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P、5′-NT、γ-GGT、PA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的诊断效能评估

梁丽娜，罗志斋，黄前方，韦贵将，王春芳，莫武宁

(1. 广西医科大学，广西 南宁 530021；
2.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腺体外科，广西 百色 533000；
3.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临床检验诊断与研究中心，广西 百色 533000；
4.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广西 南宁 530021)

目前我国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LC)是位居第4位的常见恶性肿瘤，在肿瘤致死病因中排名第2位，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PLC按病理类型可分为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癌和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癌[1-3]。因为基因多态性等因素的影响，PLC的发病率在地理上具有差异性，同时不同分期的PLC的治疗方法存在差异[4-5]。早期的PLC患者如果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大部分病治愈率高，且经济负担小。中期的PLC患者除了手术治疗以外，还需要配合介入治疗、微波消融治疗等[6]；
晚期的PLC患者，除了需要联合化疗、放疗、靶向药物治疗等综合治疗，还需要控制肿瘤的生长、发展、扩散及复发[7]。中晚期PLC患者治愈率降低，治疗费用昂贵，由于需要长期治疗和服用药物，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因此PLC早期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是一个常被用来做PLC筛查的重要血清学检测指标。以往研究表明，AFP检测对PLC的总体诊断率为60%～70%，但是当AFP浓度较低时，PLC漏检率会显著升高[8]。因此，AFP检测在PLC早期诊断中存在缺陷，迫切需要开发一种有利于PLC早期诊断、降低PLC漏检率的诊断方法。研究显示，多指标联合检测在急性心肌梗死、脓毒血症、早期胃癌、上皮性卵巢癌、肝细胞癌等疾病中都有应用，且诊断效能较联合前有显著提高[9-13]，因此本研究亦尝试使用多项血清学指标联合检测的方式来提高早期PLC的诊断效能。

1.1 研究对象 收集2021年1月至2022年5月入住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肝胆外科140例PLC患者为病例组，其中男性118例，女性22例，年龄为30～77岁，年龄中位数为52岁。纳入标准：①符合PLC诊断标准的患者，诊断标准参照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
②患者均为首次住院，且未经过手术、放疗、化疗等治疗。对照组为同期肝硬化及慢性肝炎患者，共152例，男性110例，女性42例，年龄为30～83岁，年龄中位数为46岁，纳入标准：①确诊肝硬化或者乙型肝炎的患者；
②无其他恶性肿瘤，尤其是无消化道肿瘤的患者。病例组和对照组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 资料收集

1.2.1 病例组及对照组的收集 通过本院医院信息管理系统，收集所有受试者的一般资料、相关实验室检测数据、病理报告及影像学报告，并根据PLC诊断标准，筛选出符合纳入标准病例组受试者，并做好记录。对照组以相应纳入标准进行收集。

1.2.2 病例组及对照组实验室血清学指标检测 AFP使用罗氏601电化学发光分析仪及配套试剂盒检测。5′核苷酸酶(5-nucleotidase，5′-NT)、腺苷脱氨酶(adenosine deaminase，ADA)、γ-谷 氨 酰 转 移 酶(γ-glutamyl transpeptidase，γ-GGT)、前白蛋白(prealbumin，PA)4项肝功能检测指标均使用罗氏702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γ-GGT使用罗氏试剂盒，5′-NT使用北京九强的检测试剂盒，ADA使用四川迈克的检测试剂盒，PA使用深圳迈瑞的检测试剂盒。各项目参考范围：AFP(0～9 ng/mL)、5′-NT(1～10 U/L)、ADA(4～22 U/L)、γ-GGT(男：0～55 U/L；
女：0～38 U/L)、PA(180～390 mg/L)。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部分计量资料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以中位数(四分位间距)[M(P25～P75)]表示 ，两组间数据比较使用秩和U检验，差异以P<0.05为具有统计学意义。所有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检测指标使用Logistic回归并纳入性别、年龄校准建立联合诊断模型，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的曲线，使用MedCalc软件比较不同模型的诊断效能。将全部受试者按照不同AFP水平分成3组：①低浓度组188例：9 ng/mL②中浓度组56例：20 ng ml③高浓度组48例：afp>400 ng/mL。

2.1 对照组与病例组实验室各项检查指标比较结果 病例组中AFP、5′-NT、γ-GGT及PA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病例组ADA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实验室各项指标比较结果

2.2 不同诊断模型对PLC的诊断效能评价结果 使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建立单项及多项联合诊断模型并绘制ROC曲线，不同诊断模型对PLC的诊断效能如表2所示。在所有诊断模型中，使用MedCalc软件对AUC大于单项AFP模型的6个模型的诊断效能进行两两比较，四联诊断模型“AFP+5′-NT+γ-GGT+PA”与“AFP+PA”、“AFP+5′-NT+PA”、“AFP+γ-GGT+PA”诊断模型比较，P均<0.05，诊断效能有统计学意义，二联诊断模型“AFP+5′-NT”、三联诊断模型“AFP+5′-NT+γ-GGT”与四联诊断模型“AFP+5′-NT+γ-GGT+PA”比较，P值均>0.05，诊断效能无统计学意义，因此选择这3个诊断模型进行后续研究[二联诊断模型中“AFP+5′-NT”(AUC=0.804)、三联诊断模型“AFP+5′-NT+γ-GGT” (AUC=0.817)及四联诊断模型“AFP+5′-NT+γ-GGT+PA” (AUC=0.825)]。

2.3 在不同AFP分组中AFP对PLC的诊断效能评价 在本研究中，48例高浓度组(AFP>400 ng/mL)全为PLC患者，阳性率100%，灵敏度、特异度都达到1.000，AFP对PLC诊断价值为高效能。当0 ng/mL

表2 不同诊断模型对PLC的诊断效能评价结果

组的受试者进行研究。如表3所示。

2.4 在AFP低、中浓度组中不同联合诊断模型对PLC的诊断效能评价 低浓度组(0 ng/mL

表3 在不同AFP分组中单项AFP对PLC的诊断效能评价

注：a为低浓度组；
b为中浓度组；
已经过性别、年龄校正。图1 在AFP低、中浓度组中不同联合诊断模型对PLC的诊断效能评价

2.5 单项AFP与二联、三联和四联诊断模型对PLC的诊断效能比较结果 单项AFP与二联、三联和四联诊断模型对PLC的诊断效能比较，AUC分别为0.595、0.589、0.721、0.768，三联、四联灵敏度分别为0.702、0.825，约登指数分别为0.473、0.459，与单项AFP模型及二联比较，三联、四联诊断模型ROC曲线下的AUC、敏感度、约登指数都有提升，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使用MedCalc软件进行比较，单项、二联诊断模型比三联、四联诊断模型都低，三联与四联诊断模型比较，P=0.095，二者诊断效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综上得知三联、四联诊断模型能有效提高低浓度组PLC的诊断效能。中浓度组中，单项AFP与二联、三联和四联诊断模型对PLC的诊断效能比较，AUC分别为0.653、0.675、0.672、0.769，与单项AFP模型比较，二联、三联诊断模型效果提升不明显，虽然四联诊断模型ROC曲线下的AUC、特异度、约登指数都有提升，但使用MedCalc软件与单项AFP模型二联、三联两两比较，P均>0.05，4个诊断模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因此4个诊断模型效能均无统计学意义。

表4 单项AFP与二联、三联和四联诊断模型对PLC的诊断效能比较结果

在我国，PLC进展机制大多为：肝炎病毒感染→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在以往的研究报道中，乙肝病毒、过度饮酒是高危因素，尤其年龄>40岁的男性及年龄>45岁的女性被视为PLC的高危人群[14]。AFP是一种糖蛋白，它属于白蛋白家族，主要由胎儿肝细胞及卵黄囊合成。AFP不仅是诊断PLC的肿瘤标志物，而且在调节细胞增殖、凋亡、自噬、抑制细胞免疫应答等方面发挥着非常复杂的作用[15]。AFP是目前用于检测肝癌的常用血清学指标。早期PLC的诊断主要通过AFP检测及影像学检查进行筛查，但是单项AFP对PLC的诊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中低浓度组单项AFP模型的AUC为0.595，约登指数仅为0.282，中浓度组单项AFP模型的AUC为0.653，约登指数为0.390，其很好地验证了血清中AFP浓度越低越不利于早期对PLC的发现。如今人们对医学诊疗技术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当下迫切需要探索一种新型的高效诊疗模型去发现AFP低、中浓度的早期PLC患者。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多指标联合检测在急性心肌梗死、脓毒血症、早期胃癌、上皮性卵巢癌、肝细胞癌等疾病中都有应用，且诊断效能较联合前有显著提高[9-13]。本研究尝试使用部分肝功能检验项目联合AFP建立联合诊断模型对PLC进行诊断，以高效筛查出AFP低、中浓度人群中的PLC患者，有助于对PLC的早期干预和早期治疗。

5′-NT是一种高度调控的酶，调节细胞内嘌呤和嘧啶化合物，在肿瘤中高度表达[16]。此酶主要来源于肝脏，还广泛存在于人体各个组织。还有一些研究表明5′-NT与慢性乙肝患者肝损伤的有关[17]。本实验中，5′-NT水平在病例组与对照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虽然单项5′-NT诊断模型对PLC诊断效能AUC达到0.721，是PLC诊断的潜在指标，但由于肝细胞受损时5′-NT也可以升高，对PLC的误诊率增高，因此不适合使用单项5′-NT来诊断PLC。γ-GGT是一种质膜结合蛋白，血清中γ-GGT广泛分布在肝细胞的毛细胆管和整个胆管系统，因此当肝内合成过多或胆汁淤积时，血清中γ-GGT一般会增高[18]。本实验中，152例对照组的慢性肝炎患者及肝硬化患者的γ-GGT也有不同程度的升高，但在140例PLC患者中升高更为明显。虽然单项γ-GGT诊断模型对PLC诊断效能AUC达到0.695，也是PLC诊断的潜在指标。鉴于其产生机制，其对PLC的诊断特异性差，也不能拿来单独诊断PLC。PA是一种小蛋白，已被广泛评价为一种营养和预后标志[19]。PA与对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性切除术后长期预后、对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影响、肝细胞癌患者肝切除术预后的相关性都有研究报道。本研究中，PA在病例组和对照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PLC中表达水平下降，但其对PLC的诊断效能AUC为0.696，也是PLC诊断的潜在指标。

本研究尝试使用病例组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5′-NT、γ-GGT、PA联合AFP建立联合诊断模型对PLC进行诊断。结果表明，无论二联、三联还是四联诊断模型都比单项AFP对PLC的诊断效能提升，尤其是“AFP+5′-NT+γ-GGT”三联诊断模型及“AFP+5′-NT+γ-GGT+PA”四联诊断模型较为明显。在本研究中，高浓度组中(AFP>400 ng/mL)48例全为PLC患者，相比单项AFP联合诊断的意义不大，因此本研究最后将剩余的244名受试者按AFP浓度分为低浓度组(AFP≤20 ng/mL)和中浓度组(20 ng/mL中浓度组使用二联、三联、四联均未能有效提高中浓度组plc的诊断效能。< p>

总而言之，本研究验证了使用AFP、5′-NT、γ-GGT、PA 4个项目的诊断模型，能提高AFP<20 ng/mL时PLC的诊断效能，有效降低AFP低浓度PLC患者的漏检率，提高PLC发现率。

猜你喜欢诊断模型二联四联枯草杆菌二联活菌颗粒联合蒙脱石散治疗腹泻患儿的效果分析中国典型病例大全(2022年7期)2022-04-22超声心动图诊断胎儿法洛四联症的价值昆明医科大学学报(2021年1期)2021-02-073“S”让自主教育在队建中发力——二联小学提升少先队员主体能力的探索少先队活动(2020年9期)2020-10-28高举队旗跟党走——上海市杨浦区二联小学红色教育活动少先队活动(2020年9期)2020-10-28《鸡新城疫(基因Ⅶ型)、禽流感(H9亚型)二联灭活疫苗(aSG10株+G株)在蛋鸡上的安全性及免疫效果研究》图版中国兽医杂志(2019年2期)2019-06-25绿色四联新能源 缔造智能新家园陕西画报(2017年1期)2017-02-11“四联工作法”走活老促会这盘棋中国老区建设(2016年5期)2016-02-28四联疗法治疗急性脑梗死60例疗效分析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15年2期)2016-01-06基于模糊优选反问题的电机电气故障诊断模型科技资讯(2014年13期)2014-11-10对于电站锅炉燃烧经济性诊断模型的研究科技经济市场(2014年5期)2014-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