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口译职业伦理原则的案例研究——以利益代言与尊重为例

沈 琳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根据美国国家医疗保健口译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Interpreting in Health Care，简称NCIHC），医疗口译职业道德准则规定了从业人员履行日常职责时的道德恰当行为，是一系列面向全行业的基本指导原则[1]。职业伦理原则对于医疗口译行业的良性有序发展至关重要[2]，一方面为译员实践规定可供参照的道德标准[3]和伦理困境的决策指引[4]，提升专业精神与业务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满足医务人员对口译员掌握伦理规范与医学人文能力较强的需求[5]，并为医疗口译员服务对象提供问责依据[6]。掌握医学口译道德伦理原则也是成为认证医学口译员的必需重要素质，在医疗口译员认证委员会（Certification Commission for Healthcare Interpreters，简称CCHI）颁布的考生指南手册[7]中，职业伦理知识测试占分比例高达22%，在美国国家医学口译认证委员会（National Board of Certification for Medical Interpreters，NBCMI）的测试中则占比15%[8]。

然而，纵观国内外文献，国内医疗口译研究对于职业实践准则的关注远小于国际研究，知网数据库中仅有1 篇核心论文聚焦于此，而国际SCI、SSCI 与A&HCI 索引中的相关论文则高达19 篇[9]，国内相关实证分析尤为稀缺，有待引入更多证据支撑。同时，尽管中国翻译协会[10]近年发布通用译员职业道德准则，弥合了国内的通用译员伦理原则需求缺口，但医疗口译这一领域的职业准则却仍处发展早期，相对西方较为成熟的医疗口译职业准则体系距离尚远。

笔者旨在深入医学口译职业伦理原则内涵，基于主要医学口译组织的译员道德准则，采用案例研究法这一以纵深描写复杂情境见长的实证方法，分析具有代表性的现实医学口译伦理困境，深入医学口译员在特定情境下多种潜在决策的益处与风险，探究职业译员应对复杂情境的思维方式与职业原则如何帮助译员完成专业医学口译服务，发掘职业原则背后的伦理逻辑，并反思现有主要译员道德指南在特定情境下的灵活使用。

除客观性、特殊性与专业性[2]等特点外，医疗口译中的译员往往在问诊三方中处于权力地位，医患双方均需口译员才能顺畅沟通，掌握较大权力则更需在道德层面坚守较高标准[6]，且在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下，医疗口译中存在较多攸关生命健康的医学人文伦理困境，需要译员兼顾医学伦理与翻译伦理[11]，担任患者代言人与文化调解者等多重角色[12-13]，诸多西方协会组织为医疗口译特别设计更具针对性的职业伦理原则。

针对9 项受三大医学口译组织全体推崇的道德原则（保密、准确、中立、维持边界、利益代言、尊重、文化意识、职业发展与专业精神），对比通用口译组织的道德规范。其中医学口译组织文件为美国国家医疗保健口译委员会[1,14]的《国家医疗保健口译员道德规范》（A National Code of Ethics for Interpreters in Health Care）与《国家卫生保健口译员操守准则》（National Standards of Practice for Interpreters in Health Care）、国际医学口译员协会[15-16]的《医学口译员道德规范》（Code of Ethics for Medical Interpreters）与《医学口译员操守准则（Medical Interpreting Standards of Practice）和加利福尼亚医疗口译协会[17]的《加利福尼亚州医疗口译员标准：道德原则、规程和角色定位与干预指南》（California Standards for Healthcare Interpreters:Ethical Principles,Protocols,and Guidance on Roles &Intervention），通用口译组织文件为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18]的《职业道德准则》（AIIC Code for Professional Ethics）、美国翻译协会[19]的《道德规范与职业操守准则》（Code of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与澳大利亚翻译协会[20]的道德准则（AUSIT Code of Ethics）。

对比显示，保密、准确、中立、维持边界、文化意识、职业发展与专业精神这七大原则都共通于通用口译的道德规范，而利益代言与尊重两大原则在通用口译的道德规范中没有重点提及，而这两大原则在医学口译组织的道德规范中都强调突出，作为独立原则重点阐明，是医学口译员需要遵循的重要标准。以下呈现三个医学口译协会对两大原则的说明定义。对于尊重原则，NCIHC 定义为“口译员尊重各方”，IMIA 定义为“尊重患者的身体隐私，必要时维护患者的空间/视觉隐私；
尊重患者的个人/情感隐私”，CHIA 定义为“口译员应当支持交际三方（患者、医疗服务提供者和口译员）之间相互尊重的关系，同时将支持患者的健康和福祉作为所有医疗专业人员的最高优先事项”。对于利益代言原则，NCIHC 定义为“当患者的健康、福祉或尊严受到威胁时，口译员有正当理由担任利益代言人”，IMIA 定义为“口译员应运用专业判断，只有在适当和必要的情况下，为促进交流，发挥为患者利益代言和跨文化调解的作用，向医护人员和患者解释文化差异/做法”，CHIA 定义为“利益代言人角色意味着医疗口译员为了攸关患者的健康与福祉而积极支持变革”。

综合各大医学口译组织给出的定义，尊重原则意味着译员应当在以患者健康福祉为第一要务的前提下，促进医生、患者与口译员三方之间的相互尊重，尤其是尊重患者的隐私与自主性。利益代言原则下，译员应当敏锐判断，恰当发挥利益代言人作用，维护患者的健康福祉。

虑及情境（context）对于医学口译伦理决策的重要性[21]，笔者采用案例研究法，该研究方法的核心特征即为研究对象与环境背景高度相关[22]，呼应医学口译学界与业界对职业伦理问题秉持的一事一议（case-by-case analysis）惯例。针对医学口译相对通用口译强调突出的两大职业伦理原则（尊重与利益代言），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伦理困境案例展开分析。本文案例来源于匿名受访者，笔者秉持保密原则，对案例部分无关信息模糊处理。

在对各个案例进行尽可能全面、贴切的描述介绍后，笔者通过匹配医学口译职业原则模式这一路径展开分析，结合加利福尼亚医疗口译协会[17]提供的伦理决策流程（Process for Ethical Decision-making）进行案例研究：一是提出问题以确定是否存在伦理困境；
二是明确问题并思考可能适用的道德准则，并将其按适用性排名；
三是明晰与伦理困境相关的个人价值观；
四是考虑潜在解决方案，权衡益处与风险；
五是做出决策，执行解决方案；
六是评估行为效果，考虑下次可能采取什么不同行为。

1.利益代言（Advocacy）原则。案例1：在某诊所，为患者提供的口译服务费用均由诊所承担，外包于某一语言服务企业。在一次问诊中，手语译员为一位聋哑人患者提供服务，医生提出需要向患者家属了解更为详细的病情，便询问患者复诊能否偕同家属，并说明按照计划日期复诊可能没有空闲译员，问到患者家属是否能够代为翻译，否则需要为翻译服务支付“加急费”。

译员听到医生的询问后心中警铃大作，医院有义务向患者提供免费语言服务，即便存在加急费也应当由医院负担，且根据多项医学翻译道德规范，患者家属不得为患者提供语言服务，由于潜在冲突，家属的立场可能并不中立，具有不忠实传译等风险。因此，译员向患者完整译出医生的全部信息后，又向患者说明医生言语中的问题，她具有接受免费语言服务的权利，而且医院不能让家属为患者翻译，否则存在诸多潜在风险，并向医生说明情况，指出为患者权益和健康考虑，有法规准则禁止医生为语言服务收费和请家属代为翻译，医生了解后道歉接受，患者权利得到维护。

在这一案例中，译员意识到患者的正当权益受到威胁，且由于患者不了解相关规定与准则无法意识到问题所在，主动发挥患者利益代言人这一角色的作用，为患者争取应有的免费、专业语言服务。利益代言原则在此与中立原则并不冲突，若译员仅作为“传声筒”传达信息，仅是看似中立，实则对位于信息不平等中弱势一方的患者漠视不理，使其可能失去本应享有的正当权益，偏向了有意从中获利或是无意出于不了解情况的医生一方。译员也较为恰当地实践了利益代言原则，在翻译期间尽可能维持透明，向医患双方冷静、准确、完整地说明情况，并且避免寻求医患对立，而是强调将患者权益与健康作为最高要务，营造互相支持合作的关系。

案例2：在某医院的一次产前门诊中，孕妇不通英语，陪同问诊的丈夫精通汉英双语，医生不通汉语，口译员主要负责为孕妇与医生的交流提供服务。由于孕妇年龄较高，医生建议羊水穿刺，进行产前诊断，检测生育染色体异常患儿的风险。然而，在医生给出建议后，丈夫不等译员向孕妇传达信息，直接做下决定，向医生用英语拒绝羊水穿刺，并向孕妇用汉语说医生要做多余手术，是“骗钱”的，孕妇回复道那就不做了。

译员曾有亲人没有做好产前诊断，对风险没有及时排除，生下了唐氏综合征的孩子，听及丈夫言论颇为反对，便不仅向孕妇译出医生信息，还用汉语向丈夫反驳了他的看法，说明不应为一时省钱而埋下潜在后患，丈夫便认定译员和医生是“一伙”的，医生此时注意到异样，询问在说什么，译员便向医生完整传达丈夫与孕妇的对话，以及译员自己与孕妇丈夫间的争论。

医生表示理解，并再次强调羊水穿刺能够消除生育异常孩子的风险，译员向孕妇传达这一信息，而丈夫已经认为已有定论，再次向医生用英语说决定不做羊水穿刺，且孕妇也在译员完成口译后，明确决定不做手术，译员尽管心下遗憾，也向医生如实传达，最终孕妇没有接受羊水穿刺手术。

译员在此案例中的行为体现出对利益代言原则的错误判断和不当实践，只有在极为必要时，译员才有正当理由发挥利益代言作用，美国国家医疗保健口译委员会给出决定必要性的六条标准[23]：一是让译员感到患者可能遭受严重伤害的信息是否客观且可验证？二是译员判断是否不受自身情感和意见的影响？三是是否有理由确认不可能有其他人会在伤害发生之前识别并纠正严重伤害？四是是否已与患者确认相关信息及其理解对自身健康和福祉的影响？五是是否已经用尽了所有可以使用的干预措施，以透明地提醒各方迫在眉睫的潜在伤害，而无需进行利益代言？六是潜在严重伤害是否仍然存在？

在此案例中，译员行为并不符合第2 条和第5条标准，译员判断受到自身情感意见的影响，且本可以更为透明地分享信息，而无需走向利益代言。参考加利福尼亚医疗口译协会的伦理益处/风险分析，设想评估可能采取的四种行为：一是保持沉默，仅传译孕妇信息。益处为获取客户信任、避免医患冲突与维持译员中立性，风险为医生对客户情况不知情，无法针对性提供建议。二是直接反驳家属言论。益处为采取行动促进孕妇接受有益手术与减轻译员自身不作为的罪恶感。风险为可能失去客户及其社交群体信任、医生对家属言论不知情，无法针对性提供建议、破坏译者中立性原则与违反非侵入性的问诊交流介入原则。三是向医生当场传译家属言论。益处为使医生迅速了解客户情况，为客户提供针对性建议，且客户可能尊重译员向医护人员提出问题的勇气，更为信任译员。风险为客户可能反对透露隐私交流、可能失去客户及其社交群体信任，且客户可能愤怒出现攻击行为。四是向医生私下告知家属言论。益处为使医生了解客户情况，在下次问诊为客户提供针对性建议、保持译者对问诊交流的非侵入性介入，且客户可能不知译员透露信息，继续信任译员。风险为客户可能在知情后反对透露隐私交流、可能失去客户及其社交群体信任，且医生无法立即提供建议，干预时效性欠佳。综上考虑，译员应当能够更为恰当地应对孕妇家属的介入，例如当场完整传译家属言论的同时考虑到孕妇及家属的关注重点，适当咨询医生费用是否具有减免可能，或是私下告知医生家属言论，使医生知情后为孕妇及家属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2.尊重（Respect）原则。案例3：在某医院的一次问诊中，患者家属为患者提供口译服务，患者即将进行一场手术，医生提出术中可能需要输血，向患者确认，而患者出于宗教原因拒绝输血，医生说明手术具有大出血风险，不输血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而患者不为所动，仍然拒绝，医生再次试图劝服患者，强调大出血风险较高，而患者依旧拒绝，说自己“死也不要输血”，此时译员认为输血对于患者手术成功更为有利，稍作犹豫后便直接改译，向医生将患者的拒绝译为了同意，患者最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输血，得知后勃然大怒，并遭受巨大精神伤害。

这一案例中，家属作为译员违反规范准则，译员需要应对患者对自身生命健康不利的决策，涉及尊重、准确与中立原则，若准确传译、保持译者中立性并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权与知情同意权，却也放任患者做出具有死亡风险的决策。是否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往往成为伦理困境。在取舍之际，译员作为患者家属，选择以患者的生命健康为第一要务，进行了有目的性的改译，违反了尊重、准确与中立原则，侵害了作为患者人格权重要部分的自主决定权与知情同意权[24]。

根据绝大部分医疗口译组织与生命伦理学理论，即便患者决策危及自身健康，医疗口译员也不应擅自修改，而应尊重患者有权负责并自由地做出事关自身生命的关键决策[25]，在尊重患者自主性的前提下，口译员能够出于善心为患者提供信息帮助决策。正如关系自主（relational autonomy）这一逐渐兴起的概念所推崇的那样，不应将患者视为绝对的个体，而应看到患者置身其中的家庭、社区与社会，在患者的决策过程中适当引入他人的帮助[26]。在这一视角下反思译员行为，以下呈现三种行为决策的益处与风险比较分析：一是准确直译。益处为保持中立性与准确性，尊重患者自主决定权。风险为译员可能感到自己无所作为，受罪恶感煎熬。二是直译并为患者提供自身建议。益处为保持准确性，积极主动发挥译员作用，尊重患者自主决定权。风险为建议准确性需由译员担责。三是改译为同意。益处为使患者免受生命危险。风险为患者人格权受到译员侵害，患者精神损失由译员承担，中立性与准确性受到破坏。

从上可见，在面对患者决策危及自身健康的情境下，译员仍应将患者的决定完整准确地译出，并且在满足六条利益代言标准的前提下，学习患者的宗教内容，查找是否存在折中妥协的办法，适当透明地提出自身建议，且即便患者最终拒绝建议，也应当尊重患者决策。

综上所述，笔者以“利益代言”和“尊重”为中心，展开案例研究，旨在深入这两大医疗口译职业伦理原则的内涵与逻辑。应对医疗口译中特有的伦理困境，口译员应当兼顾医学伦理与翻译伦理，灵活应用职业伦理原则，在原则之间出现冲突时应当加以批判性思考，恰当应对医疗口译困境，为医疗服务客户提供生命、健康与尊严价值。诚然，本案例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囿于笔者的主观思辨深度，因此，笔者权作抛砖引玉，期望对医学口译职业伦理原则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为医学口译职业伦理原则的普遍通行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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