫学习者，“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2]137“能在学校里多用一点工夫，即为国家将来能多办一件事体。”[2]513推而广之，“一校之学生如是，全国各学校之学生亦如是，那末中国的前途，便自然一天光明一天了。”[2]514这些均是题中应有之义。

何以保障大学的“学术坚守”呢？大学内部（自身）建制自不必言（如大学评议会、教授会、行政会等的建设）；
外部规则（国家教育行政管理等）更加不容小觑。联系蔡元培民国初年阐明的民主共和时代教育应恪守的“五育并举”方针，以及此番已逐渐步上现代大学轨道的北京大学状貌，使他更有底气坚信“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2]1的理路。接到李石岑的《教育独立建议》一文后同声相忾的“教育独立”呐喊，道出了蔡元培的心声。其中，教育之所以要超然于各派政党，在蔡元培看来，那是因为二者之间步调并非完全一致。一方面，就目标与宗旨而言，教育旨在造就个性与群性的和谐发展；
而政党追求的是一种“特别”的群性，即政治信仰上的一统，及建基于此的行动一致，不容许过多的个性张扬。另一方面，就周期与时效而言，受制于人的成长规律使然，教育具有较长的周期，即“教育是求远效的”；
而政党的政策，首先是“求近功的”，政党更迭时，教育方针也将跟着改变。因此，若把“求长效”的教育交与政党，教育的成效便要大打折扣。[2]377

可见，蔡元培的认知与经历里，政治纷扰乃学术坚守之“大敌”之一；
“教育独立”诉求，则构成“学术坚守”的强劲动力。诚如有学者指出：“‘教育独立’思潮的核心，是仿效西方‘学术自由，学校自治’的模式，力主教育摆脱来自政治的、宗教的各种牵掣，从人类传承智能、谋求发展、完善身心的终极高度，达到某种独立运行的状态。”[8]

“至于强调大学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更是蔡元培‘教育独立’理想观念的核心部分。”[9]导言8 蔡元培说，不但自己的兴趣聚焦于高等教育领域，就教育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来看，大学教育更加涉及根本，所以“当先把大学整顿”。[2]707借鉴德国大学模式，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术”分野、“教授治校”等规范，即是维护大学自身边际的基本操作。由此，当政治强权干扰甚至破坏大学内部运行规范时，蔡元培的抗拒也就不言自明。“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2]220-221只是，作为政府任命的大学校长，蔡元培又着实难以将政治强权与纷扰隔阻在校门之外（因为，这原本即是教育的外部关系的固有成分）。“索薪”无果而主张的“对于北大及其他北京国立各校之根本救济，鄙意宜与北京政府划断直接关系，而别组董事会以经营之”[2]467“北大校务，以诸教授为中心。大学教授由本校聘请，与北京政府无直接关系，但使经费有着，尽可独立进行”[2]469等，更像一厢情愿。之后，“大学院”与“大学区”制试验的昙花一现，再度证明教育不是脱离政治的空中楼阁。换言之，当二者之间变得难以调和，辞职或许也就成了最为妥帖的方式。蔡元培以《易传》中的“小人知进不知退”反向明志：“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2]455形塑了“知退君子”的风格与作为。

当初，蔡元培不顾多数友人劝阻，而听从“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算失败，也算尽了心”[2]625-626的建议，不惜可能的声名受损，毅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职，从而开启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新篇章。在此期间，他奉行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举动，顺势化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新传统。诚然，由于自身特殊经历与特定情怀，“蔡元培心目中的大学，还与一般人眼中的大学不一样。因为，在蔡氏而言，既有曾为教育行政首长的经历，就必然会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审视大学，有其通达的官场态度；
而从本质上来说，蔡氏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文学者，所以其对学术的浓厚兴趣，也必将制约着他对大学的判断与思考。”[9]导言5 学术坚守的践履、教育独立的诉求，无疑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尽管有着忽略近代中国学术与政治、教育与革命轻重缓急之嫌，却无妨仁人志士的致力与执着：“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交织，无非是要尊重教育自身固有的运行规则，极力避免因权力意志或愚昧无知而对之造成的有意无意、或显或隐的伤害。如此，才有“健全人格”的养成，才有民族、国家的复兴与振兴。“知退君子”，是蔡元培穿行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形象与格局向度。进退之间，尽显先行者坚毅执着的品行。

注释：

①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期间的辞职，当时即引发学界、社会的注目，胡适、陈独秀等学人、名流的言谈，道出了蔡元培的执着与抗争；
后世学者的相关研究（梁注：《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周天度：《蔡元培传》等），再度凸显了蔡元培坚定理想、不畏强权的高尚品格等。傅国涌、王家声等学人的著述、编纂，还较为完整地概述了蔡元培七辞北京大学校长的史实。而娄岙菲博士从教育史视角对蔡元培1923、1926 年辞职的专题探讨（娄岙菲：《蔡元培1923 年辞职原因新探》，载于《教育学报》2008 年第6 期；
《蔡元培1926 年辞职事件再解读》，载于《教育学报》2010 年第4 期），则更具深度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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