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勇，冯 博，曹井柱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管理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这个经济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许多优秀的本土企业迅猛发展，在短短几十年间成为世界级企业，成为推动时代变革、改变中国经济面貌的重要力量。与西方发达国家稳定、成熟的商业环境相比，这些企业面临的政治环境、产业环境和竞争环境处于不断发展的动态调整变化之中[1]。中国企业的第一代创业企业家在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相互矛盾问题和需求，例如稳定与发展、专业化与多元化、中西思想的交汇、新老思想的碰撞、财务利润与社会责任等。已有管理理论将这些企业内外相互冲突又相互关联的元素称为悖论[2]。悖论问题对企业来说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引发企业进入良性循环发展之中，也可能促使企业破产倒闭，企业家采取何种认知框架透视这些悖论并指导后续的战略行动变得非常重要。Walsh最早将认知框架引入管理领域之中，认为认知框架是“个人强加给信息环境的心理模板，以赋予它形式和意义”[3]。中国企业处于独特的环境土壤之上，中国创始企业家采取何种认知框架应对这些不同的悖论问题和采取何种悖论管理策略，推动企业进入良性发展之中，而不是堕入破产倒闭的恶性循环。这一研究问题具有东方独特的悖论认知特征，西方的悖论认知理论难以解释[4-5]。
在理论层面，目前战略领域悖论认知的理论研究者主要围绕悖论问题→悖论认知框架→悖论管理策略框架展开。其中，在悖论问题方面，已有文献主要对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企业可持续发展悖论（财务绩效、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研究[6-10]。在悖论认知框架方面，学者基于西方哲学Both/and悖论逻辑讨论高层管理者的认知框架结构，例如，Hahn等从认知框架的分化和整合角度区分了商业框架与悖论框架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作用[10]。在悖论管理策略方面，已有文献主张悖论紧张的接受和解决策略[2,11-12]，例如Smets等人以灾害保险公司业务流程为例，识别保险交易员在面对市场逻辑和社区逻辑之间的悖论关系时，同时采取区分和整合方式管理悖论[12]。
如前所述，目前战略领域悖论认知视角文献主要基于西方商业环境识别高层管理者面对的悖论问题，分析高层管理者面对悖论问题的认知框架，讨论应对悖论问题策略。来自跨文化管理领域的文献已经证实中西方个体应对冲突矛盾的认知框架存在显著差异，认为东方文化个体主要采用阴阳平衡视角来感知与解释悖论问题，例如辩证思维、整体思维和中庸思维等[13-15]。但这些文献主要以大学生等社会个体为研究对象，并没有聚焦中国企业领导者应对战略悖论问题的思维特征。同时，中国古典阴阳共生的思想可以用于解释这类问题，例如，“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16]“一阴一阳之谓道”等[17]。苏勇等提到儒道两家传统管理思想对当代管理的影响，其中道家侧重于阴阳易变等世界观，主要影响企业面临的环境趋势等，将东方阴阳思维引入悖论问题研究有利于对东方企业家的认知分析[18]。
基于上述现实问题和理论缺口，本研究围绕悖论问题→悖论认知框架→悖论管理策略理论框架关注如下问题：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了哪些战略悖论问题？他们是以何种认知框架理解这些问题，本土企业家采取哪些悖论管理策略应对战略悖论问题。为了探究这些问题，本研究选择以第一财经栏目《改变世界——中国杰出企业家管理思想访谈录》的视频及书籍文件为研究对象，结合相关企业资料，通过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的定性研究程序对改革开放前后创办企业的创始领导者访谈录进行深入分析，探究中国本土企业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战略悖论问题、认知框架结构及采用的悖论管理策略，为中国本土企业家在动态变化环境中的战略决策提供解决思路和参考意见。
1.认知框架的界定
认知框架，也称认知地图、战略图式、认知图谱、信念结构和知识结构等[6,19-20]。Walsh提出，认知框架的属性包括认知框架的内容和结构[3]。此后的研究也在这两个方向上进行探索。认知框架的内容是指由个体知道、假设和相信的事物组成，通常是根据认知框架所反映的信息环境对其进行识别；
认知框架的结构指的是“内容如何在个体的脑海中安排、连接或研究”[21]。在高管层面，Smith延续了Walsh的研究方向，通过文献梳理探究了高层管理团队如何应对战略矛盾[6]。
2.认知框架的结构
Smith等提出了认知框架的结构分为分化和整合两部分，分化有助于克服惯性，整合有助于寻找探索创新与利用创新的协同作用，两者在悖论情境的不同方面彼此加强[6]。Hahn等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对比了商业框架和悖论框架两种认知框架的分化和整合程度，利用结构上的差异发现不同认知框架在不同阶段对企业可持续性的影响[10]。Wilms对德国101名高层管理者的认知调查研究，给出了认知分化和认知整合的定义，认知分化是指“在刺激数组中感知多个维度的能力”，认知整合指的是“不同特征之间复杂联系的发展”[21]。
最近，有学者从复杂性和中心性的角度来界定认知框架的结构。Lei给出了认知框架复杂性和中心性的定义，认知复杂性反映了认知结构中所蕴含的知识广度和多样性，并表现为认知结构中出现的策略概念总数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数量；
认知中心性是指认知结构集中于有限数量的核心构念程度[19]。该文献通过两阶段研究，以纵向案例分析了中心性和复杂性对隐性冠军企业成长的影响，同时提出了战略模式中心性和复杂性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此外，Groschl等通过纵向案例研究探索了CEO认知复杂性的衍化[22]。Graf-Vlachy探究了CEO认知复杂性在任期内的变化，强调高层管理者对外部信息获取的数量和焦点，这二者可能会影响有限信息的获取，并进一步影响高层管理者掌握信息后的信息处理和管理行为[23]。上述研究目前主要通过纵向单案例研究进行，可以考虑通过纵向多案例研究挖掘其共性。
管理领域的悖论是指悖论要素之间持续存在相互冲突和相互依赖的关系。悖论视角将作为一种超越权变理论视角的新理论视角来管理悖论紧张[2]。悖论认知框架是指个体用来接受任务或情境中看似矛盾的陈述或维度的心理模板，它塑造了人们理解悖论的方式[24]。Hahn探究了商业案例框架和悖论认知框架在管理者对待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中的作用，发现这两种认知框架会在利用信息的不同阶段发挥作用，而且运用悖论认知框架的管理者更能考虑偏离既定惯例的因素[10]。此外，运用悖论认知框架的管理者能够关注可能出现的紧张和矛盾，接受无法完全捕捉的现实中复杂、模糊和悖论信息[25]。因此，从高层管理者悖论认知框架的角度看待悖论问题更容易建立心理优势，并提出管理策略。
依据认知框架的内容和结构，管理者悖论认知框架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同时考虑多个相互影响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因素，以理解可持续性问题。同时，悖论认知框架具有更高的分化和整合程度。研究发现，高层管理人员认知的分化和整合复杂性影响组织的灵活性，在探索与渐进两种创新方式间起到了协同作用[21]。此外，有学者研究表明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个体相对西方包容性更强，他们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容易对悖论元素进行分化和整合，形成悖论认知框架[4-5]。现有研究大多是以西方视角看待东方思维，直接分析东方企业管理者的案例较少，因此，中国本土企业管理者如何识别组织的内外部环境信息，形成悖论认知框架的过程值得深入探讨。
认知框架的研究说明处理悖论问题与个体思维模式相关，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中国和西方的认识论体系存在较大差异。Li将东方固有的阴阳平衡的认识论体系与西方逻辑体系进行对比，西方试图用简单和确定性来减少或替代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导致了西方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而东方试图用自己的哲学传统拥抱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致使东方认知体系下的高层管理者欣赏和容纳悖论[26]。因此，东方的阴阳认知体系在强调整体之外还注重空间上平衡和时间上的动态变化，认为在不同空间范围和时间阶段会存在部分整合悖论元素。Pauluzzo和Jiang等人分别从各自视角探讨了东方文化个体的思维特征，包括整体性、动态性和二元性等[27-28]。因此，在高层管理者悖论认知框架的结构研究中，结合东方文化视角可以从整体以及时间和空间维度对中国本土企业家悖论认知框架的结构进行界定。
1.整体性
在认知框架的结构中，认知复杂性体现了认知结构中所蕴含知识的广度和多样性，并表现为认知结构中出现的策略概念总数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数量。由于悖论元素有相互依赖的特征，悖论认知框架可以帮助管理者在信息识别和获取的过程中最大限度聚合、容纳悖论元素，寻求悖论元素之间平顺、融洽的关系，减少悖论元素之间的内耗[29]。在我们东方管理研究中，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能够很好解释此理论。他考察了和合学的源流，并在此视角下探讨企业文化的作用，发现这种和合统一的思想提升了对悖论元素的认知复杂性[30-31]。持整体性认识观的管理者认为，宇宙中的每一个元素都与其对立面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悖论认知框架的一个重要结构维度是整体性，对立事物相互关联，吸收对立元素优长，克其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和谐地存于事物统一体内。
2.平衡性
在认知框架的结构中，认知中心性是指认知结构集中于有限数量的核心构念的程度。悖论元素冲突性的特征意味着高层管理者需要在某一时间或环境里聚焦于某一元素，东方管理者在面对两个相反的因素时，倾向于接受两种观点，识别这一情境下的主要矛盾，以达到空间上的相对平衡。庞朴先生在论述中庸思想时认为，世界是三分的，中庸是其中的第三者，是事物变化的中间阶段，这个环节使得事物保持平衡[32]。李平在2013年发起的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大讨论中提到，中西方哲学之间是一种阴阳关系，相生相克，但两者的平衡是非对称的，这也与中庸和阴阳的思想相符合[33]。因此，平衡性是高层管理者悖论认知框架结构的第二维度。
3.动态性
在高层管理者的认知框架结构研究中，认知复杂性和认知中心性都是从静态的观点理解信息的。悖论第三个特征是持久性，悖论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依赖性特征长期存在，二者引发对立力量之间的周期性循环关系，每个元素持续定义另一个元素[2]。庞大龙等指出组织悖论的循环增固性使悖论在时间纵向上具有动态的特性，悖论的两极会相互增强，随着时间维度的进展，统一体中的悖论元素在一定条件下一方转化为另一方[34]。Li提出临界值概念，认为如果管理领域中悖论双方中的任意一方超出临界值，其包含的中间群体力量就会主导其转化向另一方[35]。齐善鸿先生等在挖掘道本管理的领导思维时也谈到，要有动态思维，才能克服惯性思维缺陷[36]。动态性反映了“过渡平衡”的哲学，管理者会在两极间转换他的角色。因此，本研究将悖论认知动态观视为高层管理者悖论认知框架结构的第三维度。
综上所述，企业家面对不同时期的悖论问题会产生悖论认知框架，在悖论认知框架的指导下会做出相应的管理行为来应对悖论问题。在东方阴阳平衡视角下，悖论认知框架具有整体性、平衡性和动态性的结构。但是目前尚未有研究对悖论认知框架结构的纵向演化发展进行解释。因此，本研究将分阶段对中国本土创始企业家的悖论认知框架的结构和变化过程进行分析。
本研究依据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理论构建阶段的定性研究方法[37]，以“扎根精神”为认识论内核，以建构型扎根理论为思想指导，以经典扎根理论严谨的数据处理与理论构建程序为主体结构，以程序化扎根理论因果关系及表现该因果关系的认知地图工具为辅助[38]。本研究共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本文通过文献回顾和二手数据整理及记录，确定企业悖论问题、悖论认知框架的结构和悖论管理策略的演变过程是本文研究的问题。在确定研究问题后，需要进行理论性抽样，选择具有行业代表性、跨层特征、最适合弥补理论缺陷的企业为样本[39]。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与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开展启动了《改变世界——中国杰出企业家管理思想访谈录》项目，计划用3～5年时间，分别对我国50位以上杰出企业家进行深入访谈和总结，旨在将我国杰出企业家具有特色的管理思想和卓有成效的管理实践，归纳总结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为世界留下东方企业家们的商业智慧和管理思想。该项目由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苏勇主持，计划将访谈记录剪辑为影像资料在第一财经电视频道公开播放，并形成项目相关书籍。
《改变世界——中国杰出企业家管理思想访谈录》反映了企业家创建和引领企业发展的历程，记录了企业家在面临不同时期问题时的理解认知和解决策略，适合进行悖论问题分析和企业家认知框架的提炼。根据本研究主旨，选取上海第一财经《改变世界——中国杰出企业家管理思想访谈录》项目前四季相关书籍及视频二手数据资料中17位上世纪80—90年代创立企业的企业家为研究对象，并结合相关企业及企业家的背景资料，形成研究样本。
本研究借鉴了相关类型论文的数据收集方法。例如，潘安成等利用《记住乡愁》纪录片二手资料研究了塑造组织活动的战略化[40]，胡国栋等以历史典籍和《晋商》纪录片为二手资料研究了中国古典企业的共同体式身股激励[41]，苏勇也通过利用《改变世界——中国杰出企业家管理思想访谈录》资料探究了中国传统思想对现代管理实践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方法与程序为本研究提供了启发和帮助[18]。
本研究遵循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定性研究方法的建议，采用了多种数据收集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研究。本研究数据收集工作在2019年10月到2021年2月，历时17个月，由团队的3名研究人员共同完成。数据收集工作围绕《改变世界——中国杰出企业家管理思想访谈录》项目展开，数据共包括三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企业家访谈视频，《改变世界——中国杰出企业家管理思想访谈录》系列书籍，通过企业官方网站及网络资料收集的企业发展历程和企业家的成长经历。访谈视频转隶与书籍文字共36.2万字。样本企业及企业家见表1。
表1 样本企业及企业家
为了更好地展现中国本土企业家的管理思想，识别不同发展时期的企业家悖论认知框架结构，本研究采取以下数据分析步骤：首先，研究团队通读所有访谈文本，梳理所选企业的发展历程和企业家的个人经历，划分发展阶段，根据预设维度和理论框架预设编码表；
其次，为了确保编码程序的严格性，并尽量减少单个研究者的偏差，在分析数据时使用了研究者三角测量法进行开放式编码；
再次，依据悖论问题、悖论认知框架预设维度和管理策略对开放式编码进行概念化提炼，形成主要构念，在群体之间尽可能异质，在群体内尽可能同质。最后，将相关构念聚合为不同阶段的悖论问题、悖论认知框架和悖论管理策略。每一研究阶段结束后，将研究结果在研究团队中讨论，并与相关文献进行比对，运用图表等工具在数据与理论之间进行迭代，对研究结果进行修正，使提炼归纳的内容尽量清晰准确，形成理论性编码。
本文在开放性编码阶段，依据资料特点，进行逐段、逐句、逐行乃至逐词的编码，再通过认知地图描述编码间的逻辑关系，绘制出原始数据所隐含的故事线，形成357个开放性编码[42]。开放性编码的编号中包括：所处时期—编码类别—内容主范畴—语句编码，企业家。例如，（CL3-1，张瑞敏）代表初创期张瑞敏谈到的关于组织悖论的第一句话。这是关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悖论问题内容。其中，所处时期编码在初创期为C、发展期为F、成熟期为S，悖论类型为L，悖论认知框架为K，悖论管理策略为C。核心范畴及其概念的预设编码详见表2。
表2 开放式编码主范畴预设编码表
理论性编码是指概念化实质性编码所形成的概念或范畴间隐含的相互关系,如并列、因果和递进等[43]。在理论性编码阶段，通过手工整理研究笔记，完成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归纳，得到“悖论认知框架的结构演变”这一核心类属，结合“悖论问题—悖论认知框架—悖论管理策略”这一理论逻辑，形成最终的演变过程模型。经过构建理论模型和反复比较既有文献，理论性编码阶段由29个理论性编码、11对逻辑关系组成并达到饱和，完成理论构建。
现有研究通常将企业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初创、发展、成熟和转型等阶段。其中，初创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企业通过获取资金和客户从市场威胁中得到存活机会；
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企业寻求扩张机会，通过提供可靠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客户需求；
成熟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企业发展比较稳定，趋向风险规避，注重维持；
转型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企业重新注重创新，努力形成新市场，寻求新的增长。本研究选择的大多是如今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仍位于核心地位的企业，尚处于成熟阶段。因此，本文将其发展分为初创、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企业家的企业背景、悖论问题、认知内容和管理策略进行编码分析。
1.初创期企业面临的主要悖论问题
该阶段的企业家主要有四种发展历程：在接受不同教育阶段后，由于家庭条件选择创业，进入企业有员工或部长的工作经历，在早期几段成功或失败的创业经历后依据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选择创业，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和政府政策变化的红利。在企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大多数的企业家生活艰难困苦，对于生计的考虑成为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企业管理基础薄弱，市场相对不成熟，组织内外部环境都给企业家带来了很大压力。因此，此阶段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悖论问题有注重现在和发展未来的悖论、员工个人发展和企业发展的悖论、生产产品质量和数量的悖论、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优先级悖论等。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在初创期大多经历了艰难困苦的阶段，同时面对企业眼下生存的难题和对企业未来发展的思考，但不同的企业家会根据企业不同的发展状况和管理基础作出侧重。当员工凝聚力不强，企业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度过当下生存的难题来凝聚员工，他们会更侧重眼下。例如“这种凝聚人心你跟他讲大道理或者美好的前景，可能都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人家都是看你这个人来了之后是不是真刀实干”（CL7-1，张瑞敏）。相反，当员工凝聚力较强时，企业家的话语可以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企业家可以制定更加长远的战略。例如，“今天不思考好未来，那么明天依然没饭吃，所以我们饿着肚子也得想未来，想想战略的问题”（CL7-1，宋志平）。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要结合企业发展状况，但大多数企业家会选择先注重眼下，待企业发展转好后再考虑更高的目标。
在生产层面，起步阶段的企业面临员工素质较低和设备质量差的难题，然而企业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无法同时满足这两种需求，在此阶段企业家都将提升员工素质作为要先解决的问题。在提升员工素质后，生产的主要问题则转为需注重产量和质量的悖论问题，数据发现成功的企业在这方面更加强调质量的保障。
在组织层面，创业初期员工凝聚力不强，需要使员工迅速融入企业，平衡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是企业家面临的重要悖论问题，在这方面，企业家关注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重视员工与企业相互影响的重要性。
2.初创期企业家的悖论认知框架
上述主要悖论问题给初创期的企业家带来了极大挑战，在企业家的访谈中也凝练了他们三个维度的认知框架。
在整体性方面，企业家们往往通过换位思考来看待悖论问题，尤其是在员工与企业的悖论问题上。首先，为了让员工认可企业价值观，更好地融入企业，重视企业利益，企业家的换位思考可以是不只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企业利益上，同时也重视员工利益。例如，“我可以从一个被管理者的角度去看管理”（CK1-1，张瑞敏）。其次，企业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发展形势有助于企业家对悖论元素的双方进行结合考虑，这在政策和市场的结合上得到充分体现。企业初创期在改革开放前后，政府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企业是按市场经济运行，企业家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思考问题。多位企业家谈到，作为企业领导人在关注市场的同时也要了解政治，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甚至某些方面的问题需要多方结合，只有处理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才能更有助于企业发展。
在平衡性方面，由于创业初期资源稀缺和发展落后，企业家很难在悖论双方取得平衡，所以企业家往往会关注当时的主要矛盾，将处理主要矛盾视为初创期的重点。企业初创期的主要问题集中在生产方面，员工素质低、设备陈旧、产品质量低下，主要体现出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悖论和产量与质量悖论。在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方面，企业家们都选择集中精力提升员工素质。例如，“要提升人的思想观念，思想观念改变了以后，再改造设备”（CK2-1，郑元豹）。在产品产量和质量的悖论问题方面企业家更注重于产品质量的提升，当同类企业都大量生产，市场上供大于求时，只有高质量的产品，才会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在动态性方面，由于是对初创期这一时期的单独分析，较难看到企业家的悖论认知框架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但是保持“度”这一突出思想可以很明显地体现出来。例如，“我们要严守住，不管怎么样，我们有什么样的水平、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就制造多少产品，而不是超越我们的能力，拔苗助长”（CK3-2，张瑞敏）。在中国的哲学思想里，中国人善用“度”平衡悖论相反元素之间的动态转换，“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体现了超过一定的“度”反而会伤害企业或工作绩效。
3.初创期企业家采取的悖论管理策略
企业在初创期组织内外部资源匮乏，管理薄弱，处于这个阶段的企业家难以直接接受悖论或提出整合策略解决悖论问题。因此，在当前阶段企业家往往采取时间分离策略，首先解决悖论元素中的主要问题来保障企业生存，待企业经过发展逐步成长后再解决另一问题。例如，“1994年的目标就是先能生存，因为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差得太远了”（CC2-1，柳传志），从中可见企业家在认知上产生长远视角，不安于现状，计划下一阶段的目标，在管理策略上先解决企业生存问题。因此，在这个阶段企业家们都选择时间分离策略来解决悖论问题。初创期编码见表3。
表3 初创期编码示例
1.发展期企业的主要悖论问题
企业经过初创期的艰苦奋斗寻求存活之后，在发展期步入了寻求扩张的阶段。通过对主轴编码的汇总可知，此阶段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悖论问题有激进与保守悖论、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悖论、专业化与多元化悖论、本土化与国际化悖论。由于市场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的快速扩张，企业必须找到自己的创新速度与方向。其中激进与保守悖论涉及的是创新速度问题，例如，“当联想集团真的要创新，要敢于做大计划去冒险的时候，股东会不自觉保守，他们觉得风险太大了”（FL1-2，柳传志）。相对而言，另外三对悖论问题决定了企业扩张的方向，并且也更多地被企业家们关注到，例如，“人家说你应该更集中地去做，你为什么多元化？”（FL11-1，柳传志），“因为当时大陆只有A股市场，我当时的想法是希望国际化，希望将来到国际市场去”（FL11-1，徐少春）。此外，随着企业的迅速发展和规模扩张，企业家们开始关注除了企业经济利益以外的多方利益和社会效益等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例如，“我们是做的最好的，同时也产生实际上的社会效益”（FL4-1，宗庆后）。
2.发展期企业家的悖论认知框架
通过对悖论问题的分析发现，企业在发展期战略速度与方向发生转变，企业家对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关注增加，这得益于企业在行业地位的提升和资源的增加，企业家的悖论认知框架也因为信息的增加得到扩展。
在整体性方面，除了初创期对悖论元素换位思考和将二者结合以外，企业在此阶段增加了双赢和包容和谐的意识。由于在此阶段企业迅速扩张，有不少企业对同行的其他企业进行兼并收购，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拥有双赢的认知更有利于兼并的成功和企业的发展，例如，在中国建材收购徐州海螺的事件中宋志平提到“海螺多收了钱，中国建材赢得了战略，这其实是件好事，是双赢的”（FK1-2，宋志平）。企业在完成收购兼并之后更重要的任务是对两种文化进行融合，在两种企业价值观的碰撞下，企业家便产生了包容和谐的思想，例如，“实际上这两种经济形态是可以高度融合的，这也契合东方人的思想，就是包容和谐的思想”（FK1-5，宋志平）。
在平衡性方面，除了初创期关注主要矛盾外，在发展期企业家们产生了因地制宜的思想，会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力求能够完成某一极独特的要求。例如，春秋航空作为以廉价航空为核心的企业，需要大量借鉴国外廉价航空公司的思想，但由于中外环境的不同，需要根据中国的现状进行创新，“国外低成本航空有些基本的理念实践证明是对的。但是在中国，你还要因地制宜进行创新”（FK2-1，王正华）。
在动态性方面，企业家们不仅认识到在发展过程中保持一定的“度”，他们考虑更多的是顺应规律、如何保持长期导向的认知。与初创期集中关注经济规律不同，企业家在发展期会更多地关注大自然规律、科学规律和人文规律，他们不会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一时变化而危及企业生存，而是顺应规律的变化领导企业进行重点的转移和发展。例如，“我认为势是大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科学规律和人文规律。所以要顺应这四个规律，你就有未来”（FK3-1，刘永行）。同时，度过了创业初期的生存问题，企业家会更加关注长期战略，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房地产行业非常低迷，但我看好上海的未来，因为房地产一定是和城市的发展挂钩的”（FK3-1，罗康瑞）。
3.发展期企业家采取的悖论管理策略
在此阶段，随着企业资源和信息的增加，企业家会延续时间分离策略，针对初创期悖论元素解决的另一极问题提出措施，例如，“最早没有实力的时候，是根据模仿创新的，也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一个产品打开市场，要尽快形成规模；
我们有实力的时候，就进行自主创新”（FC2-1，宗庆后）。除此之外，此阶段企业家由于资源的增加和环境的变化会采取一定的空间分离策略和整合策略。在企业家悖论认知框架中因地制宜的思想指导下，企业会对不同地区的发展采取空间分离策略，例如，“在日本，员工完全听上级的，所以他执行力非常强。我们一开始在日本强调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用户为导向就很难。当然美国也是一样，硅谷是没有问题，但是在其他地方就很难做成”（FC3-1，张瑞敏）。另外，由于发展期企业的迅速扩张和兼并，企业家会采取整合策略来保证发挥不同企业间的协同作用，形成1+1＞2的效用。发展期编码见表4。
1.成熟期企业面临的主要悖论问题
经过第二阶段的快速增长和战略发展，大多数企业在行业中处于前几名的位置，夯实了各方面的基础，为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巩固了基础。这个阶段企业面临国际化发展，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制造等新技术的冲击，再加上中西管理思想的碰撞等因素，使得已经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企业面临的悖论更多样和复杂，例如探索创新与利用创新悖论、集权与分权悖论、企业经济利益与各方利益（个人、社会、国家、民族）悖论、老员工与新员工悖论、中西文化悖论等。
依据Smith和Lewis对悖论类型的划分，组织内的悖论分为学习悖论、归属悖论、组织悖论和执行悖论，成熟期企业面临的悖论问题同样包含这四种悖论类型的内容[2]。在学习悖论方面，主要体现在探索创新与利用创新悖论，例如，“我们要鼓励我们自己去创新，但是人家已经现成的东西拿过来更快一点”（SL1-2，宗庆后），企业家往往尝试在利用现有资源的情况下对创新展开崭新的探索。在归属悖论方面，主要体现为老员工与新员工的悖论。由于大多数企业是从改革开放前后发展而来的，企业内有大量“60后”“70后”的员工，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时代的来临，企业中“80后”“90后”甚至“00后”员工逐渐成为主体，因此一方面企业要面临新老员工两种价值观的碰撞，另一方面要解决离退休老员工问题，使之在心理上得到安慰，在生活上得到关怀。在组织悖论方面，企业家主要面临集权与分权悖论。与企业初创期时企业家集权管理不同，成熟期的企业家如果仍然还大事小事一把抓，这不但会浪费精力，也会浪费人力物力资源，因此在这个组织向扁平化发展的时期，应正确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例如，“过去我当总经理的时候，我记得我权力抓得还挺紧的，因为不抓不行。但是今天我能把企业做得更好是因为我放权，我现在把权力都下放，每一个分管的副总都有自己的权力和责任，我都不管”（SL3-2，董明珠）。在执行悖论方面，集中体现为企业家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与过去只注重企业经济利益不同，成熟期企业不但要考虑员工、股东、消费者的利益，还要考虑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时代的发展对企业提出了更加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
除此之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许多中国企业在思想文化和经营管理方面都借鉴了西方的管理理念和经验，因此中西思想的悖论也成为这个时代企业家面临的问题。17位企业家中有12位从不同角度谈到过这个问题，可见中西思想融合对组织内外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我们前一段时间和专家探讨了西方管理模式，它和东方管理实际上各有长处，再过去十几年，西方管理要比东方管理强大很多”（SL11-1-1，郑元豹），“东方思想也可以做大、做好企业，当然两个也要相互的融合，西方的管理里面更多的还是逻辑思维，重视定量化，所以西方管理讲模型”（SL11-1，宋志平），“东方思维在过去没有受到管理学的重视，主要理由就是西方的管理学相对有哲理，有长期的经营思维，并且有一套对的方式把它系统化、工具化、案例化，让大家能够学习”（SL11-4，施振荣）。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家都能认识到东方管理模式的不足和西方管理思想的优势，但是他们仍以东方管理哲学为主，同时坚持在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学习中进行借鉴，努力实现中西管理理念的融合。
2.成熟期企业家的悖论认知框架
成熟期悖论问题的复杂多样要求企业家以复杂多样的悖论认知框架看待问题，经编码识别，企业家悖论认知框架副范畴更加多样和完整，能反映出企业家认知复杂性的提高、认知中心性的平衡和动态转化。
在整体性方面，除了前两阶段仍然重视的换位思考、二者结合、双赢、包容和谐外，企业在成熟期企业家还衍生出了二者兼顾、优劣共存、辩证思维的观念。首先，与过去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条件下结合双方找到折中点不同，二者兼顾更注重同时满足双方的悖论需求，以整体思维来看待事物，而不是先后满足悖论双方的要求，例如，“我们的理念，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最低程度地向大自然索取，一切围绕这个理念”（SK1-1，刘永行）。其次，企业家会同时接受悖论双方优缺点的存在，并依据其优缺点进行整合，互相补充，使之优劣共存，例如，“我觉得国企和民企都要发挥自己的优势，资源互补，共同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SK1-2，王基铭）。再次，企业家善用辩证思维看待事物，不只接受事物一时的优劣面，还会在发展良好时谨慎找寻不足，在态势较差时看到其中的发展优势，例如，“我承认现在全世界经济形势不好，不过是形不好，而不是势不好。我们主势好，而大形势不好，那才好，正是你大好发展的时候”（SK1-4，刘永行）。
在平衡性方面，除了抓主要矛盾与因地制宜外，企业家会重视悖论双方的相对平衡，这种相对平衡并不是取中间位置的“折中主义”，而是有一定侧重此消彼长的非对称平衡，例如，“要改进的当然是投资组合，如何去平衡长期和短期”（SK2-1，罗康瑞）。
在动态性方面，除了保持“度”、顺应规律与长期导向之外，企业家还注重要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转化。当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会时时刻刻对企业提出新的要求，如果只停留在过去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上企业便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例如，“只有千变万变，经济才能有活力，才是流动的”（SK3-4，郑元豹）。
3.成熟期企业家采取的悖论管理策略
随着企业家悖论认知框架的转变，最重要的发现是企业家开始接受悖论的存在并主动迎接悖论，优劣共存、辩证思维、随时间动态转化的观点都说明企业家拥抱悖论带来的变革，这也将更有助于企业家主动解决悖论问题，例如，“应该讲是非常大的冲击，但也感觉非常兴奋，感觉可以在这里进一步发展自己”（SC1-1，王正华）。
另外，在解决策略方面，与过去更多被动地采取时间分离策略相比，成熟期的企业家更多采取空间分离策略和整合策略，尤其会主动考虑整合策略带给企业新的变化，例如，“大家联合作战，产生出综合效益”（SC4-1，施振荣）。与先前学者研究发现相同，在主动接受悖论后，再提出解决措施这样的悖论管理策略会更有助于企业处理悖论问题，成熟期编码具体详情见表5。
表5 成熟期编码示例
综上所述，企业发展经历了创业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在三个阶段里由于组织内外部环境和资源的不同，企业家面临着不同的悖论问题，主要问题呈现由微观向宏观上升的趋势。在这三个阶段企业家的悖论认知框架在整体性、平衡性和动态性三个方面也经历了复杂变化，认知结构逐步复杂化与抽象化。企业家悖论认知框架的不断升级进而影响企业家采取的悖论管理策略，由单纯解决策略向接受—解决策略转变。这三个阶段的悖论问题、悖论认知框架及悖论管理策略演变过程见图1。
图1 三个阶段悖论问题、悖论认知框架和悖论管理策略的演变过程
本研究识别了企业发展的三个阶段面临的主要悖论问题类型，对Smith和Lewis的组织悖论类型划分进行了补充，在高层管理者层面增加了企业发展期战略方向的悖论类型和组织内外部不同文化的悖论问题，为后续学者研究悖论认知框架解决企业战略和中西文化问题提供借鉴。Smith和Lewis将组织内悖论紧张的类别分为学习悖论、归属悖论、组织悖论、执行悖论4类，并将这4类进行交叉归纳出10种组织内的悖论类型。过往的研究也在此基础上做了大量组织二元性、企业可持续性的悖论问题研究[6-10]。本研究以这10种悖论类型为基础对中国企业家在不同阶段面对的悖论问题进行初级识别，并归纳得出企业在发展的三个阶段的主要问题。
整体来看，这10种悖论类型主要讨论组织内部的悖论紧张，其中组织二元性和企业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重要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创始企业家对悖论问题的识别与学者的关注一致。但在企业家层面他们需要处理大量组织外部环境信息，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要作出应对，因此在企业发展期要识别出两组决定战略发展方向的悖论问题：专业化与多元化悖论、本土化与国际化悖论，这是所有企业家都经历或思考过的问题。企业家对这两组悖论问题的认知决定了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并根据企业发展状况与环境作出分离或整合的决策。此外，在成熟期借鉴西方管理理念的过程中，企业家基本都面临中西文化交织对组织内外部的影响，在组织内部管理中西方制度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悖论、组织外部中西方文化观念不同的前提下，处理好与国际企业既合作又竞争的文化整合问题。
在以往的文献中，大多研究从Smith和Lewis提出的悖论类型出发进行悖论问题研究，但该类型划分针对的是组织内部问题，没有结合外部环境的变化发展，且由于中西方企业发展历程的差异，中国企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考虑专业化与多元化、本土化与国际化以及中西文化悖论问题，这类本土企业必定经历的问题值得在未来进行进一步探究。
目前对高层管理者认知框架结构的研究主要关注其静态性，少有文献关注其认知结构变化，在认知结构的研究中也未能结合东方视角关注其动态性[22-23]。本研究从高层管理者悖论认知框架的结构角度对认知内容进行了分析，结合东方阴阳平衡认知理论归纳出悖论认知框架的三个维度，从整体性、平衡性和动态性三个方面对认知内容进行解构，丰富了对认知框架结构已有文献的认识，在结合认知分化与整合、认知复杂性与中心性观点下，丰富了悖论认知框架领域的研究，为悖论认知框架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本研究针对企业家在企业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对悖论认知框架的内容，从整体性、平衡性和动态性三个维度进行结构分析，形成了逐步复杂的认知体系。悖论认知框架类似一种认知内容和认知结构的函数，需要企业家通过认知结构对认知内容进行安排或连接。学者们对认知框架的结构从认知分化和认知整合以及认知复杂性与认知中心性的角度进行解释[10，19，21]。本研究则提炼出悖论认知框架的三个维度，通过纵向视角进行丰富，并提出了动态性的补充。
从整体性而言，该维度包含七个副范畴：换位思考、二者结合、双赢、包容和谐、二者兼顾、优劣共存和辩证思维。依据学者们对认知分化和认知复杂性的定义，整体性的悖论认知框架是认知结构中出现的策略概念的总数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数量[19,21]。概念中的二者结合、双赢、二者兼顾、辩证思维便体现了对悖论元素的联系和整合。此外，换位思考和优劣共存体现了企业家对悖论元素优缺点的识别和转换，他们认识到没有绝对正确和错误的选择，只能依据其优劣势进行变化。包容和谐则充分体现了本土企业家的东方思维，与西方仅仅保留悖论相容元素的整合策略不同，东方思想关注双方的冲突元素，以推动企业下一阶段的创新，在这方面也与中国本土的和谐理论、和合理论等有共同之处。在东方和合学的研究当中，矛盾、差异、冲突通过杂合纟因缊、构精的形式而融合，然后和合而化生万物[31]。“利者，义之和也”，义与利是可以和合的，义利并进，两者兼备，这种传统管理哲学在成熟期的企业家的认知中尤为凸显。一个企业家赚了钱，怎样去回报社会，把企业的利益和社会甚至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这也是现代管理理念与传统管理哲学的呼吁。只有我与他者互利共赢，才能不断地在合作中发展，在竞争过程中互相启发，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把蛋糕做大，共同取得更大利益。随着三个时期的变化，企业家面临的悖论问题变得复杂多样，企业家整体性范畴也随之逐步增多。企业发展悖论问题的多样性和重要性要求企业家需要兼顾多重需求，因此需要从整体角度对更多的元素进行统一整合。
从平衡性维度来说，企业家从初创期关注主要矛盾到发展期考虑因地制宜，再到最后成熟期重视相对平衡，体现了企业家认知焦点的增加。根据学者对认知整合和认知中心性的定义，认知结构集中于有限数量的核心构念的程度[19，21]，而本土企业家的悖论认知框架不仅集中于某个单独的元素，更要关注悖论双方的非对称平衡。非对称平衡不是“折中主义”，而是存在不同空间的偏离元素，这也是中国管理者在东方环境下的独特认知，反映了庞朴先生说的中庸与三分思想，位于悖论元素中间第三分的过渡地带，这就与西方平衡对称的思想截然相反[32]。该维度体现了企业家在面临内外部资源和环境变化时的认知发展，从资源稀缺时抓主要矛盾到资源丰富时采取平衡长期与短期效益策略，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的认知在第三分的过渡地带不断探索的过程。
动态性的角度是悖论认知框架完全不同于其他认知框架的独特维度，从这一角度而言，企业家强调从长远视角看待问题，把握“度”和顺应规律，重视悖论元素双方之间的动态转化，这对齐善鸿先生道本管理下的领导思维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验证[36]。Zhang在悖论领导行为的量表中曾提出中长期导向是悖论领导行为的影响因素，我们从企业家的访谈中也证实了有长远视角的管理者会更注重环境利益等因素，关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44]。保持“度”的思想则证明了“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可用以平衡悖论双方的相互转换。顺应规律范畴结合中国古代哲学的道家思想，启发我们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顺势而为、有所为有所不为，齐善鸿先生在道本管理中领导者的客体思维和反成思维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放下主观，顺应事物本身的规律[36]。在信息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变化是世界永恒不变的规律。通过纵向视角看待企业发展，动态转化得到了充分体现，随着时间的变化，悖论元素的双方一直处于动态变换之中。
纵观企业发展的三个阶段，悖论认知框架结构的三个维度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是相互结合的认知，整体中达到相对平衡，平衡下动态转化，动态中保持整体。因此，企业家在面对悖论问题时，只有通过三个维度的相互结合才能运用悖论认知框架处理认知内容，进而采用悖论管理策略。
本文从纵向的视角研究了高层管理者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悖论问题时其悖论认知框架结构的演化过程，并对不同悖论认知框架结构下高层管理者的管理策略进行区分，深化了Jarzabkowski、Hahn等的研究成果[11，45]。
在企业三个阶段发展历程中，企业家采取的悖论管理策略受到其悖论认知框架的指示和影响，并与其一一呼应。在企业的初创期，企业家受到生存压力和资源限制，悖论认知框架结构较为简单，同时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政府政策也为企业家指明了大方向，企业家大多采取时间分离策略来解决主要矛盾，缓解生存压力，等待企业发展状况较好时再满足另一方面悖论元素的需求。在企业发展期，随着企业发展状况步入正轨，大大缓解了企业的生存压力，企业家更多以双赢、长远的视角看待悖论问题，因此会采取空间分离策略来平衡悖论需求或采取整合策略来寻求同时满足悖论双方元素的需求。在此阶段，部分企业赶上了中国加入WTO后的红利期，开放自由贸易协定让许多企业步入国际化轨道，使得企业家更多采取整合策略。当企业进入成熟期后，由于企业家悖论认知框架的结构越来越复杂，企业家越来越接受悖论元素并拥抱悖论，采取接受策略，然后通过时间分离、空间分离或整合策略解决悖论问题。研究结论证明了Jarzabkowski、Hahn对悖论认知框架下采取的管理行为的研究结果，并通过不同时期悖论管理策略纵向演化过程深化了这一研究结果[11，45]。
首先，本研究识别了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面临的主要悖论问题类型，对Smith和Lewis的组织悖论类型划分进行了补充，在高层管理者层面增加了企业发展期战略方向的悖论类型和组织内外部不同文化的悖论问题，为后续学者研究悖论认知框架解决战略和中西文化问题提供了借鉴。其次，本研究从高层管理者悖论认知框架的结构角度对认知内容进行了分析，结合东方阴阳认知管理理论归纳出悖论认知框架的三个维度，整体性、平衡性和动态性，并从这三个维度三个方面对认知内容进行解构，丰富了从前对认知框架结构的认识，结合认知分化与整合、认知复杂性与中心性观点[19,21]，提出悖论认知框架独有的动态性的维度，丰富了悖论认知框架领域的研究，为悖论认知框架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最后，本研究从纵向的视角研究了高层管理者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悖论问题时其悖论认知框架结构的演化过程，发现其悖论认知框架结构趋于复杂化与抽象化，并对不同悖论认知框架结构下高层管理者的管理策略进行区分，深化了Jarzabkowski、Hahn的研究成果。
与西方成熟稳定的经济环境相比，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市场环境经历了剧烈变化，因此中国企业家面对比西方企业更多更复杂的悖论问题。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响应，本研究通过从纵向的视角识别悖论问题，归纳企业家悖论认知框架的结构演化过程，揭示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悖论管理策略，为中国本土企业应对不同发展时期的悖论问题提供了借鉴。首先，本研究识别中国企业在不同阶段经历的不同悖论问题，为现代企业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借鉴。其次，本研究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东西方现代的管理认知理论，归纳企业家在企业发展历程中的认知框架结构变化，可指导现代企业家在面临不同问题时选择正确的认知方式。最后，本研究展示了大量企业家在不同阶段面对悖论问题的应对策略，为现代企业发展提供了应对指南。同时，本研究选取的中国本土企业家不局限于内地，包括香港（罗康瑞）、台湾（施振荣）在内，他们的企业皆为各自行业位于前列的成功企业，这些凝聚了本土企业家的管理思想和借鉴中国古代哲学思维，从悖论认知的角度将其思想贯穿于管理行为中，有利于中国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从不同层面学习和借鉴，为中国企业的下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尽管本研究揭示了高层管理者在面对悖论问题时悖论认知框架的结构演化过程及其管理策略，但还是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后续探索和补充：第一，本文选取的样本是改革开放以来经历大约40年发展取得成功的企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变化，互联网企业、平台化组织阶段划分与过去的企业有所差距，企业面对的悖论问题可能有所差别，未来的研究可选取近年来的新兴企业或中小企业为案例进行探索。第二，本研究对企业家的悖论认知框架的结构演化过程做出描述，但没有分析其形成和变化的影响因素，例如，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党和政府的政策影响，互联网、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影响。另外，鉴于企业家的性格特点、文化教育、生活经历存在差异，企业家形成悖论认知框架存在其独特性，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高层管理者的悖论认知框架的影响因素。第三，本研究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编码程序进行数据处理，从本土情境中提炼悖论认知框架结构的核心范畴，并不断与文献对比来构建理论，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调查统计，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结论寻找其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形成最终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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