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能坤 黄春春
(①重庆文理学院教育学院②重庆市永川区兴龙湖中学校 重庆永川 40216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提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和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进一步明确了西藏的发展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人”,在于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发展的每一个人。
这样的“人”从哪里来?毋庸置疑,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变藏区面貌,根本要靠教育”。可见,与其他地区相比,西藏教育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为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一带一路”倡议等培养人才,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培养人才。
那么,西藏教育发展得如何呢?近年来,西藏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学前教育、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和继续教育的教育体系,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是,西藏教育发展仍面临一些困境,主要表现为:基础教育质量整体不高,区内在校考生高考平均分达不到及格分[1],学生学习成绩普遍偏低、教师课堂教学效率不高、学生“学习断层”问题凸显等[2];
职业教育重视程度不够且专业设置存在偏差,少数藏族群众对职业教育抱有偏见[3],社会中也普遍存在重学历、轻技能,重视普高、轻视职高的思想[4],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普遍存在着重复、不切实际、与本地区的特、优产业联系不密切的现象[5];
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失衡情况突出,西藏普通高校现有本、专科专业中多为基础类、师范类和传统学科,工科专业较为缺乏[6],而且基础专业设置不够、工学专业设置较少、部分专业西藏没有需求[7],本科院校向运用型转型发展进度缓慢,高职教育专业设置不合理,文科类专业比重大[8]……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上的解决,严重制约着西藏教育的发展,制约着西藏人才的培养。寻找新的路径破解上述问题,显得非常迫切。
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依据生态论、系统论、适应论等诸多理论,西藏教育问题本质还在于教育没有很好地关照西藏自身系统的特殊性。受西藏独特的发展历史、自然环境、人口状况、经济基础、政治环境、人文环境和办学基础等条件的影响,西藏教育具有特殊性[9]。这种特殊性就要求教育要与西藏独特的自然、文化、社会环境相互适应。这是因为不同的文化生态系统会产生不同的教育;
反过来,不同的教育也会对一定的文化生态系统产生不同的影响。换言之,文化生态系统与教育有个相互适应的问题,一定的文化生态系统总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10]。一旦不适应,就会形成冲突。研究表明,长期困扰西藏农牧区辍学的难题,根源在于现代学校教育与西藏传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不适应,学校系统内部的不调适和系统间的不调适[11],并具体表现为:乡村社会与学校教育之间发生冲突,传统农耕生活经验与现代工业文化知识之间发生冲突,儿童通过学校获得的现代知识系统在传统日常生活实践中没有可体验之处。[12]
自党的十七大开始,党中央提出西藏要走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这也给西藏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西藏教育不能脱离其历史背景、自然和社会环境等西藏特点,而是要与具有西藏特点的独特系统实现“共生”发展,进而通过教育引导学生关注西藏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和谐共生,有效促进西藏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
为何西藏需要特别重视共生教育?这在本质上是由西藏特点决定的。西藏特点是西藏共生教育发展的价值逻辑。
西藏的特点是什么?这是我们破解西藏教育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我们讨论西藏教育发展的前提条件。为了更好地讨论西藏特点,我们从两条线来展开:一是自然环境,从西藏的位置特点出发,继而讨论生态特点;
二是社会环境,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族特点,继而讨论文化特点。基于西藏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反思这块特殊土地上的教育应遵循的价值逻辑,是讨论共生教育发展的先决条件。
西藏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南边和西部与缅甸、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家和地区接壤,国境线长达3842千米[13],接壤国家众多,是我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西藏有4个边境地区(阿里、日喀则、山南、林芝),21个边境县,104个边境乡,4个边境口岸和28个边境贸易市场[14]。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西藏的战略位置更加重要。目前,西藏正在建设成为“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并积极推动构建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尼边境经济合作区等方面的建设工作。长期以来,西藏各族群众与边境线上的国家和地区有着频繁的经济贸易活动。同时,双方的旅游与文化交流互动频繁。西藏与边境国家、地区的关系,不仅关乎西藏的稳定与发展,而且关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正因为如此,我国历来重视西藏的位置特点与边境关系。在与边境国家、地区的外交政策中,我国一直奉行“周边是首要”的重要原则,提出了“以邻为伴、与邻为善”与“睦邻、安邻和富邻”的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可见,西藏独特的位置特点,为西藏提出了边境和谐、稳定发展的目标诉求。
西藏地处青藏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称。该区域氧气稀薄、植被稀少、气候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等,具有生态地位极为重要和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双重特征。一方面,西藏生态地位极其重要,是我们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一是我国众多河流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河流发育最多的地区,对西藏生态的保护是从源头上保护我国的水资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是生态系统多样,具有许多独具特色的生态系统类型,在这些生态系统中孕育了许多珍稀的动植物资源,保护这些独特的生态系统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
三是具有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的重要性。西藏高原东南部地处横断山脉地区,分布了许多森林资源,这些森林资源是水土保持的重要载体。一旦遭到破坏,不仅对西藏人民的生活环境产生影响,还会影响周围的地区生态和发展。另一方面,西藏生态环境极为脆弱:从气候来看,气候类型独特且复杂多样。由于西藏地处高原,平均海拔高,其高原气候具有空气稀薄、气压低、含氧量少等特征,生态环境呈现出破坏容易恢复难的特征;
从地形地貌来看,西藏地形地貌极为复杂,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总体表现出地形地貌极不稳定的特征;
从土壤条件来看,在西藏高原山地地区多为砂质土壤,且土壤的易蚀性高,土壤质地较为不稳定,水蚀、风蚀现象普遍[15]。可见,西藏独特的生态特点,为西藏提出了保护生态的目标诉求。
西藏是我国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聚居的边疆民族地区,生活着藏族、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等多个民族。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区常住人口中藏族人口为3137901人,占86%;
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为66829人,汉族人口为443370人[16]。这样的民族构成,具有鲜明的人口特征:一是藏族人口数量众多,因历史原因,宗教深刻地影响了藏族的传统民族文化[17];
二是民族构成众多,具有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不同民族之间长期共同生活于此;
三是分裂势力仍然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煽动蛊惑、制造事端,仍在与西藏争夺下一代。可见,西藏独特的民族构成,不仅为西藏提出了民族团结、守土固边的发展目标,还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边境民族地区稳定、促进跨境民族间合作交流等重要发展诉求。
西藏独特的环境形成了独特的西藏文化。西藏文化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西藏文化形成于雪域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地质地貌和自然条件,对西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因而使西藏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18]。无论是民众现实生活中的饮食、服饰、婚丧嫁娶、民俗、语言等日常文化,还是基于生活而形成的宗教哲学、音乐、戏剧、建筑、舞蹈等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均深深地打上了西藏这一独特区域的特征;
二是数量与种类众多。西藏文化遗产相当丰富,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多。截至2020年,藏戏、格萨尔、藏医药浴法已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89项、96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460项、522人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19];
三是民族文化相互包容与融合。长期以来,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与借鉴、共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民族间文化的融合发展,实现了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西藏的文化特点,给西藏提出了文化包容、融合发展的目标诉求。
综上所述,西藏独特的位置特征、生态特征、民族特征和文化特征等决定了西藏发展的价值逻辑。实现这些价值逻辑的关键在于培养能够理解、认同、自觉践行这些“西藏特点”的人。这就必然要求立足“西藏特点”积极探索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才能满足西藏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共生”(symbiosis)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期,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在1879年提出的一个生态学概念,旨在强调不同种属长期生活在一起、强调在同一生态系统中两个或多个不同有机体之间有益的至少是无害的相互关系[20],即强调各类生物须与环境“共生”。近年来,共生理念已广泛运用于生物、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这为西藏共生教育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发展“西藏特点”的教育,本质就是“嵌入式”的现代学校教育与西藏独特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形成“共生”关系,形成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共同生长的自适应系统。
“共生”有“一道生存”“一同生活”之意,对应的英文词有两个:一是Symbiosis,源于希腊语,它寻求的是“生存的各种形式的调和统一”;
二是Conviviality,源于拉丁语,它强调“生存的各种形式的杂然生机”[21]。强调各种形式的调和统一与杂然生机,这与教育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教育促进每个个体的共同成长等要求是一致的。于是,国内外一些学者据此提出了“共生教育”的概念。日本学者坂田义教等人在反思经济现代化为目标的“竞争教育”时,提出了以教会学生明白世界是相互依存的道理的“共生教育”才是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即教会人们在全球一体化的大交易圈中如何生存[22]。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教育发展正在经历“原生式——竞生式——共生式”的复杂变化过程,并以螺旋式上升的线路行进。这种“共生式教育”超越了原生式教育主客不分的客体化结构和竞生式教育主客二分的主体化结构,从而生发出主体——客体——主体互动共生的复合性整体结构[23]。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共生教育”还需要立足全球共同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以共同性共生理念为核心,追求和谐发展,谋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共生和人类的持续生存与发展的教育[24]。这种共生教育还可细分为针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理解教育、和平教育;
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环境教育、生态教育;
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教育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终身教育、全纳教育。[25]基于此,“共生”教育不仅可以服务于地区和国家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
长期以来,为了破解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的难题,我们多是将其教育发展滞后的原因归咎于教育投入不足。结果表明,大力增加教育投入后问题却依然存在。究其根源在于,西部民族地区教育没有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来发展教育。这种教育是外发的,是自上而下的,是贯彻的、推广的、达标的这样一些自上而下的东西,所以势必事倍功半。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那就是要打破传统的教育发展模式,以新的思路积极发展“共生教育”。这里的“共生”重在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人类自身的生长同它外部世界的良性发展形成一个共生互补的系统,而非以所学知识去征服自然,以所学本事去挖矿、去纯粹地作资源上的攫取,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二是在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相处以及对待自己的文化和现代化发展这些问题中形成的文化“共生”。一个是自然“共生”、一个是文化上的“共生”。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对自然是尊重的,对其他文化是尊重的。[26]这种共生的教育强调,将自然与人文的独特基因融入现代化的潮流,抓住独特的自然与文化促成“人”的发展,继而促进、改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27]可见,共生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文与自然的融合,达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全面共生。[28]
西藏是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展自然与人文共生的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西藏过去以传统的寺庙教育为主,现代学校教育是伴随西藏和平解放在借鉴内地教育发展模式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具有“嵌入”“外来”的特征。这些特殊性规定了西藏教育发展的方向,即与西藏特殊性相契合,发展与西藏自然和人文共生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才能引导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更加尊重西藏的自然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
更加尊重不同的文化,实现中华民族“和谐统一”,从而真正促进西藏的长治久安。反之,则会出现诸多问题。事实上,西藏教育的问题本质是现代学校教育与西藏传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存在冲突,冲突的直接表现是现代学校教育不适应西藏的实际情况[29],即背离了西藏的实际。因此,在“共生”思想指导下,教育应当立足于区域独特的人文生态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着眼于构建自然和人文良性互动的系统[30],才能培养服务于西藏这一独特区域的人才。
梳理西藏教育发展的历程,特别是在上世纪60-80年代,“从实际出发”几乎成了历年重要文件中的高频词。历史和经验显示:只有将现代教育与西藏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实现健康发展;
凡是背离西藏实际情况的教育,就会遇到诸多阻力,也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换句话说,教育与西藏共生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我们通过剖析部分有代表性的西藏自治区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案例来加以验证,以期实现“窥一般而见全貌”的目标。
西藏自治区于2017年启动了首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共评出59项。2021年,第二届西藏自治区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已完成,共评选26项(已公示)。目前,西藏共有5项获得2018年国家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这些成果奖集中展示了相关单位和个人围绕“西藏特点”探索出来的成功经验和取得的良好成绩,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1.办学模式与高原环境共生
为应对高海拔的生存困难并给师生提供较好的学习条件,西藏积极探索出了区内异地办学的新模式,实现了办学与高原环境的共生。
众所周知,那曲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高寒缺氧、环境相当恶劣,被称为“人体极限考验场”。西部四县尤其是双湖、尼玛两县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现象长期存在,加之东部三县学生受外部环境干扰,“招不来、稳不住、学不好”的现象严重。为解决这些问题,西藏探索出了在拉萨举办那曲中学的办学模式,先后建成拉萨那曲第一、第二、第三高级中学,拉萨那曲第四高级中学正在建设中。这种将高海拔地区向低海拔地区转移的异地办学模式,改变了师生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从根本上解决了教师留不住、学生学不好的难题。不仅节约了办学成本,而且大面积提高了学生的学业成绩,高考上线率比在那曲本地办学时实现了大幅度增长。以拉萨那曲高级中学为例,2020年高考上线率为100%,重点本科率为39.60%,同比提高了13.7个百分点;
本科率为74.88%,同比提高了4.88个百分点。2021年高考重本率更是在上一年基础上提高了18.32个百分点①注:数据系笔者根据浙江援藏网、浙江在线相关网站整理而得。。同时,由于拉萨市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曲学生具有更多与不同民族交往交流的机会,增强了民族团结意识。从高海拔到低海拔这一变动,既考虑了高中生的年龄特点和学习特点,又考虑了师生与环境的有机融合,本质上是学校办学与环境共生的鲜明体现。正因为如此,“西藏高海拔地区高中异地办学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实践探索”获得首届西藏自治区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受该模式影响,中国海拔最高的小学——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完小也从平均海拔5373米的普玛江塘乡整体搬迁至海拔4500米的浪卡子镇小学。搬迁后,学生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教育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
2.立德树人与边境优势共生
“立德树人”是新时期教育的根本使命,更是西藏教育的重要使命。为把“立德树人”落到实处、培养服务于西藏稳定发展的接班人,西藏教育成功探索出了一条立德树人与边境优势共生的新路。
阿里是全国边境线最长的地区之一,境内噶尔、普兰、扎达、日土4个边境县与克什米尔地区、印度和尼泊尔有着1116千米长的边境线。为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学生长大后固边守边的自觉性,西藏阿里中学巧妙利用地处国境线的实际情况积极整合当地边防驻军的营地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国防教育,探索出了一条常规教育与国防教育紧密结合的“立德树人”新模式。学校的国防教育有主题班会、走访边境、参观军营、与官兵交流、听官兵分享守边故事等多种方式,引导学生自觉执行《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礼仪规范》,开展了以解放军为榜样做到了“六个像样”的系列活动(上课像样;
作业像样;
说话像样;
走路像样;
活动像样;
教室像样)。形成的“西藏阿里国防教育实践与探索”获得西藏第二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同样,地处边境线上的西藏墨脱县背崩乡小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坚持邀请边防官兵到校授课并与学生保持互动的方式积极开展国防教育。如今,背崩乡小学每班每周两节国防教育课已形成制度,由学校不远处的边防模范营官兵义务授课。授课内容与形式因学生年龄特点而异:一年级学生认识国旗;
二年级学生认识中国地图,了解国土的概念;
三年级学生了解麦克马洪线,了解八大英模事迹……每年清明,学校还与官兵一起到距学校几百米处的烈士墓园,祭扫为祖国献身的边防战士。这些探索,不仅从小培养了学生的国防意识,也增强了学生热爱家乡、固边守边、保家卫国的自觉性,以实际行动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3.教学内容与生活世界共生
除藏文外,西藏其他学科教材均统一使用人教版部编教材。由于人教版教材内容以内地城市为主,相当一部分内容与西藏学生日常生活有差距,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兴趣不高、也给学生的理解带来了难度。为解决这一问题,有经验的教师将教材内容本土化、生活化,试图通过这样的“转化”环节为西藏学生的学习建立起“有效连接”,在践行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世界共生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为拉近西藏农牧区学生实际生活与美术教育的距离,将学生熟知的本地传统文化美术素材融合到美术教学中,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小学历时10余年探索,成功探索出了一套适合藏族学生特点的美术教学模式。学校引导学生以西藏特有的古建筑、民居、唐卡、人物、服饰等传统特色作为素材,将美术教材的教学内容与之有机融合,精心打造了具有“西藏特点”的美术课堂。同时,以藏文化中的美术资源为中心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举办藏族少儿美术展,组织学生参观八廓街等商业画廊、与本地知名艺术家交流等,积极将西藏独有的建筑绘画、人物绘画特别是是唐卡艺术巧妙融入美术课堂教学之中。先后有上百件作品获得各级各类奖项,部分作品还在国际上进行展示和交流,大大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也促进了藏文化的交流。以此形成的“西藏小学美术教育本土化探索与实践”获首届西藏自治区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同样,日喀则市第三高级中学有针对性地建立起了藏区生物多媒体资源库,也极大地增进了学生对所生活环境中生物资源的认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西藏具有非常丰富的生物资源:野生植物9600多种,其中855种为西藏特有;
野生脊椎动物795种,其中196种为西藏特有;
哺乳类145种,鸟类492种,其中22种为西藏特有。西藏大中型野生动物数量居全国第一位,藏羚羊数量占世界上整个种群数量的80%以上,野耗牛数量占世界上整个种群数量的78%①资源来源: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xizang.gov.cn/rsxz/qqjj/zrdl/201812/t20181219_33381.html.。学校利用藏区学生熟悉的动植物作为材料,通过“就地取材”的方式将教材内容与之巧妙结合在一起。比如,利用西藏特有的植物青稞,开展色素的提取与分离、植物细胞的吸水与失水等。同时,将这些实验过程用图片和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积极收集西藏拉萨博物馆和林芝博物馆里的一些动植物标本资料,建成了西藏独特的生物多媒体资源库。另外,利用节假日与学生一起到野外实践,了解当地生物,制作简单的标本,等。目前,该校结合西藏特有的生物资源制作了高中生物(人教版)各个章节课件100余个。因此,“藏区生物多媒体资源库的建设及应用研究”获得首届西藏自治区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4.校园文化与历史传统共生
为保障学生在接受现代学校教育的同时还能保护和传承藏文化,西藏大部分学校积极开发了具有藏族传统文化特色的校本课程,实现了校园文化与西藏传统的共生。
拉萨市实验小学自1998年始先后在学校开设了藏文书法、藏族民间故事、藏棋、藏族词歌、藏历、藏戏、藏语情景话剧等几十门校本课程,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藏文化特色课程体系。不仅如此,还构建了藏语文评价体系并率先探索藏语口试等新的评价方式。这些课程契合了学生的生活实践,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了学生对藏文化的认知、理解与认同,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双轮驱动”,受到社会的普遍好评。这种探索,本质上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共生。也正是如此,“藏文化特色校本课程开发与实践”获首届西藏自治区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统计发现,在首届西藏自治区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中,围绕“课程与教材建设”这一主题的成果就占了20%以上,尤其是各个学校努力挖掘本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了大量藏文化特色校本课程,激发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31]
5.综合育人与生态环境共生
西藏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教育每一个人正确认识西藏生态环境的特点并培养保护环境的自觉性,是确保西藏这块净土不被破坏的源动力。为此,以西藏林芝市第二小学为代表的一批学校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开展了一系列“接地气”的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林芝市第二小学于上世纪90年代初就把生态环境教育纳入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板块,积极创建绿色学校,致力于探究生态环境教育与学校养成教育的有效整合。多年来,学校通过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等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全面而深入地认识西藏独特的生态环境,从小培养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和基本能力。一方面,积极整合西藏自然博物馆、西藏大学自然环境研究等资源,邀请相关专家围绕西藏生态开展专题讲座、知识竞赛、纪录片展播等;
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类社区活动,包括拾废旧品、清扫社区、街道等校内日常活动和其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活动等。这些活动将一般意义上的生态保护与本土性生态环境认识有机结合,不但激发了学生保护生态的兴趣,而且增强了他们保护生态、热爱家乡的自觉性。不仅如此,林芝市第二小学还通过这样的探索,形成了《小气候高原植物种植情况》《林芝气候变暖与汽车尾气之间的关系》等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此,“基于小学综合实践的生态环保教育的探索”获首届西藏自治区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当然,我们在长期调查中发现类似共生教育探索的案例远不止于此。这些代表性案例之所以获得省级乃至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其背后的共同点之一就是很好地契合了西藏的特殊情况,即实现了教育与西藏的共生,促使教育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世界、贴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这些共生教育的实践经验,成为了西藏持续开展共生教育的实践基础。
如前所述,正是由于西藏的独特性,西藏教育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这就决定了西藏教育不能走复制内地的教育模式,而是必须结合自身特点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西藏教育的关键在于引导每一个人充分认识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并在生活中自觉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
引导每一个人充分认识边境地区的关系对西藏、对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性;
引导每一个人充分认识西藏文化的形成、发展、特征等,正确认识文化与文化的关系、民族与民族的关系。[32]西藏教育如何才能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唯有发展适应“西藏特点”的教育、不折不扣地推动西藏共生教育发展,方能担负起西藏教育的历史使命,从而培养服务于西藏可持续发展的接班人。
西藏在多个方面具有世界独一无二的特征,在长期的变迁过程中已形成了独特的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这个系统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并持续发展下去,教育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必须要与西藏社会这个大系统相适应,并在与这个大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相互调适,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与“适应”紧密相关的另一个词则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提出的“位育”。潘先生曾在《教育与位育》一文中指出:“位”,即“安其所也”;
“育”,“遂其生也”;
“位育”,即“安所遂生”。教育的唯一目的在教人得到位育,教而不能使人“安所遂生”,不如逸居而无教,以近于禽兽之为愈,因为他们的生活倒是得所位育的。[33]在潘先生眼里,教育首先要顺其“位”,然后方能“育”,或者是先“安其所”,而后“遂其生”。如果没有找到“位”、或者说没有“安其所”这个前提条件,教育就不能让人“遂其生”。基于西藏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教育必须“安所遂生”,与环境相互调适实现教育共生发展。相反,如果不顾西藏环境的特殊性,甚至与西藏环境对着干,教育就会“逆其生”,自然就无法促进个体的可持续发展。
从适应—位育—共生,体现了不同时期人类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不断探索,在引导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中起到积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虽然表述略有差异,但背后均隐藏着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要充分认识环境的特点并对环境资源加以巧妙地利用。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立足“西藏特点”、推进西藏共生教育发展的思路是符合实际的,也是经过检验可以持续发展的。因此,西藏教育必须牢固确立共生发展理念,深刻认识所处的“位”继而探索与之相共生的“育”,才能培养出持续服务西藏发展的人。
1.内容生活性
西藏教育的难点之一在于教材中的内容与学生的真实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这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中体现得更明显,导致西藏学生在教材内容的理解上有一定难度,学习与生活之间有一定的疏离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大力提倡“教学做合一”,强调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就怎样学;
怎样学,就怎样做。[34]这种强调以学生怎样做来确定教师怎样教的思想,生动地诠释了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共生的重要性。为此,西藏教育在内容上需要“转化”:在教材内容与学生生活之间建立“强联系”,即让学校的教育内容与西藏学生特定的生活世界实现共生、让学校的教与学生怎样做共生,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内生动力。
教学内容的共生在本质上是解决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两张皮”的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要将共生的理念转为实际的行动,即充分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生活环境,灵活多样地将教材内容转化为与学生生活相关的内容。这一转化,变化的不仅仅是内容本身,还有与之相伴的学生学习兴趣、学习难易程度、学习自我效能感等。事实上,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实践案例显示,凡是与西藏共生的教育,都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比如,山南市第二实验幼儿园开发的格桑花双语故事口袋,不仅在名称上使用了学生生活中熟悉的“格桑花”,而且有效地契合了学生生活中日常用到的双语交流方式;
堆龙德庆区实验小学、拉萨实验小学等在美术教学中将“唐卡”融入美术,在数学教学中引入布达拉宫建筑中蕴含的数学知识,在科学教学中引入西藏自然博物馆资源;
昌都、山南等地中学在音乐教学中融合藏族民歌,在课间操中融合藏族传统锅庄,地理教学中融合藏族的天文历算,等。这些个别教师、部分学校探索的共生教育实践,为共生教育的持续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未来,西藏教育还需要更加强化内容上的共生,在教育教学中更多地注入“西藏”元素,使之运用更加广泛、频繁、有效。
2.内容地方性
西藏面积广大,约占中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南北最宽约1000千米,东西最长达2000千米,区内各地差异非常大。从海拔看,区内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既有8000多米的高原,也有几百米的谷地;
从地理形态分,有藏东森林峡谷、藏北草原、藏西北高山谷湖相间、藏南谷地;
从气候类型看,包含了高原温带季风湿润气候、热带山地季风湿润气候等10个气候类型,几乎包括了北半球的所有气候带[35];
从生产方式分,农区、牧区、半农半牧区;
从民族分,除藏族外,境内还生活着汉族、门巴族、珞巴族等多个民族;
从宗教信仰分,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等信奉藏传佛教,回族信奉伊斯兰教。即便同样信仰藏佛教,也有“宁玛派”“萨迦派”“格鲁派”等不同的派别,等。按照生态学的观点,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类个体,自然会因环境适应的差异而形成各自的地方性特征。人类便会在自然与人文不同的环境中习得不同的“地方性知识”。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我们只能掌握基于空间和时间的“地方性知识”,别的文化和社会应该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去理解,而不能以我们的方式去理解[36]。可见,面对地域差异如此巨大的西藏,我们找不到一套统一的、标准的教育模式去适合每个地域的学生个体。相反,西藏教育应在共生理念指导下着眼于学生在生活中形成的“地方性知识”,通过共生教育帮助学生实现从生活中“地方性知识”向教材中“普世性知识”的迁移,从而在根本上培养服务和扎根地方的人才。
基于内容的共生性,西藏教育需要积极利用其特殊的环境资源推进生活性与地方性融通,积极开发自然与人文共生的课程,并通过这一课程这一重要载体来实现共生教育的目标。自然与人文共生教育课程的构建核心在于渗透人、自然、文化和谐互促的理念,亦即优化科学与人文在微观课程上的融合共生。[37]
教育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功能。但是,由于各地区环境特点不一样,这些功能的内容、表现形式、实现方式等也打上了该地区的烙印。教育功能的实现必须通过人这一中介,有什么样的人,就能实现什么样的教育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在西藏这块特殊的土地上实现教育的这些功能。如果一个人,看到森林就想砍伐木材,见到矿藏就要开采,见到河流就要筑坝修建水电站,看到牦牛生长周期长就想改变成饲料速成,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就破坏民族团结……这样的人才,不但不能服务于西藏的发展,反而成为西藏发展的破坏者。西藏教育培养出来的各级各类人才,是否能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其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每个受教育个体能深刻认识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并具有强烈的认同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以西藏教育的经济功能为例,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与全国相比,西藏的产业结构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为特色产业。《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显示,未来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强化创新驱动,做精做优高原优势产业”。这里的高原优势产业,主要包括以青稞和牦牛为主的高原生物产业、以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为主的特色旅游文化产业、以天然饮用水和绿色建材等为主的绿色产业、以水电和光伏太阳能为主的清洁能源产业、以边境贸易和口岸经济为主的边贸物流产业等七大产业。显然,这些特色产业全是顺应高原环境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唯一性。推动这样的产业发展,就需要与之相应的人才作为支撑。这就需要教育增强每个个体对高原环境及其产业特点的认识,并重点在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开展相应的专门人才培养工作。如果教育不顾西藏实际情况,复制其他地区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就不符合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就会出现人才就业不充分甚至无法就业的情况,从而无法实现教育的经济功能。教育的其他功能也是如此。
因此,西藏特定的历史发展特征、特殊的边境特别是中印、中尼等国家关系、与内地迥异的经济类型、独特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等,决定了西藏教育的功能需要“共生”而不能偏废,更不能不顾“西藏特点”走极端。
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教育发展路子,是党和国家给西藏教育指出的方向,也是西藏教育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教育也应像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一样,不能照搬照抄内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论,一定要从西藏实际出发,选好切入点、找准着力点、突破关键点,形成西藏发展的特色和亮点。如果不加分析研究,盲目地照搬照抄内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论,不管这种模式和理论有多么先进,——上高原也可能出现高原反应和水土不服[38]。为了避免教育的“水土不服”,西藏教育必须摒弃模仿或复制内地教育的追赶模式,而是要充分考虑西藏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特殊性,以及长期生活于此的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在教育模式、教育治理、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评价等多个方面确立共生理念、开展共生实践,积极发展共生教育。这样的共生教育,是符合西藏实际的教育,才能促进每一个个体的健康、全面发展、从而培养服务于西藏可持续发展的接班人。
致谢:本文在修改过程中,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朱德全教授提供了宝贵建议。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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