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技术创新会受到同行企业社会责任明星的影响吗？

李 畅，顾 新，2，杨 雪，2

（1.四川大学 商学院，成都 610064；
2.成都市软创智业研究会，成都 610023）

近年来，随着国家提出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管理者们认识到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关系的战略意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以及媒体和大众的高度关注，企业逐渐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去实践社会责任，增加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投入，以凸显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贡献，提高企业价值［1］。同行之间也开始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维度展开横向比较，以增强企业在社会责任上的相对优势。技术创新投入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企业顺应国家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重要实践，也是实现良好社会表现的关键支撑［2］。

现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研究，主要是从2个维度展开。一方面，基于广义上的技术创新投入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都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从企业内部的角度研究组织冗余资源［3］、广告投入［4］、企业产权性质［5］等其他因素对两者关系的影响，也有研究考虑了环境管制［6］、政府补贴［6］、市场竞争［7］、市场不确定性［8］等外部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基于狭义上的技术创新投入观点认为，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研究同行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对焦点企业具体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已有研究证实了同行的企业社会责任会影响企业的环境战略［9］、慈善捐赠［10］、利益相关者需求［11］等。根据制度同构理论，当企业与同行企业之间存在企业社会责任差距时，企业会感受到利益相关者和公众的压力，进而增加企业社会责任投入［12］。而且，企业更愿意模仿表现杰出的同行以实现自身稳定，尽管这样可能会牺牲一定的效率［13］。然而，现有研究对同行企业社会责任和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的认识还比较局限。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企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获取外部资源和信息成为支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关键，因此，同行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对焦点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也是值得研究的。本文从狭义上将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形式，关注同行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同行企业社会责任涉及层面很多，如果仅是用企业社会责任整体水平来衡量，会忽视一些潜在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部运营和实践结果2个层面，将同行企业社会责任分为社会责任治理水平和社会责任产出水平2个维度［14］，进而分别研究同行社会责任的治理水平和产出水平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进一步地，同行中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水平和产出水平所带来的影响有所不同，其中上市公司受到利益相关者、媒体和大众的高度关注，公开社会责任信息，其社会责任行为更容易观察和研究，影响力也更大［13］。因此，本文将重点关注在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或产出水平其中一方面表现最优的上市公司，并将其称为“同行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明星”。此外，与上市公司相比，私营企业受到的关注较少，但作为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私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及技术创新行为同样会对整个行业的社会责任水平产生影响［15］。同时，鉴于企业家社会地位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等战略决策［16］，企业家可能会在感受到同行企业社会责任压力后调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因此，本文将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作为调节变量。最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会因其所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而异［17］。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存在市场规范化程度不高、制度不完善的特点，不同企业在学习和实践社会责任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还引入了市场化指数来分析环境效应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将基于信号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从私营企业的视角，通过区分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研究中国情境下同行CSR明星治理水平和产出水平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本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从3个方面对目前研究作出了贡献。①在现有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本文将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形式，关注同行CSR明星，进一步探讨同行CSR明星及其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作用，证实了同行之间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是更深入的。②在现有同行企业社会责任对焦点企业的影响研究上，本文进一步区分了同行社会责任的治理水平和产出水平，并考察其对私营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使得同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内容更加具体。③以中国为背景，引入了社会地位的现实情境，既验证了社会地位较高的创办者增强了私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入和实践社会责任的动机，丰富了研究的情境，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践参考。

1.1 信号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

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是一种信号，能够在利益相关者做判断和决策时提供信息支持［18］。信号质量和信号意图极大地影响信息传递过程。信号质量是指信号发送者所发送信息的可被观察和理解的程度。信号意图是指信号发送者发送某信息的意图和目的。同行CSR明星受到的关注更多，更易被观察和模仿，为信号的发送者。私营企业的信息难以获得，多为观察者和模仿者，为信号接收者。

本文还引入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以便更好地探究私营企业在接收同行CSR明星信号后进行技术创新投入的原因。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实践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与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十分紧密，这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一方面，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形式之一，企业提升社会责任的需求会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入，从而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19］。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肯定而实现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①技术创新投入促进企业工艺改造，通过低碳、可持续的理念进行绿色创新，树立企业环保型形象，获得政府的认可和资源倾斜［8］。②技术创新有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或促进新产品的推出，通过加大对环保材料和无公害产品的投入，生产出无害于消费者健康的产品，提高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19］。③技术创新有利于吸引高层次研发人员，获得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认同，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创新的资源积累和技术发展［20］。

1.2 同行CSR明星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

由于不同层面的社会责任水平具有不同的特点，按照企业社会责任内部运营和实践结果2个方面，将同行CSR明星的社会责任水平分为治理水平和产出水平。社会责任治理水平是指企业在社会责任治理上，为了将社会责任的知识、行为融合到企业运营过程中而设立的一系列制度和组织架构的程度及运营情况［21］。社会责任治理水平具有较低的信号质量，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投资才能获得成效，具有复杂知识的特点，难以观察和模仿。社会责任治理水平具有较低的信号意图。对于同行CSR明星来说，汇总并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相关的信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因此可能会省略一些细节，象征性地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具有潜在的道德风险［22］。

根据信号理论，信号接收者（私营企业）的积极反应是基于他们对信号发送者（同行CSR明星）所发送信息的有效解释过程［23］。同行CSR明星治理水平具有较低的信号质量和较弱的信号意图的特点，企业难以从中获取有效信息并进行复制和模仿［21］。因此，在接收到同行CSR明星治理水平的信号后，私营企业能够解码并转化为自身社会责任实践的信息太少，模仿难度大，面对极大的不确定性，而技术创新本就是一项需要大量投入而结果未知的工作。当私营企业察觉实现较高水平的社会责任需要极为复杂的利益相关者配合机制［18］，同时能够从同行CSR明星治理水平中获得的如何进行有效社会责任治理的信息较少，可能会产生畏难心理，并不愿意冒此风险去增加基于社会责任的技术创新投入。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同行CSR明星的治理水平负向影响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

社会责任产出水平是指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产出成果，在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方面实践等责任的程度［24］。社会责任产出水平具有较高的信号质量，一般以具体数值呈现企业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投入与取得的成效（如慈善捐赠、保护环境投入等），容易观察和验证，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上市公司与私营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私营企业搜集和解码信息的成本降低［25］。社会责任产出水平具有较强的信号意图，披露了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做了什么以及结果如何，给了利益相关者更大的审判空间。同时，也使得企业更倾向于实质性披露企业社会信息，以获得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回应。

根据信号理论，同行CSR明星产出水平具有较高的信号质量和较强的信号意图，有效降低了私营企业解码同行社会责任信息的难度，从而了解到同行CSR明星实践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路径，减少了企业对于技术创新能否提高社会责任水平的不确定性的担忧，增加了私营企业模仿同行CSR明星的动机。进一步地，私营企业从同行CSR明星的产出水平察觉到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在同行CSR明星的同构压力下，私营企业可能会通过基于社会责任的技术创新投入来进一步向利益相关者传递绿色、环保的信号，主动提升产品质量，减少环境污染［9］，以期推动消费者购买企业产品、员工认同企业文化、股东获得企业价值、政府补贴企业创新，从而全面深化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网络，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缩小与同行CSR明星之间的差距。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同行CSR明星的产出水平正向影响私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

1.3 社会地位的调节作用

社会地位是指个体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相对位置，不同社会地位象征着不同的权利、声望、财富等［26］。相对位置较高的个体通常影响力更大，获得的机会更多［27］，社会评价更好［28］，获取的资源更多等［29］。而企业家社会地位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等战略决策［16］。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任何一种人际关系或社会互动过程实质上都是一个社会交换过程。为了得到更多的资源，必须付出相应的努力。社会交换理论的核心是自我利益和相互依赖，从而实现互利［30］。

基于社会责任的技术创新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表现［7］，而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管理者则是实现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首先，社会地位高的创办者意味着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有更高的追求，更注重企业在绿色、环保等方面的表现，具有更强烈的模仿同行CSR明星动机，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26］。其次，社会地位高的创办者与利益相关者联系更加紧密［29］，更加清楚进行技术创新投入能够为股东、员工、消费者及政府带来利益。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性目的，社会地位高的私营企业创办者会通过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投入，为利益相关者带来实质性的好处，以获得利益相关者和市场的肯定，争取更多的资源置换［31］。最后，尽管在面对与同行CSR明星治理水平的差距时，会存在解码难度大、不容易模仿的困难，而较高的社会地位使创办者拥有更多的资源，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了更广的联系，通过信息交流与共享，拥有更多的渠道对同行CSR明星治理水平进行了解，降低了技术创新不确定性的影响［32］。而社会责任产出水平相当于揭示了成为同行CSR明星的成功路径，极大地激励了对社会责任有着较高追求的私营企业创办者，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实践社会责任，从而提高了私营企业模仿同行CSR明星的信心，增强了私营企业增加技术创新投入的动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 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减弱了同行CSR明星的治理水平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

H3b 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增强了同行CSR明星的产出水平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

1.4 市场化水平与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的联合调节作用

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不仅会受到同行CSR明星治理水平和产出水平的影响，其所处地区的市场环境也会影响私营企业的动机和行为。企业社会责任在竞争环境中会出现集群效应，当某地区实践社会责任的企业密度增加，地区整体的社会责任水平也会随之增加［33］，从而增加了制度同构压力，企业的模仿动机增强。

中国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受到竞争意识的影响，会更积极地实践社会责任，因此整体的社会责任水平较高［34］。有关于同行CSR明星治理水平和产出水平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降低了信息解码的难度，增强了私营企业模仿同行CSR明星的动机。同时，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私营企业在面对与同行CSR明星的差距时，竞争意识会促使私营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投入来吸引利益相关者的注意力，增强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

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制度存在较多不完善的地方，企业的竞争意识也不强，整体的社会责任水平并不高。有关于同行CSR明星治理水平和产出水平的相关信息在传递时比较困难，私营企业创办者在面对同行CSR明星时也不会感受到太大的制度同构压力，模仿的动机不强。同时，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私营企业创办者获取的资源有限，而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私营企业创办者并不愿意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不确定的领域。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a 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区域，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进一步减弱了同行CSR明星的治理水平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
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区域，则反之。

H4b 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区域，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进一步增强了同行CSR明星的产出水平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
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区域，则反之。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信号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同行CSR明星不同层面的社会责任水平如何影响私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进行了探索，同时考虑了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和市场化水平的权变影响，构建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Fig.1 Research framework

2.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私营企业的数据来自中国私营企业调查2014年的问卷数据。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hinese private company survey，CPES）是目前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型全国性抽样调查之一。目前由中央统战部等职能部门主持。本调查的信度和效度已通过以往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研究得到验证［35-36］。2014年的问卷数据来自中国31个省份（未包括港澳台地区）和19个产业部门，共计问卷6 144份。根据本文研究内容，删掉部分缺失值，最终获得3 546份私营企业的研究样本。由于抽样调查存在时间差，CPES发布的2014年数据实际收集的是各个私营企业2013年的数据。同行CSR明星的数据来自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ankins ESG Ratings，RKS）。润灵环球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权威第三方评级机构，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和科学性［6，37-38］。数据选择上，考虑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从编制到公布（即同行CSR明星发送信号），再到私营企业学习和模仿（即私营企业接收信号并采取行动），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信号传递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太久之前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能影响力有所减小，因此，本文选择了以2013年为基准往前3年的数据，即RKS数据库2010—2012年的数据。同时，因为本文关注的是同行CSR明星，所以本文通过计算每个行业3年的最大值来衡量。数据匹配上，本文通过行业代码来匹配同行CSR明星最大值和私营企业的各项数据，最终获得3 546条匹配数据。按行业匹配情况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行业私营企业数量及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治理水平和产出水平Tab.1 Number of private companie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the governance and output levels of listed companies’ CSR

2.2 变量测量

2.2.1 因变量 技术创新投入（TII）是基于产品创新能力和工艺创新能力的综合表现，也是企业实现绿色生产的关键［39］。此数据来自CPES2014年的问卷调查中的2个问题，分别为“2013年，您企业用于技术创新、工艺改造的有多少万元？”“2013年，您企业用于新产品研发的有多少万元？”本文将2个数据求和，即将企业2013年用于技术创新、工艺改造和新产品研发的总投入作为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代理变量。

2.2.2 自变量 本文有社会责任治理水平和社会责任产出水平2个自变量，分别从2个维度来衡量同行CSR明星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

社会责任治理水平（GI）。本文基于权威第三方评级机构RKS提供的企业社会责任评级结果，抽取指标整体性评价的得分值（M值）作为社会责任治理水平的代理变量［13］。整体性评价包括战略有效性、相关方参与性、内容平衡性、信息可比性、整体创新性、可信度和透明度6个一级指标及相关的二级指标，它们的得分共同构成了整体性评价的最终得分，得分区间为0～30分。然后，再分别计算2010—2012年每个行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的最大值，作为同行CSR明星治理水平的代理变量。

社会责任产出水平（OI）。基于权威第三方评级机构RKS 提供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的内涵，本文抽取指标内容性评价的得分值（C值）作为社会责任产出水平的代理变量。内容性评价包括责任战略、责任管理、经济责任绩效、环境责任绩效、社会责任绩效、绩效质量6个一级指标及相关的二级指标，它们的得分共同构成了内容性评价的最终得分，得分区间为0～45分。然后，再分别计算2010—2012年每个行业产出水平的最大值，作为同行CSR明星产出水平的代理变量。

2.2.3 调节变量 本文引入私营企业创办者的社会地位（SS）作为调节变量。此数据来自CPES2014年的问卷调查中的一个问题“同周围其他社会成员相比，您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在阶梯上处在什么位置？（在阶梯数字的相应位置上划圈，数字1表示最高，10表示最低）”。为了在数据分析中更好地观察和解释，本文将数字所代表的社会地位高低进行了转换，数字1～10分别表示社会地位由低到高。

2.2.4 控制变量 在企业层面，本文控制了私营企业年龄（Age）、规模（Scale）和净利润率（NPM），尽量保证同一水平的私营企业进行比较。同时，由于广告投入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关注和资源［40］，私营企业创办者的资本占比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在企业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因此，本文还控制了企业广告投入强度（AD）和资本结构（PEC）。在中观层面，本文控制了行业和区域，且在每个模型中都包含了区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

表2说明了实证工作中所有变量的具体解释和对数变换。

表2 变量定义Tab.2 Variable definitions

2.3 回归模型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如下的回归模型。

其中，Controli表示与私营企业、行业和区域相关的所有控制变量，ei表示误差项。

3.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在CPES提供的3 546份问卷数据中，私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最低为0，最高900万元，平均80.27万元。表3展示了所有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大多数低于0.5，且VIF 系数均小于10。这表明本文在回归分析时较少受到多重共线性的影响，适合做多元统计回归。虽然社会责任治理水平和社会责任产出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很高，但有2点原因仍可以支持本文进行下一步研究。①本文是分别研究2种不同层面的社会责任水平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即社会责任治理水平和社会责任产出水平不在同一模型中。②后面回归结果也表明，同行CSR明星的治理水平和产出水平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是完全相反的，说明了这两个变量之间并不具有同质性。

表3 相关系数和描述性统计Tab.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alysi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3.2 回归分析及结果

本文运用OLS回归来验证前面提出的假设。表4是同行CSR明星治理水平和产出水平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分析结果。

表4 同行CSR明星的治理水平和产出水平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Tab.4 Influence of the governance level and output level of peer CSR star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vest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模型（1）只放入了控制变量。模型（2）和模型（5）是只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基础模型。模型（3）和模型（6）引入了调节变量，即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在将同行CSR明星治理水平和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的交互项放入模型（4）和模型（7）之前，本文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以减少多重共线性的影响［41］。在表4中，模型（2）表明同行CSR 明星的治理水平显著负向影响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β=-0.235，p＜0.01），与本文的假设一致，H1得到支持；
模型（5）表明同行CSR明星的产出水平显著正向影响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β=0.048，p＜0.01），H2得到支持。

本文预测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调节同行CSR明星治理水平和产出水平与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模型（4）加入了交互项，交互系数显著为正（β=0.074，p＜0.1）。如调节效应图2（a）所示，当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高时，相比于社会地位低时整体上移，说明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减弱了同行CSR明星治理水平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H3a得到支持。模型（7）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0.081，p＜0.1）。如调节效应图2（b）所示，当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高时，相比于社会地位低时整体上移，说明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增强了同行CSR明星产出水平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H3b得到支持。

图2 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的调节效应Fig.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founder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本文将市场化水平作为另一个调节变量，分析在市场水平不同的区域，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对同行CSR明星的治理水平和产出水平与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关系的影响是否相同。表5中模型（1）～模型（3）和模型（6）～模型（8）结果依然稳健，符合H1～H3。模型（4）和模型（9）中引入了调节变量——市场化水平。模型（5）和模型（10）中加入了交互项，交互系数都显著为正（β=0.056，p＜0.1）。调节效应如图3（a）所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区域，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在同行CSR明星治理水平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中正向调节效应越强，H4a成立。调节效应如图3（b）所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区域，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进一步增强了同行CSR明星产出水平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H4b成立。

图3 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和市场化水平的联合调节效应Fig.3 The joint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 status of the founder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marketization level

表5 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和市场化水平的联合调节作用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Tab.5 Influence of the joint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 status of the founder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marketization level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vest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续 表

3.3 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文选择了私营企业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①由于篇幅原因，部分结果未全部呈现，可向作者索取。。无形资产是指以知识形态存在的无实体性资产，能够为企业长期带来收益。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会促使私营企业进行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借鉴了KANG和KIM［42］的研究，在第一阶段概率回归中使用私营企业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和其他控制变量估计私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入的概率。结果显示，私营企业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显著影响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因此是一个相关工具变量(β=0.204，p＜0.01）。根据第一阶段概率估算逆米尔斯比率，并将它们插入第二阶段回归中作为控制变量，结果仍然显著。因此，采用工具变量仍然证实了本文的结论，同行CSR 明星的社会责任水平的确会影响私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

其次，本文采用了更换变量的方法，通过同行社会责任治理水平或社会责任产出水平的最大值减去同行业的平均值来衡量同行CSR明星。这种计算方法进一步衡量了同行CSR明星超出行业平均值的水平，使得更容易观察明星效应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同行CSR明星的治理水平最大值超出行业平均值的部分仍然负向影响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而同行CSR明星的产出水平最大值超出行业平均值的部分仍然正向影响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所得结果与原来的数据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的模型是稳健的。

最后，为了避免潜在的反向因果，本文用每个行业的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同行CSR明星做回归。如果系数是显著的，那么可能存在内生性的担忧。本文的回归结果显示，所有系数均不显著，那么，可以认为这种潜在的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担忧并不存在。

4.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信号理论和利益相关理论，实证检验了同行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和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揭示了同行CSR明星治理水平和产出水平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同行CSR 明星的治理水平负向影响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
②同行CSR 明星的产出水平正向影响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
③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正向调节同行CSR明星治理水平和产出水平与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
④区域市场化水平差异会影响上述关系，即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对同行CSR明星治理水平和产出水平与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更显著。

4.2 理论贡献

首先，本文丰富了同行之间企业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投入的研究。虽然已有研究从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前因的角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财务绩效、政府等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11，33，43］，但大多局限于公司内部。同时，目前关于同行CSR明星的研究较为缺乏。国内关于“明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将在农业产品化经营上能起到带领作用的企业称作“龙头企业”，有研究证明关注和促进农业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有利于整个行业社会责任氛围的营造。国外在同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上很少去强调“明星”概念，更多是从上市公司层面研究同行财务、捐赠等指标对焦点企业的影响［11］。本文对已有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将“龙头企业”进一步延伸到其他行业，研究同行中受到较多关注和影响力较大的企业即同行CSR明星。本文证实了同行之间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是更广泛的，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其次，本文分别从信号发送者和信号接收者的角度，研究不同层面的社会责任水平对私营企业社会责任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使得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前因研究更加具体。以往研究考虑了组织冗余资源［3］、市场不确定性［8］等内外部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学者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展开研究［4］。而社会责任涵盖的信息很多，不同层面的社会责任水平都具有各自的特点。现有研究在不同层面的社会责任水平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认识上存在局限性。本文从信号发送者（即同行CSR明星）的角度，将同行CSR明星的社会责任水平分为治理水平和产出水平2个维度，证实了不同层面的社会责任水平对同行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存在区别。

第三，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将私营企业创办者的社会地位作为调节变量，丰富了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因素。虽然已有研究揭示了企业家社会地位能够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但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形式却没有得到充分研究［44］。本文考虑了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对同行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证实了社会地位较高的创办者加强了私营企业实践社会责任的动机，更愿意增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

4.3 管理启示

从政府管理角度来看，促使上市公司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尤为重要。上市公司受到竞争对手、利益相关者、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其披露的信息质量对整个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都有重要影响［13］。同行CSR明星更是被看作学习和模仿的标杆。因此，政府应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提高信息质量，减少其他企业模仿的难度和成本，激励其提高社会责任的水平，增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从而产生社会乘数效应［11］，使得整个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都变得更加规范。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不论是上市公司，还是私营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社会水平都是值得重视的。对于同行CSR明星来说，要明白作为明星企业的责任和义务，正确地发挥其影响力，通过规范企业社会信息披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通过丰富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成果和真实清晰的数据，向同行证明积极实践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对于私营企业来说，提高学习和资源置换的能力、重视技术创新投入非常重要。尽管技术创新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但从长远来看，技术创新有利于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帮助企业积聚竞争优势，从而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和企业绩效［45］。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这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方向。首先，由于时间原因，本文只使用了CPES2014年的数据。CPES公布了新的数据，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使用，以扩大样本量。其次，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在衡量私营企业创办者社会地位时使用的是创办者的主观评价。虽然这并没有影响研究结果，但后续研究可以尝试其他更为客观的衡量社会地位的指标，使结果更加严谨。最后，本文基于信号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展开了研究，但随着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不断深入，同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关系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后续研究可以从知识溢出理论、动态竞争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等角度展开，进一步探究同行之间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具体作用机制。文中存在的局限性为学者们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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