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杜润德汉学研究与译介的三重维度

郑梦怀 朱振武

复旦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杜润德(Stephen Durrant，1944—)是美国著名汉学家，美国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现已退休)。在数十年的汉学研究与译介生涯中，杜润德出版了多部专著与译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杜润德的研究生涯起步于满族文学与汉满译介研究，而他的司马迁研究和《左传》译介则确立了其当代西方著名汉学家的地位。在早期的研究生涯中，杜润德以当代视角阐释满族民间文学并亲自翻译一些满语文本，促进了满族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在此之后，杜润德将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典籍。当时西方汉学界的司马迁研究多从史学视角出发，缺乏文学观照，而杜润德的研究紧扣司马迁的创作心理，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空白。同时，杜润德强调一种大众化与学术化兼顾的译介策略，这也最终使得其主持翻译的《左传》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先前译本学术化水平不高、读者接受面狭窄的缺陷，大大促进了《左传》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

杜润德于1944年出生于美国，从小便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带着这番憧憬，杜润德于1963年来到台湾，开始了为期3年的中国文化之旅。他并不认为自己具有学习语言的天赋，但在浓厚中国文化气息的浸润下，杜润德通过刻苦的语言训练，快速掌握了现代汉语。从台湾回国后，杜润德来到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继续攻读学士学位。他选择主修两个专业：历史与中文，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深深痴迷于中国文化的他决定继续攻读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硕士学位。在那里，杜润德遇到了一位对他有着深刻影响的老师——著名汉学家、中国方言以及满族语研究专家罗杰瑞(Jerry L. Norman，1936—2012)。罗杰瑞的满文研究对杜润德产生了极大影响，满族语言以及满族文学便成为杜润德早期的研究方向。

一方面，杜润德极为看重满族民间文学文本的研究价值，力图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满族文化元素。1977年，杜润德与同事格丽特·诺瓦克(Margaret Nowak，1944—)共同出版了专著《〈尼山萨满传〉：一部满族民间史诗》(TheTaleoftheNišanShamaness:AManchuFolkEpic,1977)(下称《民间史诗》)，这也是杜润德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两位学者合作研究了一则名为《尼山萨满传》(TheTaleoftheNišanShamaness)的满族民间故事：尼山萨满借助自己的神力去阴间取回当地一位员外儿子的魂魄。她的大恩大德使得手握重权的员外拜倒在她的脚下。在阴间她遇见了死去的丈夫，即便丈夫苦苦哀求，尼山萨满也没有救他。然而，尼山萨满戏弄丈夫的行为最终为她带来了灭顶之灾。皇帝听闻这件事后龙颜大怒，命人将尼山萨满投入枯井。这则故事在众多通古斯民族(1)通古斯民族指所有使用阿尔泰语系中满-通古斯语族的民族。通古斯民族主要居住在俄罗斯、中国、朝鲜以及韩国境内。在中国，典型的通古斯民族有满族、锡伯族、鄂伦春族等。间广为流传，反映了诸多萨满教教义，且对古代满族民间风貌做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因而对萨满教、满族文化研究颇具价值。

在《民间史诗》中，杜润德将《尼山萨满传》全文翻译为英文，使用的底本是一位满族人士手写稿的影印本。影印本中有着诸多不规范的满文书写，包括一些模棱两可的表述和一些非标准满语的方言化表达等(Heinze 1979：
374-376)。杜润德以脚注的方式指出这些不规范的书写，并分析出原稿撰写者撰写时的主观限制因素。同时，杜润德对《尼山萨满传》的文本解读同样出彩。他认为，尼山萨满的神力隐匿着对传统男权的颠覆力量：

“听众聚在火堆旁，一同倾听这个伟大的民间故事。他们肯定喜欢尼山的古灵精怪，她戏弄有权势的男人，甚至羞辱自己的丈夫。但在笑声的背后，他们一定会产生一种不安，认为尼山走得太远了，她用自己的精神力量颠覆了既定的社会纲常秩序”。

(Durrant 1979b：
347)

在阐释这则故事时，杜润德并未强行赋予尼山萨满一个打破旧社会桎梏的女性形象，亦没有在故事中所体现的女性主义思想上过度生发。杜润德仅仅认为，这则故事表现了“女性的传统角色和女性萨满的超然能力之间的隐匿的张力”(Durrant 1979b：
340)。同时，他在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的《第二性》中找到了相应的理论支持，即女性在被男权社会规训的同时，也时常表现出“令人不安的自然神秘”(the disturbing mysteries of nature)(波伏瓦 2011：
102)。可以说，杜润德从这则知名度并不高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提炼出了一种中西文化都可参照的价值意义。由此可见，杜润德对满族民间文本的研究立体多维，既有对满族文化本体的关怀，又有向更为普世的意义生发的研究意识。

另一方面，汉语文本的满语译介同样是杜润德的研究重点。作为少有的研究汉满译介的西方汉学家，杜润德的研究侧重于满族政权官方主导的翻译活动，深入探析这些翻译行为背后的国家意识。在《盛京朝廷的汉满翻译》(Sino-Manchu Translations at the Mukden Court，1979)一文中，杜润德研究了皇太极主政时期、满政权主导下的汉满译介的主要动机。杜润德追溯了著名满族翻译家达海(Dahai，1595—1632)的译介历程。作为满族“第一位伟大的汉语文本译者”(Durrant 1979a：
653)，达海的译介代表了早期的汉满翻译，他译介了3部具有军事战略色彩的汉语文本：《素书》《三略》《六韬》。《素书》与《三略》的思想曾经帮助刘邦建立了汉王朝，《六韬》的作者姜子牙则为周王朝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杜润德认为，这些文本均关涉一个新兴政权对没落王朝的征服，早期的满族统治者很可能认为，这些汉语文本中蕴藏着大量有关征服与治国的智慧，可以为己所用，因而大力推进它们的译介。同时，达海对《大乘经》《三国志》《孟子》等书的翻译以及同时期其他译者对辽、金、元、宋等朝史书的译介历程，均反映了早期满族统治者通过翻译汉语文本增进自己的统治智慧的意图。通过研究，杜润德对一种学界盛行的观点提出质疑，即早期的汉满译介是为了“促进满族的汉化”(Durrant 1979a：
654)。

杜润德认为，从语言学角度来说，满语有着丰富的研究价值。在《清晰度与字符：皇太极对汉语复杂性的解决之道》(Clarity vs. character: Abahai’s antidote for the complexities of Chinese，1978)(2)皇太极的真名存在争议，杜润德在此处采用了俄罗斯汉学家G. V. 戈尔斯基的观点，即皇太极的本名为“阿巴海”(Abahai)。一文中，他指出，满语作为阿尔泰语系的一个分支，相较于汉语，更符合西方人的语言使用习惯，因为满语有着相对固定的语法以及和西方语言相近的词性规则，它同时还是一种字母语言(Durrant 1978：
149)。然而，在杜润德的理想当中，实现中西文化的广泛交流必须打破彼此语言的隔阂。满语虽然更加符合西方世界的语言习惯，但他亦直言：“如果我们想与占大约四分之一人口的居民交流的话，我们将不得不掌握单音节的、没有语法的汉语”(Durrant 1978：
149)。这既是杜润德的隐忧，亦是自古以来，东西学人文化交流困境的真实写照。

作为中国典籍的研究者与译者，杜润德认为，译者为读者服务的最好方法是使译文易于理解，在翻译时应力求将汉语译为最清晰的英语。学术化的翻译会使得译文充满过多专业化的语言，普通大众往往难以接受。研究人员作为翻译工作的主力军，往往都在追求这种学术化的翻译。然而，杜润德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典籍的文本性质决定了它们的翻译必然具有高度的学术化色彩。同时，杜润德也为了改变这种译介方式的弊端而不断探索出路。他认为，为了减少学术化翻译带给大众读者阅读的不便，需要译者在“文本呈现方式、围绕它的解释材料和所使用的语言类型”(魏泓 2019：
99)等方面更多地考虑普通读者的需求。因此，兼顾译作的学术性以及面对普通大众的可读性便成为杜润德翻译理念的核心。

在他看来，倪豪士(William Nienhauser，1943—)主持翻译的《史记》是两者兼顾的典范。杜润德曾亲自参与了这项译介工作，翻译了第八卷中的《魏豹彭越列传》一文。相较于华兹生的译本，倪译《史记》中有着大量的注释索引，这使得该译作兼具可读性和学术价值。杜润德对此有着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倪译注释详尽，体现了丰富的评注传统，既能让读者很好地把握原文的疑难之处，又能让读者品味到《史记》深厚的中文学术传统”(魏泓 2019：
97)。杜润德便将兼顾学术化翻译与读者尤其是普通读者的接受的翻译理念也运用到了《左传》的翻译工作当中。

在杜译《左传》出版之前，理雅各于1872年出版的《左传》译本是《左传》唯一的英文全译本。理雅各本人对自己的翻译十分满意，他认为自己的《左传》翻译达到一种“已臻成熟的翻译风格”(吉瑞德 2011：
67)。然而，作为一部将近150年前的译本，理译《左传》存在相当数量的错译，理雅各本人对《左传》中的部分细节也存在理解上的错误。这使得理译《左传》很难满足现代汉学的学术与教学需求，用杜润德本人的话说，“历时多年，我认为，对这部古老巨著，我们迫切需要一部全新的英译本来取代曾经的译作。”(3)https://www.asianstudies.org/asianow-speaks-with-the-translators of zuo traditionzuozhuan/.于是，他找到了两位志同道合的同仁：一同创作《遗产》的李惠仪(Wai-yee Li，1959—)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教授史嘉柏(David Schaberg，1964—)。3位学者组成了翻译工作组，耗10年之功译介《左传》。

杜译《左传》以阮元《十三经注疏》和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为底本。在“序言”中，杜润德首先向前辈理雅各的工作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坦言自己是站在理雅各的肩膀上完成的这部译作。但同时，他认为理雅各译本的“维多利亚风格”(Durrantetal.2016：
xxiv)在如今的英语世界早已过时，春秋时代的注释亦不具备足够的学术价值。更为关键的是，“尽管经过了几次的再版，理雅各版本的《左传》在排版格式(format)和呈现方式(presentation)上的吸引力乏善可陈，十分死板，难以使用”(Durrantetal.2016：
xxiv)。而杜润德团队显然针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工作。杜译《左传》有着不下于倪译《史记》的丰富注释。“译文主体中还穿插了斜体字的介绍，用以强调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点明贯穿某些篇章的共同主题，便于读者在阅读时将散落于不同篇章的零落事件相互关联”(黄淑仪 2017：
116)。丰富的注释极大地提升了译作本身的学术价值。在此基础上，为了方便大众读者按图索骥，杜译《左传》还设置了大量的辅助材料，如鲁国十二公期间的主要国家疆域地图、主要民族分布图、人物姓名列表和主要地点名称列表等。同时，杜润德团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左传》中，同一人物在不同的章节中也许会存在多个不同的称呼，杜润德团队决定对人物使用统一的称呼。(只有《春秋》与《左传》中的称呼不同时，才会同时保留，并以注解标明)。以上种种做法都是为了在增进译作学术性的同时，方便“非专业读者”阅读，以实现《左传》更为广泛的传播，这无疑是杜润德译介理念的贯彻。

在翻译策略和方法上，杜润德团队依旧兼顾译作的学术性与可读性。他们多采用归化和意译的方法：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
另一方面，这也是《左传》叙事特色的必然要求。《左传》的叙事简洁明快，句子多为短句，这就意味着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准确全面地把握短句中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为了能使来自英语世界的读者更易把握《左传》的内容，译者有必要在翻译时对这些短句进行相应的补充。例如，在《文公》(Lord Wen)一卷中的“毛伯卫来求金”，此句中的“金”需加以全面的补充说明，否则西方读者将很难理解。杜润德将此句翻译为“The Mao Liege Wei came to seek bronze burial gifts”(Durrantetal.2016：
513)，通过增译和意译告诉读者，“金”是一种青铜制的丧葬礼器，而非字面意义上的“金子”或“财产”。可见，杜润德团队在翻译时进行了大量考证，并尽可能地译出简短原文所蕴含的丰富信息。左丘明作为一位鲁国史学家，他本人在创作《左传》时有着较为明显的身为鲁国人的主体意识，杜润德团队对这种主体意识的把握也十分到位。例如，在记述外邦人访问鲁国、觐见鲁公的事件时，左丘明多使用“来朝”“来见”等词语；
为了译出同样的效果，杜润德使用归化的策略，用“our lord”来指代鲁国公，在解释说明“公”的含义的同时，用更加贴近西方读者语言习惯的方式表达出了左丘明的主体意识。

2016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杜润德领衔翻译的《左传》，在汉学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诸多著名汉学家对杜译《左传》出色的翻译以及强大的注释索引功能赞不绝口，尤其称赞译作本身的学术价值和作为大众读物的可读性。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1952—)评价道：“新版译本的译文明快生动，引言简单明了，内容翔实，注释和索引有着相当的作用”(4)https://uwapress.uw.edu/book/.。卜正民(Timothy J. Brook，1951—)则认为杜译《左传》使得这部“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最终可以在全球早期核心的历史经典著作中占据一席之地”(5)https://uwapress.uw.edu/book/.。2018年，杜译《左传》荣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颁发的韩南翻译奖。翻译界高度肯定的背后是杜润德数载如一日的耕耘与他始终坚持的兼顾读者接受和注重译作学术价值的译介理念。可以说，使译本走入寻常百姓家是杜润德作为翻译家始终不变的期待。雷蒙·斯坦利·道森(Raymond S. Dawson，1923—2002)翻译的《论语》入选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世界经典”丛书后，杜润德由衷地感到欣慰。对此，他在论文《救赎司马迁》(Redeeming Sima Qian，1997) 一文中将这一事件描述为：“一个面向普通大众的科普类丛书中引入了一部亚洲文学经典”(Durrant 1997：
313)。感慨之余，杜润德期盼着如《左传》《史记》这样的中国文学经典在翻译后亦能享受同样的殊荣。而对于杜润德来说，这一愿景的实现有赖于坚持读者导向的翻译，译作应广泛照顾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无论是研究型读者还是普通大众。因此，大量的注释索引以及有关的说明性材料，加之翻译语言的简洁明快又饱含信息，是杜润德实现自己翻译理想的路径。

大学期间，杜润德通过古典汉语课程接触到了《左传》《墨子》《史记》《春秋》等中国典籍。由于课程精读的要求，杜润德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细细发掘这些典籍中蕴含的研究价值，对中国典籍的浓厚兴趣由此产生。1972年，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杜润德回到了阔别8年之久的台湾，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都沉浸在中国典籍研究中，他与这些典籍的一生之缘由此展开。1975年，杜润德以论文《〈墨子〉语法与文本问题考究》(AnExaminationofGrammaticalandTextualProblemsinMoTzu)从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而真正使杜润德屹立于美国汉学研究界的是他对司马迁著作的研究。无论在纵向深度和横向跨文化比较上，杜润德的司马迁研究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杜润德十分注重从作者视角入手分析司马迁的创作心理，这一点很好地反映在他的3部专著中——《雾镜——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TheCloudyMirror:TensionandConflictintheWritingsofSimaQian,1995)(下称《雾镜》)、《〈报任安书〉与司马迁遗产》(TheLettertoRenAnand Sima Qian’s Legacy， 2016)(下称《遗产》)和《海妖与圣人——古希腊和古典中国的知识与智慧》(TheSirenandtheSage:KnowledgeandWisdominAncientGreeceandChina, 2000)(下称《海妖与圣人》)。

《雾镜》是杜润德《史记》研究的第一部著作，一问世便在汉学研究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奚如谷教授(Stephen H. West，1944—)称赞这是本古典、史学和文学相结合的出色学术著作，盛赞杜润德对历史和文学的卓越洞察力”(吴涛、杨翔鸥 2012：
79)。奚如谷所言的“洞察力”很大程度上便是杜润德对司马迁创作心理的细致考证以及具有依据的大胆推测。Durrant(1995：
xvii)认为，“司马迁所经历的挫折与失败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他的创造性活动”。杜润德(Durrant 1995)指出，司马迁惨遭宫刑，这一巨大的人生变故使他产生了极大的羞辱感，让他徘徊在苟延残喘与以死明志之间。《雾镜》细致分析了《史记》中所蕴藏的司马迁的彷徨、矛盾、沮丧、悲恸；
探析了他对孔子的复杂看法，以及这些看法对《史记》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
考察了司马迁对《战国策》以及《左传》的改编，并认为这些改编中蕴藏着司马迁对个人凄凉境遇和沮丧之情的言说。杜润德曾言：“我们可以用枯燥的或精彩的方式来讲述过去的真实故事，而司马迁经常能以一种极为精彩的方式讲述中国过去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仅是位历史学家，而且是位文学天才”(魏泓 2019：
100)。司马迁在恢弘的历史书写中隐匿自己备尝艰苦的一生，用《史记》为自我言说。

《遗产》则出版于2016年，是杜润德与李惠仪(Wai-yee Li)、迈克尔·尼兰(Michael Nylan，1950—)、叶翰(Hansvan Ess，1962—)的合著。4位汉学家共同为读者呈现了一场精彩的讨论——《报任安书》真的是司马迁所作吗？其中，迈克尔·尼兰与叶翰均对司马迁的作者身份产生了质疑。叶翰认为，目前在《汉书》所看到的《报任安书》中有诸多叙事上的矛盾，这些疑点都不得不使人怀疑司马迁的作者身份。但他同时也认为，这亦有可能是班固对其进行了大刀阔斧改写的结果。迈克尔·尼兰则将《报任安书》与《史记》以及司马迁的其他作品进行了语言特征上的对比，认为这封信在语言的使用上完全不同于司马迁的叙事传统。不同于两位同事强烈的质疑态度，李惠仪和杜润德还是认为《报任安书》是司马迁辉煌创作生涯的一部分。杜润德认为，“这封信表面上是写给任安的，实际上是写给子孙后代的，说明了司马迁编撰《史记》的动机，从而使自传式的历史解读合法化”(Schwermannetal.2017：
1195)。4种不同的声音齐聚一堂，看似矛盾的观点相互碰撞，火花四溢。对作者身份的辩驳与考据本身也要建立在对司马迁创作心理的把握之上。可以说，《遗产》是由杜润德所领衔的研究团队成员从各自对司马迁创作心理的理解出发，以“作者身份的真伪”为论域的集各家之言于一体的佳作。

2000年，杜润德与同事尚冠文(Steven Shankman，1947—)合作出版了专著《海妖与圣人》。在这部著作当中，杜润德首次以中西典籍对比的方式探察东西史学家的创作心理异同。《海妖与圣人》将司马迁与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创作进行了多重角度的对比。首先是两位史学家如何看待传统与自我的关系。司马迁将自己视为深受传统熏陶的孝子。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表明自己的创作是家族修史传统的延续，尤其强调了自己对父亲司马谈生前工作的继承；
同时，他充分吸收前代史书的创作经验，深受老子、孔子等先贤大哲的影响。这与修昔底德对其文学先辈荷马的创作大加批判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司马迁远比修昔底德更加自认为完全融入传统之中”(尚冠文、杜润德 2020：
229)。其次是二人史书创作的体例差别。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有着一以贯之的叙事主旨，清晰的结构明显借鉴了古希腊悲剧的书写方式，因此可以认为“有一种单独的文学体裁塑造并统一了这位希腊史家的作品”(尚冠文、杜润德 2020：
183)；
而《史记》则是诸多文本形式和记述材料的汇编。司马迁将“本纪”(Basic Annals)、 “表”(Tables)、 “书”(Treatise)、“世家”(Hereditary Households)、“列传”(Biographies)5种体例融为一体，这是史学的伟大开创。同时，杜润德认为，出现这样体例的原因是多样的，如司马迁对《春秋》《左传》《公羊传》等传统文献的化用，当时社会和宇宙论思想的潜在影响(“十二本纪”对应农历十二个月和木星运行的十二星次)，腐刑的惨痛遭遇也深刻影响了司马迁的体例选择。最后，《海妖与圣人》对比了二者的史书创作多大程度上带入了自我的情感。修昔底德极力地从讲述的故事中抹去自己的主观痕迹，尽可能客体地呈现历史史实。与之相比，“司马迁对自己所讲述的故事有着更深的情感投入和牵涉”(尚冠文、杜润德 2020：
229)。他在《孝文本纪》中对汉文帝的诸多德政，尤其是“除肉刑”的政策大加赞誉，其内在含义不言自明；
他称颂屈原与贾谊，他们同为贤明之人却与自己一样怀才而不遇、忠贞而受辱；
他在《李将军列传》中将李广塑造为一代盖世英豪，而这其中难免夹杂着个人的情感偏向：他与李广一样来自秦国故地，一样生不逢时。他为李广雄武悲壮的一生大书特书，这其中难免寄予了对李氏这一将门世家的敬仰和对其孙李陵的痛惜与同情。司马迁便是这样在史书创作中围绕个人和政治经验形塑了历史。由此可以看出，《海妖与圣人》以比较的视野将中西史学家的创作发生加以横向的对比，将对“创作心理”的考究置于跨文化的视阈当中，这实则是对《雾镜》的承继与发展。

杜润德对《史记》的文学化解读在西方汉学界独树一帜，对司马迁创作心理的深入分析尤为精妙，他以再现作者写作的第一视角的方式营构了司马迁的史学世界。而跨文化视野下的司马迁与西方史学巨匠的对比研究更使得司马迁的史学创作打破了地域文化的局限，生发出世界性的意义。如今，有国内学者将杜润德、华兹生和侯格睿(Grant Hardy，1961—)并称为美国汉学界“史记研究三君子”(吴涛、杨翔鸥 2012：
75)，他们对《史记》以及司马迁的研究各有侧重，但均凸显出司马迁在世界史学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杜润德为人谦和低调，尽显中国文化的君子之风。杜润德并不能称得上一位高产的汉学研究者，然则每部著作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用他的学生、美国著名汉学家安东尼·E·克拉克 (Anthony E. Clark，1967—)的话来说：“杜润德的作品数量惊人，有着极高的价值，但他本人很少费尽心思自我宣传”(Clark 2015：
9)。谦逊为人的背后是其熠熠生辉的学术成果：满族民间文学和汉满译介研究促进了西方满文研究的发展；
对司马迁著作的文学化解读紧扣司马迁的创作心理，从立足于中国文化场域内的文史解读，到跨文化视野下的中西史学对照，实现了由个案生发现象、从单一构建多元；
《左传》的译介为汉学界的《左传》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学术资料和权威的教学材料，大大提高了《左传》在西方世界的研究地位。杜译《左传》以朴实简明的译文和系统讲究的注释索引，为西方世界娓娓述说先秦两百五十四载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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