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鲁特蒙古热河觐见与乾隆帝的西北决策

汤 斌 于艳玲 张守义

（承德避暑山庄研究所，河北 承德 067000）

厄鲁特蒙古，即明代之瓦刺，清代称为厄鲁特或四卫拉特。在土尔扈特部西迁前，厄鲁特由准噶尔部、土尔扈特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组成。17世纪，土尔扈特部西迁后，四大部为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辉特部。

清入关前，厄鲁特蒙古就与清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崇德二年（1637），和硕特部固始汗派遣使者向清朝进贡。顺治二年（1645），固始汗之子多尔济达赖巴图尔遣使问安。第二年，以和硕特古始汗为首的厄鲁特各部首领共22人，向清朝奉表贡，清政府当即对古实汗“赐甲胄弓矢，俾辖诸厄鲁特”。[1]随着准噶尔部的逐渐强盛，卫拉特诸部被置于其统治之下。在准噶尔部巴图尔浑台吉、僧格统治期间，准噶尔与清朝保持着良好的通贡关系。康熙九年（1670）僧格在准噶尔贵族内讧中被杀，其弟噶尔丹趁机夺取了准噶尔部部统治权。噶尔丹执政后，以伊犁作为政治中心，控制着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并向四周扩展，最终在康熙十六年（1677）兼并四卫拉特，建立准噶尔汗国。

噶尔丹的扩张野心和“东进政策”严重威胁到清政府对漠北蒙古、西藏等地的实际控制，阻碍了清朝“大一统”政治目标的进程。同时准噶尔部割据西北，与哈萨克、俄罗斯发生关系，也成为清政府在中原地区实施稳定统治的隐患。康熙二十六年（1687），准噶尔与喀尔喀发生摩擦，清政府在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上，主要以安抚、和解的办法对双方进行调解，极力避免与噶尔丹发生摩擦，造成矛盾激化。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率三万多士兵大举入侵喀尔喀，造成喀尔喀内迁，给清政府的经济和边防带来了压力。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尔丹屯军乌兰布通进逼北京，康熙帝积极备战。乌兰布通之战爆发，拉开清朝与准噶尔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近70年时战时和的对峙局面。

有关乾隆帝对准噶尔部实行的政策，相关学术论著有郑艳、王峰、高俊的《从达什达瓦蒙古部落内迁看清王朝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袁森坡的《乾隆帝进军西北失误续议》，成崇德的《清朝边疆统一论》，金启孮的《清朝前期卫拉特蒙古和中原的互市》，惠男的《十八世纪中期准噶尔汗国消亡后的厄鲁特人》等，集中侧重于乾隆帝对准部进行武力征服的过程，而对乾隆帝在与准部和平时期到战争爆发时期的政策变化论及不够。李秀梅在《清朝统一准噶尔史实研究—以高层决策为中心》的论著中，侧重于清政府对准部用兵政策的研究，但对乾隆帝在热河通过一系列筵宴、封爵、赏赐、抚恤等“绥服”政策笼络准噶尔汗国投诚首领的论述不多。

雍正帝对准噶尔用兵失败后，雍正十二年(1734)，清政府与准噶尔停止战争，进入相持状态。乾隆四年（1739），双方签订游牧边界协议。五年，双边贸易协议也达成一致。至乾隆十九年（1754），清军进剿达瓦齐，准噶尔与清廷朝已维持了二十年的和平。

额尔德尼昭之战后，准噶尔汗国开始走向衰落，对各部及属民的控制力下降。乾隆十年（1745），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死，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即位成为准噶尔台吉后，准噶尔上层开始内讧，内部矛盾越演越烈。先是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即位后，因年幼便由其姊乌兰巴雅尔代管诸务。四年后，其姊被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所疑，囚于今南疆阿克苏。其姊夫赛音伯勒克与宰桑厄尔锥音将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囚禁，立其兄喇嘛达尔扎为汗。然而，准噶尔内部并未因喇嘛达尔扎之立而消除矛盾。当喇嘛达尔扎杀死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的支持者小策凌敦多布的儿子达什达瓦，吞并其部众后，遭到准噶尔部贵族大策凌敦多布的孙子达瓦齐、杜尔伯特部台吉车凌，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以及和硕特台吉班珠尔等贵族的反抗。至此，准噶尔内部纷争不断，相互攻伐。乾隆十八年（1753），达瓦齐、阿睦尔撒纳等联合哈萨克将喇嘛达尔扎擒获，达瓦齐即位为准噶尔台吉。

对于准噶尔内部的发展状况，清廷一直处于观望和焦虑之中。首先，对于准噶尔部派往西藏礼佛熬茶的人数和次数逐年增长的情况，乾隆帝极为重视和防范。准噶尔经常未经请示清廷便派出队伍前往西藏礼佛熬茶，这不仅影响了西藏的社会秩序，同时也违反了清政府一贯坚持限制蒙古诸部与西藏喇嘛私下往来的政策。在与内地的互市方面，清政府确定的官市地点在肃州，但是准噶尔民众在喀尔喀边卡、西宁等地也私相贸易，引起乾隆帝的警觉。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曾下谕，嘱咐班第对准噶尔“不可不备其窥伺，凡我疆界，益应严加防范。”[2]其次，清廷与准噶尔之间的贸易也存在诸多问题。由于准噶尔政局不稳，经济凋敝，对清朝贸易依附严重，造成准噶尔人涌入内地贸易的人数不断增长，直接对清朝的地区稳定造成隐患。同时，在与准噶尔人的贸易中，清朝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地位，白银外流严重。这些使得清政府颇为忧虑。

随着准噶尔势力的衰落，内部矛盾的加剧，在内讧中失败的准噶尔贵族纷纷率部投靠清政府，乾隆帝在准确把握了准噶尔实际情况后，其观望防范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乾隆十五年（1750），达什达瓦部下的宰桑萨喇尔率领部众81户，380余口逃向内地，被清政府收容后，只剩下71户，300余口。乾隆帝予以安抚，命“照例安插，赏给畜产，编设佐领，即令萨喇尔管理”，随后“安插于察哈尔，寻授萨喇尔为散秩大臣。”[3]萨喇尔降清的意义极为重大，他带给乾隆帝很多准噶尔的确切信息，包括准噶尔内讧情形。这些信息，让处于观望状态的乾隆帝开始改变态度。

不久，以小策凌敦多布的孙子讷默库济尔噶勒为首的部分准噶尔贵族，开始与达瓦齐争夺汗位，其战火波及卫拉特各部蒙古，杜尔伯特部也被迫卷入这场混战。乾隆十八年（1753），哈萨克阿布赍在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请求下出兵进攻杜尔伯特部，造成近三千名杜尔伯特民众被掠劫，牧场被毁。杜尔伯特部长期被准噶尔贵族排挤、欺凌，又深受准噶尔内部常年战争之苦，遂决定内附。同年十一月，清朝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上奏：“准噶尔都尔伯特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等，率所部三千余户来降。”[4]这就是著名的三车凌内附事件。这次杜尔伯特内附，向清廷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准噶尔内部混乱，民不聊生，清朝统一西北边境的时机到来了。

让乾隆帝坚定以武力手段统一西北边疆信心的是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的降清。阿睦尔撒纳，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之外孙，辉特部台吉。在准噶尔汗位争夺战中，他与达瓦齐联盟，借助哈萨克兵，帮助达瓦齐夺得了准噶尔国汗位。登上汗位的达瓦齐拒绝了阿睦尔撒纳要求伊犁以北地区的统治权，致使两者之间的联盟破裂。乾隆十九年（1754），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相互攻击，七月，达瓦齐夺得阿睦尔撒纳的牧场。迫于无奈，阿睦尔撒纳率妻子及部众“共兵五千余名，妇女人众，约二万”[5]向清朝扣关请降。乾隆帝闻讯后十分高兴，认为“阿睦尔撒纳乃最要之人，伊若来降，明年进兵大有裨益。”[6]将其安置于乌里雅苏台附近游牧居住，并谕军机大臣：“阿睦尔撒纳等款关内附，冀受朕恩。伊等初到，闻其生计艰窘，牲畜损伤，深堪轸念。著加恩赏阿睦尔撒纳，牛马一百匹、羊二百只。讷默库、班珠尔，各赏牛马八十匹、羊二百只。其余台吉扎木参等八人、俱各赏牛马二十匹、羊一百只。以资养赡。”[7]九月，命阿睦尔撒纳等前往热河入觐。[8]

乾隆二十年，准噶尔贵族大台吉噶勒藏多尔济与达瓦齐不和，遂向清廷上表请降，称“达瓦齐残虐，众心解体。我与彼势埒，不相侵犯。自篡夺台吉以来，我屡劝不从，数年不通信。去岁向我调兵，我不发，今年令我备兵一万，我不备。大兵过时，我属俱照常耕种。今闻恩旨，愿率属投诚。”[9]噶勒藏多尔济乃准噶尔大台吉，乾隆帝认为出兵之际，噶勒藏多尔济率领部众来降，预示平定准噶尔一定会速战速决，大功告成。当年三月，乾隆帝即封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并命其与辉特部阿睦尔撒纳、杜尔伯特部车凌同至热河朝觐。

乾隆帝对西域用兵前后，准噶尔汗国前来投诚请降的各部首领人数众多，除了以上杜尔伯特部三车凌、辉特部阿睦尔撒纳、准噶尔部噶勒藏多尔济外，还有和硕特部沙克杜尔曼济、辉特部巴雅尔、和硕特部班珠尔、杜尔伯特部纳默库、和硕特部达瓦、和硕特部色布腾等，乾隆帝皆命众人于乾隆十九年、二十年前往热河入觐。厄鲁特蒙古诸部首领的内附，使乾隆帝详细解了到准噶尔内部的确切状况，“天朝此次用兵，实因准噶尔地方，互相残杀，民不聊生，是以特命六师，前来拯救。”[10]乾隆抓住时机用兵西域，同时，通过热河入觐，安抚怀柔内附的各部首领，使其为清政府所用。事实证明，此次用兵西域，得到内附厄鲁特各部贵族的协助，的确有利于清军顺利进军伊犁，平定达瓦齐之乱。

康熙时期，厄鲁特蒙古在与清政府保持和平状态时，也会遣使朝觐，康熙帝在热河多次接见厄鲁特各部贵族。如康熙三十六年（1700）厄鲁特台吉丹济拉来降，在热河觐见，康熙五十年、五十一年、五十二年、五十三年、五十七年、六十年，都有厄鲁特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前往热河入觐。[11]乾隆十九年（1754）到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对准噶尔进行统一战争，清廷的很多决策执行是在热河完成的。这里是清政府“恩威并施”政策的执行地。

乾隆十九年（1754）五月，乾隆帝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了归降的杜尔伯特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三车凌降清，带来了大批的准噶尔部众，这是民心所向的体现。对于此次接见，乾隆帝极为重视，他知道蒙古人“甚惧出痘”，担心避暑山庄虽系口外，但聚集人多，难免有出痘之人。特提前命热河副都统李侍尧、道员富勒浑：“山庄左近，如有出痘之人，暂令移于广仁岭西边远处回避，俟车凌等回去后再行移回。”[12]清廷依制对三车凌等人进行封爵、赐赍，并在万树园、卷阿胜境、流杯亭等地赐宴。五月十二日，乾隆帝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
封车凌孟克、色布腾为贝勒；
封孟克特穆尔、班珠尔、根敦为贝子；
封巴图孟克、玛什巴图为公；
封达什敦多布、恭沙喇巴尔为一等台吉，均授为扎萨克，并赐冠服。乾隆帝申谕车凌等人“各约束教养所属，安分谋生。”[13]202五月十三日，乾隆帝御澹泊敬诚殿，召见新封亲王车凌、郡王车凌乌巴什等人，并赐宴。赏亲王车凌银五千两，郡王车凌乌巴什银四千两，贝勒车凌孟克、色布腾、各三千两。五月十四日，乾隆帝在避暑山庄延熏山馆赐宴三车凌。五月十六日，十七日、十八、十九、二十日连续五天，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赐三车凌以及达瓦齐使者敦多克、扈从王公大臣、蒙古台吉等宴，并观火戏。五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又赐宴。[14]

三车凌降清，使乾隆帝对准噶尔部与其他各部之间的关系更加了解，对进兵西域充满信心。他一方面积极备战，嘱咐色布腾“议定明年由阿尔台、巴里坤二处进兵，此时必须慎密”，待定边将军“策楞到时，一切机宜，自必告知，切宜慎密，不可洩露，”[15]一方面谕令内外札萨克喀尔喀蒙古等将明年进兵伊犁，希望“我与尔同力戡定，则蒙古部落，永远宁谧，”[16]公开声明清廷收复西北地区的决心。

乾隆十九年（1754），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前往热河朝觐。乾隆帝“因其未出痘”，特命于当年十一月天寒之际前来热河。三车凌、阿睦尔撒纳归附，乾隆帝这年特地来热河两次，他对阿睦尔撒纳很重视，认为阿睦尔撒纳为准噶尔大台吉，利用他作为稳定准噶尔局势的一个关键部分。乾隆帝说：“阿睦尔撒纳输诚来归，即为朕之臣仆，所有进兵之事，伊有所见，俱著告知军营将军大臣等，公同商酌妥协办理。”[17]先是乾隆帝的用兵计划，引起清廷内部激烈的争论，绝大多数大臣认为贸然出兵，必会重蹈覆辙。而乾隆帝则认为准噶尔内乱，如果“安坐失之，岂不贻笑天下后世？”厄鲁特各部首领纷纷归降，乾隆帝认为进军伊犁“既当为降人筹久长计，且实有可乘之机，皆藉上苍默眷云。”[13]201因此对归降的厄鲁特诸部首领，清廷接待规格都极高。十一月十二日，阿睦尔撒纳与和硕特台吉班珠尔、杜尔伯特台吉讷默库等人在热河广仁岭恭迎乾隆帝，当日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举行隆重仪式欢迎阿睦尔撒纳，并赐宴赏赉，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和硕特部班珠尔和杜尔伯特部纳默库为郡王，辉特部扎木参、齐木库尔，杜尔伯特部刚多尔济、巴图博罗特为贝勒，辉特部德济特等人为贝子，均授札萨克，并赐冠服。[13]201十一月十四日，乾隆帝在澹泊敬诚殿上接受阿睦尔撒纳的朝觐，随后在避暑山庄之延熏山馆设宴款待。十五日，乾隆帝御万树园，再次赐宴。乾隆帝依照接待三车凌的规格，也连续五天在万树园赐宴，观火戏。期间，乾隆帝用蒙古语询问阿睦尔撒纳准噶尔内情，并相互交流骑射技艺。[18]

隆重的接待完成后，乾隆帝命阿睦尔撒纳于本月二十日出发，前往班第之北路军处报到，协助清军进剿达瓦齐。早在七月，阿睦尔撒纳降清之时，清廷便从阿睦尔撒纳部众约20000人中抽调2300名士兵加入清军。从热河返回的阿睦尔撒纳被任命为北路军副将军，协同定北将军班第从乌苏里雅台出兵，西路军则由定西将军永常率领从巴里坤启程进发。两路大军共50000人，定于乾隆二十年（1755）正月出兵。

十一月十九日，乾隆帝宣谕准噶尔进剿达瓦齐，公开出兵计划的目的，一是震慑达瓦齐，二是为争取更多的准噶尔降人：“诏曰诞告尔准夷有众，昔尔台吉噶尔丹策零祗服朕训，恭顺无失。朕嘉其诚笃，二十年来，叠沛恩施，俾尔有众，各得休息。逮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承袭台吉，朕复加恩悉如其旧。乃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赋性暴戾，不恤其众，喇嘛达尔扎因而篡弑。于时曾欲代申天讨，歼此逆乱，念噶尔丹策零后嗣，惟有喇嘛达尔扎一人，用是恩施格外，未加剿除。达瓦齐以噶尔丹策零臣仆，敢行篡弑，致噶尔丹策零后嗣灭绝，且又残害同人，酷虐其下，败坏黄教，悉令还俗。朕念噶尔丹策零恪恭敬顺，事朕有年，安忍视其宗灭地亡，使衽席黎元，流归左道。又值杜尔伯特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等不胜其虐，率属投诚。朕君临天下，一视同仁。车凌等沥诚祈请，朕焉有不收留抚养之理？是以特沛殊恩，悉皆加爵晋秩。其属下宰桑，亦予官职，及银缎产畜，俾得安居。然使安置于喀尔喀地方，不免侵占游牧，互相杂处，殊为无益，不若仍居旧地为尤善也。今为尔众两路兴师，北路命将军班第、阿睦尔撒纳，西路命将军永常、萨喇勒，率兵前进，平定准部。以为车凌、阿睦尔撒纳人众复业之所。尔夷众有车凌、阿睦尔撒纳族属，欲行内附者，朕亦一体施恩。其余有众，如谓达瓦齐既弑其主，又绝人嗣，思念大义，不甘为彼臣仆，慕朕德化，抒诚来降旨，朕亦同车凌、阿睦尔撒纳等一体抚恤，使居原游牧处，不令他徙。总之先来者先受朕恩，后来者后蒙朕惠，即使达瓦齐能痛改前非，输诚投诚，朕亦一体封爵，不令失所。尔等如不晓朕怜念夷众丧亡，溺于左道，拯诸水火之意，不知大义所在，仍怀观望，或敢抗拒者，大兵所至，必尽歼除。尔等其详求朕谕，熟思利害，善自裁择，勿遗尔悔，为此诞告。”[24]

诏书中细数达瓦齐的罪状，声明了清军出兵的正义性，即为拯救准噶尔民众于水火之中，为归附部众安居乐业，不令他徙异乡的出兵理由。乾隆帝在热河的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得正在犹豫观望的厄鲁特诸部首领，对清廷燃起希望。乾隆二十年（1755），正当清军进兵之时，准噶尔大台吉噶勒藏多尔济归降，乾隆帝于热河觐见，并封为准噶尔部汗，命其在游牧地配合清军西路兵，与扎拉丰阿、玉保、富德等进剿达瓦齐。

清初，准噶尔部以伊犁作为政治中心，不断发展势力，吞并四卫拉特，征服南疆回部，控制了天山南北的广袤地区，成为雄踞西北的准噶尔汗国，其势力发展必然与清王朝维护边境安定的政治愿望发生冲突。特别是噶尔丹试图吞并漠北喀尔喀蒙古，这让视喀尔喀为北部边防屏障的康熙帝不得不用兵西域，最终消灭了噶尔丹势力。清朝与噶尔丹的继承者策妄阿拉布坦和平相处了二十年，清政府对准噶尔的态度是安抚羁縻。随着清朝驱准保藏的胜利以及统一青海和硕特，在地理上形成对准噶尔的包围，雍正帝开始对西域用兵，试图一举解决西北边境问题，最终却以失败告终。

乾隆帝即位后，与准噶尔签订了签订了游牧边界协议和贸易协议，表明了乾隆帝打算与准噶尔和平相处的愿望。乾隆十五年（1750）后，准噶尔内讧，各部相互征伐，加之痘疫流行，民不聊生，清廷在大致了解后，依旧保持静观态度。随着准噶尔部属纷纷来降，准噶尔部在天山南北统治根本的动摇，促使乾隆帝下定决心统一西北。

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二十年之间，乾隆帝对准噶尔的政策调整，反映了清政府民族政策的主导思想——“怀之以恩，威而知畏”。热河，作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是清政府“恩威并施”民族政策的实施之地。通过一系列的接见、赏赐、册封、筵宴、观戏观烟火等安抚活动，一是使归附的厄鲁特首领对清朝“怀之以恩”，增强了他们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二是通过上述活动继续绥抚处于观望状态的准噶尔贵族，争取这些军事武装力量，从而协助清军进剿西域，实现清朝“大一统”的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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