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理路

欧庭高，李海贵

[提 要]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论及风险的认知、预防、施策、施治、善后五个方面。在风险认知方面，主要体现为深化对重大风险的系统性认识，审思风险的全局性，透视风险的复杂性，把握风险的时变性；
在风险预防方面，主要体现为提高重大风险防范的主动性，精准研判风险，提前风险预警，完善应急预备；
在风险施策方面，主要体现为讲求风险应对策略的艺术性，统筹战略和战术，区分重点和全面，善于合作和斗争；
在风险施治方面，主要体现为增强风险治理的实效性，强化科技支撑，推进风险治理现代化，构建共商共治格局；
在风险善后方面，主要体现为增进善后恢复的发展性，强化心理疏导，善用问责机制，及时总结优化。这五个方面环环相扣，演绎形成前后衔接、螺旋演进的风险处置体系。

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加剧了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科学防范和化解内外部重大风险，成为关乎党和国家兴衰的重要时代课题。面对各领域长期累积、集中显露或突如其来的重大风险挑战，习近平从风险的认知、预防、施策、施治、善后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富有时代性、前沿性和前瞻性的重要论述，其思想意涵演绎形成了逻辑衔接、螺旋演进的风险处置体系。深入探讨和学习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想观点，对于我们科学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风险是指损失的不确定性，在实际的风险应对中，难免触及风险的致毁程度，重大风险是发生在重要领域且波及范围广、后果严重的可能损害。一般而言，重大风险危及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政治、社会、民生等，甚至威胁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是不得不及时应对的棘手问题。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现代性内部的断裂将人类抛入风险社会，社会因素成为主要的风险诱因。正是在特殊的社会变局下，我国面临的重大风险演绎形成一个复杂的、动态的风险系统。面对这一风险系统，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奠定了认识前提。

(一)审思重大风险的全局性

风险议题之所以成为新时代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并非因为当前风险较之以往更为严重，而是基于其在时代变局之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1)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82.各领域重大风险的集中显露，极易使风险防控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化。习近平反复强调的“大安全格局”，即要求树立系统思维，从全局的视野审视局部风险，在具体风险的防控中保障总体安全。在论及金融风险时，他警示不良资产风险、影子银行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等正在累积，要谨防由局部风险诱发系统性危机，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当然，风险系统与风险要素共为辩证的统一。重大风险事件作为系统，其要素是影响事件发生、发展的若干风险因子，其母系统是影响国家安全的更高一级风险系统。因此，必须妥善统筹不同层级风险系统与风险要素的关系，避免潜在的风险因子酿成重大风险事故，避免某领域风险事故危及国家安全，避免安全危机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

(二)透视重大风险的复杂性

习近平指出：“今后五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2)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82.集中显露的重大风险以变量展现自我，而彼此关联的众多风险变量，构成了极其复杂的网络结构，复杂网络又反复地折叠和缠绕，使风险变量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呈现非线性的特征。正如习近平所说：“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22.不难想象，一国经济的严重滞胀，极易造成企业破产、资产缩水以及规模性失业，继而将经济领域的风险传导到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等，演变成社会稳定风险，甚至带来政治动荡。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局部地区的经济风险还可能升级、放大，演变成全球性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引发连锁的风险灾难。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不仅如此，由于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众多风险因素相互交织的后果是难以预测的，风险事件的出现极不确定，风险事态的演变也时常超出预判，以至于在转基因技术风险、人类增强技术风险等现代风险面前，相应的技术知识与风险解释也变得捉襟见肘，甚至自相矛盾。

(三)把握重大风险的时变性

以马克思主义时空观来审视，风险事态在时间上和空间中各不相同。从时间维度来看，风险表现出不可逆的历时性，是漫长历史中的一段，也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过程，它使风险呈现时序差异，从可能变为现实；
从空间维度来看，风险事态在范围上具有共时性，以差异和不同呈现，既表现为形式、内容的多样，也有空间地域、程度规模的差别。因此，任何风险事件无不在历史的不同时段和现实的某个范围中演变。习近平十分警惕重大风险的动态变化，指出：“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系统的矛盾风险挑战，国际上的矛盾风险挑战演变为国内的矛盾风险挑战，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矛盾风险挑战转化为政治矛盾风险挑战，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国家安全。”(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22.风险的此种嬗变，既有风险特质的内因，也有形势变化的外因。从内因来看，由于风险要素间的非线性关系，初始量极其微小的风险变化，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甚至蝴蝶效应，造成严重后果。从外因来看，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的改革任务，甚至对群众利益诉求回应不及时，加之一些媒体的推波助澜等，都可能成为风险演化和放大的助推器。由此可见，要实现重大风险的有效防控，不仅要着眼当下，还需把握它的动态变化，预判态势走向，及时干预纠正。正如习近平所说的，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

由风险所决定的风险事实、事件、事态、现象或事物等，并不是确定的必然过程，而是偶然的过程，由不确定性或可能性来体现，贝克称风险是一种虚拟的现实和真实的虚拟。风险预防是将风险消解在未然状态，阻止风险事实危害的发生。习近平尤其重视重大风险的预防，强调：“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23.

(一)精准研判风险设定底线

风险研判是风险防控的逻辑原点和重要基础。以底线思维防范重大风险，首先要研判哪些领域蕴藏风险？险级如何？致险原因何在？由此形成具体的风险认识，进而设定安全底线。具体而言，一是捕捉风险信息。习近平在谈及公共卫生风险早期监测时强调：“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四早’的关键是‘早发现’。”(6)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70.发现和识别风险是风险研判的核心要素，真实、丰富、及时的风险信息，既有赖畅通的社会反馈渠道、多维的风险监测方法，也有赖高效协同的信息共享机制和信息筛查、辨别、分类机制。二是研判风险大小。要区分风险防控工作的轻重缓急，就需要评估险级。风险作用机理和致害性的研判是一个科学调查和验证分析的过程，需要组建由多学科、跨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的风险专家团队，制定科学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为评估险级提供客观标准。三是研判风险发生原因。科技是在风险的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的重要支撑，本身蕴含着对未知的探索，是风险溯源的关键手段。习近平高度重视重大风险防范的科技手段，强调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借助科技力量发现和揭示致险源，从而妥当防御风险。

(二)提前风险预警远离红线

为避免在准备不足甚至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危险，当研判的风险达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提前预警发出紧急信号、及时报告风险情况。习近平强调的底线思维内蕴着红线意识，触碰“红线”可能诱发“颠覆性错误”，远离红线需要高度警觉、时时警惕、提前预警。一是完善风险预警标准。一般而言，在紧急形势下发出何种预警，有赖一定的标准体系。尽管我国诸多领域已多次显露重大风险，但一些关键领域的风险预警体系尚不完善，尤其是在某些风险频发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亟须建立风险预警标准。二是健全实时预警机制。风险预警贵在及时、准确，需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相关领域或行业系统内，开发集数据采集、智能分析、信息共享、触发警报等于一体的风险实时预警系统，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健全网络直报、科研发现报告、舆情监测报告等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三是及时、审慎发布预警信息。预警信息发布迟缓容易造成社会恐慌、引发公众质疑，甚至延误风险防控时机，及时、坦诚地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是风险防控的重要环节。但需要指出的是，“发布风险预警的决策必须是在充分听取科学家意见的基础之上做出的审慎决定。”(7)薛澜.科学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聚焦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研判机制[J].科学学研究，2020(3)：387.

(三)完善应急预备筑牢防线

当风险不可避免地发生后，完善的应急预备体系成为打好有备之战的安全防线。习近平的风险预防思想强调要真抓实备，常备不懈，确保一旦出现突发事件能上得去、打得赢。第一，健全应急预案。底线思维是善于从坏处做准备的未雨绸缪，切实有效的应急处置方案，能够将重大风险消解于萌芽，确保风险局势总体可控。第二，健全国家储备体系。有备方能无患。突发风险事件尤其是公共卫生领域重大风险事件的发生，暴露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存在的短板。为此，应优化应急物资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科学调整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提升储备效能。同时，应构建以政府储备为主、企业储备和其他储备为辅的储备体系，从而聚合各方资源，确保思想到位、人员到位、物资到位。第三，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能力建设是战胜风险挑战的可靠保障。以重大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能力提升为例，既要通过加强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等基地建设，提高应急综合救治能力；
还要强化基层卫生人员知识储备和培训演练，提升先期处置能力，逐步形成“领导干部指挥协调能力”“救援队伍专业实战能力”和“人民群众自救互救能力”补充配合、协同提升的防险救灾能力体系。

风险治理策略是应对风险的方式方法，它承袭着风险的认识路向，开拓指导实践的方法论原则，决定风险治理的效率和效果。习近平强调，风险态势越是急难险重，越需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战略智慧，重视风险施策的辩证统一性，强调指出：“当前，我国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8)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J].求是，2019(1)：8.

(一)坚持战略和战术相统一的策略

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以及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使我国不得不在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9)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2).在论及斗争的艺术性时，习近平强调：“在各种重大斗争中，我们要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27.战略判断是一种统筹性的长远谋划，是风险应对者为实现特定战略目标，对未来一段时期总的风险形势及演化态势作出的全局性、方向性判断；
战术决断则是依据战略判断，在对风险事件发生条件、环境及状况等充分评估的基础上，对风险应对的具体原则、手段等进行的决策判断。战略问题与战术问题，是达成风险治理目标的两个方面，战略判断统摄战术决断，缺少战略判断就难以确保战术决断的正确方向；
战术决断是对战略判断的具体实施，没有具体的战术决断就无法实现战略目标，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在迈向民族复兴的新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重大风险矛盾，要坚持战略和战术相统一的策略。一方面，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斗争意志，把握斗争的原则和方向，在重大风险考验面前“不畏浮云遮望眼”；
另一方面，要保持战术上的谨慎和灵活，做好风险预判，增强斗争的针对性，把握好时、度、效，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

(二)坚持全面和重点相统一的策略

有效化解重大风险既要讲全面，做到统筹兼顾；
又要讲重点，牵住“牛鼻子”。习近平指出：“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3.当前，我国所面临的重大风险来自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不同领域，任一领域风险的放大或失控，都将危及国家利益和人民安全，甚至造成难以承受的灾难。因此，必须“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9.，兼顾各领域安全问题。与此同时，在复杂事物内部的矛盾体系中，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处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尽管各领域风险都需要防控，但要重点解决“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风险问题，及时化解重大且紧迫的突出风险矛盾。就具体重大风险事件而言，既要全面分析和排查导致事态恶化的各项风险因素，更要聚焦重点、纲举目张，以求事半功倍。正如习近平所说：“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27.

(三)坚持合作和斗争相统一的策略

当前所面临的重大风险，除了早期的物理性风险外，还出现了化学性、生物性、生理性的风险，风险衍生和扩散机理日益复杂，往往需要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合作应对，共同溯清缘由、探清规律。更为重要的是，现代风险具备一种内在固有的全球化趋势，它突破种族、肤色、阶级、地域的差异和区隔，把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串联起来，在此种形势下，局部的风险防控难以实现整体性治理。这意味着，以邻为壑转嫁风险或通过交易转移风险来获得安全的做法失效了，结成不同形式的共同体成为应对风险的善治之策。为此，习近平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27.我国抗击洪水、地震、疫情的一系列斗争反复证明，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军队、医疗队伍、企业组织、志愿团体等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紧密合作，所汇集的磅礴之力是战胜一切灾难险阻的法宝。而在应对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等领域重大风险中，我们既要不遗余力地与敌对势力坚决斗争，也要积极争取国际支持，不失时机地谋求国际合作，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由此看来，合作与斗争辩证统一，是化解重大风险矛盾的重要策略。

风险化解以方法策略为指导，继而落实到治理行动中。习近平关于风险施治的重要论述在技治、法治、民治等方面内容丰富、品格鲜明，他强调风险治理的科技赋能、推进风险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人民参与的风险共商共治格局，以此增进重大风险治理的实效。

(一)技治：夯实风险治理的科技支撑

技术历来是对抗风险的重要手段，科技创新是化解风险的战略支撑。技术的发明创造，改变了人们被动适应风险的状况，使人依靠自身的智力和对自然的认识，创造了属于人的物质工具，从而拓展了人类利用能量、信息等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进而更有效地应对风险。在人类与风险灾害的博弈中，科学与技术走向结合并不断地升级发展，展示着空前的科技力量。因此，要善于运用科技理念、科技手段、科技成果来织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科技防控网。(15)参见：把现代科技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强大支撑[N].浙江日报，2019-04-29(1).习近平十分重视科技在治险救灾中的作用，他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16)习近平回信勉励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 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勇于攀登科技高峰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N].人民日报，2020-05-30(1).一是要面向急难险重问题精准科研攻关。在新出现的重大突发事件中，往往缺少成熟的治理技术，迫切需要建立紧急状态下的科研攻关指挥、行动、保障体系，多条技术路线并举研发攻关；
而对于网络安全领域的重大风险，习近平强调：“要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1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11.二是要强化科技成果在风险治理中的服务作用。充分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全息投影等新技术，为风险治理提供精细化的管理和服务，如使用大数据技术完善风险防控方案等。

(二)法治：推进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风险引发失序、造成破坏，而法治建立规则、维护秩序，其产生的持久刚性约束力，是化解风险的长效机制。法治塑造制度，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18)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1).可以说，如何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事件，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推进风险治理现代化既是“应考”后的查漏补缺，也是提高国家治理水平的现实要求，这有赖完善的风险治理制度和强有力的制度执行能力。一方面，要健全重大风险治理的制度和法律法规，构建风险治理体系。具体而言，要不断加强和完善党在风险治理中的统一领导和顶层设计。“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19)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0(20)：12.同时，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风险防控法律体系，以完善的法律法规明晰权责、规范程序、组织资源、动员力量。此外，还应完善风险治理的支撑保障制度及其他相关配套制度。另一方面，要推进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执行落地，提升风险治理能力。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要保障风险防控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借助宣传等手段强化公众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认同，确保各项法律法规落地生效。

(三)民治：构建人民共商共治的风险治理格局

现代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对科学理性的垄断破灭，风险治理的专家模式受到冲击，任何单一主体都难以有效应对风险，公众参与的共商共治成为必要途径。这是因为，现代重大风险越来越偏向价值争议大、极具复杂性、高度不确定的“后常规科学”(post-normal science)问题，专家时常面临“超越科学”(trans-science)的现象，此种新范式要求重新开放认知承诺，在更加开放的情境中引导民众参与，借助民众的风险感知和智慧，弥补专家系统认知的不足。习近平强调：“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20)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1).民众作为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是“风险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积极磋商和自觉行动对于化解重大风险至关重要。“共商”是让民众参与风险治理共同体内部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公共讨论，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观点见解，减少单一或少数群体因“有限理性”导致的治理灾难。“共治”是民众在多元风险治理主体中尽其所能、扬其所长，通力合作共同采取风险治理行动，实现对风险的综合协同治理。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风险共治能力的民众，能够在重大风险事件发生时快速转换角色，以不同方式积极参与到风险防控的一线。此外，“共治”还表现在以共商为基础的对风险决策的共识和自觉遵守中，这使风险治理的方案和政策得到普遍贯彻，从而实现共同治理。

风险的善后处置，是指在风险事件结束或阶段性结束后，应急管理者通过评估灾害、反思总结、补充改进、系统提升等，阻滞风险的扩大或再生，减轻并逐步消除险情对社会负面影响的过程。风险善后能够深化原有的风险认识，进而整体增进风险防范化解水平，使风险处置的整个链条获得循环上升的发展性。

(一)强化心理疏导

长期以来，我国风险事件应急管理及善后处置偏重于对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和物质救助，对相关人群的心理救助及干预相对薄弱。而事实上，研究表明，大约50%～70%的人在一生中可能曾经暴露于创伤性事件中。(21)参见：褚丽.政府应加强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危机干预[J].人民论坛，2020(15)：114.面对现代社会中频发的“黑天鹅事件”，人们的生产生活遭遇着更多、更大的变化与不测，由此带来的大起大落、失意困窘极易使人陷入生活的低谷。由于对突发性重大风险事件缺少必要的准备，当事者往往会遭遇现有生活条件和经验难以克服的困难，从而容易出现焦虑、恐慌、抑郁等心理问题，引发心理危机。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疏导，这种心理危机会对当事人的认知、生理和行为等产生破坏性影响，给其本人及家属造成长期的痛苦和精神压力。以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期爆发为例，当人们对疫情的认识不足、预防不及时，面对疫病的不可控感激增，进而出现不同程度的应激反应和心理问题。对此，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加强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尤其是要加强对患者及其家属、病亡者家属等的心理疏导工作。”(22)习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解放军指战员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和居民群众时强调 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 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N].人民日报，2020-03-11(1).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专门颁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国务院及时印发了《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疏导工作方案》，以明确心理危机干预的重点地区和人群，针对性地应对疫情期间出现的心理问题。

(二)善用问责机制

问责的目的不在于惩罚，而是把权责明晰、利责相称、责任到人的机制转化为风险治理效能，理清险情原委、溯清矛盾源头，堵住人为的风险漏洞，同时以儆效尤。缺少责任担当，就容易出现不作为、乱作为等行为，从而诱发风险。习近平十分重视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的责任担当意识，强调指出：“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面，也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留给后面，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风险。”(23)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83.“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24)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J].求是，2020(4)：6.据资料显示，在2004年至2015年间发生的41起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中，涉及行政问责的人数共计894人，其中被问责对象中副厅级以上干部共162人。(25)参见：邢振江，王文英.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理性问责探究——基于41个特别重大事故调查报告的分析[J].北京社会科学，2017(7)：50.问责已成为我国压实风险防控责任、快速遏制风险蔓延的压舱石。因此，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严格落实责任制”，既做到量权问责，对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部门和个人追究责任；
也要从源头追责，将责任追究落实到具体的生产经营主体、落实到具体岗位和个人，从而更好规避失责引致的风险灾难。

(三)及时总结优化

人类社会历经艰险而发展演进，得益于能够不断在经验累积中深化认识、在优化提升中开拓新局。贝克指出：“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26)乌尔里希·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的对话[M]//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人作为自在自为的个体，本身即意味着不确定性。对风险的漠视、错误的风险研判、体制机制障碍甚至意识形态偏见等，都可能成为风险危机的导火索和放大器。只有善于反思总结、持续系统优化，才能“在斗争中成长”。习近平高度重视风险善后的查漏补缺，他在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指出，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27)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J].求是，2020(5)：6.。第一，在复盘中总结。复盘是对风险事件的事后推演，但它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复制呈现，而且是通过回顾、反思和探究等，对各种可能性进行探讨，从而找出不足之处和可取之处。复盘的核心在于发现问题和总结经验，经验累积正是人类不断战胜风险挑战的“钥匙”。第二，在补充中强化。在风险事件的发展和演化中，常态下被忽视的薄弱点一旦遭遇险情，就会显露出短板和不足。针对风险防控及事后复盘中发现的短板和不足，习近平强调“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28)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J].求是，2020(5)：6.。第三，在推广中提升。对于一隅一域风险防控中行之有效的做法、经验和方案等，要及时形成制度化成果并结合实际循序推广，进而从整体上提升风险治理的水平。总之，虽然当今时代变局中蕴藏着风险，但风险中也孕育着机遇。正是在一次次风险防控的大考中，“短板”“弱项”得以优化，相关领域体制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风险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显著提升，无疑将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为打赢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