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学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动因的认知分析*

高小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712100，杨凌)

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出版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热烈响应，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1]美欧学者作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行为体，不仅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给予高度关注，而且开展了深入而且全方位的研究，并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因、国际影响和推进路径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的认知和评价。在这其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因更是美欧学者研究的首要议题，直接影响着他们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的基本判断。基于此，研究美欧学者对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动因的认知，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舆论走向，而且能够增进我们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丰富内涵的深入认识和领悟。

作为欧洲一体化的主要载体，欧盟不仅是欧洲地区多边合作的典型体现，而且是当今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际组织。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欧盟是推进世界多极化的核心支持力量之一，也是“有效多边主义”的践行者。[2]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与欧盟的国际秩序观在诸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由此在欧盟学者中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和共鸣，欧盟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研究有深度，而且总体认知比较肯定和正面。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欧盟学界的研究从中欧关系的实用主义目的出发，关注面相对比较宽。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因而言，欧盟学者认为，三大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

1.1 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

在欧盟学者看来，伴随着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出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此种努力的体现。2017年9月，由中欧顶尖智库和研究所——比利时布鲁盖尔(Bruegel)、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和香港中文大学(CUHK)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走向2025年的欧盟-中国经济关系：构建共同的未来》(EU-ChinaEconomicRelationsto2025:BuildingaCommonFuture)就强调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宣称“在美国日益质疑其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公共物品承诺的背景下，加上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很显然中国和欧盟不仅有必要增加彼此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应彼此强化战略协作”。[3]欧盟学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积极肯定态度的原因之一就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当前复杂而多变的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治理路径和解决方案。德国席勒学会(The Schiller Institute)创建人、知名政论家拉鲁什(Helga Zepp-LaRouche)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到2050年中国战略观的核心，认为：“当今世界因多种危机而处于失去平衡和破裂的边缘，在这样如此复杂和失序的世界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九大上不仅提出到2050年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且要建设所有国家都参与的美好世界，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4]

1.2 新时代中国塑造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的需要

2014年11月28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5]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多个场合提出：“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化大调整之中”“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2019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更是做出判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当前治理难题和发展困境，人类社会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发展观，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开辟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人类社会和平永续发展，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6]据此，欧盟学者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明显的塑造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的战略意图。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助理研究员莫诗彬(Sabine Mokry)在对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后得出结论称：“虽然中国对外话语还不是很清晰，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双赢合作等内涵还需进一步界定，但是中国领导人塑造世界秩序的雄心无疑是非常明显的。”[7]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范文丽(Alice Ekman)撰文认为，新时代中国呈现出前有未有的塑造地区和国际秩序的雄心，并把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带一路”倡议等视为塑造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和媒介。[8]类似的观点在欧盟学者中有比较大的认同感和市场。

1.3 新时代中国深化与世界各国合作，融入国际社会的体现

在不少欧盟学者看来，中国领导人提出和在各种场合宣传和推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深化与世界各国合作水平，更深层次地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途径。英国华威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彼特·费迪南德(Peter Ferdinand)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的出发点，反过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路径，更是连接“中国梦”和“世界梦”的主要纽带。[9]其他一些欧盟学者也据此对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利益考虑进行了分析。2017年10月，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IAI)发布题为《东北亚地区的信任建设和地区身份构建》(TrustBuildingandRegionalIdentityinNortheastAsia)的研究报告称，中国有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稳定东北亚局势的战略考虑，因为美国萨德在韩国的部署打破了东北亚地区的局势平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着眼于增强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和政治互信，而且还为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支撑。[10]不仅如此，欧盟学者还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为包括中欧在内的世界各国加强多边合作创造了条件。2019年10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1]对此，意大利中国问题专家弗朗切斯科·马林焦(Francesco Maringio)评论称：“中国的外交政策着眼于维护世界和平。‘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近几年来中国发起和参与的多个多边平台，使国际社会能够有效增进合作。”[12]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Stephen Perry)在听了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3月26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的主旨讲话后称：“面对人类未知挑战，各国尤其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进行应对，中国不仅以自身行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而且还表达了继续扩大改革开放、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贡献的承诺，这种合作和开放的态度，在未来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也是各国应该坚持的方向。”[13]

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当前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主要创建者，而且是国际学术界的中心和话语主导者，因此对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也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分析。不同于美国政府相对冷淡和冷漠的反应，美国学界关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的研究则比较多，产出的成果甚至比欧盟学界还要丰富，也更加注重对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原因的分析。2012年12月5日在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外事活动上，习近平同志提出“我们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判断时，关于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的研究就引起了美国学者的注意。[14]此后伴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场合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的阐释和拓展，美国学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图和动因的解读越来越全面和充分。总体来看，美国学者的分析主要从历史传统、现实利益和领导人风格三个层面展开。

2.1 历史传统层面

美国学者认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是中国既往历史和文化传统拓展至今的体现。在不少美国学者，尤其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美国汉学家的眼中，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崇尚公义、普济天下和合大同”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文化根源。美国人文学科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珍妮·霍夫曼(Jeanne Hoffman)指出：“鉴于中国长期以来就有追求‘公平正义’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必然会融入其历史传统，并在未来的国际战略中体现出来。”[15]美国高端智库兰德公司(RAND)2018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与国际秩序》(ChinaandtheInternationalOrder)也认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很明显传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和古典哲学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和国际秩序观，通过从历史和文化中寻求借鉴，中国意在对外宣传中国的国际秩序理念并以此来应对中国塑造国际秩序时遇到的挑战。[16]甚至还有部分美国学者则直接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中国对外文化扩展的表现。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研究教授王坂(Ban Wang)主编的《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天下、文化与世界政治》(ChineseVisionsofWorldOrder:Tianxia,Culture,andWorldPolitics)中的多位作者就认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是对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其中蕴含着‘中国例外论’，即把中国置于世界之巅，从而催生一种同质又精炼的历史文化。”[17]

2.2 现实利益层面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是推进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和应对全球挑战、塑造国际秩序的中国方案。在美国学者看来，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欲实现以下现实利益。一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实现我们的目标，必须有稳定的国际环境。”[18]因此美国学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目的是为中国梦的发展提供国际环境支撑，即“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在新时代的体现，其意在通过实现双赢为中国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保持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稳定性与长久性，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塑造当前国际秩序的需要。美国学者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国力稳步增强和国家地位不断提升的背景下缔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体现。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NBR)政治和安全事务主管、高级研究员纳德热·罗兰(Nadège Rolland)在《亚桑论坛》(AsanForum)期刊发文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反映了中国的地区秩序观，包括对区域内各种力量的构成格局以及主导未来欧亚大陆命运共同体规划的构想，并认为中国将在塑造地区秩序中发挥更加有力的领导作用。[20]类似的看法也在其他美国学者中有比较大的市场，譬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易明(Elizabeth Economy)早在2013年12月就评论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中国主导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新政治经济秩序。”[21]

2.3 领导人风格层面

习近平同志就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中国的内政外交都体现出了鲜明的“习氏”风格，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的形成也不例外。总体来看，美国学者主要从三方面分析了领导人风格对提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的影响：一是习近平的成长经历和务实以及对中国国家形势的判断相对悲观，由此决定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内外政策会更加务实。体现在外交政策上，那就是稳步制定更具前瞻性的长远陆海区域战略，进而形成具有全球视野的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22]二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必然体现。美国学者认为，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在内外政策上既有稳定的继承性，也具有新的发展和创新。毫无疑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外交上也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和风格，即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结合。在继承性上，新时代中国体现出倾向于通过和平发展，以协商合作来解决国际争端。而在创新性上，中国外交更加自信和积极主动，试图重新塑造和构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样的领导人风格的体现。[23]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具有前所未有的世界视野和国际责任担当。美国《每日期刊》李奥纳多·奥莱托(Leonardo Oletto)认为：“当今世界存在太多问题，不仅是贫穷、疾病，在很多地方甚至是失去希望。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通过共享将能解决和改善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发展问题。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成为一种信念，令全世界为实现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24]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美欧学界的回应和认知既有共同点，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就共同点而言，美欧学者不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提升背景下彰显中国大国责任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中国塑造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需要。就不同点而言，美欧学者分析的视角存在一定的差异，欧盟学者更多从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现实利益进行分析，美国学者则从历史传统、现实利益和领导人个人风格等层面进行研究，研究更深入。与此同时，美欧学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动因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也存在差异，欧盟学者相对更加理解和认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意义，而美国学者在肯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意义和国际贡献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担忧。美欧学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动因认知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3.1 美欧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了解和熟悉程度

国际关系知名学者金灿荣教授曾在《北京日报》撰文指出，任何时候准确地认识一个国家都是很不容易的，而正确认识当下迅速变化的中国尤其不容易，正确认识中国，真正了解中国，可能是全世界社会科学届最大的挑战。[25]这实际上道出了当前国际社会认识中国的一个最大挑战，即对中国(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的了解和熟悉程度。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主编刘东教授在该丛书的序言中指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中国是否遗忘世界，世界却从未忘记中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愈来越重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26]然而在此过程中，国际社会不同行为体获取中国知识和信息的途径是不一样的，由此带来的对中国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也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就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而言，美欧学者不仅有着相对比较稳定的获取中国信息和资料的渠道，而且有着相对比较深入的前期研究基础，加上美欧国家相对比较富裕，对中国研究的投入资金多，因此这促使美欧学界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的关注比较多，而且分析和研究也比较深入。尽管如此，美国学者和欧盟学者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相关信息的获取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迅速的发展变化，[27]所有这些也导致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图和动因的认知和判断上既有极大的共同点，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3.2 美欧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当今世界，国际社会的不同行为体之间的联系和活动日益频繁，国际社会日益形成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尽管如此，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中最为主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不同行为体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依然受到其所在国的明显影响。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因而言，美欧学者的回应和认知毫不例外地受到这些行为体所在国家的深刻影响，英国杜伦大学中国研究奠基人雷蒙德·道森(Raymond Dawson)其著作——《中国变色龙：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几个概念辨析》(TheChineseChameleon:AnAnalysisofEuropeanConceptionsofChineseCivilization)中指出，“我们对于中国或者其他文明的认知和反应，一方面取决于那里存在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则是由我们个性中有目的性的利益和潜意识的需要来决定的”。[28]可以说，对利益的考量是美欧学者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做出反应和评价时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欧盟学者而言，二战以来60多年的欧洲一体化使得推行多边主义已经成为欧盟追求的内在理念和战略利益之一，也成为欧盟学者认可的共同价值之一，由此也带来欧盟学者对与其价值理念比较一致的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高度评价和认可，对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图和动因也比较肯定。而美国要实现的地缘政治利益与欧盟有着较大的差异，作为二战以来国际规则的主要设计者和国际秩序的主导者，美国在经历了冷战之后更是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孤独的超级大国”。[29]因而维护美国霸权和单极主导地位，防止其他国家崛起对美国国际地位的挑战是美国历任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考虑。因此，自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首次外事活动上做出“国际社会正日益成为你中有过、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判断以来，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就受到美国学者的高度关注。然而从要实现的地缘政治利益出发，美国学者对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图和原因的认知与欧盟学者既有共同点，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究其原因，美国学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挑战美国的国际地位和霸权地位有着一定的担心，然而美国学者在经过深入的学理研究后，从世界历史和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出发，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发展不可阻挡的发展方向，美国唯有参与其中才能更好地促进美国地缘政治利益的实现。也正是基于此，美国主流学者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给予了积极肯定，不仅批评美国政府政策的战略性错误，而且呼吁和建议美国应积极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到亚投行、一带一路建设等各种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中，从而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3.3 中国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的多元解读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本身内涵丰富，这使得中国社会各界的解读也呈现多元化趋势。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以国内学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范畴的解读为例，中国学者的分析视角就很多，有的学者从历史、现实与未来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也有的学者从民族、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角度进行剖析，更有学者运用比较研究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内涵进行阐释。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领域，中国各界均认为可以在多个领域进行，但是具体是有哪些领域，中国官方和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和共识。这也导致在对外宣传和解读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时也具有这样的特征，由此也造成美欧的认知和理解比较多元。譬如，有的美欧学者将重心放在构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共同体上，而有些美欧学者在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后更强调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正如欧盟学者、英国杜伦大学雷蒙德·道森(Raymond Dawson)所言，国际社会中国形象的形成首先源于中国的“客观事实”。

由于中国国内各界尚且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的理解和解读侧重点存在较大差异，因而美欧学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动因的认知存在差异也就不足为怪了。

3.4 意识形态因素

任何思想和认识的产生和形成都会受到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尽管有时可能并未意识到。因此，澳大利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克林(Colin Mackerras)在其著作《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的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中称，“中国的形象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西方如何看待中国不仅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西方的学术氛围或意识形态氛围”。[30]美欧政要和学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动因的认知也毫无疑问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事实上，美欧政要和学者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的认知差异，尤其是出现误解和偏差，甚至是错误的认知都和意识形态紧密相关。具体来说：第一是美欧政要和学者的不同偏好促使他们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的认知存在差异。不同美欧政要和美欧学者因知识背景不同、认知倾向也有差异，这就使得他们在具有丰富内涵的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面前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去做出具体的阐释和理解，由此而产生的差异可想而知。譬如，当前研究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的国外学者学科背景差别很大，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军事学等各种学科的学者均有，因此这些学者在研究时往往从他们自身出发来做出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的理解和解读。第二是美欧学者长期形成的不同思维习惯和政治倾向也导致他们对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因和意图有着不同的认知。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就权力和知识的关系进行过非常精巧的论述，并提出了非常有影响的“真理制度理论”，即真理与制度相互作用，并且彼此紧密关联，权力制度产生并维系着真理，反过来，真理引发并扩展权力的效力。[31]美欧的社会结构以及中国与他们的权力关系影响着他们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的认知，反映在美欧学者对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图和原因上，这种影响更是明显存在。长期以来，美欧国家的全球地位带来的美欧学者在对待他国文明和思想时总不自觉地显示出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由此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的著作更倾向于将西方视为世界效仿的样板，而把其他的文明和思想边缘化，甚至给他们打上“奇特”或者“不可理喻”的标签。这一现象体现在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动因的认知上，美国等西方学者总是表现是对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图的怀疑，即使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较好评价的欧盟学者中也存在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能改变美欧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忧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有赖于中国的持续努力，也有赖于国际环境和国际社会的回应、认可和支持。反过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经提出就成为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之一，美欧学者的认知总体是积极肯定的和多元的，但也存在一定的消极认知和对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意图和动因的担忧。美欧学者的上述认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既有认知因素，也有利益因素，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既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和中国与世界各国互动的更加频繁，如何让包括美欧学者在内的国际社会更加客观认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图和目的，让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有着更好的国际舆论氛围，这也是中国对外传播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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