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欢宜
黔东红色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策略研究
蒋欢宜
(铜仁学院 武陵民族文化研究中心,贵州 铜仁 554300)
整体性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原则。黔东红色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时空和事件关联紧密,自成一体,故而必须对其进行整体性保护。近年来,黔东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稳中有进、积极向好,但是还存在尚未形成“点-线-面”相互衔接的整体管理格局、资源整合力度不够等问题。开展黔东红色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工作需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加强对红色文化遗产内容与形式的档案式保护;
深挖红色文化遗产内涵,以红色文化育人助推红色文化遗产全面传承;
积极构建红色文化景观,加强红色美丽村庄建设;
以标志性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为统领,推进全域全局保护;
多方参与,多域合作,有序推进红色文化遗产资源整合。
黔东红色文化遗产;
整体性保护;
策略
红色文化遗产是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遗存。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是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抗争、攻坚克难、不畏牺牲的历史证物,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思政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红色文化遗产是当前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针对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整体失衡、碎片化等问题,如何对红色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利用,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包含三层含义:第一,保护文化遗产本体的内容和形式;
第二,将文化遗产与它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和相关的制度、习俗等内容视为一个有机整体;
第三,将区域内文化遗产各部分视为一个紧密关联的整体。[1]112
国际、国内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中对整体性保护原则均有明文规定。1975年,欧洲国家通过了《欧洲建筑遗产宪章》《阿姆斯特丹宣言》,提出了对城市中的建筑遗产及其周围环境实施整体性保护的倡议[2],首次从国际层面肯定了对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的重要性。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官方文件中也多次强调整体性保护原则。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中明确提出“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3]。2018年7月,《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中提出了整合保护开发革命文物的要求。[4]同年10月《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再次提出了整合并集中连片保护区域性文物资源的要求。[5]2021年8月,《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得以孕育、发展的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整体保护,突出地域和民族特色,继续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落实有关地方政府主体责任”[6]的要求。由此可见,无论是对包括革命文物在内的物质类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是对非物质类文化遗产的保护,都要遵循整体性原则。
红色文化遗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和工农红军在革命斗争中留下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黔东红色文化遗产是红军长征期间红二、红六军团在黔东地区开展革命斗争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1934年5月—11月和1936年1月,红二、红六军团在黔东沿河、德江、石阡、松桃、印江、江口等地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将革命火种广泛播撒在黔东大地上,留下了许多革命遗址遗迹、革命遗物、革命事迹以及革命主题的文艺作品。黔东红色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要包括: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困牛山红军战斗遗址、枫香溪会议旧址、木黄会师纪念馆、第四区革命委员会旧址、红军渡纪念碑、黔东独立师师部旧址、沙子坡红军群众大会旧址、甘龙红军烈士纪念碑、甘溪红军纪念碑、周逸群故居、旷继勋故居以及红二、红六军团在黔革命时留下的武器、军用物品、书稿、告示、通行证和红色故事、红色歌谣、红色诗歌、革命标语等。[7]
黔东红色文化遗产各部分关联紧密,自成一体。“每个根据地内部的红色文化遗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各种红色文化遗产之间、红色文化遗产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存在着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体现在空间关联、时间关联、文化关联、事件关联、功能要素关联等多个方面。”[8]纵观黔东红色革命史,红二、红六军团在黔东地区的革命斗争主要集中在1934年5月—11月与1936年1月两个阶段。1934年5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红二军团)在贺龙、夏曦、关向应的率领下进入贵州后坪(今属沿河),拉开了红军在黔东地区开展革命工作、播撒革命火种的序幕。6-8月,红三军在沿河、德江、松桃、印江等地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黔东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壮大。1934年10月,红六军团进入黔东,经过甘溪遭遇战、困牛山战斗,与红二军团在印江木黄会师。10月底至11月底,红二、红六军团重建的黔东独立师于两军团主力挺进湘西期间留在根据地继续战斗,牵制敌军;
1934年11月底,黔东独立师的武装斗争最终失败,红二、红六军团在黔东地区第一阶段的革命斗争宣告结束。1936年1月,红二、红六军团长征期间再次转战黔东,在玉屏、万山、碧江、江口、石阡等地进行革命活动。1月19日、20日,在石阡先后召开湘鄂川黔边省委及军委分会、长征誓师大会。21日,两军突围成功,向黔西、大方、毕节推进,[9]85-95红二、红六军团在黔东地区第二阶段的革命斗争结束。
1934年5月-11月是黔东红色革命的主要阶段和关键时期。期间,召开了枫香溪会议、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发生了甘溪遭遇战、困牛山战斗、木黄会师等重大事件。1934年6月19日,枫香溪会议做出了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恢复红三军中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重新登记和发展新党员、组成红军干部大队、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决定,开启了红三军在黔东发展的新篇章,是红三军由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按照枫香溪会议的决议,7月21日-22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黔东特区革命政府;
1934年6-8月,在黔东地区建立16个区革命委员会、67个乡一级的苏维埃政府,[9]60-64和70多支游击大队和游击队;
[9]65-661934年9-10月,先后取得了“奔袭淇滩”“强攻大坝”“二战木黄”“三下沿河”等武装斗争的胜利。[9]67-72
红六军团进入黔东地区的主要目的是与红二军团会合,共同抗敌。途经石阡甘溪时,遭遇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摆脱了敌人的围攻,为红二、红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木黄会师是中国红军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是红二、红六军团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转折点,为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为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造了重要条件。其中困牛山战斗彰显了红军为了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不畏牺牲的斗争精神,孕育了宝贵的长征精神。黔东红色文化遗产是基于红二、红六军团革命史实而产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显而易见,黔东红色文化遗产具有较强的时间关联性和事件关联性。在空间上,黔东红色文化遗产分布广泛,“点-线-面”层层关联。
黔东红色文化遗产涵盖物质类和非物质类两种类型。革命遗址遗迹、革命英雄故居、革命遗物等属于物质类红色文化遗产,红色故事、红色歌谣、红色诗歌、革命标语和漫画等文艺作品属于非物质类红色文化遗产。物质类文化遗产与非物质类文化遗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又交织在一起。[1]119因此,对于同一主题来说,物质类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范围与非物质类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范围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叠之处。我们可以从黔东红色革命遗址的空间分布情况来整体把握黔东红色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情况。黔东红色革命遗址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黔东红色革命遗址统计表①
(续)表1 黔东红色革命遗址统计表
据表1,黔东红色革命遗址合计有188处,具体情况如下:沿河县有59处,德江县有30处,松桃县有27处,印江县有26处,石阡县有19处,玉屏县有10处,万山区有8处,江口县有5处,思南县有4处。从空间分布疏密情况来看,沿河县红色革命遗址最多,占总数的31.38%;
德江县次之,占总数的15.96%;
松桃县、印江县又次之,分别占总数的14.36%和13.83%;
石阡县、玉屏县红色遗址数又次之,分别占总数的10.11%、5.32%;
万山区、江口县较少,分别占总数的4.26%、2.66%;
思南县最少,只占总数的2.13%。(详见图1)
图1 黔东红色革命遗址分布饼状图
综上所述,黔东红色文化遗产具有分布地域广泛,相对集中;
“点-线-面”衔接紧密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一,从分布地域来看,黔东红色文化遗产集中在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石阡等地,广及玉屏、思南、江口、碧江区、万山区等区县。其二,从整体布局来看,黔东红色文化遗产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枫香溪会议旧址、木黄会师纪念馆、红三军政治部旧址、红六军团政治部旧址、甘溪战斗遗址、困牛山战斗遗址等红色革命遗址为核心点,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革命线路为经纬,以黔东红色文化景观为重要表征,呈现出“点-线-面”紧密衔接的空间分布特征。黔东红色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是对红二、红六军团在黔东地区的行军路线和革命活动轨迹、活动范围的真实写照。
“整体性保护是基于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中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两大原则发展出的一种重要保护理念和方式,也即是从对文化遗产单体的项目式保护延伸至整合了与单体相关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精神的多维度保护。”[10]在开展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之时,若忽视整体性原则,只对区域内部分重点革命遗产进行保护而忽视其他次要部分,或只对革命遗产本体进行保护而忽视其他构成部分、构成环境,则无法保证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黔东红色文化遗产地域分布广泛,“点-线-面”衔接紧密。在开展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仅对区域内零星几个革命遗址开展保护工作,并不能全面呈现黔东红色革命实事,反映黔东红色革命精神。故而,必须对黔东红色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
2020年,铜仁市开始大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铜仁段建设。确立了“一区两园三带多点”的建设思路,即“着力打造铜仁文旅融合示范区,建设印江木黄会师和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两个核心展示园,规划沿河谯家—德江枫香溪—印江木黄集中展示带、石阡甘溪—石阡困牛山—思南板桥集中展示带、玉屏田坪—万山大坪—江口磨湾集中展示带,建好红二、红六军团纪念馆、周逸群烈士故居等”[10]。同时,制定了“以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过境铜仁和红三军(红二军团)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沿线的重要文物和文化资源为主干,以革命遗址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题功能区为建设重点,实施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在线、人才提升六个基础工程”[11]的长远规划。2021年建成一批重点项目,着力“推进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贵州综合展示园、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保护展示园、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保护展示园、德江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项目、沿河土地湾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保护修缮及配套设施建设、‘重走长征路研培体验’工程等项目建设”[12]。从建设思路和长远规划来看,对黔东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现了整体性保护原则。
在铜仁市政府的号召下,各区县纷纷采取措施加强对黔东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第一,组织人员对区域内革命遗址情况进行了调查摸底,基本厘清了革命遗址的真实现状。第二,加强对区域内革命遗址遗迹的维护、修整和管理工作。例如,沿河县政府与29处待整改的革命遗址业主即古建筑房东签订了看护协议,并每年给予600元看护补偿。第三,鼓励各区县分类保护革命遗址遗物,有计划性地申报革命文物保护单位。据统计,铜仁市现有152处革命遗址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其中1处国家级,63处省级,20处市级,68处县级。第四,组织人员到基层收集革命素材,对革命遗址核心区域内发生的英雄事迹、红色故事、红色歌谣、红色诗歌进行收集整理。第五,积极规划红色旅游路线,力争将黔东红色旅游景点列入省级、国家级红色旅游路线之中。①
黔东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火如荼开展,现已取得了显著成效。第一,区域内一批革命遗址遗迹得到修复。第二,印江自治县木黄镇木黄村、石阡县龙塘镇困牛山村、德江县枫溪社区和沿河自治县长征村、白石溪村等地的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工程陆续开展,部分村庄已初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第三,各区县培养了一批党史专家、红色文化讲解员,为文旅融合提供人才支撑。第四,鼓励铜仁市及所辖各区县地方专家研究黔东红色文化,组织专人在革命遗址核心地收集整理红色故事、诗歌、歌谣等,丰富黔东红色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①
以石阡县龙塘镇困牛山村为例。该村自2021年被纳入贵州省第一批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项目后,围绕着困牛山战斗遗址开展的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困牛山村因地制宜,立足红色资源和乡村振兴发展目标,制定了‘一场两带三园’的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布局规划,积极发展生态农业、休闲体验、旅游度假等产业,使‘绿水青山’资源的经济效益惠及广大民众”[13]。现已完成“困牛山红军步道建设、农民职业培训、纪念碑核心区域景观提升等16个一期建设项目,灌溉沟渠、教育培训中心、菜油加工厂、博爱家园4个二期项目正在建设,且部分项目已完工投入使用”[13];
同时,“石阡县委、县政府依照困牛山村红色史实,挖掘撰写《困牛山红军壮歌》《迟来的烈士证书》等红色故事28个,完成《困牛山百名红军壮举》宣传片拍摄、《红六军团血战石阡》红色教材制作、红色歌曲《丰碑》发布,完成《困牛山红军壮举》舞台剧、《赞困牛山》快板编排等。开展红色讲解员评选活动10余次,选拔培养县、乡、村三级红色解说员20余名”[13]。
总体来看,黔东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稳中有进、积极向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缺乏从事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专业人才,限制了黔东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大范围、高水平开展。一方面,当前黔东地区专门从事地方文物保护的工作人员和从事党史研究的地方专家并不多;
另一方面,目前大部分从事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员比较缺乏文物鉴定、文化遗产保护等专业知识的学习,缺乏专业技能的培训,无法满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专业性、技术性、学术性、实践性要求。
第二,对红色文化遗产的内容与形式,尤其是其精神内涵挖掘不够,对非物质类红色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不足,对红色文化遗产传承问题关注不够。尚未在厘清物质类红色革命遗产的基础上凝练红色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尚未关注到非物质类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的特殊性。
第三,不同区县的红色文化遗产保护情况不平衡、不充分。存在部分革命遗址遗迹破损严重、修复经费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部分革命遗产过度开发的问题。
第四,各区县政府对红色文化遗产的管理方式不统一,尚未形成“点-线-面”相互衔接的整体管理格局,从而导致各区县红色文化资源空间整合力度不够、整合程度不深、整合层次不高、保护与开发规划的可持续性不强。
第五,大部分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还处在初级阶段,红色文化遗产的文旅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旅游项目单一,旅游路线缺乏统筹,没有形成品牌化的标志性产品和精品旅游路线。
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不仅要对遗产周围环境进行控制,还要注重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和整体文化效能的保护”[14]以及时间上的连续性。黔东红色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应是对文化遗产本体内容和形式的保护与传承,应是对文化遗产及其依存的自然、社会、人文环境即文化景观的保护,应是对区域内文化遗产各个组成部分的保护,应是综合采取立法、行政、教育等措施的多方位的保护,应是政府、社团、公民个体及相关利益共享者共同参与的保护。
要在充分把握和利用当地人才资源基础上,加强专业人才培养。要积极创造条件,优化环境,建立多层次、渠道多元、形式多样的红色文化遗产教育培训体系。要以不断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培育一支研究红色文化遗产理论的专家队伍,建设一支宣传红色文化遗产的文艺队伍,打造一支现代化、高素质、高水准的旅游管理、旅游服务队伍。
要设立专门机构,加强对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业者、地方党史专家、红色文化讲解员等相关人员的培训与教育,提高他们的从业水平和工作能力。同时,可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人才培养优势,定期选派相关工作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和专业培训。要根据红色文化旅游发展情况,及时调整旅游管理者和服务者的人员结构、服务范围,提高他们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要加强对区域内红色文化遗产内容与形式的档案式保护,即“按照档案学的基本原理,运用档案学的技术手段,通过文字、图标、声像等不同形式将红色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有效保存起来,形成红色档案,以便存储和利用”[15]107。档案式保护不仅能最大限度地保留红色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还能更多地挖掘、整理、利用红色文化遗产,是利用与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途径。
对红色文化遗产开展档案式保护,收集档案材料是前提,鉴定和整理档案材料并建立档案库是重点,妥善保存和有效利用是最终目的。首先,要广泛开展红色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建立完整的资料数据库和保护名录。在普查过程中,若发现收藏在民间的革命文物,可通过鼓励捐赠或买卖的方式,收入文物管理部门。对于长期暴露在野外的红色标语、碑碣摩崖等,可移动的要想办法收回,进行集中管理和展示、保护,不可移动的要在原址上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并且通过现代化技术予以存档。黔东红色文化遗产广泛分布在铜仁市各区县,普查工作任务重、耗时长、牵涉部门多。需要铜仁市档案局牵头,统筹安排,市县党史办、文广局、博物馆、非遗中心等机构联合行动,认真落实。其次,要将无形的非物质类红色文化遗产转变为有形形式,通过“收集、分类、建立档案的方式,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媒体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全面真实、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予以妥善保存”[15]108。对于一些保存在个人手中的红色歌谣文本、红色文化档案,要深度调查,广泛发动群众,确保收集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对收集到的材料进行鉴定,判断真伪,评估价值,在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整理。可按照红军在黔东活动的时空特征,“根据档案材料的来源、时间、内容、形式等分类归档,形成条理化清晰的红色文化遗产档案”[15]109,还可利用现代技术建立电子档案库,对红色文化遗产实行立体化记录和保存。第四,要加强对档案库的管理和资源利用。基于档案库材料,加强对红色文化遗产的编研工作,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底蕴,为红色文化旅游提供史实依据和文化支撑。
黔东红色文化遗产承载着黔东革命历史,储存着红色文化记忆,蕴含着不屈不挠、勇于抗争的革命精神。深挖红色文化遗产内涵,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育人价值,进而推动物质类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类红色文化遗产传承,是大势所趋。
其一,可以通过一些红色文化主题活动宣传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进而推动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可以从广泛流传在黔东地区的红色故事、红色歌谣等文化遗产中,选取典型案例,融入青少年学习教育中,融入老百姓日常生活里。一方面,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困牛山壮举、贺龙赠衣等故事融入课堂教学中,让青少年体会到红军爱护老百姓的优良作风。另一方面,也可借助建党、建军、建国、清明节等重要时间节点,适时举办红色文化展览、祭奠革命先烈等活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以达到引导群众自愿接触、自觉保护、自发传承红色文化遗产的目的。
其二,通过加强黔东红色文化本土教材开发和推广,推动红色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让红色文化和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一方面,可以把红军在黔东地区的光辉事迹、革命故事、红色精神等内容编入历史乡土教材,融入中小学日常教学之中,激发青少年爱党爱国爱家的情怀,树立自觉保护红色文化遗产的意识。另一方面,文物保护部门“要编写红色文化遗产宣传教育读本,进学校、进社区、进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扩大宣传面,并通过论坛、讲座等活动,扩大红色文化遗产的普及率,使更多民众了解红色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提高人民群众对红色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15]98。
构建红色文化景观是对红色文化遗产及其历史环境的整合利用方式,是整体性保护红色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构建红色文化景观并非将“各类红色文化遗产及其历史环境的简单并置和堆砌,而是以革命历史线索为逻辑,分析红色文化遗产要素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划分空间层次建立各类遗产要素间的‘系统关系’和‘结构关系’,使分散的红色文化遗产要素具有结构上的一致性和整体性”。[16]27因此,构建红色文化景观既“强调红色文化遗产与其所处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利于整体再现革命史的历史面貌,保留红色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程度,更好理解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注重“跨区域整体性的思路,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整合红色文化遗产,建构红色文化遗产之间的关联性,统筹考虑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16]27。
红色文化景观是“以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为依托,以革命事件为线索,形成的具有重大红色价值的红色文化景观群落”[16]26,既包括村镇层面的革命遗址、遗迹、遗物等红色文化遗产本体,也包括区县层面的红色村镇和红色山水环境。“红色山水环境为红色村镇、红色文化遗产本体提供了可依存的自然基底,在区域和县域层面,红色村镇和红色山水环境共同作用形成红色事件空间。在村镇层面,遗产本体与红色山体、水系、农田,共同构成村镇范围内的红色文化空间,形成红色村镇立足的基础条件。”[16]24对三者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有效利用是构建红色文化景观的核心目标。黔东红色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应该将红色文化遗产本体保护、红色村镇建设和红色山水环境保护利用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构建具有黔东地域特色的红色文化景观。
加强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即在保护红色文化遗产本体的基础上,加强红色村镇建设和红色山水环境的保护利用,在彰显红色文化积淀,确保“有址可观、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的同时“改善村容村貌,建设宜居宜业红色美丽村庄,做大做强红色村庄文旅产业,擦亮红色村庄品牌”[17]。
如前文所述,黔东地区革命遗址类红色文化遗产有188处。其中,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红军干部培训所旧址、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第四区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旧址以及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军部旧址、木黄会师纪念碑、木黄红三军政治部旧址、木黄红六军团政治部旧址、枫香溪会议旧址等21处,属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万山大坪红军桥、江口双江红六军团司令部旧址、石阡甘溪红军斗争遗址、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印江罗南溪乡苏维埃政府旧址、德江枫香溪区革命委员会旧址、沿河水田坝贺龙住址等60处,属于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玉屏朱家场红军驻地遗址、红军渡纪念碑、甘龙红军烈士纪念碑、石梁乡胜利村红军标语等56处。此外还有高楼坪红军井、江口红军纪念树、土地湾红三军医院遗址、淇滩乡苏维埃政府旧址等未定级的文物保护单位51处。[18]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黔东红色革命遗址级别统计表
据表2可知,黔东地区影响力大的、级别高的革命遗址主要分布在沿河、德江、印江、石阡四县。作为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位于沿河县土地湾,即今长征村)、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位于今沿河县白石溪村)、枫香溪会议旧址(位于今德江县枫香溪社区)、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位于今石阡县困牛山村)以及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军部旧址(位于今印江县木黄镇)等是黔东地区标志性的红色文化遗产,代表着黔东红色文化遗产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价值。因此,对黔东红色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必须以红色文化遗产为重心,统筹规划黔东地区红色文化遗产的全局全域保护工作,进而提升黔东红色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在开展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要坚持整体性、全局性原则的指导,从宏观层面规划好区域内的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并制定具体规章制度,积极推动各区县之间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开发,有序推进区域内红色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资源、教育资源的整合开发。
多方参与,助推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开发。政府要加强对红色革命遗址的保护力度,加大人才和资金投入。一方面,要组织成立专门机构,安排专人对所辖区县的红色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收集、整理与整合。另一方面,“在规划和管理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的同时,应加大投资力度,通过政府、企业以及公众等多个社会主体以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共同开发红色旅游资源”[19]。
多域合作,积极整合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对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不能仅仅局限在红色文化资源层面,还要有整体视野和大格局。将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旅游资源与其他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进行科学整合开发,以提升红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魅力,促进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的健康发展。黔东地区不仅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遗产资源,还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以及以梵净山为中心的美丽自然风光。在开展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要坚持“红色与绿色、古色的紧密结合。坚持以红色为主,有效整合其他特色资源,积极带动其他的绿色、古色的发展”[19],达到红色文化游与历史文化游、绿色生态游、自然风光游、民俗风情游紧密结合、共生共荣的效果。
①表格内容根据铜仁市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编:《红色印记——铜仁市长征不可移动文物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22年版)整理而成。
②资料来源:铜仁学院困牛山等黔东红色革命遗址保护与利用调查研究团队的调研资料。调研时间:2022年5月—6月。团队成员:梁正海、蒋欢宜、李锦伟、吴玉宝、龙金菊、秦仁深、刘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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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05-12-21)[2021-08-20].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 2006/content_185117.htm.
[4]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8-07-29].http://www.gov.cn/zhengce/2018-07/29/content_5310268.htm.
[5]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8-10-08].http:// 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35360.htm.
[6]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1-08-12)[2021-08-13].http://www.gov.cn /zhengce/2021-08/12/ content_56309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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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Overall Protection Strategy of Red Cultural Heritage in Eastern Guizhou
JIANG Huanyi
( Wuling Ethnic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554300, Guizhou, China )
Overall protection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e red cultural heritage of eastern Guizhou is rich in content, diverse in forms, closely related to time, space and events, and self-contained, so overall protection must be adopted. In recent years, the protection of red cultural heritage in eastern Guizhou has made steady and positive progres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overall management pattern of “point-line-area” connection and insufficient resource integration. To carry out the overall protection of the red cultural heritage in eastern Guizhou,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s and the archival protection of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the red cultural heritage, dig deep into the connotation of red cultural heritage, and educate people with red culture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inheritance of red cultural heritage, actively build a red cultural landscape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red villages, promote the global protec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iconic red cultural heritage, conduct multi-participation and multi-domain cooperation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red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in an orderly manner.
red cultural heritage in eastern Guizhou, overall protection, strategy
G122/K878
A
1673-9639 (2022) 06-0041-11
2022-07-11
2022年度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黔东红色文化研究”;
铜仁学院困牛山壮举红色文化研究重大委托课题“困牛山等黔东红色革命遗址保护与利用调查研究”(TYZD202207);
铜仁学院2021年度“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项目“黔东革命遗址保护情况调查研究”;
铜仁学院武陵民族文化研究中心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发展资助项目。
蒋欢宜(1988-),女,湖南安化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武陵山区地域文化。
(责任编辑 薛 娇)(责任校对 李昌礼)(英文编辑 田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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