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建青,卫 来,代家印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1]。其中,适度规模经营涉及农业经济组织问题。农业经济组织是以一定方式组织各项要素,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或群体。关于农业经济组织的分类很多,本文特别关注基于土地利用形式的农业经济组织分类,因此本文中的农业经济组织特指土地经营的组织形式。土地经营组织形式有小型家庭、家庭农场、合作经济等类型,这几个组织形式对土地利用的强度表现为由弱渐强的趋势。小型家庭组织是农户利用自家土地进行耕种,是一种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经济组织;
家庭农场组织则是通过吸纳其他农户的土地扩大了种植规模,但依然以家庭为单位独立经营;
合作经济组织则是多家农户的土地通过入股等形式集中在一起进行经营。
土地经营组织的变化涉及土地流转问题。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土地流转实质上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现阶段,我国土地流转主要包括土地转包、土地租赁和土地股份合作等形式。土地转包是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转包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仍需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确定的权利和义务;
土地租赁是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并向承租方收取约定的租金;
土地股份合作是农户按照自愿、有偿、互利的原则,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集体合作组织统一经营管理,并享有土地的分红。岳意定等[2]通过比较三种土地经营组织的绩效发现,通过股份合作制带来的经济效益大于租赁和转包的形式,说明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土地经营组织形式。
关于农户土地经营组织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年龄、受教育程度、非农收入等个人禀赋,政策预期、农村信贷等诸外部社会经济环境为主要影响因素[3-9]。但是这些研究都暗含一个假定,即农户活动空间是均质的,这在普通农业区是合适的,但是在生态脆弱区农户活动尺度内的土地空间异质性很明显,因此在生态脆弱区从农户个体小规模经营到适度规模的升级需要跨越的自然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大量研究关注到土地异质性对土地流转以及土地产出效率的影响。王亚辉等[10]指出地理区位、土地质量等特征对土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张亚丽等[11]的研究表明耕地质量与地块转入及转出均有显著的相关作用,如面积较大、坡度平缓、灌溉条件好的地块转入的概率更高,而面积较小和通勤距离远的地块转出概率较低。刘宏曼等[12]指出土地质量对小麦生产的技术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韩旭东等[13]、卢华等[14]指出土地细碎化对规模农户农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是,关于土地异质性与土地经营组织形式选择的关系的系统研究则较为少见。
综上所述,前人研究主要是把自然环境或土地资源禀赋作为零散的影响因素,没有构建自成体系的土地异质性指标体系。本研究引入土地禀赋来度量生态脆弱区的土地异质性。土地禀赋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土地具有的天然特性,二是指土地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环境。无论农民选择何种形式的土地经营组织,都不能缺少土地这一最基本劳动对象和生产要素。区域之间的土地禀赋差异已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在绝大部分的研究中,同一地区内每个农户所拥有的土地禀赋除在土地规模上具有差异外,其他都被默认为是同质的。这在土地禀赋较为均一的平原区是可以的,但在土地禀赋变化较大的西南山区,如果忽略了农户之间土地禀赋的异质性就有可能造成研究结果的严重偏差。
本研究利用在重庆市巫山县的调研数据,分析了生态脆弱区土地禀赋异质性、农户禀赋和外部环境对农户土地经济组织选择的影响作用。本研究相对于其他研究的不同特点是:第一,研究区域是一个严重石漠化的生态脆弱区,本研究构建了土地禀赋的结构指标体系来定义生态脆弱区的异质性,而前人的研究通常是选择普通农业区;
第二,将多种土地流转方式置于土地经营组织等级序列中进行比较研究,而前人研究多侧重于某一类土地经营组织的研究;
第三,本文以金银花种植为例,专注农户在采用生态农业技术时的对土地经营组织的选择,而大量文献更多关注普通农业技术。因此,本研究对于在生态脆弱区通过提高土地经营组织化级别以达到适度规模经营,进而为实现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双赢战略的目的可望提供有益的参考。
土地经营组织的选择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来实现,包括转让、转包、租赁、退包、互换、反租倒包以及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农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有利于自身的土地经营形式。本研究依照前人的研究惯例,以研究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培育的金银花新品种代表生态农业技术,考察农户在种植金银花时的土地经营组织选择意愿(以下简称为组织意愿)。根据实地调研情况将研究区农户的组织意愿划分为自种自地、转入土地和土地股份合作三种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反映了土地经营组织的一个优化的方向。考虑到没有选择种植的农户,将组织意愿表述为下表的四种形式(表1)。
表1 被解释变量说明与统计特征
1.自种自地
农户自种自地是指农户满足自身土地现状而不愿进行土地流转,又称为家庭经营,属于传统自耕农。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经营形式具有高效率和低风险的优点,但由于土地面积小、细碎分散,难以实现生态农业技术的规模化经营。
2.土地转入
土地流转包括土地转出和土地转入。本文讨论的土地转入是指农户之间通过土地转让、转包、租赁等方式实现土地转入的一种自组织行为,不包括企业和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土地转入是提高土地经营组织形式的必要途径。
3.土地股份合作
土地股份合作是指农户以自身的土地作为股份转让给农村集体统一经营管理,进行生产资料合作、经济收入分红的新型土地经营组织形式,能够有效促进农地经营规模的适度扩张。参加土地股份合作的农户可以坐收分红,也可参加经营获取劳务报酬。因其拥有较高的经济绩效,但实施的条件较为苛刻,因而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土地经营组织形式。普遍认为未来农业合作组织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农户+农户”的组织方式,目前只有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股份合作较为成功。
1.土地禀赋
许多文献把农户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作为土地禀赋的含义[15-16]。施海波等[17]、田玉军等[18]则认为除了人均耕地面积,耕地的诸多耕作条件也属于土地禀赋的概念范畴,这一定义涉及土地类型的层次;
皮啸菲等[19]指出土地禀赋不仅包括土地数量,还包括土地类型在空间上的变化。陈美球等[20]将耕地破碎度纳入土地禀赋的含义中,这就涉及土地的空间异质性;
另外,许多文献中土地禀赋的含义不仅包括了耕地的数量还包括耕地的质量,如翁贞林等[21]、杜玉珍等[22]把土地禀赋笼统地用来表述耕地的可耕作条件,即包含了土地质量的含义。
综上所述,土地禀赋的首要含义是土地数量,其次还包含了土地类型、空间分异和质量等级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因此本文试图采用土地利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解析土地禀赋的异质性,土地利用结构分析法是地理学和经济学高度融合的交叉科学。土地利用结构本质是一定区域内不同数量和质量的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布[23]。刘彦随[24]将土地利用结构归纳为土地数量结构、土地空间结构和土地质量结构三种基本结构形式。由此可见,前人研究对土地禀赋的认识比较分散,且局限在区域大范围尺度上,本文根据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将农户尺度的土地禀赋结构定义为如下三种形式(表2)。
表2 解释变量定义说明与统计特征
(1)二元地貌结构。根据研究区的微观地貌类型和经济用途,可将农户的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坡耕地和平坝田两类,即二元地貌结构。坡耕地位于坡度大小程度不同的山坡,为石漠化的主要发生地,水土贫瘠,主要农作物为红薯和玉米,属于粗放经营;
平坝田相对平坦肥沃,主要农作物为水稻,属于集约经营。
邓祥征等[25]、林善浪等[26]在研究中将区域划分为平原、山地和丘陵三类,发现居住在山地和丘陵的农户更加不愿意转入土地,这似乎表明居住在山地和丘陵的农户比居住在平原的农户的组织意愿级别要低。但在农户尺度上,每个农户并不只拥有某一种类型的土地,而是坡耕地和平坝田兼而有之,并且二者面积比例不同则农户的组织意愿也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将二元地貌结构定义为农户土地的坡耕地与平坝田的面积比,并假设土地坡坝比越大,农户追求高级别土地经营组织的意愿越弱。
(2)细碎空间结构。细碎空间结构是指土地细碎化,农户拥有土地的地块分散于不同的空间位置。土地细碎化已成为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障碍,必须通过土地流转来实现适当规模的经营。应利用土地流转将土地集中到农业经营大户,以发展现代化农业。石璐璐等[27]关于陕西省的研究结果显示,地块数量越多的农户转入土地的意愿越强。而张亚丽等[10]、张丁等[28]的研究则表明土地在空间上越细碎,农户的土地转入意愿则越低。由此可见,土地细碎化是影响农户经营组织形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不同地区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有所不同。依据研究区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将细碎空间结构定义为每公顷农户所拥有的坡耕地的平均地块数量,但不宜对土地经营组织意愿的影响方向做出假设。
(3)斑块质量结构。农户坡耕地由石漠化程度不同的地块组成,这些地块形状不规则,在空间上呈斑状形态,每块面积1 m2~100 m2不等。斑状地块的石漠化越严重,岩石裸露也就越多,土壤肥力将大幅下降,土地愈来愈不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孔祥智等[29]指出肥力高的土地更加倾向于在亲属朋友间流转,肥力低的土地更加倾向于在一般对象间流转,这似乎表明农户对组织形式的选择意愿会受到土地肥力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斑状质量结构定义为农户坡耕地的平均石漠化率,并假设坡耕地的石漠化率越严重,农户追求高级别的土地经营组织的意愿越弱。
2.农户禀赋
如表2,本研究选择户主年龄、户主学历、坡耕地面积、外出务工比例和农业收入比五个农户禀赋因素。(1)户主年龄和学历被认为是影响农户组织形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但影响的方向研究差异较大。(2)坡耕地面积对农户的组织意愿影响较大,一般认为,拥有某一类型土地越多的农户越倾向于该类土地的转入[10],故假设农户坡耕地面积越大则组织意愿级别越高。(3)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直接受到农户外出务工比例的影响,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越多转入土地的可能性越低[30],而且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农民工更易转出土地[31],但刘洋等[32]的研究结论指出外出务工导致劳动力减少,也可能诱使农户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组织,不必直接参与农业生产,可以专心务工,因此不宜假设其影响方向。(4)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构成了我国农户的全部收入来源,二者此消彼长,对组织形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一般研究认为非农发展水平与土地经营组织形式的选择呈显著的正向关系[33],因此假设农户的农业收入占比越大越倾向于追求更高级别的土地经营组织。
3.外部环境
如表2,本研究选择政府支持、贷款容易度、销售担忧三个外部环境因素。(1)政府的政策扶持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形成[34],特别是研究区地形以山地为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更需要政府的支持,因此假设农户若能够获得政府的支持,则会提高组织意愿级别。(2)信贷资金对农户投资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金银花需要规模化的种植才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不仅需要支出种植成本,还需要支付土地转入租金或费用。在西部农村地区,资金属于稀缺资源,因此假设农户越容易获得信贷支持,组织意愿级别就越高。(3)销售是实现盈利和增加农户收入的关键环节,独立的农户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假设农户若担心销售问题,则会提高组织意愿级别。
本文研究的区域是重庆市巫山县福田镇金银花种植示范基地的周边地区,土地禀赋的空间异质性非常明显,为农民选择土地经营组织形式提供了充分的决策空间。研究区位于重庆市东北部,三峡库区的腹心地带,具有典型的岩溶石漠化特征,土地贫瘠,人均收入偏低。岩溶石漠化作为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退化的极端表现形式,当地不合理的种植结构是导致地区植被破坏、基岩大面积裸露、土壤流失、土壤肥力下降、土地退化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根据实际调查,重庆市发生石漠化的坡耕地上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是玉米和红苕,这两者的种植和收获都需要深度扰动土壤,容易造成土壤流失和岩石裸露,是石漠化的主要成因之一。如果在研究区引进生态农业技术,则具有生态扶贫和石漠化治理的双重意义。
骆世明[35]将我国的生态农业技术体系划分为农业环境综合整治技术、农业资源保护和增殖技术等八大类。本研究将生态农业技术定义为由国家投入、研究机构开发的适宜生态脆弱区生态综合治理的模式,具体包括以生态脆弱区的生态恢复和重建为目的,经过筛选和培育的适宜植物及相应的耕作技术。研究区生态示范基地培育和推广的金银花新品种为多年生树形藤本灌木,固土保水能力强,种植后无需扰动土壤,属于优良的生态农业技术,在石漠化防治中被寄予厚望。金银花还可入药,是收益性很高的经济作物。金银花需要规模化种植经营才能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这对土地经营组织的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关注农户在采用生态农业技术时的土地经营组织意愿。
本研究将抽样对象设定为地块,对土地禀赋进行实地测量,并对抽样地块的农户进行问卷调查。采样于2011年3月至4月进行,共发放问卷280份,其中有效问卷278份,并于2018年又进行了实地调研。关于组织意愿的数据中各项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数据残缺,为保证真实性,并未用插值法进行处理。农户样本中,不愿意接受金银花种植的农户约占有效样本总体的3.3%,由于此类农户不采用生态农业新技术,故不涉及组织意愿的重新选择,因此,在被解释变量中将其赋值为0。愿意采用新技术的农户约占样本总体的96.7%,这其中有约55.4%的农户虽然愿意种植金银花,但只愿意延续既有的组织形式,即自种自地,在被解释变量中赋值为1;
采用新技术并且愿意转入土地的农户约占样本总体的36.3%,在被解释变量中赋值为2;
采用新技术并且愿意进行土地股份合作的农户约占样本总体的5.0%,在被解释变量中赋值为3。被解释变量便由上述四种情况构成,四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如表3所示。
解释变量根据研究框架进行设置,具体指标以及统计特征见表2。土地禀赋方面,农户坡耕地平均面积约为0.37 hm2,是平坝田面积的3.57倍。坡耕地平均每公顷13.5块,石漠化率平均达到56%。外部环境因素方面,获得政府支持的概率偏低,获得贷款的难度为中性。农户自身禀赋方面,超过60%的农户年龄在45岁以上,年龄普遍偏大,此外大多数农户的文化水平在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平均每户有约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外出务工,农业年收入(不计金银花种植收益)约占年总收入的43%。
本研究的研究农户对多种土地经营组织形式的选择意愿,属于典型的选择问题研究范畴,适用于Logit和Probit两种多元选择模型。又由于Logit模型假设的随机效用分布形式更适用于效用最大化时的分布选择,并且农户各项组织意愿之间存在着顺序关系,因此本文采用多元排序选择模型Ologit进行计量研究。模型设置如下:
式中:xi为影响因素;
i为影响因素数量;
β为回归系数;
并假定残差ui符合古典假定。为不可能直接观测的潜在连续变量,实际上可观测的因变量是式(2)。
给定xi值的累积概率可以用一般形式表示为式(3)。
式中:c为割点;
j为选项。
似然函数则为式(4)。
式中:当i=j时,Zij= 1;
否则Zij= 0。
由此,可将最大似然法(MLE)用于参数估计,本研究使用计量软件STATA11.0进行估计。本研究根据前述分析从土地禀赋、外部环境因素和农户禀赋三个方面选择了11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每个解释变量的预测符号如表2所示。经过逐步回归,最终选取了四组具有较好解释力和较强说服力的模型,且每个模型都回避了多重共线性,模型估计相关参数如表4所示,输出结果如表5所示。
表4 农户选择土地经营组织形式意愿模型估计相关参数
表5 农户选择土地经营组织形式意愿模型估计结果
1.土地禀赋
(1)二元地貌结构。如表5,二元地貌结构系数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该结果与预测完全相反,即农户坡耕地与平坝田的面积比例越大,农户的组织意愿更趋于高级化。结合本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很可能是由于金银花种植在坡耕地上,需要转入更多的坡耕地才能获得规模效益。平坝田多用于稻田耕作,农户一般不会用于种植金银花。
(2)细碎空间结构。如表5,细碎空间结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研究区的土地越细碎,农户就越希望通过土地转入或股份合作与邻近的细碎土地一起种植,这不仅降低了细碎化程度,而且形成了规模化种植。其原因很可能是通过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可以节约劳动力。
(3)斑状质量结构。如表5,斑状质量结构的系数为负,且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斑状质量结构越恶劣,则农户越不愿意转入土地或参与土地股份合作,假说得到验证。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斑状质量结构是坡耕地石漠化率的衡量指标,随着农户坡耕地石漠化率的上升,会直接影响到坡耕地的肥力,进而影响到金银花的收益,最终导致农户的组织意愿降低。
2.农户禀赋
如表5,年龄越小、学历越高和农业收入比重越大的农户越希望提高组织化程度;
而外出务工比例不对组织意愿构成显著影响;
拥有坡耕地面积较大的农户更愿意在采用生态农业技术时转入土地或加入土地股份合作,与土地禀赋结构的分析结果相呼应。
3.外部环境
如表5,对于农户采用生态农业技术,政府支持有助于农户提高组织化程度;
信贷资金扶持是提高组织化程度的推力;
农户对产品销售越担忧,越希望提高组织化程度。
本文系统构建了衡量土地禀赋异质性的结构指标体系,结果表明至少在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户微观尺度上的土地禀赋异质性对农户选择土地经营组织的影响作用不可忽视。具体而言,农户坡耕地面积、坡耕地相对于平坝田的面积比、坡耕地的细碎化程度越大,则农户选择的土地经营组织意愿就越趋于高级化,但是坡耕地的生态环境越恶劣农户的选择结果则越相反;
农户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高、农业收入比越高,则农户选择土地经营组织的意愿越趋于高级化;
政府支持、信贷扶持和市场风险促进组织意愿的高级化。
(1)在提高农户采用生态农业技术的组织化程度的过程中,要重点扶持坡耕地比例较大、坡耕地面积较大、地块较分散的农户,这类农户最有意愿提高组织化程度。
(2)扶持政策应该对石漠化严重的土地倾斜,因为土地石漠化严重的农户组织意愿偏低。
(3)政府支持有助于生态农业的土地经营组织的优化,表明政府在生态治理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良好的信贷环境可以促使农户提高组织化程度的意愿;
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能够有效抵御市场风险。
(5)应该重点关注年轻的、文化水平高的农户以及农业种植大户,他们是生态建设和乡村振兴最活跃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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