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恐怖分子》的伦理价值

黄诗海

(泉州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00)

美国当代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著作等身，两获普利策奖。斐然的成就肯定了他独特非凡的文学创造力，也彰显其举足轻重的文坛影响力。厄普代克擅长把握时代脉搏，将历史事件嵌入日常生活的描写。“笔锋写实”俨然成了他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标签。“9·11”事件后，厄普代克积极回应，他的《恐怖分子》即以文学的方式反观这一事件及其对社会带来的巨变。如同其他文学一样，《恐怖分子》承载着历史的记忆、社会的现实与文化的冲突。小说出版后，学术界既有对其政治文化维度的探讨[1]，认为应关注美国穆斯林处境和恐伊斯兰症[2]，思考后“9·11”时代的文明冲突[3]；
又有从作家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出发，批判美国社会出现的宗教信仰危机和种族偏见问题[4]。这些多维度的关注和多角度的探讨，肯定了厄普代克对文学内容的想象、对文学形式的实践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值得一提的是，“他所有小说的意图是开展‘和读者间的道德争论’”[5]5。就此而言，洞察厄普代克深层的写作意义，挖掘《恐怖分子》隐藏的伦理价值，成为理解厄普代克创作的关键。对这个意义和价值的揭示，“以西方伦理批评为参照、以我国传统的道德批判为起点”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和途径[6]67。文学伦理学认为，“文学起源于伦理需求，文学的教诲作用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文学批评应避免“主观式的鉴赏”，宜运用伦理身份、环境、两难、选择、秩序等批评话语和工具，“回到作品的伦理现场进行客观分析”[6]62。沿着文学伦理学的批评路径，将《恐怖分子》置于后“9·11”时代美国少数族裔身份危机、生存困境和当代社会伦理式微的伦理语境之下，重新审视这部“9·11”文学作品，不仅可以丰富文学研究范式，也可以“恢复读者或作者的能动性”[7]，构建文学批评的社会价值。本文重点探讨《恐怖分子》关于家庭伦理的争论、伦理选择的追问和伦理身份的反思问题，进而挖掘《恐怖分子》的叙事张力，揭示厄普代克深层的伦理意识、创作的伦理旨归和《恐怖分子》的伦理价值。

文学伦理学批评倡导从伦理的视角理解文学作品的书写和接受。“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8]。一旦伦理失序，规范瓦解，个体就会产生道德疑惑，陷入伦理困境。在众多的伦理关系中，厄普代克首先“对家庭的领土作出了反映”[9]，他的《恐怖分子》将家庭伦理作为与读者展开交流的话题之一。

厄普代克藉由父子关系的残缺构建了主人公艾哈迈德特殊的家庭伦理环境。艾哈迈德的父亲为了获得美国籍与拥有美国籍的爱尔兰裔女人结婚，却在艾哈迈德3岁时因穷困潦倒而抛妻弃子。在厄普代克笔下，父亲是家庭关系伦理失序的始作俑者，伦理破产成为美国颓废、失落的社会标志。父亲的离去，给担心不被认可和接受的艾哈迈德造成了伦理身份的困境。另外，厄普代克借书写家庭故事来强调伦理身份的深远影响。艾哈迈德是跨种族婚姻的后代，父亲是埃及人，父亲的祖先“从法老时代起就在泛滥的尼罗河边的泥泞稻田与亚麻田里饱受着太阳的炙烤”[10]11。艾哈迈德对母亲将她的姓“马洛伊”强加在他名字上感到不满，希望有朝一日成为“艾哈迈德·阿什玛威”[10]35-36。他希望找到父亲，并“像两个穆斯林那样聊聊”[10]36。父亲的不在场使艾哈迈德转向家庭故事，寻求在家族世代中的位置，同时也深深影响着他的信仰选择。厄普代克着重说明的是，一个人对家庭起源的兴趣势必影响其身份和自我形象的形成，并主导对未来的期盼和选择。艾哈迈德的行为和思想正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伦理困境的折射。

厄普代克的家庭伦理意识深受家庭环境影响，尤其与童年时代关于父亲的记忆息息相关。父亲“对家庭的平凡而持久的爱护”[11]，对贫困家庭表现出坚忍不拔，对不尽人意的工作表现出高度责任感，给予厄普代克良好的成长环境。自身成长的经历让厄普代克意识到父亲在家庭关系中的重要性。因此，他通过艾哈迈德转向家庭的故事传递并强调父子关系的可贵。对缺席的父亲和缺失的父爱，艾哈迈德一方面保留了美好的记忆：父亲有着“温暖的黑色身影”“洁白整齐的牙齿”“甜甜的味道”和“瘦得好看”的身材；
另一方面表现出无限的憧憬：坚信自己独立后会成为“艾哈迈德·阿什玛威”[10]35-36。作为叙事者的艾哈迈德，从起初对提及父亲时的犹豫和对父亲结婚动机的鄙夷，转移到对父亲温暖的记忆，进而过渡到对父亲的憧憬，直至最后对父亲的坚信。这条感情曲线的变化，蕴含了厄普代克对家庭伦理关系中父亲角色的重视，烘托出父子关系是家庭伦理关系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映射了家庭故事从内容和形式上进一步塑造个人的伦理身份。

除了刻画父亲的不在场和父子关系的残缺之外，《恐怖分子》对婚姻中的两性关系也形诸笔墨，这也是厄普代克借小说表达家庭伦理的惯用手法。《约翰·厄普代克的三大秘密：性、宗教和艺术》一书曾对厄普代克的创作主题作深入的探讨，认为泛性描写是他探索生活模式和折射伦理问题的独特手段。这在“兔子”系列小说、《圣洁百合》《红字》三部曲、《马人》等长篇小说和《离我而去的娘儿们》《纽约情人》《爱的插曲》等短篇小说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恐怖分子》以内聚焦叙述的方式，表现了利维老师出轨过程的心理和行为变化，映射出厄普代克晚年生活对两性关系和家庭伦理的思考，一次次地邀请读者参与关于家庭伦理的道德争论。

小说中，厄普代克以贯用的现实主义手法描述家庭生活：在利维老师眼里，婚后多年的生活变得单调乏味，婚姻如同例行公事。从伦理身份的维面上看，夫妻关系构成家庭伦理的重要部分。婚姻不仅是一种家庭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有其特定的规范和价值观。然而，为了尽情释放受压抑的身体欲望，利维出轨艾哈迈德的母亲马洛伊——“心里有着爱尔兰人的火热”的女人[10]218，觉得自己就像被“点燃了火花塞”的老破车[10]212，身体的活力被释放出来。于此，厄普代克向读者表明，婚姻一方面赋予个人家庭归属，另一方面却束缚身体，压抑欲望。表面上，这种释放是享乐主义在生活方式上的具象化，就像美国丰富的物质，通过华而不实的包装怂恿着大众购买、消费。实际上，厄普代克藉此递给读者一面观察当代美国社会的镜子：“性行为的价值超过所有家庭关系”[10]176。与此同时，厄普代克通过描写小说人物伦理身份对其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和约束进行道德讨论。出轨的利维担心会被妻子发现，每次和马洛伊在一起后，总是怀有负罪感而着急离开。他一边小心翼翼享受乐趣，一边维持和贝丝的夫妻关系。但是，马洛伊最终意识到利维无法放弃现有的婚姻时，就选择结束了两人的关系。失去马洛伊的利维，“就像做了次大手术，很难受”[10]319。这段婚外情的发展，表现一个看上去从“现实”到“对现实的超越”再“回到现实”的过程，读者跟随着这个过程进行一次次的伦理判断。厄普代克似乎表明，婚姻中的责任与忠诚等传统观念均会被充满激情的内心和充满冲动的本能在婚外情中消解。然而，他把内心隐秘藏在作品之中的同时，也把一个充满伦理的拷问推到读者面前。在处理道德问题上，厄普代克秉承了霍桑的方式，让笔下的利维陷入想爱却不能爱的困境。这一困境的本质其实是道德疑惑的问题：到底是选择持守，还是选择摒弃？马洛伊的放弃恰是自主性的选择，利维的“很难受”恰是没有选择的选择，隐藏在身体的欲望与婚姻家庭矛盾的背后，是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由此，厄普代克藉由故事的发展唤醒读者的伦理判断意识，最终向读者提出一道伦理选择题，而这道选择题，只有读者有相关的答案。

可见，在夫妻、父(母)子(女)等构成的伦理环境中，家庭伦理成为家庭生活的精神内核。然而，角色的缺席以及规范和价值观的丧失导致了伦理身份与个人情感的纠缠与纠结。《恐怖分子》表明了厄普代克拥有丰富的经验，体现出他细致的观察，而且并不浮于表面。总之，《恐怖分子》看似借助描写家庭关系来批判现实的伦理式微，实为家庭伦理责任的探讨。它将读者引入到令人深思的道德疑惑中，将问题与选择抛给读者，从而推进与读者的伦理交流和道德争论。

文学伦理学认为，解读文学作品必须“通过伦理选择的分析而理解人的心理、精神状态、情感和道德”[12]。换言之，小说人物的具体伦理选择，如果作家不作描述，难以建立起与读者进行交流的桥梁，也就难以实现伦理教诲的目的；
如果读者不加分析，就无法真正理解人物的内心、情感、道德和性格等。解读《恐怖分子》，就必须对故事发展过程中主要人物艾哈迈德的伦理选择进行梳理与分析，达到“深入一个伊斯兰信仰者的内心，书写并关照被人忽略的边缘群体”[13]的目的。

作品中，厄普代克赋予艾哈迈德的每一个自我选择伦理特质，由此构建出一个广阔的伦理空间，并融于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因此，《恐怖分子》的首句和尾句尤为值得关注。它不仅是叙事层面上的结构意义，更多的是厄普代克从时间维度注入的伦理意义。小说开篇，“魔鬼，艾哈迈德心想，这些魔鬼想夺走我的主”[10]1。厄普代克将人物置于现时的纬度想象未来，赋予个体生命当下的伦理感知。小说结尾，“这些魔鬼，艾哈迈德心想，夺走了我的主”[10]329，依然将人物置于现时的纬度，回望过去，凸显个体生命已然的伦理选择。从将来时到过去时，时态上的变化反映了“此现时”和“彼现时”的差异。于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都蕴含着伦理的性质。借时间的流逝，厄普代克勾画出艾哈迈德伦理选择的过程与结果，让读者真正走进伊斯兰信仰者的内心。艾哈迈德的选择表面上是信仰的选择，实际上是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下基于伦理身份所作出的选择。

处于身份和伦理困惑中的艾哈迈德，首先面对的是追寻真正的自我。一方面，游离于主流社会边缘的生存状态让他对美国产生怀疑，让他产生改变现状的迫切行动。在美国，艾哈迈德备受歧视，被称为“阿拉伯人”“黑穆斯林”；
他发现黑人的合法权利“只延伸到皮肤外不到一厘米的地方”，他们的卑微财产“让人一览无遗”[10]12；
阿拉伯人聚居的社区让他感到不舒服；
努力工作的有色人种，在爬出贫民窟的过程中，“够到上一级台阶，但再也没有钱搬出去”[10]26；
犹太人利维老师花了一辈子时间，依然住在一个慢慢死去的工业小城；
爱尔兰裔母亲“日复一日都未能融入中产阶级”[10]145，家庭经济的窘迫让艾哈迈德上不起大学；
穷人的孩子身上残留的一点希望，在毕业后就被统统抹去。曾经引以为豪的美国梦——人人生而平等，只要通过努力工作便能理想生活，俨然成了美国噩梦。另一方面，美国社会的伦理式微让艾哈迈德对现实产生强烈的不满，让他转向自身的信仰。在没有信仰的美国，到处是魔鬼：男女无所事事，沉迷毒品、情色与其他不良嗜好，“痴迷于性和奢侈品”[10]38；
相对主义的方式令宗教变得肤浅，正被引向可怕的命运[10]38-39；
知识成为牢狱，对人洗脑，把人关进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消费主义的牢笼；
典型的美国人缺乏坚强的信念，成为“自由宗教”的牺牲品[10]175；
性行为的价值超过所有家庭关系[10]176。厄普代克借助艾哈迈德的生活观察、体验，让读者对美国当代社会有一个真实的了解，从而增进对艾哈迈德坚定信仰的理解。

身份的困惑和伦理的式微，让艾哈迈德陷入困境，他既不可能成为白人般的“我们”式的美国人，又不愿意成为被同化的移民那样的“他们”式的美国阿拉伯人。于是，他想成为“艾哈迈德·阿什玛威”，选择和父亲一样的伊斯兰信仰：一个在精神上有真主引领的主体。可以说，艾哈迈德在特定伦理困境下所做的选择意味着“一个真正的自我”的追寻。这直接导致后来作出非理性的选择：即使得知自己被利用，也“接受了这种利用，因为它从他体内激发出神圣的潜质”而甘愿成为圣战者[10]251。

于是故事的尾声出现了两股实践行为力量的较量，迅速引领至矛盾的高潮。开着卡车准备发动恐怖行动的路上，“意外的一幕让艾哈迈德进退两难”[10]304。红绿灯处，当利维老师威严地敲了敲副驾驶的窗户时，艾哈迈德条件反射似的按下开锁键让老师上车。表明艾哈迈德对师生伦理关系的正视，映射出他潜意识里的道德规范。但他依然在挣扎。当利维老师试图说服他放弃行动时，明知自己被骗，但艾哈迈德依然坚信行动“属于伊斯兰的光荣胜利”[10]310，他把右手放到引爆炸弹的金属盒的上方。此时，艾哈迈德表现出来的，正是“谁的行为如果不考虑预见到的后果，而只坚持其关于义务、尊严、审美、宗教律令、虔诚或事实”[14]225这样的信念。这表明他的行为纯属价值理性行为。这个行为是艾哈迈德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或者说是符合艾哈迈德自己“要求”的行为。

然而，另一股行为力量尾随而至，让故事发生了反转。当艾哈迈德看到前车的小女孩“用一双光洁的眼睛”注视着他的时候[10]321，他想起了父亲，对家庭的憧憬使他常常幻想着自己“一点都记不得”的童年[10]332。此时，隐藏的力量开始苏醒。因而，当利维老师用语言刺激他按下引爆器时，艾哈迈德想起古兰经“主不想去破坏：世界正是他创造的……他不希望我们通过自愿的死亡去亵渎他的创造。他希望的是生命”[10]325。于是，艾哈迈德重新把右手放回方向盘。艾哈迈德此时表现出来的，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的，“谁的行为如果依据的是目的、手段及后果，而且在手段与目的、目的与后果、最终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目的之间合理思量，那么，他的行为就是目的理性行为”[14]221。最终，在价值理性行为与目的理性行为的激烈交锋中，艾哈迈德以牺牲自己的情感和信仰为代价，终止了恐怖行动。

厄普代克借伦理选择映射内心世界之相，引领读者直达伊斯兰信仰者的内心。当艾哈迈德认识到“每个活着的人都满怀主动的意识，执著于自我进步与自我保护”[10]329时，读者见证了他的道德成长，意味着他身份的理性回归。厄普代克通过对艾哈迈德“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伦理追问，实现对恐怖分子的反叙事刻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学的教诲目的。

阿波罗神殿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提醒人们：人类从未停止对自我的探寻。保罗·沃黑赫说过，“我们的身份并非是隐匿于自我存在深处的一个不可改变的内核，而是外界铭刻于我们身体之上的思想的汇集”[15]4。身份并非与生俱来，放眼外部世界探究身份的本质，不失为一条有效的路径。在文化研究和批评领域，研究者通常聚焦于个人或群体的社会身份或文化身份，通过追问的形式去确认身份和寻求认同。从理论上讲，确认社会和文化身份主要包括“民族(nation)、族群(ethnicity)、种族(race)、阶级(class)、性别(gender)、宗教(religion)、职业(profession)、语言(language)等依据或尺度”[16]。由此可见，身份的核心由群体共有的一套大体一致的规范和价值观构成，并决定“身份全是关乎伦理道德”[15]37。这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同伦理身份相关”的基本观点高度契合[8]21。

爱德华·赛义德等认为，身份是在现实世界和历史语境中被塑造出来的，是建构的、生产的、流动的。同理，文学作品所表征或再现的人物身份，也离不开语境。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8]19。艾哈迈德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甚至没有出过美国国门，但是他的穆斯林宗教信仰、肤色和种族却让他与生活的世界格格不入。因此，只有把《恐怖分子》置于当代美国社会的语境，才能深刻理解厄普代克的着眼点。“9·11”事件促发了美国社会对穆斯林的激烈反应，造成美国穆斯林和阿拉伯族裔的身份困惑和生存困境。厄普代克笔下的艾哈迈德处境正是“9·11”事件后社会困惑和困境的真实写照。

身份困惑是艾哈迈德面临的最大问题。艾哈迈德第一次聊到自己身份时，刻意解释自己的美国人身份。直到利维老师表示没有怀疑，他才继续与老师放松地交谈。身份是变迁的。利维老师告诉他，美国有许多来自不同宗教、种族、肤色、国家而能很好相处的，构成美国爱尔兰人、美国黑人、美国犹太人、美国阿拉伯人。譬如，查理的父亲谢哈卜，从黎巴嫩移民最终融入美国，且忠于这个国家的社会体制，成为美国黎巴嫩人；
而利维老师是犹太人，他的妻子贝丝是德裔美国人，两个信仰不同、种族相异的人，被美国“沥青宝宝”“统统粘住了”[10]26。可见，个体或集体是在身份持有人与外部环境间的交互过程中形成，一旦构成群体的规范和价值观产生变化，其身份也随之改变，朝着新的方向变迁。

同时，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离不开建构者与被建构者。查尔斯·泰勒在《承认的政治》中指出：“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认同，部分是由他人的承认引起的。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就会对我们的认同造成显著的影响。”[17]即使合法公民身份得到确认，也不能减少艾哈迈德的困扰。“9·11”事件后，艾哈迈德的家庭经常接到反穆斯林的恐吓电话，他不明白那件事怎么能怪到他(一个孩子)头上。他的白人同学称他为“阿拉伯人”“黑穆斯林”，“连黑人都不如”，连“用破布裹着头”都不是[10]15。国土安全部长和助手称穆斯林为“他们”，认为“他们”是蟑螂、蝙蝠、黑暗，而白人是光，“黑暗却不接受光”[10]48。这些诋毁少数族裔及其文化的话语背后，实则是美国积重难返的种族中心主义偏见。艾哈迈德代表的美国少数族裔群体被拒斥、被鄙夷，甚至被妖魔化，是西方主流文化眼里的“他者”，“永远是一种社会价值的缺乏，被看作是不透明的，不被看作正常人类社会的一员，而属于另外一个低级混乱的世界”[18]。也就是说，“美国人”身份的建构常常与“权力”“话语”密切相关。

规范和价值观是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是构成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艾哈迈德的日常行为与生活在美国的其他阿拉伯人迥然相异。艾哈迈德生活自律，总是身着白衬衫，干净整洁；
他经过阿拉伯人聚居的街区，看到身着超短裤与紧身弹力背心的女人，身着紧身背心和怪异松垮短裤的男人，时常感受到威胁和恐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身份的差异背后隐藏着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独善其身的艾哈迈德为自己感到自豪。在他看来，那些窘迫而实际的男女并非像他那样是信仰坚定的穆斯林，而是“出于对自己种族的慵懒认同”而加入伊斯兰教。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祖先源于埃及，信仰伊斯兰的艾哈迈德，将自己疏离于生活在美国的其他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那么，他究竟是美国人，还是阿拉伯人，还是美国阿拉伯人？

伦理范围的变化会触发身份领域的变化，反之亦然。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值得读者重视的问题：一是，身份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动变迁的；
二是，身份的建构总是伴随着“我们”与“他者”的关系。“他者”的存在并不在“我们”之外，“而是在我们之间”[19]。正是身份的流动性和建构性，造成了艾哈迈德的困境。厄普代克并不只将身份描写流于形式，而是将其置于伦理语境，引导读者对构成身份的规范和价值观进行思考，进一步揭示出身份困惑和身份危机正是伦理困境的源头。厄普代克以艺术虚构的手段激发读者中的“我们”对传统“他者”意识的不适感，唤醒“我们”的“他者伦理”，反思自己对“他者”的责任，进而转化为“我们”的伦理行动。《恐怖分子》使读者中的“我们”认识到，对于边缘群体，“我们”不仅要关切，更要充满自省，直至反思自己的偏见，并以伦理行动纠正和补救“我们”的日常实践。

回归《恐怖分子》的伦理现场，沿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路径对厄普代克的艺术虚构进行客观分析，可以发现，《恐怖分子》借伦理困境突显道德争论，借伦理追问实现伦理教诲，借“他者”伦理激发伦理反思，由此建构充满伦理意蕴的空间。《恐怖分子》对后“9·11”时代美国社会的少数族裔予以关注，饱含作家深层的伦理旨归；
对当代道德疑惑和伦理危机的形式予以表征，唤起读者清醒的伦理认知；
对读者的“他者”伦理和行动责任予以刺激，实现作家与读者间有效的伦理交流。“小说不是别的，而是人类迄今发明的自我审视，自我展示的一种微妙手段”[5]117。厄普代克赋予《恐怖分子》伦理之脉，从伦理身份、伦理困境、伦理选择、伦理反思，最终转化为伦理行动。由此，厄普代克的文学创作既饱含深层的伦理意识，实现伦理交流的写作意义和文学的伦理教诲功能，又彰显《恐怖分子》在当代社会重要的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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