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促进作用研究

左岫仙

（烟台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民族研究所 山东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山东·烟台，264005）

和亲作为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实践活动存续了2000 多年。根据崔明德研究，先秦时华夏、蛮夷戎狄“五方之民”之间已经存在了修好、联姻活动。西汉初年开始出现了和亲，即“两个不同的民族政权或同一民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所进行的联姻。”[1]这种和亲活动一直从西汉延续至清朝，和亲具有范围广、次数多的特征。在中国古代和亲史上，至少有360 次和亲[1]。杜家骥统计了满蒙联姻状况，“有清一代，出嫁给蒙古贵族的皇家女多达432人。”[2]这种政治联姻性质的和亲活动对于中国历史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如翦伯赞认为，和亲“在古代封建社会时期却是维持民族友好关系的一种最好的办法。”[3]崔明德指出，和亲对于实现和巩固大一统、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巩固、加强内地与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减少战争、发展生产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1]。林恩显认为，和亲起到了“增进民族之融合、文化之交流、经济之繁荣等”“和亲对为今日中华民族奠定了基础。”[4]可见，和亲从其开始之日起，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婚姻缔结，而是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内容。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宏观历史视野，系统探讨和亲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与巩固的积极作用。

根据相关史料，早在和亲之前，中原民族同东胡、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往来不断，但这种往来以军事征伐为主，在军事实力的作用下，双方各有胜负。而和亲开启了双方总体上从冲突对抗走向博弈合作，减缓了双方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维护地区之间的稳定，同时也为增进双方政治互信创造了条件。在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双方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政治、领土的“大一统”格局。同时，伴随着双方政治互动深度的加深，中原王朝与边疆地方政权的相互政治认同不断加深，促进了华夷一体、华夷一统等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形成与认知的不断深化。

（一） 消弭政治军事冲突与促进和平

西汉和亲政策缘起于匈奴的军事压力。“白登之围”宣告了西汉初年抗击匈奴军事攻击失败后，刘邦听从刘敬的建议，即“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5]，派刘敬带着宗室的女儿假称公主送给冒顿单于作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5]，避免与边疆民族的战争是中原王朝和亲政策的首要目的。汉文帝即位后，面对匈奴连年对汉朝边境的侵扰和杀掠人民，他继续奉行和亲政策，对于缘由，汉文帝在后元二年（前162） 的诏书中说道：“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5]即缓和汉匈之间的政治冲突、军事对抗关系，建立亲善关系，达到实现和平、减少百姓流离失所的目的。和亲之后，匈奴单于给汉文帝回信说：“二国已和亲，两主欢说，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翕然更始。”[5]汉文帝回信表示，“朕与单于俱由此道，顺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天下莫不咸便。”[5]从他们书信往来可知，通过和亲消弭战争，实现汉匈之间和平、世代友好的昌乐景象。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在呼韩邪单于多次和亲请求后，汉元帝令王昭君出塞和亲。从出塞的竟宁元年到王莽篡汉建新的数十年间，昭君先后嫁给两任匈奴单于，汉匈之间维持着长久的和平。为此，翦伯赞写诗称赞道：“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6]文成公主入藏前，松赞干布曾多次发兵攻打唐朝，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直到唐高宗永隆元年（680） 公主去世，唐蕃之间“数十年间，一方清净。”[7]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去世后，双方关系开始紧张，吐蕃多次侵扰唐边境，多年战争，关陇一带百姓“久事屯戍，向三十年，力用竭矣”[7]，唐王朝不堪重负。同时，吐蕃百姓也“疲于徭戍，早愿和亲”[8]，在吐蕃多次求婚之后，唐中宗也出于天下百姓对于和平的渴求，再次以金城公主出嫁。金城公主入藏后，在吐蕃生活了30年（710—740），由于她力促唐蕃和盟，这期间双方摩擦与冲突明显减少，总体上维系着和平局面。

和亲公主出嫁边疆地方民族政权后，她们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地位，身先力行地发展双方和平友好关系，如隋华容公主和亲高昌后，对“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以奏闻”[7]；
唐固安公主出嫁奚后，她发现塞默羯想发动叛乱，谋害李鲁苏，投奔突厥的企图后，设宴击杀了塞默羯，使奚继续保持对唐的臣属关系，也由此确保了唐朝的边疆稳固。唐与吐蕃发生战争后，金城公主积极发挥调停作用，动员说服双方止戈缔约，督促竖立界碑，实现两国之间和好，相互不侵掠。和亲公主的后代也继续为双方友好和平而不断努力。由于王莽对匈奴的错误政策，汉匈关系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昭君女儿云、女婿当为了弥合双方关系积极主动作为，云“常欲与中国和亲，又素与咸厚善”[9]，拥立亲汉的咸成为匈奴单于（乌累若鞮单于），并且极力“劝咸和亲”[9]，同时派人到西河塞告诉塞吏求见和亲侯王歙。最终在他们的一系列努力下，王莽派王歙、王飒出使匈奴，祝贺单于新立，汉匈关系重归于好。

诚然，无论是对于中原王朝，还是边疆地方政权而言，和亲是彼此之间一种政治现实主义较量与博弈的后果。但对于中原王朝而言，较之于双方战争，和亲是维护边境和平稳定的成本较小化策略。对此，班固指出，匈奴“侵掠所获，岁巨万计，而和亲赂遗，不过千金，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9]汉匈绝亲后，汉武帝大规模地出兵讨伐匈奴。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19年间双方交战10多次，最终使得“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5]但持续长时间的汉匈战争，也成为汉武帝后期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汉初70多年休养生息积蓄的储备物质，被武帝多年的对匈等战争消耗殆尽，“北击匈奴。虽广获珍奇，多斩首级，而中国疲耗，殆至危亡”[7]。

（二） 推进了中国大一统局面的维系与发展

和亲对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实现起到了积极作用。隋朝末年，社会矛盾激化，各地先后出现反隋势力，同时，雄踞漠北的东突厥势力逐渐强盛，在当时东亚政治格局中具有举足重轻的作用。各割据势力纷纷“北连突厥”以反隋。在此背景下，以李渊为核心的势力集团准备以太原为基地起兵反隋，逐鹿中原。他首先汲取了隋炀帝“绝和亲”外交政策失败教训，提出了对突厥采取和亲等政治主张，“当用长策以驭之，和亲而使之，令其畏威怀惠，在兹一举。”[10]其次，他谋求和亲突厥夺得统一大业。太原起兵之前，李渊亲自写信给东突厥始毕可汗，“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终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明确指出了其和亲目的在于以军事行动终结动乱，恢复天下太平。同时，他还在信中进一步提出两种基于和亲的合作方式供始毕可汗选择：一是军事合作。派出兵马协助李渊进攻关中，“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
二是保持中立。信守和亲约定，东突厥不干预、不破坏其军事行动计划，也可“坐受宝玩”[10]。李渊派出襄武郡公李琛与太常卿郑元璹带着“女妓遗突厥始毕可汗，以结和亲。”[7]始毕可汗接受唐朝和亲请求后，派突厥兵500人、马2000 匹支持李渊进军关中。有了突厥配合与支援，唐军扭转战场上不利局面，于武德元年（618） 十一月消灭了薛氏西秦政权，稳定了关中后方。武德四年（621） 四五月间，为了消灭王世充和窦建德两股势力，李渊派李瓌“赍布帛数万段与结和亲”[7]；
武德五年（622） 三月，为了消灭刘黑闼，他派遣使节贿赂突厥颉利可汗，并且答应与颉利结为婚姻之好。通过与东突厥和亲战略的持续实施，李渊逐步瓦解、消灭了各地方主要割据势力，为进一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和亲不仅在中原王朝的实现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阻止地区分离、维护统一的过程中，作用同样凸显。如阿史那社尔在与衡阳公主结婚后，在唐平定高昌、出征高句丽、攻打龟兹等战争中，屡立战功，有效维护和扩大了唐朝的声威，“西突厥、焉耆、安国皆争犒师。”[7]安史之乱发生后，唐军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很快消灭叛军，至德元年（756） 七月，唐肃宗派名将仆固怀恩、将军石定番、燉煌王李成寀出使回纥，要求和亲并“以修好征兵”[7]。唐肃宗封怀仁可汗之女为毗伽公主，并令燉煌王李成寀纳毗伽公主为妃。和亲后，怀仁可汗派其子叶护和将军帝德等人率领4000名士兵帮助唐军平定叛乱，修复了统一的和平局面。

（三） 增进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政权之间的政治认同

第一，增进了政治一体感。昭君出塞和亲后，汉朝给予呼韩邪单于较高的政治礼遇，“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盭绶，玉具剑……”[9]对于汉朝的恩宠之举，呼韩邪单于表示：“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9]“汉匈一家”体现了匈奴在民族关系认知上的升华。文成公主入藏后，唐蕃之间“甥舅关系”得以确立。金城公主入藏后，唐蕃之间的舅甥关系进一步巩固与提升，如开元十八年（730），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向唐玄宗上书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7]建中四年（783），唐蕃盟约中写道，唐蕃“代为婚姻，固结邻好，安危同体，甥舅之国，将二百年”[7]，可见通过和亲，唐蕃之间均希望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些史料表明和亲使得吐蕃对唐朝一体性政治认同之深。

第二，增进了政治归属感。隋开皇十九年（599），义成公主嫁给启民可汗后，周边许多部落纷纷归附。此后，隋也出兵帮助启民可汗抵抗步迦可汗派出的其侄子俟利伐的军事攻击，启民可汗万分感激隋出兵相助，上书隋文帝说：“大隋圣人莫缘可汗，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也，如地无不载也。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11]“圣人可汗”的称谓表明，隋文帝不仅是隋朝皇帝，而且也成为突厥人认可的“可汗”。唐朝时期，和亲也成为其“远交近攻”“以夷制夷”“拉拢牵制”等政治目的实现的重要手段之一，唐太宗被“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7]，西域各地也将通往长安的道路称为“参天可汗道”。这表明了他们不仅认为是边疆民族政权的首领，同时也是中央王朝的臣子。对于边疆游牧民族的政治归属感，中原王朝也给予高度认可，如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唐永徽六年（655），阿史那社尔去世后，唐高宗赠其为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

第三，满足了政治需求感。在边疆少数民族看来，如果能够同强大的中原王朝和亲，实际上就是得到了中原王朝在政治、军事、外交上的支持。对此，恩格斯指出：“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12]。中原王朝强盛时期，通过和亲迎娶公主，对于边疆民族政权而言是十分荣耀的事情，同时更是扩充自身影响力的机遇，各方势力对与中原王朝和亲均乐此不疲。如毗伽可汗屡次向唐求婚未果，开元十三年（725），唐中书直省袁振出使突厥，毗伽可汗对吐蕃说：“唐国与之为婚；
奚及契丹旧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
突厥前后请结和亲，独不蒙许，何也？”“频请不得，实亦羞见诸蕃。”[7]新兴公主与铁勒夷男和亲后，夷男也深有感触地说：“我本铁勒之小帅也，天子立我为可汗，今复嫁我公主，车驾亲至灵州，斯亦足矣。”[7]诚然，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争先与强大的中央王朝和亲，本质上是谋求与获得其认可与支持，但是这种与中原王朝和亲为荣的自豪感，也能够起到增强他们对中原王朝向心力的作用。

和亲是利用“赠送大量嫁奁和不断赏赐的方式，来满足游牧君长们对于农业物资的需要，以防止掠边或侵寇的发生”[4]。这段论述说明了和亲以经济物质的舍予换取边境和平稳定的作用。但伴随着和亲的不断深入进行，其经济作用也在不断扩展与延伸。和亲带来的互市贸易，满足了双方各自的经济需求，双方也由此形成了互利共惠的经济共同体。

（一） 满足和强化了和亲双方经济互补需求

游牧民族经济形态受自然气候环境影响较大，畜牧业兴旺，而农业、纺织业不发达。他们“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5]北方游牧民族之所以南下频繁侵扰中原王朝，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农耕民族的财富，以弥补自身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和产品的单一性与不易保存性的缺点。”[13]中原地区较之发达的经济，也“像磁石吸铁一样吸引北方草原民族。向往中原，切盼交往，不仅是统治者为满足自已奢靡生活所引起的欲念，也是广大牧民为求生存所产生的共同心愿[14]。同时，而中原王朝对于游牧民族的马匹、畜牧产品等也有所需求。通过和亲过程中的聘礼、嫁妆、贡赏、互市等手段，双方可以实现需求的互补交换。

游牧民族政权强大之时，他们以和亲为停止侵扰的条件，从中原王朝索取大量生活所需财物，汉武帝末年，匈奴给汉传信说：“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9]中原王朝强大的时候，通过和亲，边疆游牧民族也能获得大量财物。昭君出塞后，汉匈关系进一步巩固，“元寿二年（前1），单于（乌珠留若鞮）来朝……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它如河平时。”[9]隋炀帝大业十年（614） 正月，以宗女为信义公主嫁于突厥处罗可汗，隋朝回赠彩袍千件、彩色丝绸万匹。文成公主入藏后，带去“诸种府库财帛，金镶书厨，诸种金玉器具，诸种造食器皿、食谱、玉辔与金鞍，诸种花缎、锦、绫、罗与诸色衣料两万匹。”[15]中原的服饰、纺织品、生活用具大量进入边疆民族地区，对于提升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

和亲推动下的中原地区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绢马贸易”等互市，也满足了中原王朝的物资所需。唐高祖派李瓌“赍布帛数万段与结和亲”，颉利可汗“大悦，改容加敬，遣使随瓌献名马。”[7]安史之乱发生后，唐朝对战马需求激增，但在马政衰落的影响下，“国马尽没，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皆废”[16]，马匹不能自给，而此时唐蕃关系恶化，亟需补充战马以备战事需要，“军中马乏，虏来战，数负。”[17]这种情况下，与回纥和亲，成为唐获取军用马匹的主要来源，“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17]从乾元元年（758）到大历八年（773） 的16年间，唐与回纥互市如果以马匹来计算，每年双方的互市额就高达16万匹马，640 万匹绢[18]。通过互市，唐朝可以从回纥买回大量马匹，装备边兵。同时，大量良种马匹及养马、训马技术的引入，也提升了中原地区运输及农耕的畜力水平，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更好条件。总之，通过和亲而带来的双方贡赐、互市等经济贸易往来，满足了双方各自的需求，给双方均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二） 推进了中原地区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

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但取得的是穷苦积弱、百废待兴的天下，汉朝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恢复经济，而这需要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此时的匈奴，在冒顿带领下实现统一，“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大败东胡，赶跑月氏，兼并楼烦，可谓盛极一时。匈奴不断侵扰汉朝边境，继续消耗汉朝本已十分衰弱的国力，并且危害农业生产。这种背景下，西汉实行和亲，从高祖和亲之始到武帝前期，汉匈总体上维持了70年的和平发展环境，促进了西汉的经济恢复和稳定发展。“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9]。对此有学者指出，汉初“文景之治”的出现，“除了汉朝统治者对内采取休养生息的宽民政策外，与汉匈之间实现和亲也有一定关系[14]。同样，匈奴与汉和亲之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均得到了很大发展。隋朝安义公主和亲东突厥启民可汗后，在双方的合力维护下，白道川及其附近地区实现了相对稳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出现了人口大量增加，牛马遍满山谷的繁荣景象。总之，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政权和亲之后使得双方共享和平与友好，这为经济生产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和亲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和亲使得中原大量的生产知识与技术传入边疆民族地区。农业技术方面，文成公主入藏后，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入吐蕃后改变了其生产方式，对此，王建在《凉州行》中提道：“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手工业方面，王昭君教匈奴妇女织绢。文成公主给吐蕃带入“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7]，她还教会藏族妇女纺织、缝纫、刺绣、制陶等，促进吐蕃家庭手工业发展。满蒙联姻也使得各行各业工匠进入蒙古地区，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端敏公主下嫁时，陪嫁的有各行各业的工匠人等，可谓七十二行，应有尽有”[19]，这也使得各种技术传入蒙古族地区。总之，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边疆民族地区，帮助了游牧民族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业态的多元化，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

和亲带来的中原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边疆民族地区，他们经过长期不断、全面地文化浸润，推进了中原文化的多民族化认同。同时，和亲的影响下所带来的文化互动，各民族从信仰礼仪、故事传说、衣食住行、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等多领域实现了文化上的相互认同。文化的不断交融实现了文化上的族际超越，形成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所具备的若干文化要素与文化联系。

（一） 促进边疆民族认同中原文化

在中原统治者眼中，边疆少数民族属于教化未开、不知礼仪的野蛮之人，如刘敬在奉献“和亲”政策时，希望通过和亲，从长计议，着眼于匈奴子孙后代，“使辩士风谕以礼节”，改变匈奴文化习俗，从而在文化上同化匈奴[20]。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政权和亲之后，中原文化通过和亲公主带入、互市、游牧民族主动入中原学习等多种路径传播，中原文化得到了边疆民族的普遍认同。

第一，认同主体的普遍性。边疆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和亲后，他们对于中原文化的学习呈现一种从上层到普通百姓的传导状况。和亲使得边疆民族政权的统治阶级率先接触到中原文化，中原文化的先进性激发了他们的学习之情。据《汉书·元帝纪》记载：“竟宁元年（前33） 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乡慕礼仪’，复修朝贺之礼。”这段记载说明了匈奴单于仰慕汉朝礼仪文化的情况。松赞干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7]。统治阶级对于中原文化的喜爱之情及积极主动学习的做法，引领了本民族从上到下学习中原文化，因此，唐文化对于吐蕃的影响，唐代诗人陈陶写道：“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有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相近的结论，“吐蕃之开化，实唐文化熏陶启导之功也”[21]。可以说，在和亲政策引领下，这使得边疆游牧民族从首领、臣子到普通百姓，均广泛受到中原文化影响。

第二，认同内容的普遍性。经过持续不断的和亲、持续的文化传播，中原各种各样文化全面传入边疆游牧地区。这些文化内容均为他们所接受、认可。解忧公主女儿弟史和女婿绛宾喜欢汉朝的服饰和建筑艺术，在龟兹建造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9]龟兹首都延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相等。宫室壮丽。”[22]高昌在华容公主与麴伯雅的和亲影响下，“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文字亦同华夏”“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23]文成公主进藏，松赞干布在河源迎接，感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7]。在对中原服饰文化的艳羡之下，松赞干布“自褫毡罽，袭纨绡，为华风”[17]。同时，文成公主还给吐蕃人带去了包括儒家经典、史籍、律书、医书、佛法、历算等各种书籍。金城公主入藏同样也带去了中原许多典籍。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广泛传播，提升了当地人民的文明水平，也深刻改变了他们的文化认同格局。如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唐王朝曾下禁令，“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8]但结果却不尽人意，一直到唐武宗会昌年间，振武城的回纥人依旧“皆衣朱碧，类华人”[8]。由此可见当时唐文化已经成为回纥人生活中的当然选择。同时，和亲所带来的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的文化互动中，中原文化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从表层文化到深层文化得到了边疆各民族的广泛认同。

（二） 边疆民族独特文化在中原地区得到认可

文化传播从来就是双向的，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政权的和亲之路同样也是一条文化传播之路、文明互鉴之路。边疆民族文化沿着这条路“胡风东渐”，也给中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草原公主南下时，就带来了充满异域风情的音乐。《隋书·音乐志》记载：“天和六年（571），罢掖庭四夷之乐。其后帝聘皇后于突厥，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于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11]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异域文化也逐渐为中原百姓所接受。太和公主和亲后，也将回纥娱乐活动引入唐朝。花蕊夫人在《宫词》中写道：“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这表明回鹘文化渗入唐人的日常生活，并影响到当时的审美风尚。

和亲始于双方统治阶级之间的通婚，同时，在统治阶级上层的和亲引领之下，消解了各民族之间的偏见，使得各民族民间通婚增多。各民族通婚，使得华夷亲缘血缘相融，民族之间的生物界限的模糊化，各民族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难分的情景，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增多，差异性较少，这大大加快了各民族自然同化的进程。正如马大正先生对满蒙联姻积极作用的评价，“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满蒙两族的直接融合……使双方的民族差异性减少而共同性增多，从而有益于中华民族这个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24]。

（一） 和亲双方的民族统治阶级之间关系实现亲缘化

人类婚姻具有繁衍后代、培养后代的基本功能。和亲虽然从本质上属于政治婚姻，它同样具有婚姻的基本功能。对于和亲，刘兴成指出，“政治关系亲缘化、亲情化才是和亲的真正内涵和实质。”[25]不同民族之间的统治阶级通过和亲建立了姻亲关系，从而到达了缓和、促进双方关系目的。回纥武义成功可汗得知唐将咸安公主嫁给他后，上书曰：“昔为兄弟，今即子婿。子婿，半子也，彼犹父，此犹子也”[16]，表明唐与回纥关系由“兄弟”变为“父子”关系，亲密程度加深。唐与吐蕃之间的关系，通过和亲，也使得双方形成了“舅甥关系”的亲缘关系。

中国古代诸多少数民族政权，或是中原王朝将其认定为华夏后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5]，或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出于追求正统、影响力等诸多考量，将自己追溯为炎黄等华夏祖先的后裔。对于其本质，王明珂指出，“寻回失落祖先的后裔”对于族群“改变、创作新的集体祖源记忆来达成认同变迁”[26]，这种血缘同源的认知，其主观想象的可能性较大，而和亲使得这种想象的血缘共同体真实化。同时，由于和亲公主特殊的政治身份，她们所生子女成为凝聚双方关系的血亲纽带，使得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更进一步发展。昭君出塞后，在匈奴生一男二女，使得汉匈之间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血脉相亲的民族关系。特别是和亲公主所生的子女成长为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人物后，他们对于中原王朝的认知，也可能将这种血缘、亲缘关系得以政治化。解忧公主与乌孙王翁归靡共生养三男二女，其中长子元贵靡为乌孙大昆莫，次子万年成为莎车王，三子大乐任左将军，长女弟史是龟兹王绛宾妻子，小女素光是乌孙若呼翕侯的妻子。他们身体中所具备的汉族血缘对他们看待汉族、认同中原王朝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延及后世，如绛宾死后，“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9]。

（二） 和亲促进了各民族的民间通婚

从中国古代和亲类型来看，以民族为视角，有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联姻、少数民族之间的联姻等类型。婚姻是人们形成亲密关系的重要路径之一。诚然，中国古代和亲主要是各政权、政治势力上层之间的婚姻，但这同时对于民间各民族的通婚具有重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与此同时，和亲所带来的中原与边疆民族地区之间的和平稳定、经贸往来频繁、人员迁徙增加等因素，客观上有利于各民族的通婚。中国历史证明，越是和亲范围广的王朝，各民族的通婚状况也越为普遍，如唐朝时期，从太宗到僖宗的243年间，与少数民族正式和亲23次，唐高祖19个女儿，近半数嫁给少数民族[27]。帝王家族的和亲促进了各民族的民间通婚，对此，吕思勉指出，“唐代异族人处内地者甚多，安能禁其婚娶，此势所不行也。”[28]虽然正史中关于各民族民间通婚的记载较为匮乏，但相关历史著作中也仍能窥见其状况。《资治通鉴》大历十四年说：“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或衣华服，诱取妻妾，故禁之”[8]。但是，仍有许多人违背政府的禁令而通婚，如《资治通鉴》贞观三年记载，4000西域胡客居住长安数十年，他们在中原地区娶妻生子、经商、购买土地住宅。汤勤富、傅永聚研究了唐代的民族通婚状况，指出“唐代的民族混血，无论是在社会上层，还是在社会下层，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在社会其他阶层，胡汉通婚与联姻相当普遍，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交异”[29]。可以说，中国古代越是强盛的王朝，在和平安定、经贸繁荣的条件之下，各民族的往来越为频繁，各民族的通婚也越为普遍。和亲无论是为和平环境的创造，还是各民族通婚范围的扩大，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大历史视角审视和亲政策，它确实对于维系和巩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应看到，和亲只是古代调节民族关系的手段之一，其最终能够发挥预期的作用，受制于各民族的实力、地位，对外关系等诸多因素影响，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说：“把女人当作历史的弹簧，但是哪里需要装上这种弹簧，以及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使用这根弹簧，都不是任意的，而是决定于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30]为此，古代和亲政策由于历史局限性，政策本身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但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的今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和亲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根本原因是参与和亲的各民族对此项政策作用的认可与支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前，文成公主入藏、昭君出塞等和亲故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话，她们的故事为各族人民所传颂，已经凝结为中华民族友好、团结、交融的共同文化符号。和亲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边疆地区的稳定、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中外文化交流及人类文明的提升，都会发挥其独特作用[31]。为此，深刻总结和亲的历史规律、挖掘和亲文化的丰富内涵，一定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的历史经验与精神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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